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四重意蘊

盧旭東 楊抒婷

(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044)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強調:“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盵2]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本質要求,要“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3]。這些重要論斷,不僅充分肯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結出的文明碩果,而且充分證明了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依然具有強大生命力。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是僵化的,而是創新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實踐創新中孕育而出的文明新形態;它不是守舊的,而是發展的,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有機融合基礎上逐漸生成的文明新形態;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是肯定文明獨特性存在、推崇文明多樣性交流、倡導文明包容性發展的文明新形態。只有從理論到實踐、從歷史到當下、從中國到世界的多重視閾審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基礎、理論指向及發展脈絡,才能準確把握其科學內涵與價值意蘊。

一、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文明形態

現代文明的要素生成于現代化的過程,現代文明的中國形態,也形成于中國共產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歷史過程中[4]。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共產黨在開創現代化道路中孕育而成的當代中國文明形態,是現代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中結出的文明成果。不同文明形態的根本區別,關鍵在于其價值觀的不同[5]。人民性與協調性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顯著特征,其強弱關乎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關乎新文明的價值指向。

“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核,可以說既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得以創立的關鍵所在,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的鮮明品格[6]。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7]是中國共產黨孜孜以求的目標。首先較之于西方式現代化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是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之路,是推進世界各國和平發展的現代化之路,其所創造出的文明形態也始終堅持人民中心的價值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之路,是先富群體帶動后富群體的全體富裕,是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共同富裕。它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它是一種歷時態的從局部富裕到共同富裕,從少數群體先富到全體人民共富,從實現溫飽到全面小康再到全面現代化的漸進式發展過程。而反觀西方式現代化卻始終沒有走出馬克思所指出的那個資本占統治力量的時代,在社會領域,始終是資本壓倒公平,少數人的富裕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社會分化和撕裂明顯;在政治領域,始終是金主壓倒民主,資產者的權力以無產者的虛假民主為前提,西式民主已經名存實亡;在經濟領域,始終是利益壓倒生命,超額利潤的獲得以更大限度地剝削底層勞動者為前提,周期性經濟危機愈演愈烈;在外交領域,始終是霸權壓倒和平,所謂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以寄生于美國的進攻性霸權為前提,對外政策充斥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打壓”。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迄今為止人口規模最大的現代化,是十四億人的現代化,超過了以往現代化國家的人口總和。對于世界其他國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它不是建立在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侵略和掠奪基礎上的現代化,而是建立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的自主現代化之路;它不是建立在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窮基礎上的現代化,而是建立在社會和諧、持續發展基礎上的共同富裕之路;它不是其他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也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而是后發工業化國家探索出的和平現代化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8],即在人類文明新形態中,人民不僅是現代化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更是現代化成果的享有者、受益者。第三,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新社會治理格局,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社會治理的全過程。社會治理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社會治理的基礎是人民群眾,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其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社會氛圍。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就是要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社會價值,正確處理個體與他人、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關系,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成為良好社會秩序的建設者、享有者。

社會協調發展是現代化建設的本質要求,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突出特征。從黨的十二大報告強調物質與精神“兩個文明”協調發展,到十九大報告強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相協調的文明發展之路,再到“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9]這一戰略性目標的提出,目標漸趨長遠,要求逐步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明建設正沿著預定的軌跡穩步前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在政治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經濟上推動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文化上堅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話語權,生態上建設清潔美麗的低碳綠色社會。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內核,協調發展不僅體現在黨中央推進“五個文明”的共同發展的宏觀政策層面,更體現在“五個文明”內部的微觀關系。在文明系統內部,物質文明是物質基礎,政治文明是政治保障,精神文明是精神支柱,社會文明是群眾基礎,生態文明是自然環境保障[10],五大文明理念互為支撐,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共同推動社會主義新文明的良性發展。從社會主義現代化視角看,“五個文明”相協調的發展理念蘊含著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要求。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旨歸,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始終是首要任務,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為人與人的協調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外部環境。人類文明新形態力求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改變物化的社會對人的奴役與異化,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提供充滿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皥猿秩伺c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自然觀,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遵循“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態民生觀,信守“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整體觀,實踐“用最嚴格制度保護生態環境”的嚴密法治觀[11],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本要求。在處理好“五大文明”內部關聯的同時,合理平衡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外在關系,是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課題,也是其鮮明的特征呈現。

