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益都府官員的選任及其治理

邵京濤, 張錦濤

(渤海大學, 遼寧 錦州 265400)

金熙宗天會十五年(1137),將原北宋之青州升格為益都府。泰和八年(1208),益都府又升為上等總管府。據《金史·百官志三》記載,諸總管府(謂府尹兼領者)設都總管一員,正三品,且多由府尹來兼任,“掌統諸城隍兵馬甲仗,總判府事”[1]1310。在都總管之下設有同知都總管一員,從四品;副都總管一員,正五品,所掌與同知同;總管判官一員,從六品;府判一員,從六品;推官一員,正七品;知法一員,品級不詳[1]1310。梳理金代益都府官員的選任、籍貫分布、入仕途徑以及職務遷轉情況,可以明晰金代益都府官員的仕途發展狀況。

1 金代益都府官員人員統計

通過爬梳現存的金代歷史文獻和墓志碑刻資料,統計出任職于益都府的官員共有42人,如表1所示。

表1 金代益都府官員任職人員名錄(1)史料來源于《金史》《中州集》《全金石刻文輯?！贰洞蠼饑拘ＷC》。

由表1可見,金熙宗時期所選任的益都府官員人數最少,僅占益都府官員總數的4.8%左右。益都府官員的選任主要集中分布于世宗、章宗和宣宗三朝。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點:其一,史料有闕。金朝建國初期處于諸事草創時期,對于史書的修撰尚未完備,亦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其二,皇帝在位的時間長短。金世宗和金章宗在位的時間較長,因而所選任的益都府官員數量也較多。其三,統治者所實行的政策影響。世宗和章宗時期都極為注重科舉取士,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敕宰臣,“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1]1135。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復置經義科。而到金章宗時期,金朝立國已經七十余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為一代法”[1]1689,后世稱為“明昌之治”。此時,金朝國內的文化發展已至巔峰,科舉取士也已經成為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明昌元年(1190),“府試舊六處,中有地遠者,命特添三處,上京、咸平府路則試于遼陽,河東南北路則試于平陽,山東東路則試于益都”[1]1136。其四,外部環境因素。迨至金宣宗時期,金朝外部面臨來自蒙古的軍事威脅,疆土日蹙,國內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加劇,以益都府為中心的山東東路地區爆發大規模的紅襖軍起義,因此,需要選任大量的官員前往地方進行安撫。

2 金代益都府官員的籍貫分布及其特點

金代的益都府職官主要包括益都府尹、益都府少尹(2)益都府少尹亦稱益都府治中,西漢始置治中,全稱為治中從事史,亦稱為治中從事,是州刺史的高級佐官之一,主要負責諸曹文書的管理,居中治事,故名治中。開元元年(713),以少尹之名取代治中。金代復置,治中為府級屬官,后因避國諱改而將少尹更名為治中。[2]、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同知益都府事、益都府教授、府判等。金代益都府職官的籍貫分布于不同地區,但是,在個別地區的分布又較為集中,總體上呈現出不均衡分布與高聚集性的特點。其中,益都府官員的籍貫分布于山東地區的人數最多。除14人的籍貫所屬區域無法進行考證之外,余下28位益都府官員的籍貫均有據可考,茲將其籍貫分布進行整理,如表2所示。

表2 益都府職官籍貫分布

由表2可知,金代益都府官員的籍貫分布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從官員籍貫的空間分布情況來看,金代益都府官員的籍貫分布明顯呈現出整體廣泛、局部集中的特征。根據上表可知,供職于益都府的官員所屬籍貫來自全國多個政區,其籍貫遍布于上京路、北京路、南京路、西京路、東京路等15個行政路,在金代余下的幾個行政路則未發現有所分布。益都府職官的籍貫分布十分廣泛,其分布人數卻不均衡。例如,籍貫屬于山東東路的金代益都府官員人數最多,其次是中都路,呈現出了高聚集性的特點。由于金代山東東路和中都路地區均屬于經濟文化發達、人口眾多之地,故在金代科舉選拔人才過程中占據著優勢地位。

