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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共同富裕了嗎?

2023-07-13 00:44帥文心
中國集體經濟 2023年21期
關鍵詞:消費結構數字經濟資源配置

帥文心

摘要:基于中國2014~2020年31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運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綜合評價指標,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及機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顯著促進了共同富裕;數字經濟通過推動消費結構優化,提升區域創新能力與促進資源配置效率來提高共同富裕度;在將被解釋變量替換為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后,回歸結果依舊穩健。

關鍵詞:數字經濟;共同富裕;消費結構;創新能力;資源配置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而要實現共同富裕,還需要強大的發展動力為支撐,作為其實現最終目標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關鍵要素。當下,數字經濟蓬勃興起,具有活躍的生命力,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將對共同富裕的實現產生重大影響。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使得數字要素在貫穿全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基礎上,助力國內大循環釋放動能,推動國內經濟向現代化方向提升,同時穩步對接國際大循環,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也能更好地幫助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沖擊,讓人們能利用移動互聯網進行遠程學習和辦公,保障基本生活秩序,降低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增強我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因此,研究數字經濟這一新的驅動力量如何影響國家經濟、區域協調對于改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義。文章將從以下兩方面進行研究:第一,分析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機制;第二,從增強區域創新能力、優化消費結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個角度研究間接作用機制。

二、理論機制分析

(一)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機制

在實現共同富裕中需要解決的首先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而在數字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數據要素能充分發揮其非消耗性、連接性和高滲透性,融入其他單一生產要素實現對全產業鏈和價值鏈賦能,拓寬經濟增長空間(張蘊萍,2021);數字平臺在應用中也充分發揮其普惠的效能,降低落后地區尋求發展的成本和門檻,使其可以平等地獲取創造財富的機會,從中共享“數字紅利”。

(二)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間接作用機制

通過提升區域創新能力、優化消費結構以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實現產生間接影響?;跀底纸洕奶匦?,人們對于知識的可得性增加,個人素質和能力能得到提升;同時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能有效降低企業生產經營中的邊際成本,促使企業主動向產品研發、技術革新部分投入更多的資金,提升創新能力(戎珂,2023)。創新為區域發展提供新動能,對實現共同富裕產生積極影響。同時,數字經濟改變居民消費偏好和習慣,我國消費日漸向享受型和服務型方向轉變,這有利于發揮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石琳娜,2023)。另外新的要素需求和供給也隨之而生,傳統資源配置方式得到重塑,向“算法化”方向發展(武宵旭,2022)。并且信息不對稱情況得以改善,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能更好暢通,資金、人力等資源得到精準匹配,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這樣能進一步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流暢性,讓欠發達地區充分挖掘自身增長動能,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推動區域整體提升。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考察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基準模型設定如公式1所示:

prospi,t=β0+β1digii,t+γXi,t+μi+εi,t(1)

公式1中,下標t表示年份,i表示省份。被解釋變量prospi,t表示共同富裕程度,核心解釋變量digii,t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β0、β1、γ分別表示常數項和待估參數,μi控制省份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公式1中反映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共同富裕的直接影響,為進一步考察在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區域創新能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對共同富裕的間接影響機制,引入中介變量,設定回歸模型如下公式2、公式3:

prospi,t=β0+β1digii,t+γXi,t+μi+εi,t(2)

prospi,t=θ0+θ1digi+θ2Mi,t×digit+θ2Xi,t+μi+εi,t(3)

其中,Mi,t為中介變量,其他變量的具體含義同公式1。

(二)變量選取

1. 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prospi,t)

本文主要參考大部分學者的現有做法,從富裕度和共享度兩個方面構建共同富裕綜合指標體系,同時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共同富裕指數測算。二級指標的選用參考王玉潔,彭迪云(2023)、董艷玲和李華(2020)等學者的研究。其中選取人均GDP(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元/人)、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教育經費收入(萬元)衡量地區富裕度;選取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元/人)、基尼系數、每千人擁有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床/千人)、城鄉人均消費支出比和城鎮化率(%)衡量發展共同度。

2. 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ii,t)

