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會共治理論的城市居民社區治理參與行為研究

顏會哲, 馬利華, 袁秀玲

(河北工程大學 管理工程與商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黨的二十大對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作出了新的戰略部署[1]。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城市社區是健全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微觀基礎[2]。居民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的行為參與研究,對社區治理和諧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居民作為社區治理的參與主體和受益主體,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不僅有助于社區治理的良性發展而且有助于社會穩定[3]。研究社區治理中的居民參與行為可以為打造良好的社區氛圍提供決策依據[4]。同時,社區居民參與行為研究也為提升城市基層社區治理水平提供理論依據[5]。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作為社區共治的參與主體之一,既是社會共治的參與者,又是社會共治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受益方[6]。社會共治能夠通過行政機構與民間組織、社會團體等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形成優勢互補、互動互助的良好局面。對于基層社區治理,基層黨組織是市場行為主體、社會自治組織和社區居民在社會共治公共利益上的協調者、監督者和中介者[7]。本文以社會共治理論為指導,通過對城市社區居民個體基于社會共治理論的參與認知、參與意愿與行為之間的影響邏輯探討,有助于厘清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行為與影響機制,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社區互動氛圍,對提高居民社區治理參與度,提升基層社區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理論概述

(一)社會共治理論

社會共治(Social Co-governance)是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參與型治理。Bowles等(2010)[9]認為社區治理是一種行動表達方式,通過行動治理社區,為社區良好環境并且為社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Steve(2011)[10]則認為社區治理是社會共治的基礎,居民的參與度對實現社會共治目的至關重要。Chris等(2008)[11]認為社會治理過程中,重視創新發展,開闊新的視野,不局限于原有的知識,要為城市社區治理真正得到改善。Patricia(2013)[12]則認為基層的社區治理為社會組織帶來新的動力,促使社會共同治理的協同發展。

我國學者基于多樣化的分析視角,提出了多種可供參考的解決途徑。關于社區治理的路徑研究,譚祖雪等(2014)[13]以增權論為基礎,提出了培育社區居民權責意識的個體主動增權和外力推動增權兩種模式,以強化社區治理和社會建設的思路。王思斌(2013)[14]從制度協調性和未來的發展角度論述社區工作在社會管理中發揮特殊作用,社區工作穩步前行有助于優化社會管理和共治發展。湯金金(2017)[15]則透過宏觀層面強化制度建設、中觀整合治理結構、微觀層面居民賦權增能等方式,構建“制度—結構—能力”的三維治理架構,確保社區共治有效運作。江小莉等(2021)[16]融合了集體行動的建構主義和功利主義,并通過黨建引領社區“五位一體”治理格局,提出構建行動共同體,防止“搭便車”行為滋生,解決社區治理中的“奧爾森困境”。

(二)社區治理相關研究

社區治理是一種以具有多主體參與性的公共治理,社區治理水平提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在西方,社區治理是一種國家基層常態化管理活動。Capello(2005)[17]將社區治理中心定位為群眾,群眾是社區治理乃至社會共治的重要主體,積極響應人民號召,落實社會治理的每一步。在構建社會共治的過程中,David(2006)[18]提出通過市場化改革促進城市社區治理內在的移動化和變革,在宏觀層面為社會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Steve(2011)[10]將治理引入社區空間,更好地開拓了社區建設的可能,并在合理合法的基礎上加快共同治理的腳步。

我國學者房秀蘭(2014)[8]認為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的深入改革發展,社區治理能力建設成為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基于現實問題,對居民的參與行為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為今后社區治理發展提供有力的依據。王梅(2008)[19]認為,社區治理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的集體選擇過程,即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合作互動過程,這種過程直接或間接地與社區的公共利益相關。陳炳輝等(2010)[20]則強調社會共治參與者各方持續互動的社區治理網絡化組織流程,在該流程里,社區治理的各參與方都是具有行為能力的主體。王敬堯(2006)[21]則認為,城市居民積極參與的行為可以促進社區治理水平的提高,并且認為居民參與程度是衡量社區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標。鐘金霞(2010)[22]認為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時,只有當居民意識到其自身的切身利益與社區治理水平密切相關時,才會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自覺強化其參與社區治理的意識和行為。陳麗霞(2009)[23]認為社區治理的過程中居民參與行為深度在今后研究社區治理有重大的促進意義。袁方成(2019)[24]基于居民主體這一角度,指出居民參與度也是治理過程中要處理的難題。作為社區的主體,居民整體參與不足,實質參與較少,一直處于被動地位,進一步地破壞了社會治理的聯結。吳瑩(2022)[25]在研究中認為社區治理不僅可以提高社區凝聚力,并且有利于構建良好的社會關系,并分析了基層社會治理的內生動力。

