1990—2019年高體質指數對我國腎癌疾病負擔的影響及趨勢分析

張豪亭 楊銀濤 馬宇杰 李晶磊 楊昊志 李周 王碩

腎癌好發于腎上皮細胞,是泌尿系統常見的一種惡性腫瘤[1]。其發病及死亡率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性,在歐美國家高發,歐洲2018年有超過99 000例腎癌新發病例和39 000例死亡病例[2]。我國2005—2015年腎癌標化發病率為3.45/10萬～2.63/10萬,年均下降2.36%[3]。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且約有25%～30%的患者在首次診斷時已出現轉移,由腎癌所致的疾病負擔仍較沉重[4]。

空腹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高、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高、收縮壓高、低骨密度和腎功能不全等代謝危險因素目前認為與居民死因相關[1]。已有研究表明,吸煙、肥胖和高血壓是腎癌發生、發展過程中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具體哪種因素會增加腎癌多大的發生和死亡風險目前仍存在爭議[5-6]。分析這些危險因素對腎癌疾病負擔的影響非常重要,可為未來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參考[7]。此外,由于不同區域的流行病學趨勢具有高度異質性,深度挖掘質量高而全面的健康大數據,對不同區域腎癌疾病負擔和時間模式進行全面研究,可以為醫療資源的配置提供數據支撐[8]。因此,我們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GBD 2019)的最新數據,分析了我國高BMI所致的腎癌死亡率和傷殘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及其趨勢,探討其性別和地區差異性,為新時期我國腎癌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參考。

對象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GBD 2019數據庫(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results/)通過收集所有可獲得的數據并經標準化處理后利用模型估計了1990—2019年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的369種疾病或傷害的疾病負擔[1,9]。GBD 2019按社會人口指數(social demographic index, SDI)將全球分為高、中和低SDI國家或地區;GBD 2019對中國疾病負擔的估計利用多個數據來源,采用統一、可比的方法全面估算和綜合評價了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港澳地區(不包括中國臺灣省)的死亡情況,其中腎癌的死亡數據主要來自全國疾病監測系統、居民死因登記報告信息系統和全國婦幼衛生監測系統,以及一些已發表的文獻或報告等[10]。

GBD 2019基于比較風險評估的理論框架,采用反事實分析理論評估特定人群的高BMI的比例,高BMI采用世界衛生組織BMI≥25 kg/的標準進行分類,假定其他危險因素暴露水平不變,比較研究人群高BMI暴露水平和理論最小暴露水平(0),從而估計出腎癌疾病負擔中高BMI的歸因疾病負擔所占的比重,即人群歸因分值(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再根據PAF與腎癌疾病負擔的乘積得出歸因于高BMI的疾病負擔,具體評估方法見相關文獻[1]。

納入和排除標準:①納入GBD數據庫中各年度不同性別的死亡數、死亡率和DALYs等指標;②因數據限制和估計的差異,未納入過早死亡損失壽命年(YLL)和傷殘損失壽命年(YLD)、發病死亡比等過程指標和各省市的數據。

二、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構成比的計算為因高BMI導致的腎癌死亡數/腎癌總死亡數×100%。以年度變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表示各相鄰年份間構成比的變化量,采用Joinpoint線性回歸模型分析各年份構成比的變化趨勢。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概況

1990年高BMI導致中國死亡1 812 149人,占同期總死亡的34.77%。2019年高BMI導致中國死亡3 977 277人,占同期總死亡的54.87%。

我國腎癌死亡數、死亡率和DALYs自1990年的1 073人(占全球腎癌總死亡數的15.70%)、0.09/10萬和2.45/10萬,上升至2019年的7 053人(占全球腎癌總死亡數的15.89%)、0.50/10萬和12.59/10萬。

我國因高BMI導致的腎癌死亡數、死亡率和DALYs自1990年的276人(占腎癌總死亡數的25.72%)、0.02/10萬和0.69/10萬,上升至2019年的2 589人(占腎癌總死亡數的36.71%)、0.18/10萬和4.96/10萬。

我國因高BMI導致的居民各性別腎癌死亡率及DALYs見表1。

表1 1990—2019年高BMI導致的我國腎癌死亡率和DALYs(1/10萬)

二、疾病負擔時間趨勢

1990—2019年因高BMI導致的我國腎癌合計粗死亡率逐年上升8.24%(Z=34.38,P<0.001),男性粗死亡率逐年上升9.62%(Z=32.93,P<0.001);女性粗死亡率逐年上升6.56%(Z=6.95,P<0.001),見圖1。

A:死亡率;B:DALYs

Joinpoint回歸模型分析發現合計死亡率存在5個拐點,1990—1996年逐年上升3.48%(Z=40.52,P<0.001),1996—1999年逐年上升8.96%(Z=17.18,P<0.001),1999—2004年逐年上升14.33%(Z=84.80,P<0.001),2004—2011年逐年上升7.89%(Z=89.98,P<0.001),2011—2016年逐年上升3.51%(Z=21.82,P<0.001),2016—2019年逐年上升7.38%(Z=28.52,P<0.001),見圖1。

我國腎癌合計DALYs逐年上升8.02%(Z=31.82,P<0.001),男性DALYs逐年上升9.43%(Z=30.23,P<0.001);女性DALYs逐年上升6.12%(Z=33.11,P<0.001),見圖1。