數字經濟涉及的內容十分寬泛,文章借鑒張勛(2019)、王軍(2021)等學者的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從數字基礎設施、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和數字金融普惠程度四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綜合指標體系 。其中選取IPv4地址數(萬個)、互聯網域名數(萬個)、移動電話基站個數(萬個)、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萬個)和長途光纜線路長度(公里)衡量數字基礎設施;選取納入信息化統計的企業使用計算機數(臺)、電子商務銷售額(億元)和電子商務活動企業數(個)衡量產業數字化;選取電信業務量(億元)、快遞業務量(萬件)、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單位就業人員(萬人)及工資總額(億元)衡量數字產業化;選取數字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和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數字金融普惠程度。

3. 中介變量

本文選用區域創新能力(eic)、消費結構優化(csd)和資源配置效率(rae)三個中介變量。eic選自由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主導開發的中國創新創業區域指數來衡量。csd借鑒干春暉等(2020)對消費結構代理變量的選取,以及AIDS模型中對居民消費的分類,把醫療保健、居住與教育文化三項消費的占比作為代理變量。rae采用固定資產總額和就業人員數之比作為衡量指標。

4. 控制變量

參考多位學者的相關研究,將控制變量選取如下:開放程度(open),用地方進出口總額與地方生產總值比值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gdp),選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產業結構升級(indh),用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表示;金融發展水平(finad),用金融業增加值占地方生產總值比重表示。

(三)數據來源

結合數據的可獲性,選取2014~2020年間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平衡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國家統計局和各省份統計年鑒。部分變量取對數進行處理,個別缺失數值用線性插值法補齊,表1為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通過Hausman檢驗、LM檢驗等結果判斷,本文選擇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檢驗。由表2結果可知,列(1)在未加入這些影響共同富裕特征變量的情況下,數字經濟這一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發展能直接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列(2)-(5)的檢驗結果表明在考慮各省差異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仍舊顯著。其中對外開放水平的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由于區位因素對外商投資的選擇影響較大,沿海地區以及基礎設施較好、市場化程度更高、制度環境更好的城鎮會優先得到更大的發展,這進一步加大了不同區域和城鄉間的發展差距,從而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

(二)作用機制

從前文理論分析可見,數字經濟可能通過提高區域創新能力、促進消費升級、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來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從表3所示的回歸結果可得,數字經濟與三個中介變量的交互項均顯著為正,表明地方發展過程中,傳統的發展理念、生產生活和科學技術發生革新,為社會經濟活動注入活力。其次,數字經濟時代下人們的消費層次提升,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的要求得到滿足。在資源配置方面,數字化下新的就業生態也使得勞動要素的供需匹配度提高,得到充分利用。同時數據要素與其他要素深入結合,為經濟帶來新的發展動力,也推動了經濟向更加普惠共享的方向發展。

(三)穩健性檢驗

共同富裕的實現會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為了驗證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文章選用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income)替換共同富裕綜合指標(prosp)進行回歸。由表4結果可知,數字經濟對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能縮減城鎮與鄉村的收入差距,推動地方協調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故前文結論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國省級行政區面板數據構建了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綜合指標,實證分析了區域創新能力、消費結構以及資源配置效率三個維度下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并得出以下結論: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于共同富裕能產生顯著的直接驅動作用;數字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能通過增強區域創新能力、優化消費結構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來間接地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夯實數字經濟發展的底層支撐,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提升對落后偏遠地區的網絡供給能力,讓數字經濟的紅利能充分惠及更廣闊的地區;二要堅持創新發展,加快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產業深度融合,提高產業數字化程度以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打造智慧數字平臺,整合全產業鏈數據資源,從而優化資源配置與組織方式,實現經濟高效發展。在利用數字平臺暢通作用的同時,有效對接需求與供給,提升消費選擇的多樣性和品質,更好滿足人民需求;三是深化數字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縮小數字鴻溝。相關部門要加強市場監管,嚴格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同時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四是要及時發現并破除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限制性政策條款,加大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財政支持,特別是對偏遠地區的定向扶持。讓全體人民都能切實感受數字經濟帶來的改變,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參考文獻:

[1]張蘊萍,董超,欒菁.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證據[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1(05):99-115+175.

[2]戎珂,柳卸林,魏江,等.數字經濟時代創新生態系統研究[J/OL].管理工程學報:1-7[2023-05-30].https://doi.org/10. 13587/j.cnki.jieem.2023.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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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艷玲,李華.中國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測度、來源分解與形成機理[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39(03):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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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西南大學商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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