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之維

程麗琴

(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南京 211189)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人類文明是不斷向前推展的歷史性過程,它既可以指代人類在物質文化生產活動中逐漸脫離于動物性存在的野蠻狀態,也可以指相較于此前時代的人類更高的發展水平?；诤笳邔ξ拿麽屃x的考量,可以歷時性地將文明劃分為不同歷史形態,諸如漁獵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或信息文明等?；谖拿鲀炔克宫F的社會性質、發展道路的差異性,也可以橫向地對相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明進行更細致的分類,如資本主義文明和社會主義文明?，F代文明起始于西方,基于經濟、文化或科技層面的不同解讀,現代的起點既可以追溯至大航海時代,亦可以置于啟蒙運動以來,甚或推至工業革命以降。盡管不同維度的理解將現代性置于不同的歷史分期,但現代文明的基本架構都是以工業化為支撐的?，F代化源起于西方社會變革,諷刺的是,以“文明”為補綴的西方現代化的展開卻是以野蠻的軍事入侵以及資本的血腥積累為基本前提。換言之,在“文明”尚未到來之前,資本驅動下的堅船利炮已幾乎將全世界的“舊文明”碾壓劫掠。資本在血腥積累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統治形式,多數人創造物質財富以服務于少數人的剝削統治的制度模式被建立起來。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內部的思想家們還制造了以“民主”“自由”“平等”為光環的意識形態體系,將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時期所展現的優于過往一切社會形態的巨大生產力,作為資本主義走上恒定永久神壇之鐵據,甚至強調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已經是“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當成為一種“普世”的文明形態。但這種制度“越是公開地把營利宣布為自己的最終目的”[1],便越是會加速其內部矛盾的發酵,資本主義在機器轟鳴中構造了百年“榮光”后,以“人的異化”為倫理表征的西方現代文明內部矛盾叢生,并在階級矛盾的生發演繹中催生了以批判資本主義制度進而達至人的真正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盵2]“共同富?！弊鳛橹袊浆F代化的基本特質,是實現人的解放的物質前提,因此“共同富?！钡膬r值指向明確了馬克思主義范疇下的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倫理分野。若以西方現代化作為倫理坐標,那么中國式現代化則在對“共同富?！钡睦碚撫屃x中,鮮明地呈現了現代化的新型倫理結構。

從當前學界研究的整體狀況來看,無論是對“共同富?！币只颉爸袊浆F代化”的研究均呈現出日漸豐富的樣態?；趥惱砭S度而言,國內學者對“共同富?！眰惱韮群难芯肯鄬Ω?例如,陳偉宏認為,“共同富裕本質上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倫理期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倫理目標”[3];向漢慶指出,“共同富裕區別于自由主義、福利主義等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所倡導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共同富裕的倫理本質是人民性”[4];張志丹認為,共同富裕的倫理意蘊即追求理念善、價值善、制度善和過程善的“四位一體”[5];龔天平則指明,“共同富裕既要求物質生活豐裕,也指向了道德生活富有,它凸顯了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是以人民為中心倫理原則的具體彰顯”[6];范偉偉認為,“共同富裕跳出了西方的倫理紛爭,是真正體現社會公平正義與人民生活幸福的倫理要求”[7]。相較之下,國內學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維度的研究熱度不高,但亦有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李建華等人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根本倫理要求就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這一倫理要求的根本保障”[8];劉麗娜基于黨代會報告的文本分析,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目標由“和諧”到“美麗”的演變是具有“演進性”的演變,體現了黨對中國式現代化倫理認知的縱深化[9];袁祖社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從經濟理性至生態理性的倫理轉換,彰顯了人類文明形態的進步潮流[10];田旭明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智慧主要表現在堅持人本而非物本的發展價值、協調平衡系統的發展方法、資本邏輯的發展正義批判和構建發展共同體的倫理擔當”[11]。綜而觀之,當前學界的研究既關涉了“共同富?！钡膫惱砭S度,也涵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意義,在闡釋“共同富?！被颉爸袊浆F代化”的倫理內涵時,常常會以西方福利經濟學或理性主義價值之下對個人經濟成就的追捧來顯現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钡莫毺貍惱硪饬x。在文獻的整理中也不難發現,學者們在對“共同富?！迸c“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內涵的解讀中,其實存在著諸多共同內涵要素的分析闡釋,但目前學界尚未有將“共同富?！迸c“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內涵進行有效勾連的研究成果?！肮餐辉！迸c“中國式現代化”在深層倫理意蘊上是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性的,對這一內在邏輯關聯的深入挖掘,將有效地開顯以共同富裕為基本特質的中國式現代化獨特的倫理意義,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標所在。

