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離對跨國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影響

摘 要：本文基于組織學習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考察了文化距離對國際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影響及作用機制，選取生物制藥、電子信息、計算機及辦公設備、通信設備、電子組件及配件、各種電器設備和用品6個行業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從美國SDC Platinum數據庫選取2010—2019年參與跨國戰略聯盟的中國企業作為初始樣本數據，并具此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績效均呈正U型關系，當文化距離處于較低水平時，不利于聯盟企業創新；當文化距離處于較高水平時，有利于促進聯盟企業創新。

關鍵詞：文化距離；戰略聯盟；創新績效；交易成本理論；組織學習理論

本文索引：帥旭鑫.<變量 1>[J].中國商論，2023（13）：-059.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7（a）--04

1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及科技的不斷進步，企業想要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擁有核心競爭力，其中創新是不斷保持競爭力的關鍵。企業獨自創新不僅需要承擔巨大的研發成本和風險，還缺乏足夠的基礎技術知識支持，戰略聯盟正是在適應這一形勢的過程中產生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希望通過跨國戰略聯盟來獲取技術知識進行創新，從而提高核心競爭力。雖然跨國戰略聯盟的優勢明顯，但面臨著很多風險和難題，比如固有的文化距離會導致互動問題，阻礙了信息及技術知識在聯盟企業間的流動，同時不利于聯盟內組織之間知識的理解，從而增加了企業的創新難度。然而，部分學者認為，企業間文化距離意味著認知多樣性，來自不同背景的團隊成員可以貢獻更多不同的觀點及解決問題的風格，不同的視角讓更多獨特的信息和解決問題的方案及創新性的想法浮現出來，從而促進聯盟企業的創新績效[1]。

出現以上不同觀點的原因是，其僅在單一地討論文化距離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而未深入探討其背后的理論機制。鑒于此，本文從組織學習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視角出發，考察文化距離對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企業選擇戰略聯盟伙伴時，聯盟企業之間的國家文化距離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但現有文獻中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本文認為，現有觀點相互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尚未深入探討文化距離對跨國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大多數研究只是將其潛在的影響機制視作一個黑匣子，并未基于一個合適的理論來探究文化距離對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文化距離增加了聯盟企業的創新成本，阻礙了企業的創新。首先，文化距離會增加聯盟企業間的信任成本和溝通成本。其一，文化距離的歸類理論認為，人們會不自覺地按照某些標簽將群體進行歸類，并傾向信任和扶持同類成員、排斥異類，聯盟企業成員間的不信任程度由此加深，進而給組織之間的技術擴散或經濟交流帶來負面影響。其二，不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使企業成員的話語體系和溝通方式有較大差異，工作人員更難走到一起交流和分享想法，阻礙了交流，給知識的獲取帶來了更大的困難。其次，文化距離會增加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成本[2]。其一，文化距離阻礙了知識的可獲得性，不同文化環境下的成員，由于不信任和溝通困難，不僅會排斥與對方的深入交流，還不利于對成員企業競爭優勢的理解，從而抑制技術擴散。其二，文化距離阻礙了知識的可理解性[3]，文化距離會帶來理解問題的偏差，它是通過根植于社會環境的路徑依賴建立起來的，對文化的不熟悉使其對知識功能屬性和益處的理解更加困難。

文化距離意味著文化多樣性和多元化，多元化有利于探索性活動的探索、變化、實驗和發現[4]，從而促進企業創新。首先，文化距離帶來認知多樣性，認知多樣性定義為群體成員在專業知識、經驗和視角上的差異程度。來自不同背景的團隊成員可以貢獻更多不同的解釋、觀點及解決問題的風格，不同的視角讓更多獨特的信息和解決問題的方案浮現出來[5]，并結合形成更有創造性和創新性的想法和解決方案。過去的研究標明，即使是短暫地接觸不同的文化或觀點，也可能產生更高的創造力。其次，較大的文化距離會帶來不同的知識、技術和管理理念，異質性知識的互補，鼓勵企業的新探索和實現創新。最后，文化距離的存在會增加不確定性，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行為。學者認為，文化距離帶來的不確定性會成為企業創新的動力。 隨著與國外市場心理距離的增加，企業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為解決不確定性，該企業會不斷改變研究計劃及戰略選擇，進而提升績效和創新水平[6]。

因此，本文在考慮文化距離對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影響時，不僅要考慮文化距離帶來的成本、信息流動及知識理解等問題，即創新成本機制，還要考慮文化距離帶來的文化多樣性所帶來的知識、資源互補等有利于創新的好處，即創新可能性機制。所以，本文合理推斷文化距離可能通過創新成本機制和創新可能性機制交互影響戰略聯盟的創新績效，且兩者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本文認為，當文化距離較小時，文化距離所帶的創新成本機制占主導作用，此時隨著文化距離的增加，企業創新成本逐漸增加，而文化距離較小，其所帶來的文化多樣性不夠豐富，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較小。當文化距離較大時，文化距離的創新可能性占據主導地位，此時較大的文化距離意味著豐富的異質性資源，企業的創新機會更多、創新動力更大。參與跨國戰略聯盟的高新技術企業本身有一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且其不斷開發和創新是獲得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所以當有更大的創新機會時，企業會努力克服困難并抓住創新機會。所以，本文提出以下

假設：

H1：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企業漸進式創新呈U型關系；

H2：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企業突破式創新呈U型關系。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從美國SDC Platinum數據庫獲取了跨國戰略聯盟數據，并從國泰安和中國知識產權專利檢索系統獲取了聯盟企業2010—2021年的專利數據。檢索方法為專利的申請日期來查詢每一年的專利數，其中分別檢索并記錄發明專利申請數、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另外，衡量文化距離的六個文化維度的數據來源于Hofstede官網。

