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進程中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潛力的影響研究*
——以新疆十四地州市為例

陳豐澤 周亞軍

（1.新疆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12；2.新疆財政與金融協同創新研究中心,新疆烏魯木齊 830012）

引言

民族地區共同富裕是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以及增強中華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關鍵手段之一［1］。新疆是我國共同富裕進程中重點關注的地區，新冠疫情致使經濟持續低迷，其中服務業、消費領域受影響更為嚴重。截至2022 年12月底，新疆統計局公布的經濟運行簡況中，本年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40.48 億元，同比下降9.6%①。

暢通國內大循環、提升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自主性，是統籌疫情防控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意見》，說明激發消費潛力釋放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發展［2］。

隨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對居民消費的約束明顯減小，金融制度發展不健全逐漸成為抑制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傳統金融雖能夠整合市場資源，但弱勢群體會因資本逐利性而遭到排斥［3］［4］［5］。數字普惠金融的廣覆蓋、高效率等獨特優勢彌補了傳統金融的弊端，使得弱勢群體可享受正常的金融服務。新疆作為共同富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新疆居民消費潛力的影響，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與政策指導價值的問題。本文以新疆十四地州市為研究對象，利用2015-2020 年的居民收入變化、消費變化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等數據，探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是否能釋放被抑制的消費潛力，這是新疆受疫情影響后重振經濟的重要問題，也是共同富裕進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本文對以往研究可能的增益在于：一方面，現有研究大多是以邊際消費傾向同質為假設前提，利用收入直接估計邊際消費傾向，鮮有文獻從邊際消費傾向異質性角度出發。本文在估計新疆十四地州市對居民收入變化的邊際消費傾向基礎上，分別考察全體樣本、收入變化方向為正或者為負情況下，數字普惠金融對邊際消費傾向異質性的影響，以此量化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潛力的影響。另一方面，現有研究主要針對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展開一系列研究，此類研究側重如何“促消費”，本文針對如何“促恢復+挖潛力”，對新疆十四地州市居民消費潛力展開探討，更有利于解決新疆地區經濟疲軟、內需不足的問題，為全面促進消費提供新思路，以此激發新疆地區居民消費潛力釋放，推動共同富裕進程。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普惠金融與居民消費潛力

關于居民消費潛力的測度，學術界并未形成統一的度量。有學者僅使用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衡量，龍少波和張睿［6］基于當期剩余消費潛力的視角，從當期消費能力、支出及住房物價等制約因素出發構建居民消費潛力。還有學者采用HP濾波法測度消費潛力，觀察居民消費的周期性波動和長期趨勢［7］。以上幾種方法主要是從居民日常消費的角度出發衡量消費潛力，通常假設邊際消費傾向同質性。同質性主要體現在：學者們并未考慮居民自身或其家庭內部差異對消費行為產生的影響，通常默認居民或者家庭之間沒有因家庭持債情況、家庭信貸緩沖能力等內部因素而產生消費差異。邊際消費傾向異質性則更加充分地考慮了這些問題，并以這些內部因素不同為前提條件進一步研究外界因素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

王蘊等［8］認為在相似發展階段下，我國平均消費傾向整體低于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要從人口年齡結構、收入分配狀況、收入來源和消費理念等角度為消費潛力釋放創造有利條件。趙珍［9］認為經濟越是落后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城鄉收入差距也相應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傮w來看，影響居民消費的決定因素無外乎是否愿意消費（邊際消費傾向）、消費環境是否優良及是否具備消費能力這三方面。然而要更全面地促進居民消費需求、挖掘居民消費潛力，就有必要研究金融發展是否“普惠”，進而對居民消費潛力產生影響，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潛力的影響。

現有文獻利用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展開研究，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潛力的作用在東中部地區更加明顯，對三四線城市的影響次于一二線［10］。但大多數文獻均是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消費水平的影響，認為數字普惠金融雖然通過提高信貸供給進而促進居民消費［11］，卻加劇了我國居民消費不平等問題［12］。

