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符號的藍印花布工藝的繼承與傳播策略探究

摘要：藍印花布作為中國傳統的鏤空版白漿防染印花，伴隨工藝的革新（技術補充）及圖像范式的演化（符號的提煉演化），經歷了由秦漢之起源到明清之興盛，以便捷高效的印制方法和耐久透氣的特質而著稱，無論是相應的技巧還是圖案都反映了中國民間智慧與深厚的文化積淀?！翱棡樵仆馇镅阈?，染作江南春水色”，沿著圖案色彩和工藝技術這兩條線索縱觀藍印花布的歷史傳播特質，可以窺見技術和材料的革新以及江南別具一格的審美特質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該工藝興衰的成因。關于藍印花布的沿革和具體技法，文章不作過多詮釋，詳細情況可以參考吳元新、吳靈姝前輩的著作。

文章主要以“非遺”南通藍印花布工藝的繼承與傳播現狀為基礎，討論這一傳統工藝在當代的煥新和再傳播，并基于案例提出兩種關于其傳播的假設：一種是對隱藏在形式下的中國性的、地域性的傳統的挖掘，即可以融入和契合大眾生活，影響人的思想和行為習慣，而不只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另一種則需要蛻掉更多技術的補充，提煉更加平面化的符號語言，以此作為直觀且鮮明的民族文化宣傳工具（夸大其作為民族形象視覺錘的作用）。以上兩類假設將在“考斯滕（Costume）與周莊古鎮”這一章節被著重論述，并在“結語”中一并進行說明。

關鍵詞：藍印花布；傳統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符號；繼承與傳播

中圖分類號：TS1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6-00-03

1 工藝的現狀

當前，藍印花布工藝主要集中在特定的環境和語境中進行研究、展示和傳播。創辦于1996年，以收集、保護、展示為主要功能的南通藍印花布博物館為傳統工藝和當代觀者搭建了交互空間，曾整理明清以來與藍印花布有關的實物遺存及圖片資料，并出版了《中國藍印花布紋樣大全》等著作；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南通大學等高校合作建成教學實踐基地；舉辦“心手相承——中國藍印花布巡展”等主題展覽；參與央視的“非遺”技藝短片錄制；開設印染工藝體驗活動等［1］。對應由Tomislav Sala提出的博物館的功能結構，其主要的傳播活動包括：收集、歸納和展示藍印花布這一文化遺產的信息——作為收藏的集合；對相關資料進行抽象信息的提煉、符號意義的闡釋，為共有意義提供學術語境——作為藍印花布相關內容的功能的集合；應用藍印花布的相關成果與高校、科研機構、社交媒體、商業組織合作——作為文化的機構載體；為藍印花布的文化感受、制作研究實踐提供場所和公眾活動——作為對社會公眾有持續影響力的交互場所［2］。

在這一基于博物館的傳播結構中，其研究和著錄環節成為從諸多信息中提取藍印花布作為文化符號所指代的文化內容的環節，為藍印花布工藝這一“非遺”技藝的符號化提供理論依據。而在機構合作環節，其符號化和象征化的內容得以消費和使用，如在2021年的深圳文博會上，“元新藍”藍印花布作為南通市的“地域文化符號”參展，并成為江南文化的重要載體。藍印花布憑借固色、耐潮、耐久、圖案豐富的特點，曾多被用于門簾和頭巾的制作，南通藍印花布博物館在與當地小學的“美育合作”及與企業合作的“主題印染體驗活動”中，就多以方巾制作為主題進行活動設計，保持并沿用了藍印花布的重要傳統功能，通過公眾交互活動深化產品的文化內涵。綜上可知，在博物館的多維語境中，作為文化符號的當代藍印花布工藝能夠彰顯其傳播價值。目前，類似機構還有無錫藍印花布館、浙江桐鄉豐同裕藍印花布館、上海長樂路的中國藍印花布館等［3］。

關于藍印花布工藝近代的技術補充，劉月蕊、鮑小龍于2011年調查研究發現藍印花布工藝的技術完善方向包含以下五個。一是參照中國傳統剪紙或年畫來創新紋樣，將有吉祥寓意的傳統圖案進行再設計，更新為更符合當下審美的圖案；二是色彩的創新，在不破壞傳統植物還原染料藍底白花的基礎上借鑒套色染工藝，呈現新的色彩層次；三是創新紋飾構圖，參照當代剪紙工藝，將傳統的連續式、對稱式的布匹紋樣轉化為更具多樣性、故事性的復雜場景紋樣；四是創新制作工藝，嘗試用絲網版畫制作工藝代替傳統的刮漿工藝；五是利用電腦和多媒體進行紋樣的再設計［4］。這五類革新方式中，最關鍵的是材料的創新及圖樣的再設計，為藍印花布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提供了諸多機會，但并沒有將藍印花布這一產品置于消費及產業結構中進行創新，進而有效提升其傳播力和影響力。所以，本文暫時避開對技術補充方面的討論，重點討論創新文化產業傳播背景的方式。