人類文明的衍生,即使是其中更加偏重精神層面的社會文化領域,都離不開物質文明的發展。這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昭示。正是基于上述判斷,中國共產黨才自覺地將人類文明形態更替與現代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進而言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環節、各方面和各項要求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文明發展規律、文明演化進程、文明建設要求的深刻把握。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上孕育而出的文明形態,也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持續完善的實踐形態,因此,只有回到人類文明理念發展的視閾之中,才能探析其真正的根源。

二、通往實現“自由人”的新文明形態

作為一種文明理念而呈現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是空中樓閣、彼岸圣經,而是發端于馬克思主義、具有深厚理論淵源的文明意志,是建立在批判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基礎上孕育而出的新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意蘊,從這一意義而言,它與馬克思的文明批判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圖景具有同源性,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向的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中間形態,處于人類文明由“必然王國”通往“自由王國”的進程之中。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源頭是馬克思主義,它首先是建基于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全面批判基礎之上的文明形態。在馬克思之前,思想家們關于資本主義文明形態有著不同的認知,或高舉資本主義“文明永恒論”,或迷戀于空想社會主義,或寄希望于人類文明的倒退,但在馬克思看來這些都只是矯正各種社會弊病而毫不危及資本和利潤[12]的小修小補,都尚未真正觸及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本癥結。馬克思認為要解決資本主義發展中所呈現出的種種弊病,必須深入到其社會和經濟運行的內部,找出資本主義制度所內生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根源,找出代替資本主義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態,以及人類通往未來的必由之路。

早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馬克思就深刻覺察到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虛偽與底層民眾生活境遇的悲慘,這使馬克思開始認識到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范疇在解決社會實際問題時的蒼白無力,轉而強調通過徹底的革命對世俗社會進行批判。而在《德法年鑒》時期,不論是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還是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都對唯心主義、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等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試圖尋找幫助底層民眾擺脫貧困、奴役、異化的有力武器。此后,直至《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始終用唯物史觀分析社會,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發達的物質生產對勞動者的異化和統治,底層民眾如奴隸般地服從分工,文明發展不可避免地陷入物的統治與人的單向度發展之中。

在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刻批判基礎上,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本質和制度的非人性。從向“德國的制度開火”[13],到無情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對立與升級,再到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家通過雇傭勞動的形式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實質。這種雇傭制勞動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機制中必然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時間,使勞動者成為嵌套在資本主義生產機器上可有可無的螺絲釘,進而異化成為純粹的勞動工具的“工人”,最終徹底喪失作為主體的人的獨立性。盡管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科技進步,打破了世界各國相互隔絕的狀態,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文明帶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使人類歷史成為了世界歷史,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地區有了接觸和學習先進文明的機會,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的侵略擴張本性。資本的擴張不是單純地為了帶動世界其他欠發達地區走出經濟貧困的“泥潭”,而是帶著搶占生產資料、剝削廉價勞動力、開拓商品市場的“使命”,使之成為從屬于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不是為了幫助欠發達地區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而是帶著摧毀各國制度選擇自主性的“使命”,使之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復制品”;資本主義文明的擴張也絕不僅僅是幫助那些欠發達地區發展形成新的文明,而是帶著消滅各國歷史文化多樣性的“使命”,使之成為資本主義文明的“占領區”。從這一意義而言,資本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14]。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增殖的內驅力使社會階級加速分化,社會矛盾凸顯激化,逐利、剝削成為資本家的代名詞,奴役、壓迫成為無產階級的真實寫照,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無法擺脫的標簽。這一超越農業文明的新文明理念并不像資本家描繪的那般美好,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是勞動者的窮困潦倒和資本家的貪婪奢靡,是社會的分層固化與尖銳矛盾。由此可見,以批判為基本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揭露了私有制的罪惡本源,論證了資本主義文明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文明走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是邁往共產主義文明全新形態的必要階段和預熱準備[15]。從最初人依附于土地、血緣關系而自然形成的社會共同體,到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再到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16],馬克思總結了人從依賴性、獨立性到生成自由個性的發展脈絡。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實現人真正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不再受物的統治,物質生產回歸其根本目的,即發展人自身的生產力;是人的生活不再受商品的奴役,而勞動生產本身也不再是純粹為了產出更多異己的存在物,使人作為主體真正擺脫“物化”的不合理現象,人成為勞動產品的真正受益人,而不是它的附屬品;是人的發展不再受制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對人的異化,人不再服從于片面的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畸形發展,而是真正意義上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類解放事業,通過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深刻揭示了“兩個必然”的社會形態演進規律,指出了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未來文明的新方向。但是,人類未來共產主義的文明圖景本身是具有超越性、長期性的,因此也就必然在實現過程中呈現出漸進性和階段性,就此而言,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共產主義文明形態的中間階段和現實形式。人類社會的進步過程就是人類文明的演進過程[17],人類社會的進步本身存在著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內在規律,這也意味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也必然遵循這一根本規律。資本主義文明在其發展中所顯現出的種種弊端和其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進一步確證了資本主義文明必然走向衰亡,新的超越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必然會取而代之。而這一新的文明形態必然建立在對資本主義文明弊端的根本性改變上,就其價值本質而言,就是從人的畸形片面發展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轉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既是馬克思關于人的發展的高級階段的理論預想,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最終目標。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指向,在實踐中推進其實現的可能,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新形態當然不能理解為是實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完全形態,但其目標指向卻始終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要素,必然是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的題中之義,而全面發展的“自由人”也必然是人類社會得以進步、文明形態得以演進的關鍵要素。

