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人口格局的演變及其影響

高穎

【關鍵詞】世界人口 人口結構 人口發展

【中圖分類號】C924.1 【文獻標識碼】A

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達到80億，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根據聯合國的估測，全球人口從70億增長到80億花了約12年時間，而下一個10億人口的增長則需要大約15年的時間，這意味著世界人口會繼續增長但增速將放緩。相對于人口總量的增長，人口結構與格局的變化更值得關注和重視。當前世界人口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人口增長的不平衡性愈加突出，全球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勢必影響到國際和國內的人口發展趨勢，并給經濟增長、社會融合、政治穩定、對外政策和全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

世界人口格局演變的主要特點

從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共同面臨的一個挑戰。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的各國人口數據，目前全球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另據聯合國發布的《2023年世界社會報告》，2021年，全球65歲及以上人口為7.61億，到2050年這一數字預計將增加到16億。80歲及以上的人口增長速度更快。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普遍下降導致了當前的局面，但在不同地區的表現有一定的差異。未來30年，中亞和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北非和西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大洋洲的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翻一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高出生率預計將使兒童和青年的比例有所提高，從而使老年人的比例相對降低；在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人口老齡化已經相當嚴重的地區，進一步加深的人口老齡化將以較慢的速度發生。

2019年世界老年人口系數排名前十的國家或地區中，除了日本和拉美地區的馬提尼克，其余8個都是歐洲國家；但根據《2023年世界社會報告》的人口預測，2050年世界老齡化的中心將移至亞洲特別是東亞，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韓國的老齡化程度很可能在2050年之前即超過日本。導致這一趨勢的主要因素是總和生育率的變化。2019年世界總和生育率排名倒數前十的國家和地區中，亞洲占到了4個——韓國、中國澳門、中國臺灣和新加坡，都在東亞且位列前五，5—10位均在南歐。東亞和南歐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的“洼地”，如今中國也開始位列其中；就整體發展態勢而言，亞洲的情況更加嚴峻。人口增長狀況相對樂觀的是尼日利亞和印度，尼日利亞一直保持著較高水平的總和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長率接近2.5%，印度則在近年來維持著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國家總和生育率達到2.1）。

在開放的視角下，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即出生總人口和死亡總人口之間的差額），國際移民也已成為人口變化的主要組成部分。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統計，1980年—2000年間，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增長主要源于自然增長，是凈國際移民對人口增長貢獻的兩倍多；而在2000年—2020年間，國際移民對人口增長的貢獻超過了自然增長。聯合國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預測，在今后幾十年里，隨著死亡人數逐漸超過出生人數，移民將是高收入國家人口增長的唯一動力；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的人口增長將繼續受自然增長的推動。

跨國人口遷移也在重塑著世界人口格局。突如其來的疫情嚴重擾亂了人口的正常流動，國際移民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移民的數量仍有所增長。根據聯合國移民署發布的《2022年世界移民報告》統計，2020年全球國際移民數量約為2.81億，相當于全球人口數量的3.6%，其中近2/3是勞務移民，難民移民的數量相比2019年有所下降。歐洲是當前國際移民最大的目的地，大約占國際移民人口的30.9%，隨后是亞洲（30.5%）和北美（20.9%）。過去的15年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國際移民人數增加了一倍多，從大約700萬人增加到1500萬人，成為國際移民增長率最高的地區。在主要的移民國家中，美國接收了世界上最多的國際移民，出生在國外、居住在美國境內的國際居民從1970年的1200萬人增至2019年的5100萬人，且移民群體中的中青年占比逐漸提高，從而使勞動年齡群體的數量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德國擁有全球第二大數量的國際移民。印度則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出國，流出人口近1800萬人。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成為國際移民的選擇，非洲、亞洲等處于快速發展地區的國際人口遷移十分活躍。但由于整體上非洲人口教育水平不高，能夠實現洲際遷移抵達歐洲、美洲等發達國家的人口占比相對較小，大多在非洲區域內進行跨國流動。隨著發達國家和地區陸續出現經濟低迷、失業率上升等現象，而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又出臺了很多吸引國際人才的政策，過去從發展中國家遷移到發達國家的跨國移民開始越來越多地回流到來源國。

