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收入提振內需才是重啟經濟的關鍵

王明遠

如何在疫情過后重振經濟，目前大致兩個意見派別，一個是主張以擴內需為抓手，推動經濟轉型，培育持久增長動力；另一些人則認為，經濟需要繼續走投資驅動的路子，而不是消費驅動，消費驅動是西方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投資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獨家靈丹妙藥。那么究竟應該采取哪種路徑呢？本文試做分析。

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越來越低

投資驅動發展模式弊病越來越嚴重

一些人重視投資對生產的拉動作用是有道理的，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借助固定資產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具有時效性，但并不是說什么時候都是一投就靈，甚至過度依賴是有害的，否則作為現代經濟學發源地的西方，不會在經濟停滯的時候，放著這么好的工具不用。

在我國當下工業化完成之后，投資的邊際效應已經大大降低。2003年到2021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4.43萬億增加到55.29萬億，增加了近11.5倍，而GDP只增加了7.3倍，這意味著2021年的投資拉動率僅為2003年的63%左右。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實現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難了。

我們還應該看到，雖然經濟市場化以后，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投資比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在全球中大型經濟體中仍是最高的，近20年平均水平約43%，去年更是達到50.1%為歷史最高峰，而歐盟和美國在21%左右，日本在23%左右，俄羅斯在18%左右，印度也只在30%左右。就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講， 我國2022年達到9.02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全球固定資本形成額的35%，或者超過美國（4.94萬億美元）和歐盟27國（3.78萬億美元）的總和。

我國投資主要集中在基建、地產和制造業方面，這三個領域GDP占比僅為35%，卻吸納了60%以上的基礎設施投資，其實每年已經有10萬-20萬億的過剩；即便是投資薄弱的服務業領域，寫字樓、商業街、景區等基礎設施配套也是嚴重過剩。未來固定資產投資即便是維持目前5%的增長速度，到2032年也將會達到100萬億以上，屆時可能會超過其他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的總和。所以，現在各行業都不需要那么多的固定資產投資，如果繼續強調投資，將進一步扭曲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

長期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驅動經濟發展，還會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從根本上削弱經濟長期增長能力，目前比較突出的有：引發貨幣超發，推高資產價格，增加企業運營成本和人民生活成本，妨礙中小企業的成長；投資產生的利益被少數人享有，擴大貧富差距；擠壓勞動報酬分配比，妨礙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

很明顯，到了目前發展階段，依靠投資拉動帶來的問題，已經遠遠比它帶來的好處多。我國經濟的很多致命性問題，都與過分依賴投資而輕消費有關。

我國內需不振，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談起消費率的問題，經常見一些財經媒體和經濟學家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造成我國消費率已經很高，趕上世界主流的錯覺。因此，很多人以為現在不需要重視消費了，還是要回頭重視一下投資。

比如，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根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21年全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例為65.4%，這個數值跟美國已經相差無幾了，因此，我國已經徹底把內需不足國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了。

其實這里涉及到一個統計口徑問題，那就是我國在支出法核算GDP過程中，最終消費包含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費，其中政府支出占比常年維持在30%左右，而美國的GDP核算過程中，消費一項僅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支出另列。

因此，如果按照國際通用的GDP計算口徑Y = C + I + G + NX （即：GDP = 消費+投資+政府+凈出口），我國的居民最終消費貢獻率2020年僅為39%，不僅低于美國的68%，還遠遠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俄羅斯（51.5%）、土耳其（54.6%），甚至也遠遠低于印度（60.5%）、南非59.5%這些人均收入遠遠低于中國的國家，中國居民消費水平可以說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

這兩年還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中國馬上要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國了。持這種觀點的人采用的對比參照是，2021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剔除餐飲）是6.11萬億美元，而美國消費品零售總額 7.41 萬億美元。并且中國的消費增長比美國快很多，因此，中國消費總額在2025年左右就可以超越美國。

如果這么說的話，中國不僅是不存在內需不足的問題，反而創造了經濟學上的奇跡，那就是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比GDP規模領先一步超過美國，中國在人均GDP只有美國七分之一的情況下，人均消費額卻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