三、彰顯社會主義文明屬性的當代文明形態

審思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特質,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社會主義文明屬性,正是因為這一特質,才愈加彰顯出其獨特的當代價值,它是超越于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一種全新形態。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視角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漫長的農業文明發展進程中創造了諸多屬于中國的奇跡,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直至清朝末期,在近代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中華文明逐漸沉淪,陷入了低谷。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始終是億萬中國人民的夢想。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中華文明的當代呈現,也是社會主義文明的時代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18],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文明,而不是別的什么文明,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高度融合而成的實踐創新和術語創新。質言之,人類文明新形態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包含著社會主義的文化因子,規定了文明新形態的文化特質和價值特征。

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就肩負著近代中國實現民族振興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內在地包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延續發展以及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有機融合。中國作為一個千年古國,其文明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吸引力、生命力,進而言之,就是具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入侵,曾經一度讓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傳統文化產生了懷疑、動搖,甚至有了徹底廢棄中華傳統文化的想法,但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使其無法被廢棄,中國不可能作為一個“無根文化者”而得到持久發展。如何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這一問題一直與中國現代化之路相伴而生。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多重圍剿,通過革命戰爭實踐,明確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地位,同時也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9]。這就是我們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既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也不是單純的“文化保守主義”,而是實事求是。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有了關于構建社會主義新文明的重要論述,指出在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經濟還要有新文化”,“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20]。從井岡山根據地到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的革命斗爭中,向全中國、全世界證明了另一個世界、另一種文明的可能性,改變了近代中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悲慘境遇,改寫了文化上受歧視、受排斥的屈辱歷史,中國共產黨以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一個嶄新的社會為基礎,展開了社會主義新文明的探索歷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后,新的紅色政權面對的是強敵環伺、列強封鎖,面對的是國窮民弱、一窮二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斗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不僅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也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21]。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世界,是區別于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新政權,是要在新的條件下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一個重新回到世界舞臺中央的新中國,一個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合創新的新中國。那么,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建設好這個新的政權呢?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爸袊瞬皇堑瓜虻蹏髁x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22]。而在最短時間內建設好這個新政權,徹底改變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態,徹底改變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飽受戰亂之苦的狀態,真正使中國能夠走向復興,只有一條路可選,那就是社會主義之路。選擇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簡單地照搬照抄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是要進行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雖然在中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中,也遇到了嚴重挫折,出現了重大失誤,但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取得了一定的現代化成果。特別是在文化建設領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針和方法,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23]的方針,以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24]的方法?！半p百”方針正確處理了政治與學術、政治與文化藝術之間的關系,貫徹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和方法[25],而“兩為”方法則是為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直接指導。時至今日,上述方針方法對處理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進入高速增長階段,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道德滑坡現象,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噪音層出不窮,文化虛無主義的雜音甚囂塵上,面對這一情況,鄧小平指出只有堅持“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避免改革開放出現方向性偏離。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重要命題的提出,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確立,從“社會主義榮辱觀”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腳步從未停歇。中國共產黨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逐漸明確文化建設總體目標,按照時代發展要求不斷完善人才培養標準,逐步提煉出彰顯社會主義特征的核心價值觀,文化建設取得了突出成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明確了社會主義文明的主體方向,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文化明確了社會主義文明的時代特征,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明確了社會主義文明的鮮明屬性。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6],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牢固樹立文化自信,不斷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這也是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新文明的新方向。

