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面向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政策研究

孫嘉怡 劉淑華

摘 ? 要：日本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經濟與學術動因。具體包括：“印太構想”框架下謀求與東盟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老齡化社會背景下亟需開發外國人力資本，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全球影響力。在合作路徑方面，互派留學生、建設雙邊高校合作網絡、制定教育援助“草根計劃”、推廣日語教育與日本文化是主要方式。日本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的過程中注重知日友日人才培養，力圖通過軟實力建設增強政治影響力與輻射力；合作對象聚焦雙方核心大學，以實現高等教育強強聯合與優勢互補；合作領域關注高等工程教育，打造科技創新高地；合作機制鼓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搭建產學官科教創新鏈；充分考慮東盟各國現實訴求，制定差別化雙邊教育合作戰略。

關鍵詞：東盟；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G649.1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7.06

在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具有戰略性與全局性。日本曾在“二戰”期間以侵略者姿態席卷東南亞地區，但在戰后通過戰爭賠款與貿易投資的方式與東南亞國家化干戈為玉帛，于1973年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作為獨立于政府官方外交活動的“二軌外交”，高等教育合作一直是日本政府拓展教育輻射力、發展國際關系的有力工具。文部科學省曾公開表示，國際合作是新時代日本高等教育機構的存在方式。[1]幾十年來，日本政府以互派留學生、搭建學術網絡、開展教育援助、推廣日語教育與日本文化等形式與東盟國家進行高等教育合作。近年來伴隨東南亞國家一體化進程加速與地緣政治價值顯露，東盟戰略地位不斷提升，愈來愈受到各國政府的關注，我國也圍繞“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深化與東盟各國的合作。在此背景下，以與我國文化傳統類似、高等教育發展階段接近的日本為研究對象，探析其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的動因、路徑與特點，對加強我國與東盟雙邊教育交流、建設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共同體具有一定的啟發。

一、合作動因

（一）政治動因：“印太構想”框架下謀求與東盟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從政治動因上講，日本選擇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為了扭轉“二戰”后一落千丈的國際形象，在國際舞臺謀求更多政治話語權。

“二戰”期間，日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計劃，打著“構建東亞新秩序”的旗號，將侵略的鐵蹄遍布整個東南亞地區，并對東南亞各國實行日本化殖民統治。戰后，日本雖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受侵略者與戰敗國形象掣肘，在政治方面一直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接納。為解除敵對關系，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與東南亞國家簽訂戰爭賠償協定，并以勞務和產品賠償方式進入東南亞市場。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浪潮與福田主義的提出進一步深化了日本與東盟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日東關系也由隱形壓制向平等互惠方向發展。

島國天然的憂患意識與勃勃野心使日本不安于現狀，夢想成為主導國際事務的“政治大國”。2006年前，日本外相麻生太郎首次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概念，開啟日本“價值觀外交”時代。2016年，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此基礎上發布“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正式將“印太”概念提升至戰略高度。作為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關鍵樞紐，東盟國家成為日本合作的重點對象。

但是，伴隨日本經濟發展停滯，對東盟國家的投資份額下降，加之日本自身的多面性導致對東盟許多政治訴求與地區主義戰略采取保守消極態度，消耗了東盟國家對日本的信任[2]。不僅如此，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積極開展與東盟國家的區域合作，并于2021年宣布與東盟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3]。大洋彼岸的拜登政府也出臺執政以來首份印太戰略，企圖將東盟作為制衡中國崛起的據點。在印太地區博弈日漸白熱化的背景下，日本不甘落后，首相岸田文雄宣稱要將日東關系升級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一直被日本政府寄予政治期望。教育外交常能以柔性靈活的方式對政府間官方外交進行有效補充。日本文部科學省多次在政策文本中強調要通過日語教育推廣、大學聯盟建設、學術網絡構建等方式向世界輸送日本民族文化與價值觀念，在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大量培養“知日派”人才，以實現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國際話語權的目標。