（二）消費潛力的相關經濟學理論

劉偉［13］認為收入是決定和制約消費的基本因素，提升消費能力可為擴大內需提供新動力。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宏微觀分配、初次和再分配等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我國經濟能夠跨越“貧困陷阱”的關鍵動因。凱恩斯的消費理論認為，消費與收入呈正比，二者的增長幅度之比就是邊際消費傾向（MPC）。永久收入假說認為人們的消費由一生收入的預期決定，并隨新獲得的信息而不斷調整，例如：一個突然受到提拔的人會增加他的消費，一個中了彩票的人也會改變他目前的消費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提出：消費者若能有效利用現有信息進行理性預期，則只有未預料到的事件才會影響預期進而改變消費。數字普惠金融在傳統金融基礎之上做出重要創新，不僅為消費者提供在線儲蓄投資工具，還可通過緩解信貸約束等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對既定收入的居民而言，像余額寶、在線支付等都會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居民也可通過持有互聯網貨幣基金等產品改變儲蓄習慣。在共同富裕進程中，數字普惠金融這一金融創新是否會對新疆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產生影響，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呢？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在收入變化影響之下，數字普惠金融對邊際消費傾向起調節作用，即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可有效促進居民消費潛力釋放。

三、研究設計

（一）暫時性收入變化的邊際消費傾向估計

Blundell et al.［14］采用以收入過程和協方差約束假設為前提這一思路，估計消費型保險，但這種方法在回歸中必須將全樣本分組。因此，本文借鑒姚健等［15］的方法，在模型中引入暫時性收入變化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交互項，以此達到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影響的目的。

首先，綜合考慮影響收入和消費的確定性因素，進行以下兩組回歸：

incomeit和consumeit分別表示第t 年i 地州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Xit表示影響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確定性因素，包括：失業參保人數、產業結構、政府行為、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

然后，將上述模型回歸得到的殘差yit和cit，用來估計居民收入變化的邊際消費傾向。將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加入模型（3），考察其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

其中，Δcit= Δ(consumeit-βtXit)，Δyit= Δ(in comeit-αtXit)。DIFit代表第t 年i 地州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預期會影響新疆十四地州市的邊際消費傾向，重點關注的參數是收入變化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交互項系數φj。

最后，可使用模型（4）估計各地州市的邊際消費傾向，量化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潛力的影響：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新疆十四地州市2015-2020年的居民收入變化、消費變化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等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有兩方面：《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控制變量、居民收入和消費相關變量來自《新疆統計年鑒》及各地州市發布的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本文使用的變量定義如下：

1.被解釋變量

居民消費變化（Δc）：除烏魯木齊市外，其余地州市并未公布詳細的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因此，本文借鑒黃衛東和岳中剛［16］的做法，采用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衡量居民消費水平。通過使用OLS 方法，根據模型（2）當年與上一年估計得到的殘差之差衡量居民消費變化。

2.解釋變量

居民收入變化（Δy）：本文使用各地州市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作為本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使用OLS 方法估計模型（1）當年與上一年殘差之差衡量居民收入變化。若殘差之差大于0 則收入變化方向為正，若殘差之差小于0則收入變化方向為負。

3.機制變量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DIF）：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服集團聯合編制，反映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情況的指數［17］，已被眾多學者用于學術研究。因此，本文使用新疆十四地州市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研究其對居民消費潛力的影響。

4.其它控制變量

本文綜合考慮學者王雄等［18］和胡善成等［19］的做法，選取如下控制變量：（1）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采用年末失業參保人數表示。（2）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3）政府行為：本文采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比重來衡量。（4）教育發展：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人數表示。（5）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生產總值表示。本文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經濟發展、教育發展取對數處理，由于部分地州市在部分年份還未設立高校，因此，對教育發展水平數據加1再取對數。

（三）樣本篩選與描述性統計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分析

首先利用全樣本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然后從收入變化的正負方向出發進一步考察二者的關系。最后，進一步使用總指數下的三個不同維度指數替換總指數，考察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異質性影響，回歸結果見表2。

表2 數字普惠金融和邊際消費傾向異質性

（一）基準回歸

由第（1）列回歸結果可知，居民收入變化的系數與交互項Δyit·LnDIF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著隨著收入變化幅度的增大，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州市，其居民消費變化幅度也越大，即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居民收入變化幅度提高1 個單位，邊際消費傾向提高0.207 個單位。且擁有不同程度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州市，其居民收入變化下邊際消費傾向具有異質性，本文的假設得以證明。