二、“共同富?！笔菍χ袊浆F代化正義性的確證

對正義的追尋是人類倫理精神中永恒不變的題旨。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那里,各盡其職便意味著正義,因此正義指向了群體抑或城邦的利益,而不是少數“強者的利益”[12];在其學生亞里士多德看來,正義則更傾向于一種美德,“一切人都認為是種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來的品質”[13],正義既是全部德性的匯聚,亦是城邦法律的基本依據,它以城邦的公共利益為最終依歸。近代西方理論家則在啟蒙運動中逐漸將正義歸入了政治與法律范疇,以“自然狀態”的思想實驗為出發點,這些思想家圍繞著“權利”與“權力”之間復雜的張力結構演繹出政治正義的基本原則。如霍布斯的“正義”理念便是附著于自然法則的正義,“正義的性質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約,而信約的有效性則要在足以強制人們守約的社會權力建立以后才會開始”[14]。這種正義觀強調了社會權力對于個體權利的制約,但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將“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轉變為相對和諧的社會狀態。其后的英國思想家洛克則反其道而行之,認為自然狀態下人人都擁有天賦的自然權利,而為了避免自然狀態下不公的事件發生,人們需要一個公正的裁決者,政府充當了裁決者的角色,但必須對政府的權力進行分割以防其對人民自然權利的侵犯,政府一旦侵犯了人們的自然權利就是違背了正義原則,人們有權將之推翻。因此在自古希臘以來正義闡釋的道德(美德)傳統中,又匯入了近代基于“權利”與“權力”二元結構中衍生出的法權意義。在德國古典哲學奠基人康德看來,正義是人類由自然狀態走向文明狀態或法律狀態的產物,評價某個行為正義與否在于其是否符合外在法則(法律)所規允的正當性,若不然便是非正義的[15]。于馬克思而言,無論是以權利論立基的現代正義觀還是以道德論為柱的古典正義觀,都僅是遵循著從觀念到觀念的闡釋邏輯,事實上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的正義原則,已經脫離了其原初設定的目標指向,受到了資本的深層制約而淪為空泛的概念并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展開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潛在地解構了以權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法權所定義的正義尺度,批判了將資本主義正義泛化為一般性正義原則的觀點。由于“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6],若是用權利、平等或類似尺度去評判正義與否,只會陷入某種“永恒正義”的邏輯陷阱。這些附著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的正義界定標準,將得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剝削方式并非不正義的“塔克-伍德命題”(1)“塔克-伍德命題”提出,按照生產方式而言,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因此按照與它自身的生產方式所適用的固有尺度來說,這完全是公平的或者說完全是正義的。實際上是指認在馬克思的闡釋中“剝削”并不等于“不正義”。參見:TUCKER R C.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M].New York:W.W. Norton&Company,1969:44.的正義悖論。在《資本論》手稿中,馬克思開宗明義直指“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17],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闡明了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其實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評判正義的標準或正義的尺度作為經濟關系的產物,自然也是由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所決定的,因此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指認:“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盵18]但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的生產方式從來不是恒定不變的,“資產階級生產形式是一種歷史的和暫時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況一樣”[19]。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涉的正義也僅是暫時的歷史的形式,也即資本主義正義并非永恒正義,正義受到了具體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那么照此推演,正義也必將走向一種超脫于資本主義之上、拋棄了私有制與雇傭勞動的正義形態,那時的生產活動將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之下自由自覺的勞動實踐,勞動實踐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真實需要,人們在勞動中生成了平等協作的社會關系,而非基于利益沖突的剝削關系。