那么這個說法靠譜嗎？這又涉及到比較口徑問題，即只是拿雙方實物（消費品）的銷售總額對比，而不是全口徑消費總額對比。由于我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很多消費品處于普及中，所以實物消費市場大；另一方面，由于美國是個發達國家，居民的服務性消費（包含住房、教育、醫療、交通、旅游休閑、金融服務等）總額超過實物消費總額，因此，只對兩國的實物消費進行比較的話，明顯是揚長避短。

那么兩國全口徑消費總額分別是多少呢？2021年，美國的服務性消費總額為10.26萬億美元，我國為2.34億美元，兩國消費總額分別是17.67萬億美元和8.45萬億美元，中國全口徑消費總額尚不及美國的一半，可見中國的消費規模跟美國差距還是很大的，并且消費規模的差距，遠遠大于GDP規模的差距。

消費不振已經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

隨著我國已經實現工業化，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大大下降，消費的意義越來越凸顯。尤其是未來我國會面臨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放緩（4%-5%左右），制造業外遷等問題，那么投資和出口的促進作用將更加式微。

從全球經濟發展規律來看，在工業化完成后，如果不能實現投資/外貿驅動型增長到內需驅動型增長，那么經濟前景都不被看好。蘇聯經濟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經濟增長始終靠投資推動，消費始終對經濟貢獻率嚴重不足（低于30%）；而日本衰退很大程度歸因于，其出口導向工業化完成后，老齡化緊隨而至，出現了凈出口貢獻率和消費率持續同時下跌的局面（其上世紀90年代的居民消費率比60年代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

我國的經濟體制某種程度是蘇聯模式和東亞模式的混合體，過去的二十年同時享有了兩種體制的優勢，未來則要防范兩種體制的劣勢，既要規避蘇聯的陷阱，也要規避日本的陷阱。

如果我國居民實際消費率提高到55%的國際平均水平的話，中國GDP占美國的比重將會上升到85%左右，如果達到美國的68%水平，那么GDP規?；九c美國持平。

因而，我們應該看到，中美的經濟差距一方面是科技差距，另一方面是消費內生力的差距，能夠解決好我國消費內生力不足的問題，其意義不亞于打贏芯片戰、科技戰，意義切勿小視。

消費率過低原因還是在于居民收入GDP占比過低

我國的消費率過低，很多人歸因為儒家傳統，人民不喜歡消費，就喜歡存款，好似其實我們是不缺錢了，只不過不喜歡花錢罷了，這個也并不是站得住腳的。

第一，就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范圍來看，中國大陸明顯比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低15-20個百分點；

第二，我國平均每年新增住戶存款余額平均6萬億人民幣左右，也就是1萬億美元上下，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至多6個百分點，即便是加上這6個百分點，我國居民消費率也是遠遠低于印度、俄羅斯這些國家。

因此，中國的消費不足，還主要是居民收入在GDP構成中過低的問題，經濟發展中的工資支出過低導致了居民消費被長期抑制。

我們仍可以以國際比較視野看這個問題。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21年美國GDP總額為22.99萬億美元，居民工資性收入為13.77萬億美元，居民工資性收入占GDP比例為56.89%。麥肯錫、OECD的研究結論，也與此差不多。而2021年中國GDP總額為114.37億元人民幣，居民總可支配收入為45.26萬億元人民幣，居民工資性收入為27.7萬億元人民幣，居民工資性收入占GDP比例為24.21%，中國的工資支出占比只相當于美國的42%左右。

我國的勞動報酬的GDP占比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及歐洲的發達國家（歐盟平均水平約48%），也低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比如墨西哥、印度、哥倫比亞在30%左右，智利、南非在45%左右，俄羅斯甚至可以達到50%。當然中國的統計也有漏洞，比如農民不領工資，沒有計算進去，以及大量灰色收入沒有計算進去，如果做一些修正的話，工資支出GDP占比可能會提高十來個百分點，也就是35%-40%左右，但是依然低于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所以，我們看各國的消費率水平跟工資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是基本同步的，美國的消費率最高，是因為美國的工資支出比最高。中國的工資支出比長期落后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決定了消費率不可能太高，也就是說沒有收入就沒有消費，否則就違背了基本經濟常識。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由于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太高，居民不得不增加固定資產（主要是房地產）投資，來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從而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費。最近幾年，我國商品房銷售總額維持在18萬億元左右，這意味著購房支出占了我國居民消費總量的45%左右，而美國僅為14%左右，投資驅動帶來的房地產泡沫，已經是公認的抑制日常消費的元兇。