第二,從區域地理的層面來考察,金代益都府職官的籍貫主要分布于齊魯地區、燕云地區、遼海地區以及金源內地,其他地區雖然也有分布,但是人數相對較少。其中,籍貫分布于燕云地區的益都府職官人數居首位,共有9人之多;其次則是齊魯地區,有8人。燕云地區的自然條件亦十分優越,其歷史也較為悠久,自古以來就是戰略要地。其中,西京大同府作為金朝重要的軍事重鎮,“皇統元年(1141),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后諸部族隸元帥府。舊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總管府,后更置留守司。置轉運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1]564。迨至金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顏亮將金朝都城遷到燕京,并改稱為中都大興府。自此,中都路地區便成為金代京府的所屬之地,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而金代的齊魯地區則主要包括山東東路和山東西路兩個地區,山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天下富強之處,且有海道可以通遼東,其經濟發展狀況明顯優于其他地區。綜上所述,由于受到地區資源配置、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社會文化發展不均衡等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益都府官員的籍貫分布呈現出不均衡的特點。

3 金代益都府官員的入仕途徑

益都府是金代山東東路的路治所在,對益都府職官的入仕途徑進行考察,即可反映當時益都府的政治治理情況。金代益都府官員共計42人,其中入仕途徑無法考證的有20人,依據現有的歷史文獻及石刻資料,對余下22位可考的金代益都府官員的入仕途徑進行考察,如表3所示。

表3 益都府官員入仕途徑

按照官員入仕途徑的不同,可將這22位金代益都府官員分為以下六種情況:

其一,通過恩蔭的方式進入官僚群體,共有4人,即:完顏阿鄰、完顏京、完顏鄭家、完顏齊,其中,完顏阿鄰,“年十八,授定遠大將軍,為順天軍節度使”[1]1682。完顏京,“以宗室子累遷特進”[1]1708。完顏鄭家,皇統初年,“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1]1553。完顏齊,穆宗曾孫,世宗大定年間,“以族次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1]1564。由上表可知,通過恩蔭方式而得以入仕的金代益都府職官,均為女真族宗室子弟。

其二,以科舉入仕,即通過科舉考試,進士及第以后進入官僚群體。在上表所列的22位金代益都府官員之中,憑借科舉入仕的金代益都府官員共有3人。其中,田琢,登明昌五年(1194)進士第,后調為“寧邊、茌平主簿”[1]2250。蒙古綱,登承安五年(1200)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1]2256。曹溥,擢天會三年(1125)進士第,“門會朝廷以財計之重,遴選其人,改授益都府鹽使”[3]201。而在通過科舉入仕的益都府官員中,除了蒙古綱為女真人之外,余下的均為漢人。另外,益都府官員入仕時間大多集中在世宗和章宗時期,這與世宗、章宗時期金朝的科舉制度逐漸完備息息相關。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復經義科。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詔免鄉試,府試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議外路添考試院,及群經出題之制?！嚺f六處,中有地遠者,命特添三處,上京、咸平府路則試于遼陽,河東南北路則試于平陽,山東東路則試于益都”[1]1136。金朝科舉設立以后逐漸發展完善,成為金代益都府職官入仕的主要途徑之一。

其三,以近侍或者吏員的身份出職入仕,出職之人在任職一定年限以后,可免銓試,直接補官,授予差遣?！督鹗贰みx舉志》載:“若牌印、護衛、令史之出職,則皇統時所定者也。檢法、知法、國史院書寫,則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將軍、宮中諸局承應人、宰相書表、太子護衛、妃護衛、王府祗候郎君、內侍、及宰相之子,并譯史、通事、省祗候郎君、親軍驍騎諸格,則定于世宗之時,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檢討、內侍寄祿官,皆仕進之門戶也?！盵1]1158通過此種方式進入仕途的金代益都府官員人數最多,共計6人,約占益都府官員可考入仕總人數的27%。其中,完顏宗浩,“太保兼都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1]2072,海陵貞元年間擔任入殿小底。兀顏畏可,“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1]2674。完顏懷德,“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3]661。孛術魯德裕,本名蒲剌都,“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1]2237。石抹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1]2027,天眷二年(1139),充護衛。徒單克寧,本名習顯,由完顏希尹薦舉,金熙宗任命其為符寶祗候[1]2045。其中,多數人是通過充當近侍或者護衛而出職為官,而后又輾轉諸官,方得以出任益都府職官。