（二）經濟動因：老齡化社會背景下亟需開發外國人力資本

從經濟動因上講，日本選擇與東盟國家開展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為了填補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缺口，促進日本企業的國際化發展，為經濟復興注入活力。

日本出生人口數自20世紀70年代起長年呈下降趨勢，80年代末綜合生育率降至1.57[4]，盡管半世紀來日本政府試圖通過生育獎勵等措施提升全國生育率，但由于經濟持續下行、保育設施欠缺、女性意識覺醒等各種因素，政策落地效果不佳。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總數僅為84萬人，與2020年相比下降3.4%，65歲以上人口接近總人口數量的30%[5]，是名副其實的“超級老齡化國家”。老齡化社會嚴重阻礙日本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勞動力缺口不斷擴大。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2040年全國適齡勞動力人數將跌至6000萬。[6]另一方面，消費市場持續萎縮。老齡化社會養老負擔沉重，近年來日本老年人“孤獨死”現象屢見不鮮。為能讓自己在晚年老有所養，日本年輕人儲蓄意識較強，購買力不足的“低欲望社會”使日本消費市場暮氣沉沉，只能將希望寄托于外部刺激。

東盟國家坐擁豐富資源與廉價勞動力市場，被日本政府看作是緩解經濟危機的一劑良藥。首先，東盟國家是在日外籍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國。厚生勞動省調查發現，截至2022年10月，在日外籍勞動者超過182萬人，其中越南籍勞動者高達46萬，占總人數的1/4。[7]其次，東盟各國還是日本企業創建海外分公司的重點地區。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3年公布的“日本企業開展海外業務相關調查”結果顯示，日本企業海外分公司數量排名前十五的國家和地區中，東盟國家占據半壁江山。其中泰國排名第二，越南居于第四。[8]為培養熟練掌握技術、了解日本工作制度的外籍員工，日本在東盟各國開辦大批技術學院與技能培訓中心，設立“外國人技術實習生”制度提供赴日學習機會，大力開發當地人力資源。

（三）學術動因：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全球影響力

從學術動因上講，日本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為了宣傳日本教育制度優越性，增強高等教育吸引力與影響力，向世界推廣日本高等教育辦學模式。

日本近年來由于國內經濟發展停滯與中國、新加坡等國家高等教育的飛速發展，日本“亞洲高等教育第一大國”的位置岌岌可危。2022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南洋理工大學分列第11與第12位，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攜手共進二十強，而日本排名最高的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僅位于第23與第33位。[9]不僅如此，2022年日本共有8所高校入圍QS前200名，與2015年相比減少了2所，大學排名整體呈下降趨勢。誠然，學界對世界大學排名質疑不斷，建議各高校勿將其奉為圭臬，但在留學生教育與跨國校際合作方面，世界排名依然具有一定參考性與指引性。日本大學在世界排名現狀不可避免地在招收外國留學生、發表國際合著論文與參與國際智力合作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

為培養大學國際觀，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2009年日本學術振興會公布首批“全球30計劃”大學名單，承諾將連續五年為13所入圍大學提供2億～ 4億日元的專項經費，用于高校開設英語授課學位課程、招聘外籍教師、開辦留學生博覽會、設置海外大學辦公室等。[10]2014年“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Top Global University Japan）正式啟動，參與計劃的13所“頂級型”大學與24所“全球牽引型”大學以躋身世界百強名校為方向，提出“打造世界一流課程體系”與“提高教務管理國際化水平”的子目標。[11]在推動高校國際化的進程中，日本政府尤為重視提升高等教育輻射力，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曾明確表示，要在與東盟國家的教育合作中發揮日本教育制度的突出優勢，促進日本教育觀念在東盟國家的傳播推廣。[12]