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在共產主義的初始階段仍將存在不平等與勞動分工的缺陷,但溯源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的“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的正義原則,以按勞分配為基礎的分配正義將實現對資本主義法權正義的替代,盡管這種分配正義也只是暫時的,并未能真正達至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人的“勞動正義”(自由自覺的勞動實踐),但是正義原則在不斷演化中呈現出向更高層次的正義或實質性正義的螺旋式上升的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正義性是基于對西方現代化道路非正義性的省思而建構的。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闡釋了勞動不僅創造價值,更創造剩余價值,以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剝奪而揭示出隱藏在“資本與勞動”對立背后的 “資本正義”的虛偽性,資本正義的虛偽性依靠顛倒映現社會關系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予以確證,以獲得無產階級大眾的認同。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盵20]這表明資本實質上是一種隱性的支配性社會力量,這種隱性權力是階級壓迫、不平等、剝削以及人的片面化發展的所有根源。從珍妮紡紗機問世開始,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便以資本為前驅,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了現代化的全過程全領域,從“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到法國里昂工人運動,再到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資本主義將溫情脈脈的田園詩般的宗法關系完全破壞,失地的農民被迫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只能承受著資本剝削下的壓抑性生活。資本邏輯主導下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將資本的增殖、利潤的增長作為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生產與消費均以資本擴張為導向,并衍生出非理性的生產中心主義和消費主義,在無限制的資本擴張中,自然、生態、資源均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直至人本身也成了資本增殖的工具。因此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實質是以拆解、貶抑人的價值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代價的,物統治人的異化社會中自然更談不上覆及全社會的正義問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根本上就是對資本主義野蠻社會的病理學診斷,是資本主義世界自我摧毀過程的歷史”[21]。

客觀地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尚未真正實現共同富裕,但以共同富裕為倫理目標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共同富裕就是指向以人的邏輯為中心的發展,即要求提供全體人民以充足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來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共同富裕所需要的物質與精神財富是基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實踐所創造的,而基于馬克思主義勞動實踐維度,可以發掘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正義原則。眾所周知,以共同富裕為基本特質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其核心范疇: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非正義性,盡管資本主義以“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為表征性意識形態掩蓋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不合理,但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將廣大勞動者限定為“喪失客觀條件的自由工人”[22],勞動資料占有中的不對等關系將在整個勞動實踐中迫使無產階級始終處于被壓迫的地位,也終將引發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從勞動過程來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是“形式上的等價交換與內容上的無償占有”的統一,也即資本家以看似符合市場規律的等價交換原則換取勞動力,實則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勞動”[23]。在社會主義勞動過程中,“人民權力高于資本權力,資本從屬和服務于人民”[24],也即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著資本,但資本在人民的勞動實踐過程中處于從屬性地位,服務于人民利益,而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所有要素服務于資本的增殖運動,參與勞動實踐的工人群眾實質上“都只是勞動工具,不過因為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費用罷了”[25]。從勞動的結果來看,社會主義的勞動成果歸屬于全體人民共享,在勞動成果的分配上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而資本主義勞動則是以資產階級占有絕大部分勞動成果為主要結果,這種占有實則是“竊取”了不屬于資本家自身所創造的價值。因而從人的勞動實踐這一本體論維度出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侵占了人的勞動,構造了極不平衡的勞動付出與勞動所得的割裂關系,繼而產生人的生存與發展意義上的普遍不平等與不公正[26]。若無法從人的物質生產實踐中建構實質性的正義,則無論是法權正義抑或制度正義都將是映現在虛空中的精致樓閣,可望而不可即。在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論釋義中,“‘共同’反映了社會成員對財富的追求與占有方式,是社會生產關系性質的集中體現”[27]。以共同富裕為倫理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資本主義空泛的法權概念的正義、追逐理性或自然法則的制度正義徹底解構,從人的勞動實踐出發重新定義了現代化道路的正義之維。