其四,通過建立軍功的方式進入仕途?！督鹗贰みx舉志》記載:“凡軍功有六,一曰川野見陣,最出當先,殺退敵軍。二曰攻打抗拒州縣山寨,奪得敵樓。三曰爭取船橋,越險先登。四曰遠探捕得喉舌。五曰險難之間,遠處報事情成功。六曰謀事得濟,越眾立功?！盵1]1166由表3可知,金代益都府官員憑借軍功的方式進入仕途的人數,共計4人,即:黃摑敵古本、張林、完顏霆、完顏思敬,約占官員可考入仕總人數的18%左右。其中,黃摑敵古本,自太宗天會年間隨大軍伐宋,“從取浚、開德、大名,及取濟南、高唐、棣、密等州”[1]1818。其后,至皇統年間,黃摑敵古本“以功襲謀克,移屯于壽光縣界為千戶”[1]1818。張林,本為益都府卒,因“有復立府事之功”[1]2252,遂被任命為益都治中。完顏思敬,“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1]1624-1625。其后,迨完顏宗翰伐宋,完顏思敬便隨其兄進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瓘恼餍g虎麟有功,遂充護衛”[1]1624-1625。完顏霆,本姓李(即李二措),賜姓完顏,“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得鄉曲之譽”[1]2270,迨到貞祐初年,完顏霆被同縣之人推舉為四鄉部頭。之后,又“招集離散,糾合義兵,眾賴以安。(山東)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1]2270。

其五,通過世襲的方式進入仕途,即承襲父輩或者祖輩官職入仕?！洞蠼饑拘ＷC·除授》記載:“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涫酪u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勛臣之家不封,勛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盵4]507-508通過世襲方式入仕的金代益都府官員人數最少,僅有完顏璋、蒲察三門兩人。完顏璋,“年十八,左副元帥撒離喝引在麾下”[1]1548,迨至熙宗皇統六年(1146),其父完顏神土懣去世,宗弼“奏璋可襲謀克,詔從之”[1]1548。蒲察三門,“小名三門,自幼襲封,因而名焉。明威將軍,見住益都府,千戶,兼管屯田軍”[4]622。

其六,憑借降臣的身份進入官僚群體,主要包括來自遼、宋朝的降臣以及降人。由表3可知,金朝以降臣身份入仕的益都府官員共計3人,即:王伯龍、獨吉義、孫邦佐。其中,王伯龍,沈州雙城人,遼末“聚黨為盜”[1]1822,至金天輔二年(1118),率眾二萬及其輜重前來歸降,金朝授其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1]1822。獨吉義,曷速館人,收國二年(1116),曷速館前來歸附,其父秘剌“領戶三百,遂為謀克”[1]1918。而后,獨吉義以質子的身份至上京,因其“善女直、契丹字”[1]1918,金朝任命其為管勾御前文字。孫邦佐,原為紅襖軍劉二祖之余黨,自劉二祖兵敗以后,河北殘破,于是,孫邦佐便與張汝楫共保大沫堌。其后,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派人前來招降,二人受詔歸降以后,“邦佐遙授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1]2254。隨后,因其“改過用命,招降甚眾”[1]2254,金廷又遙授孫邦佐為同知益都府事、張汝楫為同知東平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這些降臣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政治管理的經驗十分豐富,金朝任命他們為益都府官員,既是對其能力的認可,亦有助于鞏固益都府地區的統治[5]。