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和遷移必然帶來族群結構的變遷。當前全球人口中，不同宗教信仰人群的平均生育率相差較大，西歐、南美、東亞的新生兒出生率較低，同時像非洲、中東這種有著高宗教信仰地區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生育率對基督教和穆斯林的人口數量有很大貢獻。族群間生育率差異和國際遷移行為使得族群規模在全球范圍和國家層面都發生變化。近十年來，土耳其和北非穆斯林大量涌入歐洲，促使大多數西歐國家穆斯林人口逐年增長；來自印度的印度教徒和來自菲律賓的天主教徒大量涌入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成員國，使得這些國家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有所下降。這樣的趨勢將使全球不同地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產生很大變化，進而帶來整體結構的調整。

性別結構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人口發展要素，它通過影響婚配格局進而影響到生育前景。人口學中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范圍是103—107（女=100），大多數國家的出生性別比都維持在這一區間內。但在最近幾十年內，性別比的男女失衡現象（男孩多于女孩）在南亞、東亞及中亞地區日趨嚴重。性別比失衡對社會互動模式的影響會波及未來幾代人，在相對樂觀的情況下，即使出生性別比能夠在十年內恢復正常，一些性別比嚴重失衡的國家仍將面臨嚴重的“婚姻擠壓”，男性數量將進一步超過適婚年齡的女性，很多男性不得不推遲結婚甚至失婚，導致國家整體的單身人口迅速增加，進而對生育率造成影響。

世界人口格局變化產生的影響

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世界人口格局演變的趨勢還將持續，人口增速放緩與區域分化并存，各國人口結構差異進一步增大，這種演變在各個國家的表現不同，影響也有所不同，因此潛伏著國際競爭加劇、區域和族群沖突爆發的可能。

人口老齡化對全球大多數國家而言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主要因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壽命延長而形成，由此帶來公共財政壓力、私人儲蓄行為的“生命周期”效應、公共儲蓄惡化、勞動供給減少、資本積累不足以及全要素生產率降低等多種問題，使得經濟增長的速度持續下降。那些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國家，老齡化與人口總量的下降同時出現，使退休系統承受著巨大壓力。此外，人口老齡化改變了選民群體的結構，進而影響到政治權力的分配。在西方國家，隨著越來越龐大的老年人口成為政治選舉的中堅力量，給予老人更好的福利和保障將會成為爭取老年人選票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老年人的投票率遠高于青年人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在社會保障制度層面更多地為老年人謀利益，出現增加勞動人口負擔、忽略青年福利的政治傾向，從而在不同的年齡群體中引發利益沖突。相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目前大多保持著較大的人口基數，有著穩定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長，非洲的一些國家還有人口紅利尚未充分釋放。盡管這些國家未來也將面臨人口增長放緩和老齡化等問題，但目前的核心關注點仍是政治穩定、經濟增長和社會融合等相對傳統的發展問題。

不同的人口格局特點和發展戰略重心決定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應對策略，并在國家互動與博弈的過程中構筑著國際發展前景。

首先，發達國家的科技優勢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優勢。近年來發展迅猛的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能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也使得很多行業的常規性、低技能重復性勞動的崗位被取代。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化進程中實現經濟騰飛的同時，也一直保持著科技領域的先發優勢，因此，即使在勞動人口比例下降的情況下，依然可以通過科技對勞動力的替代來保持高水平的生產力。而在發展中國家，低技能勞動力在技術進步的沖擊下迅速“貶值”，一度被視作比較優勢的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潛力的貢獻被制約。有些國家甚至在尚未夯實發展基礎之際就已進入“去工業化”階段，在發展道路上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其次，發達國家從未放松過對于高端人才和戰略人才的爭奪，而這正是決定一個國家的實力及其國際地位的關鍵因素。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的先發優勢得益于一直以來對人口素質的重視。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2021/2022年人類發展報告》，近十年來以美國、瑞士、日本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2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3年以上，而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如埃及、中國、印度等，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不足10年，埃及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為9.6年，是發展中國家中水平最高的，中國和印度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7.6年和6.7年。在文化教育水平既已領先的基礎上，發達國家還在不斷加強對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比如美國正在通過調整綠卡申請、取消國別配額限制以更快吸納人才；日本則建立了人才積分制度，同時采取放開永久居留準入、縮短門檻居住時間等措施吸引人才。