三、“共同富?！笔菍χ袊浆F代化人民性的守護

作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并開創的新型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刻上了中國共產黨的倫理屬性的烙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清晰地闡釋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屬性,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它“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運動”[28]。無“特殊原則”意味著共產黨并不謀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他們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運動”本質上“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29],為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因此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倫理屬性。正因為與其他一切關切本階級特殊利益的資產階級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并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同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所領導并構建的現代化道路形成鮮明的倫理分野。在現代化領導者自身屬性之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更廣闊的歷史發展規律視域中揭示了建設現代化的真正主體,也即人民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推動者,任何人類文明的演進都必然是通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產活動來推動的。人民性既是現代化道路不斷推進的正確方向引領,亦是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對于執政者和治理者提出的規范性要求。以資本邏輯為中心的西方現代化,將在財富的無限集中以及貧富分化的日益凸顯中出現文明停滯甚或倒退的現代化困境,而以人的邏輯為中心則會走向持續演進的現代化道路,這種持續性源自以人民為主體的改革創新活力的不斷激發。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人民性不僅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認識,也是基于中華文明獨特的“文明根柢”而鍛造。在持續幾千年的政治文化統一的中華文明內部,生成了對“民”的深刻理論認識。商周時期便已經發端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30]的民本思想,民為國之本也構成了中華文明最核心的政治倫理;春秋戰國時期,民本思想有了更直接鮮明的理論解釋,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31],“民貴君輕”更生動地定位了“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隋唐時期,唐太宗將君民關系化喻為“君舟民水”,并指出“為君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32],在國家治理層面厘清了“民”的顯性地位。盡管“以民為先”的治理之道如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般只是歷朝君主們用以警勉自身的理想境界,而“民本”卻作為一種顯性倫理鐫刻進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中?！爸袊浆F代化”既是指向充滿了未來感的現代性文明,亦濃墨重彩地渲染著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以表征“中國式”的獨特之處。如果說“現代化”印證著當代中國社會對馬克思主義所闡釋的現代性的規律性認識,那么“中國式”則傳承了中華文明獨特的心理意識、文化傳統與精神烙印,在傳統與現代的承接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得以生成,而人民性則是傳統與現代融匯交接處最深刻的共鳴。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工業化、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直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確立,在探索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創造出彰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方式,以人民邏輯代替資本邏輯的發展擘畫,以共同富裕代替兩極分化的財富分配,以命運與共代替零和博弈的國際交往,中國式現代化構造出迥異于西方的新形態現代文明?！艾F代化是一個不斷創新、不斷創造奇跡的發展過程,其根本動力來自于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33]。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照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引航破浪的根本遵循,而共同富裕則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人民性的倫理表征?，F代化道路如何抵定方向、掌控大局,需要對社會基本狀況進行宏觀把握、對社會主要矛盾進行精準定性。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意味著中國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共八大在現代化起點上對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進行了準確的分析,即“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與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與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34]。工業化是轉變國家發展方式、邁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而工業化的意義在于轉變“落后農業國”的現實境況,增加物質生產能力與類型,而其本質就在于“滿足人民需要”。歸根究底,“共同富?！钡幕厩疤崾鞘紫饶軌颉案辉！?“富?！币馕吨鐣镔|的豐富程度,也標明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布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提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35]。這不僅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新撥亂反正,也將社會主要矛盾更凝練地聚焦到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上,也即指向了提升全社會“富?！背潭鹊哪繕?。2017年,在改革開放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了近四十年后,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進行了全新判斷,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安黄胶狻币馕吨母锇l展的成果應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不充分”則意味著應提升全體人民生活的“富?！敝笖?擴充生活“富?！钡膬群?即在物質生活富足的基礎上向著更美好的生活邁進。在現代化道路探索中的諸次社會主要矛盾判斷,既是根據社會發展總體狀況對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的精準研判,也是對“共同富?！眱群膶哟涡?、過程的漸進性與目標的堅定性的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既是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中穩步前進,也是在對“共同富?！钡淖穼づc實現過程中不斷向前推進。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間節點,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36]?？偠灾?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在“共同富?！钡纳鐣髁x理想中得到了確證。