由此還導致，家庭債務大規模上升，就2021年數據來講，我國家庭房貸余額已經達到近40萬億元，居民負債總額因此攀升到71.1萬億元，這相當于全國居民年工資收入的2.56倍，而美國居民總負債為15.6萬億美元，只相當于全國居民年工資收入的1.13倍，中國家庭債務負擔是美國2倍以上。

所以說，提升消費、減少家庭負債，還得從降低投資在國民經濟中占比，大幅增加工資支出和社保支出做起，這是一個繞不過的路，走其他“捷徑”已經被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證明是不行的。

消費才是第一生產力，實現消費拉動增長，是經濟轉型的必由之路

很多人推崇投資，而不認可消費，其實這背后有個潛在邏輯，那就是認為投資才是創造性的、積極性的，而消費不具有創造性。甚至一些人將消費與消耗、浪費掛鉤，這其實都是扭曲了消費的價值。也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講生產決定消費嗎？所以說消費只是次要的，我們無需過多重視，投資才是主要的，我們應該無限發揚光大的。這種觀點可以說是蘇聯政治經濟學邏輯下對馬克思本人經濟觀點的一種曲解。

其實馬克思在講生產的意義同時，也一直在論述消費的意義，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導言”中一直在強調生產與消費的統一性，他還說：“消費完成生產行為”“ 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后來，他在《資本論》中進一步把從產品到消費的過程，形容是是“ 驚險的跳躍”，這樣產品才具有了價值，生產才實現了其意義。他還曾形象地比喻，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就不是現實的鐵路。難道這不是對我國當下產能過剩諷刺嗎？

所以，從整個經濟活動過程的角度講，消費是經濟閉環的終點，是生產的目的， 如果沒有消費，那很可能是制造無意義的投資/生產。只談投資/生產，而貶低消費，是無法從根本上促進經濟發展的，蘇聯是最好的教訓。

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情況來講，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大于投資/生產更是事實：

第一， 消費所帶動的產業面和鏈條長度，遠遠大于投資，所以，消費不僅僅是消耗、支出，而是對整個經濟鏈條都產生刺激和拉動作用，反而投資很難做到這樣。

第二，從關鍵的促進技術創新角度來講，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的多數是建材、鋼鐵、機械等技術迭代慢的行業，很難會促進產生社會技術革命，而消費帶動的則是電子、通信、汽車、精細化工等高技術密度和管理要求的行業，會極大促進技術和管理創新。

第三，從就業角度講， 增加投資未必可以增加就業，雖然2011年至今工業投資增加了1倍，但是就業總量反倒減少了1500多萬，這些年就業崗位增加都是消費和第三產業發展帶來的，這期間大約增加了8500萬。

從總體講，根據李迅雷等經濟學家的研究，固定資產投資乘數效應僅為1.06，而消費的乘數效應可以達到2.5左右。二者乘數效應具體差，雖有待于經濟學家進一步測算，但是在一個城市，我們投資100億用于建房子對經濟產生的刺激效應，遠遠不如發放100億消費券大，這是顯而易見的。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投資率低、消費率高的省份，經濟增長最穩定，財政情況最好，創新最有活力，反而那些依賴投資驅動的省份，債務嚴重，社會創新也做的很差。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歷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比分省排名來看，最低的是北京、上海、浙江、廣東，這四個省市都是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甚至北京、上海已經達到20%上下，與發達國家一致，而消費對GDP貢獻率超過60%，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主要動力。而青海、廣西、貴州、云南、湖南、江西、吉林、河北等十多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GDP比值，已經超過90%，不乏一些省份超過100%，比如青海一度達到159%。兩者發展質量孰好孰壞，涇渭分明。

所以說，從全國乃至全世界范圍來看，在工業化完成后，降低投資比重、增加消費比重，無疑是最有利于實現經濟轉型，培育持續增長動力的一種模式。消費驅動型發展模式，就像市場經濟那樣，它不姓“資”，也不姓“社”，這是人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改革的初心就是改變過去那種重投資、輕消費的發展方式，當下情況下，越是經濟增長乏力，越應該警惕走以前的老路子。

（責任編輯 李秀江）

作者系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