二、研究假設

本文在梳理文獻基礎上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研究假設。

第一,社區居民參與認知與參與行為的關系。王若溪等(2022)[26]以寧夏城市社區為例,對城市居民社區參與行為進行了調查,研究了居民參與意愿、參與行為及參與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賈鼎(2018)[27]則采用隨機和非隨機相結合的抽樣方式,對選取的有代表性的三個城市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了參與價值、參與態度、參與個體主觀行為規范及其具有感覺性行為等方面與參與意愿的關系。郭禮峰(2011)[28]則認為居民社區參與行為是社區人員加入到社區活動或公共事務的管理、運營操作或決策中的實際行動。上述研究內容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影響社區居民對社區治理參與的認知、參與行為因素,而對其深層原因研究不夠深入。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社區居民參與認知對參與行為呈正向影響。

第二,社區居民參與意愿與參與行為的關系。栗瀟遠(2021)[29]提出居民對社區公共資源的訴求程度和居民對社區產生的心理感知強度,提升城區常住居民的社區參與意愿是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目標的現實要求和關鍵前提。周永根等(2021)[30]認為居民需求為導向,凝聚多方合力,打造社區共同體,有利于推進相關建設,帶動居民參與行為。周影(2021)[31]提出了社區參與存在的問題,比如,參與深度不夠、參與意愿不強烈、缺乏內生動力、參與渠道不暢通,參與成本過高等,不斷改變和引導社區居民的思想意識,形成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的長期運行機制。宋文輝(2013)[32]提出了社區居民參與類型,合作型參與的居民參與活動的影響因素。居民社區參與行為的形成是建立在居民切實的社區參與意愿之上。一般地,需要更加全面地了解居民參與意愿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才能更為精準具體地了解居民在實際的社區參與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社區居民參與意愿對參與行為呈現正向影響。

第三,城市社區資源配置與社區居民參與行為的關系。社區資源配置是指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一切可利用資源,如人員配備和物資配備,及其各個方面的安排。Assche等人(2022)[33]對社區資源配置與居民參與行為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文浩宇等(2021)[34]指出社區居民志愿服務參與行為關乎社會資源配置的組織效能的提升,加強社區資源配置,是社區居民參與行為的客觀條件。陳敏加等(2017)[35]指出,根據現實需要適當提高資源、設備配置標準,能夠提高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曲沖沖等(2021)[36]研究了京津冀協同發展中重點城市應急資源的冗余配置,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的多元建設問題,并認為應急物資配置對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有積極影響?；诖?本研究提出假設3:社區資源保障對居民參與行為呈正向影響。

三、案例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在參考現有文獻量表基礎上[29-30],根據本研究特點加以補充修改厘定了本次研究的調查量表。在問卷調查階段,以河北工程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學生暑期社會調查為契機,進行邯鄲市主城區的調查研究。為減少被調查者顧慮確保問卷填寫質量,在進行調研時除向被調查者詳細說明問卷調研的目的和意義之外,鄭重承諾此次調查結果不會泄露個人信息且僅用于學術研究。本次研究集中調查了邯鄲市主城區的叢臺區、邯鄲區、復興區和經開區,共計發放問卷520份,有效回收問卷388份,問卷發放及回收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問卷發放及回收

(二)變量選取及其描述性統計

首先,利用SPSS22.0對原始數據進行分析。邯鄲市社區居民行為人口統計學特征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社區居民行為參與者性別劃分相對均勻(女性46.65%,男性53.35%)。社區居民行為參與者年齡20歲以下42人,占10.82%,其中一半 (50.52%)在21—40歲;40歲以上占調查參與人數的38.66%。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以下、高中/中專、大專以上學歷等三個方面對社區居民參與者的調查,其中大學以上學歷比例為56.70%,而具有高中、初中或以下學歷的社區居民占44.30%,可知本次調查的社區居民受教育水平較好。本社區居住的參與者調研數據表明:3年以上的參與調查者占78.35%,居住3年及以下的參與者占21.65%,該數據能夠較好展示社區居民對于社區治理基本情況了解及參與行為的相關因素比較熟悉。