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社會主義形態的新文明,它的形成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結出的文明碩果,更是社會主義文明在21世紀煥發強大生機活力的有力確證。人類文明新形態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特色的雙重要求不動搖[27],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保障,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首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內核,充分顯現出其社會主義本質屬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守正與創新,這就決定了其所開創的文明形態具有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而中國特色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更加彰顯了這一文明形態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結晶。

四、推崇文明多樣性發展的世界文明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雖由中國獨創,但其具有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性特征,因而具有了世界意義,其所倡導的文明多樣性、開放性、包容性也注定是世界文明繁榮發展的前提。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28]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長達200余年的霸權地位。作為“西方中心主義”的集大成者,亨廷頓完全地站在了所謂“文明沖突”的狹隘視角[29],認為世界沖突的根源在于文化,除西方文明外,其他文明都是“挑戰者文明”[30]。這一片面的錯誤認識忽視了日益追求和平與發展的文明理念,致使其拘泥于“修昔底德”式的邏輯思維之中。當前,在世界文明舞臺上,倡導多元和合、兼容并蓄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使西方傳統二元對立、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黯然失色,徹底推翻了西方長期宣揚的“歷史終結論”謬論,深刻揭露了“西方中心論”的偽善面目,為其他國家堅持“走自己的路”、發展具有各自文化傳承的文明提供了借鑒意義,也為世界多樣性文明共存共榮貢獻了中國智慧。

人類文明新形態強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隔閡而凋敝。不論是古代的“東學西傳”,還是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文明交流始終是保持文明發展多樣性的必要前提?？v觀人類文明發展史,凡是不同文明頻繁交流互動的歷史階段,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繁榮時期,反之,則是各國文明因封閉隔閡而發展緩慢甚至凋敝的時期。中國歷來是文明交流的倡導者、推動者和踐行者,不論是張騫出使西域,還是鑒真東渡,都堪稱文明交流的典范。古代絲綢之路促成了東方文明與西亞文明的首次交流,也因此實現了農耕技術、四大發明的遠播與西方精良制造技術的傳入,沿線地區的物質生產也得到快速發展。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弘揚者,也始終以開闊的胸懷、開放的眼光對待世界其他各國的文明,在承認文明差異性的基礎上主張文明的交流、互鑒、共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強調“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31]。不同國家、民族間的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不是為了比較孰優孰劣、孰強孰弱,這種文明間客觀存在的差異性不是彼此對抗、沖突的緣由,恰恰是相互取長補短、互通有無的依據。面對當前全球化的時代發展趨勢,承認各國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合作需求上的差異,尊重文明多樣性,尊重彼此的自主選擇,在求同存異中追求共同進步,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選擇,也是實現人類文明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叭f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各國應以更加廣闊的世界視野和更為開放包容的姿態,平等對待不同文明形態,在交流中共同推進文明進步。當今世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始終以“西方中心主義”為視角,忽視文明多樣性發展的客觀事實,鼓吹西方文明中心論,長期對東方文明抱有刻板印象,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蔓延加劇,意識形態偏見甚囂塵上,國際政治秩序動蕩不安。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流行期間,美國等少數國家將病毒標簽化、將疫情防控政治化,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思維引入疫情防控,與我國一貫堅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學防控”形成鮮明對比。這一現狀足以證明任何一種帶有文化霸權屬性的文明都無法真正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繁榮,任何一種忽視文明多樣性,而妄圖以單一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會給人類帶來沖突和戰爭,而不會給人類帶來持久的和平和發展。只有以平等的態度看待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多樣文明,尊重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性,才能真正促進文明互通、文明共榮。人類文明新形態強調文明交流,堅決反對文明隔閡,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博大胸懷,也展現了中國主張以平等對話解決爭端、以平等包容促成交流互通的文明理念。