最后，從全球人口流動的視角來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口流入流出結構存在很大差異，移民結構同宗教信仰問題混雜在一起，為和平穩定帶來巨大挑戰。歐美國家接收的移民中，既有勞務移民也有難民移民，新移民與原住民之間通常存在著文化沖突，社會融合面臨挑戰，難民移民特別是年老和年幼的難民為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帶來負擔。新移民人口數量的增多和社會影響力的增加，很可能影響到各類政策的偏好和走向，從而加劇相關國家的國內矛盾。近年來歐美不少國家頻頻出現族群間的暴力沖突事件，誘發了經濟政治的不穩定，也成為這些國家對外轉嫁矛盾的“助推劑”。發展中國家在努力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還要隨時準備應對來自外部的各類風險。各國的對外關系、全球治理及國際秩序均面臨挑戰。

應對世界人口格局變化的思考和建議

當前我國人口基數大的基本國情并未根本改變，但已步入人口負增長國家的行列。面對世界人口格局變化及其帶來的國際競爭加劇、國家發展前景分化等問題，我們必須做好人口政策的頂層設計，保證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谖覀兊膰樘攸c，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促進生育率回升，重視老年人力資源開發以緩解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我國人口低生育水平已經持續多年，在鼓勵二胎、三胎的政策出臺之后依然出現新生兒數量連年下跌情況，由此出現了不少關于中國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警示。就國際經驗來看，低生育率會自我強化，一旦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扭轉其下降趨勢將變得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而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和社會轉型相比世界其他國家有一定的獨特性，生育率受到多重復雜因素的影響。在政策層面若能實施從婚戀開始直至育兒的全過程引導，從撫育、教育、就業到住房等的全方位保障，再借助城鄉、地域間風俗觀念的異質性和中華傳統文化的韌性，或可實現生育率的逆轉。在人口年齡結構趨于“老化”的背景下，我們面臨著養老、醫療、長期照料、公共資源分配等多種困境，有必要用一種更加積極和具有建設性的態度來認識老齡社會，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應是核心舉措。應注重老年人口的經濟參與和社會參與，通過教育培訓、健康促進等途徑構造一種具有生產性的社會福利體系。這就需要我們在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避免使用限定性的語言對老年人口進行識別，逐步調整老年人口再就業的時間長度和就業領域，漸進推動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

第二，重視勞動力素質的提升，通過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調整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改革開放以來，低成本勞動力的供給效應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勞動力數量減少、結構老化和養老負擔的增加，我國未來將長期面臨勞動力資源數量和結構的壓力，由人口質量決定的科技創新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我們有必要拓展傳統人口紅利的內涵，通過儲蓄資本有效轉換、人口質量提升和就業結構調整等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一方面利用新常態下的經濟轉型，突出新興產業、服務業和小微企業的作用，推動數量型人口紅利的利用和挖掘；另一方面通過對教育和健康進行投資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在市場上盡快建立起勞動力質量的比較優勢。此外，應更加重視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有效引導中國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效力，確保在科技創新、研發應用、產業鏈高端控制和軍事對抗等國際競爭中保持有利地位，實現國家的長遠發展。

第三，重視家庭功能的發揮，在政策上為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家庭發展能力的提升助力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世界人口格局演變和中國人口發展態勢也推動著家庭結構的變遷。目前，中國城鄉家庭普遍呈現出規模小型化、類型核心化、結構簡單化和形態多樣化等特點，家庭功能出現弱化、轉化、外化和社會化的趨勢，傳統上賦予家庭的生產、生育、贍養等功能被削弱，更多依賴于外部支持，時間資源和人力資源成為現代家庭的稀缺資源。當社會對這種需求增長和變化反應滯后，尤其是社會政策應對遲緩時，家庭就會面臨諸多問題。以市場化為主線的深度改革和社會轉型進一步提升了社會政策的重要性，使家庭功能和責任重新獲得應有的關注。因此，從社會政策角度為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已成為我國當前人口治理和發展進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結合我國的現實國情，構建以提升家庭發展能力為導向的社會政策體系，需要進一步強化政府的主體責任。一方面，重塑社會政策的對象基礎，從以個人為主轉向以家庭為基本對象，作為基礎性的民生制度安排，為家庭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以及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重構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從單一的“家庭福利”轉向以綜合的“家庭發展能力”為重點，以家庭為整體進行政策評估，關注家庭的整體利益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利益關聯，建立個人與家庭并重、個人與家庭關聯的社會政策體系。

當然，以家庭為重心的社會政策體系并非放大政府對私人事務的干預，而是正視家庭的傳統性和多樣性，順應家庭功能和責任的變遷，有針對性地對被弱化的家庭功能和責任形成政策性支持。既要通過一般性的家庭福利制度和發展型社會政策來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訴求，也應當通過專項政策兼顧特殊家庭的需要。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靳佳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