二、合作路徑

在合作路徑方面，日本與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涉及政府、高校、企業、國際組織等多元主體，合作范圍廣且內容針對性強，具體包括接收與派遣留學生、搭建雙邊高校合作網絡、提供教育援助、增強語言文化傳播等。

（一）招收東盟國家留學生

招收東盟國家留學生是日東高等教育合作戰略的關鍵一環。2013年文部科學省首次公布留學生招生九大重點地區，其中東南亞地區位居榜首。[13]“接收30萬留學生計劃”通過加強宣傳力度、簡化入境程序、完善留學環境、建立就業機制等措施吸引大批東盟國家學生赴日留學。2021年東盟在日留學生人數達到5.4萬人，占在日外國留學生總數的26.6%。[14]

近年來日本留學生市場呈現出由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向東南亞、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通過比較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發布的統計數據可知，自2008年“接收30萬留學生計劃”推行以來，中國在日留學生比率由58.8%下降至44.9%，而越南留學生比率由2.3%上漲至16.2%。2022年越南向日本輸送留學生共計3.8萬人[15]，超過韓國一舉成為在日外國留學生第二大生源國。除越南外，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的留學生人數也呈增長態勢。

在獎學金方面，與其他國家留學生相比，東盟國家獲得文部科學省獎學金的學生比重較大。文部科學省調查結果顯示，2020年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赴日本的公費留學生分別占四國赴日留學生總數的20.3%、14.3%、11.7%、8.9%，而中韓兩國赴日本的公費留學生僅占兩國赴日留學生總數的0.7%和3.6%。[16]

（二）派遣留學生赴東盟國家交流

受雙方經濟實力與高等教育水平差距的影響，與接收東盟國家留學生相比，日本赴東盟的留學生數量較少，學生流動呈現極不對稱的特點，且這種不對稱在新冠疫情暴發后進一步擴大。從總體上看，2018年日本赴東盟國家留學生總數為2.1萬人，而2020年僅為84人，降幅高達99.6%。[17]從單一國別上看，2018年日本學生出國留學十大目的地排名中，泰國與菲律賓分列第8名和第9名，兩國招收日本學生人數占日本留學生總數的4.8%和3.9%[18]；然而，2021年日本學生出國留學十大目的國排行榜中，東盟國家無一入圍。

名古屋大學學者指出，當前日本學生赴東盟留學的類型可分為“訪問體驗型”“升級型”“折中型”三種?！霸L問體驗型”以從未有過海外學習經歷的學生為主，通過在東盟國家的短期留學提升語言水平，感受文化氛圍?！吧壭汀绷魧W生本就有赴歐美長期留學的計劃，選擇東盟只是為了積累更多海外學習經驗用于學校申請?！罢壑孕汀钡闹黧w是有留學意愿但受制于經濟困難與語言障礙的學生，赴東盟留學是他們在無法實現理想留學計劃后的妥協讓步。[19]在留學類型方面，以非學歷生為主，不滿一個月的短期留學成為超過80%日本赴東盟國家留學生的首選。[20]于日本學生而言，比起攻讀學位的最終留學地，英語普及、成本低廉的東盟國家更像是赴歐美留學的“跳板”。

（三）搭建雙邊高校合作網絡

搭建雙邊高校合作網絡是日本對外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日本政府強調要大力推進同世界高校的雙邊網絡建設，以提升本土大學的國際化水平，培養國際通用型人才?！按髮W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是由文部科學省發起、日本學術振興會執行的大學跨境合作計劃，以高校申請、政府審批的方式開展校際合作交流項目。在合作國家與地區方面，2016年以前以亞洲國家為主，2017年將版圖拓展至俄羅斯，2018年以后著力關注歐美國家高等院校。項目在事前、中期、事后均接受嚴格審查，并在最終評價中依據項目完成情況由高到低分為S、A、B、C、D五個等級，其中B級評分以上代表按計劃完成目標。[21]