3.2 變量定義與測量

3.2.1 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企業專利申請數作為創新績效的衡量指標，其中創新績效可分為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7]，分別用發明專利申請數、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之和來衡量?？紤]到研發活動投入與產出的滯后性，本文采用聯盟宣告日t+2的專利申請數量作為創新績效的衡量指標。

3.2.2 解釋變量

文化距離作為本文的解釋變量，在文中指聯盟伙伴所在國與參與聯盟的中國企業國家層面的文化距離。在涉及文化距離[8]的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 Hofstede（1984）所提出的六個文化維度理論，在此基礎上，Kogut and Singh提出了文化距離測算指數 KSI，該指數提供了一種計算文化距離的簡單方法：

= ∑ [（-）^2/]/6

其中，i代表六個文化維度；j代表聯盟企業所在國家；V代表第i個文化維度得分的方差；是基于Kogut和Singh指標修正的文化距離指數。

3.2.3 控制變量

影響創新績效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選取企業規模、吸收能力、企業年齡、冗余資源、聯盟經驗、年份、行業作為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本文對上述搜集的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研究有194個觀測值。突破式創新績效的最大值是102.653，最小值是0，說明不同企業之間的突破式創新績效有較大差異；文化距離的平均值為2.832，標準差為1.246，說明各國與各國之間的文化距離差異較大，也能反映出探究文化距離對跨國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必要性。

4.2 回歸結果分析

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突破式創新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為基準模型，僅加入控制變量聯盟經驗、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冗余資源、吸收能力、所有權性質。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解釋變量文化距離的一次項，結果顯示文化距離與聯盟突破式創新績效之間是正向關系且顯著性水平一般（β=0.057，0.1>P>0.05）。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文化距離的二次項，回歸結果顯示，該模型的R?較模型2得到提升，說明文化距離二次項對聯盟突破式創新績效的解釋力度更強，且其系數顯著（β=0.006，P<0.01）為正，初步支持了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突破式創新績效的關系為正U型這一假設。為了檢驗U型結果的準確性，本文用STATA中的utest命令進行正U型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歷史績效落差的極值點為2.056，處于95% Fieller區間[1.278，2.722]，且正U型的顯著性P = 0.000893 < 0.01，即檢驗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突破式創新績效的正U型關系，假設H1得到驗證。

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同樣地，模型1為只加入控制變量的基準模型，模型2引入了文化距離的一次項，結果顯示文化距離與聯盟漸進式創新績效之間的正向關系并不顯著（β=0.001，P>0.1）。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文化距離的二次項，回歸結果顯示，文化距離的二次項系數（β=0.002，P<0.01）顯著為正，說明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關系為正U型。同理，再次用STATA中的utest命令進行正U型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歷史績效落差的極值點為2.542，處于95% Fieller區間[1.393，3.204]，且正U型的顯著性P = 0.00386 < 0.01，即檢驗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文化距離與跨國戰略聯盟漸進式創新績效的正U型關系，假設H2得到驗證。

4.3 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結果是否穩健，本文采取以下方法進行檢驗：第一，更換吸收能力的測量方式，用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的比例來衡量吸收能力，文化距離與戰略聯盟漸進式創新和突破性創新之間的正U型關系未改變。第二，補充控制變量聯盟企業行業相關性，聯盟企業行業相關性會影響企業間溝通的難易程度，同時會由于知識的異質性而影響企業創新，其中同行業用1表示，其他用0表示，結果支持H1和H2。

5 結語

5.1 研究結論

本文采用回歸分析法，分析了文化距離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跨國戰略聯盟創新績效的影響，得出了以下結論：第一，在跨國戰略聯盟中，文化距離對跨國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并不是單一正向或單一負向的，這是因為文化距離帶來了文化多樣性和多元化，在這種環境中更易激發創新靈感。第二，當文化距離低于某一閾值時，文化距離越大，越不利于企業進行漸進式創新和破壞性創新；當文化距離超過這一閾值時，文化距離越大，企業越有機會進行漸進式創新和破壞性創新。

5.2 研究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本文對跨國聯盟企業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跨國企業在選擇聯盟伙伴時，除了需要考慮聯盟伙伴的行業性質、發展規模等因素，還需要關注聯盟伙伴所在國家的文化對聯盟的影響。文化距離在帶來交易成本的同時，也帶來了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所以企業希望通過聯盟來達到創新的目的，就必須先評估自身可以承受的創新成本，從而充分利用文化碰撞帶來的創新靈感。

第二，面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壓力，我國企業期望以較少的成本投入來獲得資源進行創新，可以跟文化距離較大的國家的企業進行戰略聯盟，進行技術和研發創新。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文化距離會帶來多樣性和多元化，但需要企業自身有足夠的能力感知并整合這些信息，真正意義上把這些外在資源轉化為企業內部的優勢。

參考文獻

HOFSTEDE G H， HOFSTEDE G， ARRINDELL W A.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The taboo dimension of national cultures [M]. Sage， 1998.

STAHL G K， VOIGT A. Do cultural differences matter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 tentative model and examin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8， 19（1）： 160-76.

WEBER Y， TARBA S Y.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Israel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0， 20（3）： 203-1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M]. sage， 1984.

WEBER Y. Corporate cultural fit and performanc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 Human relations， 1996， 49（9）： 1181-202.

SCHWARTZ S H. Are there universal aspects i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human values？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4， 50（4）： 19-45.

RONEN S， SHENKAR O. Clustering countries on attitudinal dimension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5， 10（3）： 435-54.

BEUGELSDIJK S， NELL P C， AMBOS B. When do distance effects become empirically observable？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eadquarters value creation for subsidia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7， 23（3）： 25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