表2 樣本特征數據

其次,利用SPSS22.0進行邯鄲市社區居民參與行為分析。邯鄲市社區居民參與認知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社區居民參與認知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由表3可知,社區居民參與認知中,“PC1:您通常樂于主動和社區鄰居交流參與行為的相關信息”得分最高(4.05);其次為“PC2:您所在社區獲得信息的及時性”平均得分在PC1和PC3兩者之中(3.98);最后“PC3:您常在線上或線下與社區鄰居交流獲取參與相關信息”平均得分最低(3.87)。社區居民參與認知的三個題項總體上均值差別不明顯(3.87～4.05)。三個題項的標準差分別為0.95、0.87和1.00,由此可見被調查者在社區治理認知PC1和PC3問題上差異不大。

由表3可知,社區居民參與意愿中,“PW1:您愿意積極加入社區有關活動的志愿者”得分最低(3.80);其次為“PW2:您認可居委會、業委會及物業公司等組織社區居民參與活動方面的工作”平均得分最高(4.07);最后“PW3:你認為社區內部的大多數人在參與活動方面的行為是自覺”平均得分適中(3.86)。參與意愿的三個題項總體上均值差別不明顯(3.80～4.07)。三個題項的標準差分別為0.95、0.91和0.94,說明被調查者在參與意愿相關問題上差異程度不大。

由表3可知,社區資源配置中,“RP1:您認為社區的教育引導公眾參與行為的人員配備較合理”平均得分在RP2和RP3之間(3.94);其次為“RP2:您認為社區的物資配置較合理”平均得分最低(3.92);最后“RP3:您認為社區資源配備到位”平均得分最高(3.96)。資源配置的三個題項總體上均值差別不明顯(3.92～3.96)。三個題項的標準差分別為0.91、0.87和0.93,說明被調查者在該問題上差異程度不大。

由表3可知,社區居民參與行為,“PB4:您總是自覺遵循社區其他居民參與者的活動”得分最高(4.46);其次為“PB5:您總是按照要求積極主動地參與有關各種活動(4.38);“PB3:您說服過所處社區其他居民的參與行為”平均得分(3.71);“PB1:您為社區居民參與行為如捐過資金或物品” 平均得分(3.44);最后“PB2:您經常參與社區的各類參與行為的知識培訓”平均得分最低(3.42)。參與行為的五個題項均值總體上差別不明顯(3.42～4.46)。PB1、PB2和PB3的標準差分別為1.16、1.06和1.05,PB4和PB5的標準差分別為0.76、0.77,說明被調查者在參與行為問題上PB1、PB2和PB3差異程度不大,PB4和PB5差異不大。

(三)數據分析

首先,進行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檢驗。本研究中主要采用SPSS22.0中的Cronbach Alpha 系數法,進行相關數據分析[37-38]。并用此方法檢驗量表來考察測量工具的信度情況。通常來說,預試量表的分層面的信度系數在0.5～0.6 之間則為可以使用,在 0.7以上為最好,表中,各分量表的系數均超過了0.6,說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可靠性,因此可以接受。本研究中的關于內容效度方面,首先量表設計查閱各項資料并且參考成熟問卷設計,其次在量表的設計研究的過程中,借鑒了相關學者的成熟量表,并且在問卷的預判和測試的階段中與受訪者進行了互動交流,針對部分量表所存在的缺陷問題進行了修改訂正,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設計量表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本研究在結構效度方面,研究首先進行了KMO檢驗和Bartlett 球形檢驗,KMO 統計量為 0.611> 0.5,Bartlett 球形檢驗 Sig.值等于0.000,所以適用做因子分析。進一步在因子研究分析過程中,采用主軸因子提取法,經過最大平衡值法旋轉得出結果(去除小于 0.3 的因子載荷系數)之后,根據原變量所對應的最大因子載荷,將原變量劃分為 5類,與量表最初設計的 5個因素基本吻合,說明該量表結構效度較好。效度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效度分析結果