2016年是“大學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與東盟合作的巔峰之年。共有10所日本大學成功申請8個合作項目，涉及東盟8國20余所高校。從結果上看，8個項目均在事后評價中取得B級以上的評分，其中S級項目1個，A級項目5個（見表1）。

日東“大學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項目選題頗具創新意識，符合東盟國家的共同關切。內容涵蓋和平、氣候、經濟等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議題與知日派人才、理工科人才、全球化人才培養等雙邊教育熱點問題。取得S評級的“氣候變化下社會可持續發展人才培養計劃”集合日本京都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等亞洲頂尖研究型高校，通過留學生派遣、海外企業體驗、冬校交流等方式，共同探討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人才培養問題。該項目共互派留學生176名[22]，為解決區域氣候問題拓寬國際視野。

（四）制定教育援助“草根計劃”

日本常年通過制定教育開發計劃為東盟國家提供教育援助，“草根計劃”便是其中代表?！安莞媱潯笔怯扇毡緡H協力機構主持，日本大學、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等主體共同參與的國際教育援助計劃，旨在發動民間力量針對發展中國家與地區開展無償援助。日本面向東盟國家的“草根計劃”惠及職業教育、留學生教育等領域，二十年來不斷為東盟國家教育發展作出貢獻。

“草根計劃”結合時代發展潮流與東盟國家實際情況精準設計援助內容。2016年越南政府與“草根計劃”合作發布“河內信息技術（IT）人才培養環境建設事業”，提出培養10名互聯網教育指導者與80名IT技術能力者的目標。[23]該項目共投資6000萬日元，于2017年完成，共開發數十門課程與教材，培養超過百余名IT行業技術者，建立起完整IT教育體系。2022年“草根計劃”與印度尼西亞政府合作推出“農業技能實習生歸國就業與創業促進項目”，以赴日留學歸來的印度尼西亞農業實習生為對象，幫助其利用在日獲取的資金與經驗進行創業，從而實現人才回流，推動當地農業經濟發展。參與項目的技能實習生將進入農業訓練中心接受專業人員培訓，所學內容包括創業計劃制定、農業環境分析、運營管理學等。該計劃預計投入8000萬日元[24]，國際協力機構將對項目進行全程評估，在促進產學合作的同時為日本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制度改革提供參考。

（五）推廣日語教育與日本文化

語言與文化推廣是日本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日本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的隱性目標。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法》（國際交流基金法）第一條強調，日語與日本文化推廣有助于增進各國對日本的了解，能夠有效推進國際文化交流事業，從而實現國際理解與國際友好。[25]

為在東盟國家廣泛傳播日語與日本文化，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培養并派遣青年日語教師與專家型日語教師，開發與制作日語教材和教學用具，設立海外日語教師與當地日語教師補助金制度，在東盟伙伴高校中開設日語教學課程與日本文化課程，依托東盟各國日本領事館開展日語講座，利用流媒體技術提供在線日語學習課程，定期進行海外日語教育情況調查，聯合亞洲國際文化交流協會（AICEA）舉辦日東文化交流活動，開辦“日東友好合作50周年知識分子會議”等。

通過以上政策的實施，日本在東盟國家的語言與文化推廣取得顯著成效。東盟國家日語學習者人數大幅提升，成為全球日語學習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交流基金會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東盟國家日語學習者人數共計44萬，僅占日語學習者總數的14.8%[26]；2021年這一數據增長至118萬，占日語學習者總數的31.2%[27]，東南亞成為全球日語學習者第二大地區。從具體國別來看，馬來西亞是東盟日語教育第一大國，全國共有71萬日語學習者、6600余名日語教師和近3000所日語教育機構。[28]此外，東盟國家的日語教育呈現年輕化、官方化的特點。2021年東盟國家日語學習者中72.1%為中等教育階段學習者，84%的學習者在校內進行日語學習。[29]