（二）收入變化方向異質性

第（2）、（3）列回歸結果表明，收入變化方向是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重要因素。當收入變化方向為正向時，回歸結果與第（1）列一致。當收入變化方向為負向時，數字普惠金融對邊際消費傾向有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不利于釋放居民消費潛力。行為經濟學中的心理賬戶理論對這一結果做出了解釋：人們根據資金的來源與用途將收入和支出劃分為多個賬戶，每個賬戶都有單獨的預算和支配原則，且賬戶之間不可替代，消費會受到對應賬戶的預算約束［20］。尤其是當收入變化方向為負時，更加說明居民的消費行為受到了約束，此時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并不利于釋放居民消費潛力。

（三）數字普惠金融分維度異質性分析

表2 第（4）列中，將覆蓋廣度納入交互項中，回歸結果與第（1）列一致，第（5）列Δyit系數并不顯著，因此，本文不再對使用深度做深入的探討。第（6）列回歸結果顯示，居民收入變化幅度變動1個單位，邊際消費傾向提高0.355個單位。但當數字化程度逐漸提高時，卻不利于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升。這由新疆各地州市居民自身局限性造成，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主要體現在金融服務便利、成本低、信用化程度高等方面［21］，但和田、喀什等人口眾多的南疆地區農村居民，消費仍以現金支付為主。這是因為新疆除了面臨由城鄉資源配置不均導致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不完善這一問題之外［22］，其居民對普惠金融數字化的接受程度遠不及北疆和其它省。例如：出行仍然習慣于現金支付，對移動支付方式的接受程度并不高，若出租車、大巴等將支付方式改為微信或者支付寶，這類居民可能會因不適應支付方式而減少出行頻率，進而抑制居民消費潛力。另一方面，新疆本地有投資理財習慣的居民相對于其它省區而言比較少，因此，財產性收入（金融產品等）占比也較少。南疆地區居民主要依靠工資收入或者農產品收入這類正常收入維持生活，因此，數字化程度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并未起到正向調節作用。這也與Kivetz［23］所認為的居民對意外之財和正常收入所持有不同的消費觀念這個觀點一致，認為對意外之財的消費傾向更高，因而新疆居民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不利于消費潛力釋放。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新疆十四地州市2015-2020年的居民收入變化、消費變化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等數據，探查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助力居民消費潛力釋放。研究結果表明：（1）數字普惠金融可調節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變化幅度的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州市，其居民消費變化的幅度也越大，邊際消費傾向越高，有助于釋放消費潛力。（2）收入變化方向是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重要因素：在心理賬戶理論下，收入變化方向為負向時，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反而不利于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3）新疆居民自身的局限性導致居民對普惠金融數字化的接受程度不高，數字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變小，也不利于居民消費潛力釋放。

基于本文的實證結果，我們針對新疆地區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提升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提高移動支付、網上銀行等在新疆各個地區的接受程度和使用率，要以數字經濟為依托，高效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實現共同富裕。在此基礎之上，優化普惠金融服務模式，例如：將新疆十四地州市居民進行分類，根據分類推出適合不同年齡階段、不同職業的個性化金融服務。

第二，政府運用增加居民“意外之財”的方式，合理刺激消費。由于發放消費券和減稅對消費者來說都是一筆“意外之財”，所以發放消費券對消費的刺激效果比打折扣的刺激效果要好，政府退稅對消費的刺激效果要好于直接減稅。

第三，提高居民金融素養，充分發揮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在進一步擴大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之前，首先要提升新疆地區居民整體的金融素養，培養居民投資理財的意識，以豐富收入來源。比如金融、經濟學專業大學生下鄉宣講金融知識等，尤其是要幫助農村居民豐富金融知識、提高金融能力。政府要聯合金融機構專業人員下鄉幫扶農民辦理業務。這些均可為數字普惠金融發揮其普惠性創造前提條件，以此提高釋放居民消費潛力的可能性與有效性。

注釋：

①本文引言部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40.48億元，同比下降9.6%”，數據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統計局發布的《2022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