2 工藝的傳播使命與傳播結構

根據Ann Swidler于1986年出版的著作《行動中的文化——符號及其優勢》中對文化在公眾行為方面產生的影響的研究，文化傳播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為公眾提供一個最終的價值觀（ultimate values），而是為其提供一套包含習慣、技能和審美風格的文化“工具包”，使公眾從中獲得和該文化相關的行動策略。Ann Swidler在文中將這一文化影響力模型分為兩種類型，即置于兩種社會權利背景下進行討論——穩定的文化時期與不穩定的文化時期，充滿差異和競爭的文化社會需要明確支配行動的意識，而在穩定的時期文化則可以獨立影響行動，為公眾提供更加多樣的行動選擇?；诖?，增強藍印花布工藝的影響力的第一種模式即構造其獨特的文化體系［5］。根據Clifford（1973）對文化的定義，人們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表達習慣，將構成社會的一切事物歸納為對應的符號加以使用［6］。而藍印花布作為某個時空勞動人民生活經驗和藝術表達的產物，可以解構和還原其內涵，為其營造特定的使用機會。

Anna D' Alleva關于藝術史的理論表述中，觀念史被認為是由人類的群體意識形態的思維風暴構成的，達成了一種文化共識，這一共識一方面受到當下的物質形態和政治運動、流行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反作用于各個學科語境，而“符號”作為一種語言從共識中產生，并且依托語境而存在，成為一種群體精神的表征，也是一種“喚起記憶”工具，語境中的象征物可以通過視覺等途徑引起特定群體的共情與回憶，從而實現其作為視覺藝術的移情效果。同樣，將藍印花布這一元素作為喚起江南民間文化記憶的符號，并為其打造相應的產品，形成一個有產出和反饋的公眾與產品之間的有機體系，從而達到繼承和傳播效果［7］。

根據學者Gladys于2019年發表的關于非洲伊格博人（Igbo）的文化行為實驗（伊格博人的文化被普遍認為是偏愛外來體系卻忽視民族傳統的），運用充滿意義的文化符號重新定義和規范居民的現代生活，可以有效增強該民族的集體意識，提高其民族文化的傳播影響力［8］。關于文化符號的使用案例，本文將作為民族文化重要展示窗口的花滑運動員考斯滕設計以及作為江南文化生態載體的莊周古鎮作為切入點，分析作為符號的文化遺產的應用模式及其利弊。

3 提煉與鑲嵌——考斯滕與周莊古鎮

提煉——將文化符號抽象為具有象征意味的圖案進行宣傳，鑲嵌——將文化符號作為場景的表征，為特定的文化環境提供有意味的裝飾［9］。文化傳播的效果導向主要有符號宣傳和技術補充這兩種主流的發展模式，可見對某一方向提高重視度能夠明顯強化其傳播效果，進而更高效地達到傳播目的。筆者在此暫不深入探究技術補充的相關要素，僅以這兩個短語作為關鍵，分析目前普遍應用文化符號的典型案例，旨在發掘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南通藍印花布工藝在當代實現廣泛傳播的有效方式［10］。

考斯滕不僅是花滑運動員參加體育競賽時穿的服裝，還是在世界舞臺上展現民族文化魅力的一種重要方式，設計考斯滕不僅需要考慮運動員的使用習慣，還要兼顧考斯滕與音樂及主體的契合度，以及其所涵蓋的文化要素，能夠提升文化符號的國際化水平和影響力?？妓闺鴮ξ幕瘋鞑サ挠绊懼饕w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配合項目服裝應運而生的文化展示效果，二是諸多運動員作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偶像）帶來的傳播效果。自2022年北京冬奧會以來，中國滑雪競技選手谷愛凌斬獲三枚金牌，收獲了極高的國民度，先后為京東、美的、瑞幸咖啡等近30個品牌代言；日本花滑運動員羽生結弦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上，身穿融入了民族元素的考斯滕演繹作品《陰陽師》，因其精彩的舞臺表現、獨特的藝術風格以及與中國彼時流行的手游（流行文化）的高度契合而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其百度搜索指數一度超過190 000。盡管中國的花滑市場在文化傳播方面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但“非遺”符號在服裝設計方面的應用充滿了無限可能，作為中國傳統服飾材料的藍印花布應用前景廣泛［11］。