4 金代益都府官員活動鉤沉

4.1 治理蝗災

在金世宗和金章宗統治期間,益都府地區曾經出現過幾次較大規模的蝗災。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山東兩路出現蝗災[1]164,《金史·五行志》則載:“是歲,中都、河北、山東、陜西、河東、遼東等十路旱、蝗?！盵1]538另外,據《金史·張萬公傳》記載:“泰和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于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盵1]2105與此同時,金代的益都府地區還首次出現了“蝗不入境”的現象,據《咸豐青州府志》載,金世宗大定年間,吳德彰擔任臨朐主簿,“益都旁邑飛蝗為災,獨不入境,遇旱步禱,輒雨,屢致豐年,民歸其德,立祠祀之”[6]。而在《咸豐濱州志》里面也有關于金代益都府支郡地區“蝗不入境”的類似記載,李珪擔任金朝的濱州刺史期間,“旱禱輒雨,蝗不入境,民安其政,立石頌之”[7]。金朝的捕蝗連坐制度和官員懲戒措施,使“蝗不入境”的記載成為地方官員標榜德政的重要手段[8]。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蝗不入境”現象的記載也側面反映出金代益都府官員對當地所發生的蝗災和旱災等自然災害的治理。

4.2 安撫百姓,維護治安

大定二年(1162),南宋吳璘兵出大散關,“據寶雞以西”[1]1551,完顏璋數敗之。其后,以軍功授為西北路招討使,“召為元帥左都監,兼安化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監如故”[1]1551。迨到大定四年,宋人棄海州遁去,焚官民廬舍且盡[1]1551。于是,完顏璋前往海州,“得所棄糧三萬六千余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戍”[1]1551,維護一方治安。此外,據《黃摑仰天山題記(三)》記載,泰和元年三月初十,益都府少尹兼山東東路兵馬副都總管黃摑安遠為緝捕盜賊,“遍歷仰天,謁諸洞府。見觀音洞澀道高數仞,險惡,游人難以登覽,闕之兩邊欄楯。逐舍俸錢,命工修葺”[3]429。完顏懷德,至寧元年(1213)遴選為臨淄縣令。而后在任職期間,完顏懷德“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3]661。完顏齊,在益都府為官時以廉政愛民著稱,明昌四年(1193),完顏齊被任命為山東東、西路副統軍使,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為之立碑”[1]1564。益都府官員在其任上履行著自己的職責,維護金朝在當地的統治秩序。

4.3 平定地方叛亂,維護社會秩序

金代益都府官員平定其轄區范圍內的叛亂活動,主要發生在金朝末年。例如,貞祐三年(1215),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遣人招降劉二祖余黨孫邦佐和張汝楫,“詔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1]2254。其后,張汝楫“將謀復叛,密遣人招同知益都府事孫邦佐”[1]311。孫邦佐斬其人,馳報于完顏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1]2254。之后,完顏弼承制升孫邦佐為德州防御使,“余立功者賞有差”[1]311。另據《金史·必蘭阿魯帶傳》記載,興定元年,必蘭阿魯帶以元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不久又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1]2262。其后,必蘭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1]2262。此外,知益都府事田琢亦曾多次派兵平定益都境內爆發的紅襖軍叛亂。至興定二年(1218),田琢由山東西路轉運使改為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1]2250。此時,李旺占據膠西,田琢遣益都府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棣州防御使斜卯重興為裨將張聚所殺,而后張聚又派兵偷襲濱州,“其眾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丑漢會兵討之”[1]2250,最終收復濱、棣二州,張聚僅以身免。同年,紅襖軍李全占據安丘,田琢遣總領提控王政和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敗焉”[1]2250。其后,壽光縣巡檢紇石烈丑漢、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答石家奴、昌樂縣令術虎桓都三人“破李全于日照縣”[1]2250。

5 結語

金朝末年,山東地區局勢動蕩,益都府為山東東路之交通要沖,地勢極為險要,為各方勢力所爭奪,故金代益都府官員在維護地方社會秩序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