人類文明新形態強調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因互鑒而發展,宣揚文明沖突只會讓人類文明發展失去動力。文明互鑒是人類文明交流的重要環節,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不竭動力,是推進文明多樣性發展的必然選擇。文明互鑒以文明平等為前提,以雙向交流為基礎,以實現文明互通為目標。恩格斯在《致馬克思》一信中用“舊文明”概指包括資本主義文明在內的整個資產階級文明,而用“新文明”指代共產主義文明。作為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也擁有自身獨特的文明形態,但馬克思主義在看待新文明的產生時,不是一味地全盤否定“舊文明”的歷史進步性,而是始終堅持辯證的文明觀,一方面肯定了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對人類歷史進步的貢獻,如“野蠻軍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應當受到嚴厲的譴責,但是征服阿爾及利亞,對于文明的進展卻是有意義的和值得慶幸的事”[32]。在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中,世界秩序不斷變化,生產力和生產水平不斷突破,給人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以至于以福山為代表的一批“歷史終結論者”認為這“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33]。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在生產方式上的局限性、在文明秩序上的單一性,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無法得到化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文明中所隱含的“種族優越”“制度優越”和“文化優越”進行了理論批判,從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變革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實踐批判,并最終提出超越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明形態的理論進行了中國化實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新文明形態的經典論述一脈相承。在對待世界其他文明的態度上,中國共產黨秉持包容互鑒的方針,積極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了解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并在國際舞臺上積極呼吁世界各國攜起手來,建立文明和諧、和平發展的美好世界。人類文明新形態所主張推崇的文明互鑒,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宣揚的文明沖突論截然相反,是對文明視閾中二元對立、零和博弈舊思維的徹底否定。

人類文明新形態強調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文明因包容共存而豐富,鼓吹文明優越只會使人類文明最終走向黯淡失色。文明共存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現實,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同地區的人們按照自己的生活環境、文化習俗逐漸生成各具特色的文明,直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發展才徹底打破了文明相對獨立發展的態勢,出現了大規模的文化碰撞,部分地區的文明因其工業化的先發優勢在更大范圍內得到了推廣。但這絕不是文明同質的借口,也不代表文明有優劣之分、高低之別,文明共存是指不同文明和諧共處,共同構成絢爛多彩的人類文明圖譜。中國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進程中作出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這一理念所體現的正是中國對君子國家的追求:尚禮儀,重仁德,執中庸,守誠信。同樣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和合”理念。當前,中國的和平崛起改變了自航海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發展遙遙領先的格局,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是其中最大的變量,正在深刻影響著世界發展的走向和趨勢。對此,不少西方學者不時表達出對“未來超級大國”的擔憂,如米爾斯海默就從修昔底德陷阱出發,構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表達了自己對新興大國崛起產生的秩序挑戰問題的憂慮。對于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34],其現實根源在于大國間的戰略誤判。因此,所謂“國強必霸”的思維根源是一種西方世界固有的零和博弈沖突邏輯,其前提預設是新興大國必然具有“稱霸”意圖,必然挑戰現有大國地位,必然對現行國際秩序造成強烈沖擊。但歷史地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35],在長達數千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強調“合舟共濟”“海納百川”“協和萬邦”,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全球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世界各國的積極支持和響應。長遠來看,繼續秉持開放性、合作性、多樣性的“和合”理念,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從對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作出的科學決策,也是實現人類多元文明共存,徹底破除歷史終結論、文明優劣論的實踐進路。

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確證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超越本能與超越本質,還構建了多重維度的超越現狀,基本形成了對資本主義文明、傳統文明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超越。不同于“西方文明優越論”,以人為本、協同發展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了中華民族以和平求發展、以合作求共贏的發展理念,是契合當今時代發展潮流的社會主義新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顯著成果,凸顯了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與擔當,開啟了中華民族引領時代發展的新征程,指明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未來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