三、合作特點

日本與東盟開展高等教育合作有效提升了東盟各國對日本的信任度與好感度，切實增強了日本高等教育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與輻射力?？偨Y日本面向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政策特點，有助于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戰略決策與路徑選擇提供借鑒。

（一）注重東盟國家知日友日人才培養

在合作目標方面，日本高等教育合作計劃的制定一直與“知日派”人才培養戰略息息相關。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將親日派、知日派的養成作為提升日本全球傳播力的三大支柱之一。[30]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推進戰略中，日本政府明確提出要強化對有志成為未來領導者與優秀行政官的東南亞留學生的知日教育，在東盟各國實現知日、親日人員的世代交替。[31]

作為國家精英階層的預備力量，東盟高校學生是“知日派”人才培養的首要選擇。在留學生教育過程中，日本政府尤為注重留學生的日語學習與文化體驗。文部科學省規定外國留學生須持有日語能力考試N2等級及以上的語言成績，經過法務省審核后方可進入大學。[32]東京外國語大學在與緬甸、老撾、柬埔寨高校合作舉辦的短期留學項目中，開展了豐田車間實習、小學志愿者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參觀等一系列活動。[33]此外，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以培養民主政治領導人與政策專家為目的，針對東盟國家留學生開發“日本理解”課程。授課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社會開發與科學技術領域[34]，幫助留學生了解日本發展經驗，培養日本社會認同感。

日本政府還通過組織高級干部研修活動在東盟培養知日親日人才。2015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越南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共同開展“國家領導人候選者研修”項目，22名參與人員中不乏高級官員，包括6名副部級干部和若干名正廳級干部。研修為期10日，越方代表表示將在歸國后進一步思考如何將日本經驗應用于國內制度建設。[35]

日本在東盟實施的知日友日人才培養戰略成效顯著。2022年日本外務省發布的“對日輿論調查”結果顯示，93%的東盟國家被調查者認為自己國家同日本關系友好[36]，在所有被調查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一。

（二）依托核心大學實現高等教育優勢互補

在合作對象方面，無論是搭建雙邊高校合作網絡還是開設跨境高等教育機構，日東雙方都專注于本土核心大學，以期實現雙邊高等教育強強聯合與優勢互補。

從日本高校的角度出發，此舉有助于一流高校的國際化與特色化建設?！睹嫦?040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曾指出，日本頂尖國立大學要提升特色意識與優勢意識，增強海外影響力與輻射力。[37]將入圍“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的高校作為開展高等教育合作的主力軍有助于向世界展示日本大學的科研優勢與技術優勢，從而推廣其辦學模式與培養模式，扭轉日本近年來高等教育發展頹勢。

從東盟高校的角度出發，與日本頂尖高校的合作能夠汲取辦學經驗，增加學術研究成果，從而帶動區域高等教育發展?？v觀當前世界大學排名，東盟高校中盡管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馬來亞大學等佼佼者，但整體排名不具優勢，在世界學術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且東盟國家學術資源高度集中，高等教育發展存在不均衡的特點。在此背景下，推選核心大學參與國際教育合作可謂改善高等教育不利處境的明智之舉。通過與日本頂級學府的合作，東盟核心高校在提升辦學水平與研究能力的同時，有機會向發達國家彰顯本土高等教育特色與優勢，在全球化與國際化時代謀求更多發展空間和共贏機會。

（三）聚焦高等教育科技創新領域合作

在合作領域方面，科技創新領域是日東高等教育合作的重心，也是兩國政府最為關切的部分。自“東盟工程學高等教育合作網絡”項目啟動以來，日本政府累計投資81億日元，14所日本大學參與其中。[38]該項目共發表學術論文114篇，培養工程技術專業的碩博研究生750余名。[39]日本政府還依托該項目與泰國、印度尼西亞、老撾等國家簽署工程技術人才培養計劃，力圖打造日本—東盟科技創新高地。