周莊古鎮位于江蘇蘇州，是世界文化遺產預選地，也是中國民間藝術（水鄉民俗）的典型展示、傳播載體。作為水鄉文化風貌特色景區和當地民俗產業的重要生態集群，周莊古鎮有機結合文化創意、場景生態以及媒體傳播這三個要素，一方面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活化古建筑遺存，改造傳統的建筑群并植入適合當下生活的新業態，如將沈體蘭故居重新設計成“建筑可閱讀，廳堂可敘事，展品可品賞”的文化沙龍“麥倫書院”，并將當地特色文創如“昆山有禮”穿插其間，為其特有的文化產品提供具有傳統意味的與當代文化相結合的體驗環境；另一方面則是兼容當地依水而居的民俗生活及慕名而來的游人體驗，藍印花布作為當地民間傳統特色材料，被泛舟的居民廣泛鑲嵌在衣著、船身的裝飾以及船篷的設計上，與特色古建及當地生活融為一體、相映成趣，為藍印花布的傳播提供了充沛且豐富的文化場景及聯想空間，深化了其作為符號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同時為其提供了更寬泛直接、可解讀的符號語境［12］。

要擴大藍印花布的受眾基礎和影響力，憑借明星的力量及旅游場景打造等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將其融入更廣泛的消費習慣和生活習慣中，考斯滕和周莊古鎮的案例為其提供了基于媒體傳播及語境傳播的可行的發展方向，為其探索當代語境的發展動向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參照。

4 結語

本文以藍印花布工藝為例，通過文化符號理論及對比分析，討論了以南通藍印花布工藝為代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及創新策略，并討論了文化遺產作為“符號”及作為“場景”兩種傳播模式的可行性。在傳統文化產品宣傳方面，文化價值的注入對“非遺”產品的繼承和傳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文化場景的營造形成內容、產品、場景到受眾的良性傳播模式，可以規避一些緊迫的技術需求，更直觀地提供藍印花布作為文化產品的感知與消費語境，但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無法高效傳播。盡管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與發展得到了廣泛關注與支持，但藍印花布工藝的繼承一方面仍需傳承人不斷革新設計和工藝，另一方面則需要與更多的領域和產業合作，為藍印花布提供富有文化意蘊的發展環境。本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途徑的討論，旨在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指明可行的、有前瞻性的傳播方向。在未來的研究中，希望可以通過跨學科探索及深入研究文化遺產的價值，使這些豐富精妙的民族瑰寶在新的時代煥發蓬勃生機。

參考文獻：

［1］ 毛雨晨.“藍”忘花布，“印”象南通［J］.早期教育，2021（16）：53-57.

［2］ 托米斯拉夫·薩拉.博物館的概念與性質［J］.國際博物館，2009（4）：45-49.

［3］ 袁霞.淺談藍印花布的傳承與創新［J］.科技資訊，2018，16（20）：85-86.

［4］ 劉月蕊，鮑小龍.藍印花布發展現狀分析及其創新設計研究［J］.絲綢，2012（1）：49.

［5］ 安·斯維德勒.行動中的文化：符號與策略［J］.美國社會學評論，1986（4）：273-286.

［6］ 理查德森.在市場上與在廣場上：西班牙美洲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現實的建構［J］.美國民族學家，1982，9（2）：421-436.

［7］ 安·達勒瓦.藝術史的方法與理論［M］.倫敦：勞倫斯·金出版社，2005：34-40.

［8］ 烏德丘柯午.文化符號在當代非洲社會中的意義和使用：伊博符號作為范式［J］.非洲研究雜志，2019：110-116.

［9］ 康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的核心概念［J］.當代外國文學，2005（4）：45-53.

［10］ 羅方雅.技術視野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數字化［J］.四川戲劇，2015（2）：125-128.

［11］ 張蕊，王瑾.北京2022年冬奧會文化符號設計與傳播價值研究［J］.包裝工程，2022（10）：43.

［12］ 郭文，王麗，黃震方.旅游空間生產及社區居民體驗研究：江南水鄉周莊古鎮案例［J］.旅游學刊，2012（4）：11.

作者簡介：劉泳祺（1999—），女，河北石家莊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