Joinpoint回歸模型分析發現合計DALYs存在5個拐點,1990—1996年逐年上升3.07%(Z=38.37,P<0.001),1996—1999年逐年上升9.08%(Z=18.67,P<0.001),1999—2004年逐年上升14.27%(Z=90.63,P<0.001),2004—2011年逐年上升7.69%(Z=94.14,P<0.001),2011—2016年逐年上升3.07%(Z=20.55,P<0.001),2016—2019年逐年上升6.74%(Z=28.02,P<0.001),見圖1。

因高BMI導致的我國腎癌疾病負擔死亡率及DALYs的95%CI見圖1。

三、全球不同地區高BMI所致腎癌死亡率和DALYs的比較及其發展趨勢

1990—2019年全球因高BMI所致腎癌死亡率逐年上升2.28%(Z=77.77,P<0.001),高SDI國家或地區死亡率逐年上升2.04%(Z=46.56,P<0.001);中等SDI國家或地區死亡率逐年上升5.35%(Z=54.19,P<0.001);低SDI國家或地區死亡率逐年上升2.58%(Z=8.54,P<0.001),見圖2。

A:死亡率;B:DALYs

1990—2019年全球因高BMI所致腎癌DALYs逐年上升2.00%(Z=74.95,P<0.001),高SDI國家或地區DALYs逐年上升1.58%(Z=31.18,P<0.001);中等SDI國家或地區DALYs逐年上升5.10%(Z=115.55,P<0.001);低SDI國家或地區DALYs逐年上升3.65%(Z=29.18,P<0.001),見圖2。

全球各時期高BMI所致腎癌死亡率和DALYs的95%CI見圖2。

討 論

腎癌起源于腎實質泌尿小管上皮,是居泌尿系統第二位的惡性腫瘤,男性較常見[11]。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環境的變化,人群腎癌危險因素暴露逐步積累和增加,此外影像學診斷技術的進步也使更多腎癌得以早期診斷,腎癌的發病率在世界范圍內呈持續上升趨勢[12]。但腎癌早期癥狀不明顯,20%以上的腎癌診斷時已是晚期,且30%以上的腎癌患者在部分切除后會出現復發或轉移,尤其是傳統手術治療有一定局限性,而腎癌放化療治療的效果不佳[13-14]。因此,如何掌握人群中導致腎癌疾病負擔上升的危險因素,為三級預防提供著力點,及早干預及預防,是腎癌防治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各國或各地區的腎癌發病率不同,發達國家腎癌的發病率高于發展中國家,城市地區高于農村地區[15]。我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男性患腎癌風險是女性的1.70倍,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2.34倍,主要原因在于增加腎癌發病風險的吸煙、飲酒、肥胖、高血壓、慢性病等危險因素在性別間暴露不均衡,也與城市居民膳食習慣的西化和不健康生活方式暴露較多有關[12]。因此,高BMI已成為我國腎癌患者疾病負擔增加的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且其影響逐年顯著上升。高BMI可以通過體力活動、膳食控制等進行改善,因此在腎癌高危人群中進行生活方式管理,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效地預防腎癌的發生或不良進展[13]。

本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居民因高BMI導致的腎癌負擔逐年上升,且與同時期的總腎癌負擔發展趨勢一致,但與全球增速不一致。我國因高BMI導致的腎癌死亡率在1996年、1999年、2004年、2011年和2016年出現多個拐點,表現在各時期的上升速度不一,但均呈顯著上升,1990—1996年和2004—2019年的增速低于全時期的平均水平。一方面與我國自1990年開始,建立多個國家開發區引領全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了蓬勃發展后向高質量發展看齊有關,例如于2003年簽署《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并發布《中國癌癥預防與控制規劃綱要(2004～2010)》,2007發布了《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對患癌風險因素進行了有效控制[3,14];另一方面與全球大環境有關,隨著全球氣候、居住環境的變化,以及新病毒的流行,全球腎癌疾病負擔平均水平在逐年上升[15-17]。

本研究發現,1990—2019年我國因高BMI導致的腎癌死亡數占比超過同期總腎癌死亡數的四分之一。說明高BMI是腎癌疾病負擔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采取精準的臨床干預和健康管理措施,如健康廚房、增加體力活動等生活方式管理措施,有可能降低腎癌死亡率[18]。

與全球不同SDI的國家或地區比較發現,1990—2019年,我國腎癌疾病負擔高于低SDI國家或地區,但低于全球平均和高SDI國家或地區。此外,趨勢分析發現,我國DALYs年均增速遠大于上述國家或地區(中國8.02% vs 全球2.00%,高SDI 1.58%,中等SDI 5.10%,低SDI 3.65%)。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發展質量低、醫療資源少,農村人群腫瘤發生及死亡率較高[19-20]。有研究表明,2003—2013年我國農村慢性病患病率持續上升,與城市差距不斷減小[21-22]。第二,隨著城鎮化進程,我國農村人口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向城市趨同,腎癌發病及死亡風險增大[23]。第三,隨著我國大面積開展60歲以上老年人群體檢,促使偶發性腎癌病例的檢出增加,但腎癌患者的生存率近年來并未得到明顯改善[3,24]。

總之,通過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對高BMI導致的我國腎癌疾病負擔的長期數據及其趨勢的估計,能為我國開展腎癌高危人群生活方式管理提供定量數據支撐。通過總腎癌疾病負擔和高BMI導致的腎癌疾病負擔,以及不同SDI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和趨勢比較,尋找可操作性且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管理措施將成為醫療工作者一個新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