其次,進行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果分析,如表5所示。

從表5的計算結果可以得出,社區居民認知、社區參與意愿和社區資源配置這三個自變量對社區居民參與行為因變量均有顯著影響。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的認知情況與社區居民參與行為有明顯正向影響(B=0.39,t=7.21,p<0.01),社區治理中參與意愿對社區居民參與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B=0.51,t=9.74,p<0.01),社區治理中資源配置對社區居民參與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B=0.47,t=9.070,p<0.01)。

可知,首先在信息獲取能力方面,被調查者樂于主動和社區鄰居交流參與行為的得分最高,而被調查者在線上或線下與社區鄰居交流獲取參與相關信息的得分最低,而認為對信息很了解和社區信息及時高效的得分處于二者之間。說明鄰里關系對公眾參與行為的積極性有顯著影響。其次在參與意識方面,被調查者對居委會、業委會及物業公司等的組織工作滿意度得分最高,而在參與積極性和自覺性方面得分較低。再次在社區資源配備方面,被調查者認為社區物資配置較合理的得分最低。最后在參與行為方面,被調查者在自覺監督其他社區居民參與和按要求參加各項活動得分最高,說明被調查者的遵從行為表現較高,而在參加知識培訓方面得分最低。

表5 變量關系分析結果

最后,進行結果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第一,在信息獲取能力方面,被調查者樂于主動和社區鄰居交流參與行為的得分最高,被調查者在線上或線下與社區鄰居交流獲取參與相關信息的得分最低,而認為對信息很了解和社區信息及時高效的得分處于二者之間。從組織層面來看,居民社區參與的渠道和平臺較為匱乏。同時社區居民獲取信息能力對公眾參與行為的積極性有顯著影響,因此制定相關政策時應立足于良好的鄰里關系,而在信息獲取、信息有效性上需要進一步優化。

第二,在參與意識方面,社區居民以自身利益為主要部分。調查顯示社區居民對居委會、業委會及物業公司等的組織工作滿意度得分最高,而在參與積極性和自覺性方面得分較低。因此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以現有組織形式為基礎,以進一步提高居民的參與公共安全事務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為主。

第三、在社區資源配備方面,被調查者認為社區物資配置較合理的得分最低。社區居民認為支持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物資保障不足。因此,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有針對性地優化社區的資源配置,提升社區物資保障水平。

第四,在參與行為方面,被調查者在自覺監督其他社區居民參與和按要求參加各項活動得分最高,說明被調查者的遵從行為表現較高。而在社區治理中,提供參加知識培訓方面得分最低,可知社區居民在相關培訓及知識獲取方面較欠缺。因此,在制定政策時要基于居民的高遵從行為,加強組織相關業務培訓力度。

四、結論

基層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也是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基礎部分。本文以邯鄲市主城區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對社區治理中的居民參與行為進行實證研究,驗證了居民社區治理參與認知、參與意愿和參與行為之間的驅動關系,即社區居民參與認知、參與意愿及社區資源保障對參與行為均呈正向影響。結合分析結果及相關文獻本文提出基于社區共治的城市居民社區治理參與行為提升策略。

首先,在社區治理中,加強黨建引領作用,拓寬居民社區參與的渠道和平臺。在社區治理中,一方面加強黨建引領作用,強化基層組織能力使基層社會治理有了主心骨,另一方面能夠強化社區治理信息發布渠道和權威性,讓社區居民更容易及時了解國家有關社區治理的大政方針,引導社區居民更好地參與有關社區事務活動,提高其社區歸屬感和融入度。

其次,在社區治理中,提升社區治理各主體的參與積極性。引入社區共建單位,實現資源共享和社區共建,加強居委會、業委會及物業公司等在社會共治上的互動,從根本上提升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營造良好社區共建環境,調動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進而有效提升社區治理能力,不斷增強社區居民的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

再次,在社區治理中,優化社區資源配置,提升社區物資保障水平。加強社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相應資源保障,是解決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物質基礎,也是增強社區居民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物質基礎。社區居民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能夠進一步調動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

最后,在社區治理中,提供相關培訓,提高相關知識的可獲得性。以社區居民參與認知、參與意愿和參與行為之間的驅動關系為理論依據,一方面以培訓為契機營造居民、居委會、業委會及物業公司等社會治理各參與方的良好互動氛圍,強化社會治理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有針對性地提供相關培訓機會,提高社區共享知識的可獲得性,進而提高居民切實的社區治理參與認知與參與意愿,提升居民的社區治理參與行為,進而提升城市社區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