工程技術人才培養對日東雙方而言無疑是雙贏選擇。對東盟各國而言，近年來以能源出口和產品加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東南亞經濟日益萎縮，亟需通過產業轉型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然而，目前東盟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難以支撐高端產業人才的培養，需要通過與日本合作提升人才培養質量，開拓勞動力就業市場。以泰國為例，“日泰產業人才培養合作倡議”發布三年內，共培養出4萬余位工程技術人才[40]，極大填補了泰國應用工程師與創新工程師的缺口。

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與東盟的科技合作能夠為國內“超智能社會”建設提供機遇。日本政府于2016年正式提出“超智能社會——Society5.0”概念，《人工智能（AI）戰略2019》制定了每年培養2000位高級AI人才與25萬應用型AI人才的發展計劃。[41]但是，由于其國內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有限，人工智能戰略實施缺少實驗田。高等工程教育合作將東盟的地緣優勢、人口優勢與日本的技術優勢、資金優勢有機結合，讓東盟國家成為日本培養應用型人才、實驗最新技術的“AI后花園”。

（四）鼓勵產學官多元主體共同參與

在合作機制方面，日本在與東盟國家開展高等教育合作過程中鼓勵各界主體共同參與，切實提升合作成果轉化效率。

產學官模式在日東高等教育合作中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建立了政府主導、高校企業深度融合的科教創新鏈。以日本與東盟大學網絡合作為例，首先，該項目是日本政府“為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實現高質量增長的經濟外交與地方創生作貢獻”方針的重要一環，作為政府開發計劃受到官方資金與技術支持。其次，該項目關注到東盟國家大學對高校排名的追求，將培養高級學位者（包括碩博研究生）、發表國際合著論文、開設國際會議與接收留學生作為戰略目標，協同日本高校共同推進項目落實。最后，該項目制定“產業界共同研究”子計劃，與東盟企業開展47個合作課題，并將合作企業與社區數量、參與教師與學生數量作為評價指標，為研究成果商品化、地區適用化與產值提升服務。此外，國際協力機構作為串聯三大主體的紐帶，通過發布評估報告的形式監督各主體有序參與合作，實現兼顧各方利益的最優決策。

（五）制定差異化雙邊教育合作戰略

在戰略制定方面，日本在與東盟各成員國的高等教育合作中，依據不同國家社會經濟實際情況與高等教育發展訴求制定差異化合作戰略，以實現雙邊利益最大化。

針對高等教育基礎較好的東盟國家，日本政府選擇以搭建學術網絡、開辦跨境高等教育機構等方式發展雙邊高?；锇殛P系，共同進行創新研發。例如，日本大阪大學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合作研發高速芯片，日本九州大學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合作研制納米衛星；日本筑波大學在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開設首個海外分校，日本豐橋工業大學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簽署研究與合作協議；日本名古屋大學與越南國立大學締結學分互認協定，互相派遣留學生等。

針對高等教育基礎薄弱的東盟國家，日本政府主要采取教育援助的方式為其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援助計劃的側重點也因國而異，充分考量東盟各國的產業結構與教育需求。例如，與柬埔寨政府合作開發教師教育大學建設項目；與泰國政府合作開發國家數據中心能力強化與活用項目；與緬甸政府合作開發工程學教育產學官合作強化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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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olicy Towards ASEAN

SUN Jiayi ? LIU Shuhua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Japans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with ASEAN is promoted by deep political， economic， and academic motivations. These include the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SEA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Vision， the need to develop foreign human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to further expand the global reach of higher education.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include the exchange of foreign stud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bilateral university cooperation networks，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mes for educational assist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SEAN，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ultivating talents who know Japan and are friendly to Japan，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radiation through the building of soft power; the main cooperators are the core universities of both sides， as a way of realizing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area of cooperation focuses o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 create a highla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encourag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build an innovation chai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nd full consideration are given to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ASEAN countries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bilater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ASEAN; Jap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編輯 王亭亭 ? 校對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