從“共同富?！眱忍N的豐富內涵來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盡管以物質現代化為基本前提,卻絕不是自限于物質現代化?？v覽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物質現代化抑或經濟中心論一度成為工業化社會中的“世俗宗教”,對民眾的承諾似乎只注重經濟增長。在“全面模仿”西方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曾出現西方現代化中的諸多癥候。因此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間,人們開始面臨更多未曾思考過的復雜的現代化癥候,健康問題、環境污染抑或精神危機,在獲得現代化建設的初步成功后,人的現代化被有意無意地忽略,生態破壞的巨大威力開始顯現。關切人是倫理學的基本使命,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終極旨歸?！肮餐辉！钡睦碚摫磉_從未將“富?！蓖Ａ粲谀w淺的物質層面,由全體人民共享的“改革發展成果”也從未限定于“物質成果”。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在現代化的軌道中不斷地糾偏、修復、重回正軌并循環生息不斷向前推展,其根源就在于以人為主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共同富?！备吁r明地彰顯了“人民至上”的至善倫理,它在內涵上全面覆蓋了經濟-民生、文化-精神、環境-生態、法治-權利等倫理諸領域。首先,“共同富?！痹诮洕I域保障每一個人的物質需求?！懊總€人的福利都依靠著一個社會合作體系,沒有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一個滿意的生活”[37]。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大多數人的富裕,而是所有人的富裕,缺少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是指向美好生活的“共同富?！?。無論是反貧困取得歷史性成就,還是補齊民生短板,實現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都是力求將改革發展的物質成果惠及每一個人,使其在物質上更有尊嚴地生活。其次,“共同富?！痹谖幕I域豐富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案辉！辈粌H是物質上的豐富,同樣指向精神上的“豐富”?！按龠M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高度統一的”,中國式現代化以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多元文化發展,大力發展公共文化事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文化領域充實和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38]。再者,“共同富?！痹诃h境領域增進每一個人的生態福祉。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美好生活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解,要求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將生態自然納入到了“共同富?！彼仨毜摹敖鹕姐y山”范疇,創造出更健康的生態公共產品,滿足了人民群眾對優美人居環境的需求。最后,“共同富?！痹诜ㄖ晤I域確保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無論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還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都離不開對生存權與發展權等人的基本權利的保障。換言之,“共同富?！彪x不開人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也即需要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明建設。無論是日臻成熟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抑或在重大突發疫情中對“生命至上”的堅守,都將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人權真正落到實處。

四、“共同富?！笔菍χ袊浆F代化責任性的彰顯

誠如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盵39]在工業革命所創造的機器偉力加持下,資本的航船帶著極其廉價的商品穿行到了世界各地?！安粩鄶U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在軍艦重炮的轟鳴中,它摧毀一切封閉文明的大門,“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40]。在新舊世界的碰撞中,“資產階級社會本身把舊大陸的生產力和新大陸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結合起來,以空前的規模和空前的活動自由發展著,在征服自然力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一切成就”[41]。輝煌的西方現代文明卻無法隱藏資本嗜血的本質,超越以往的物質財富下堆積著工人階級腐朽的軀體,“擠在工廠里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經營工廠的資產者本人的奴役”[42]。換言之,西方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著資本的血腥積累,并借此具備了現代化所需的社會物質條件。在資本集中的過程中,大資本逐漸與國家機器相結合并確立了以壟斷資本主義為基石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正是依靠著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現代化程式,西方在世界各民族的競逐中率先進入現代文明,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這種“中心-邊緣”式的政治經濟結構的確立,理所當然地將亞非拉地區邊緣化與他者化。但裹挾著國家權力、沖出民族國家疆域的資本集團的競爭導致了主要西方國家之間沖突的爆發:帝國主義國家間相互爭奪生產資源與傾銷市場,壟斷資本則是在尋求無限增殖的地理空間。資本無序擴張與無限增殖加劇了國際利益的爭奪與沖突,最終以戰爭的極端形式來呈現資本的惡性對抗。也正基于此,西方現代化道路無法規避此起彼落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國之崛起總伴隨著另一些國家的衰落。這種矛盾集聚至無法調和后,終于對整個人類文明產生不可挽回的傷害:兩次世界大戰以現代化程度最高的歐洲為中軸,將世界主要國家卷入其中,壟斷資本所外化的帝國主義終究在自我矛盾的混亂擴張體系中阻滯了現代化進程?；赝麄€西方現代化歷史,其以制造本國貧困完成資本的首輪積累,而這種貧困隨著全球市場的開拓如同瘟疫不斷向外擴散,在炮火與血腥中造成了全世界的貧困群體。在當今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所有充斥著技術感、未來感與繁榮面的文明樣態似乎都已沖淡了資本野蠻生長時的罪惡,而高度集中的優質教育資源、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與先進的醫療衛生條件則將歷史的塵埃抹去,使西方現代化被泛化為唯一通往現代“文明”的道路?，F代化運動源起于歐美并沖破了舊世界的藩籬是客觀事實,因此歐美現代化進程所創造的歷史程式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參考系。但文明的形態既是多樣的,通往現代文明的道路便不可能以獨屬于某種社會形態的方式而成為普世之光。資本主義文明的現代化以多數人服務于少數人、以多數國家附庸于少數幾國的模式在當今世界既未必可行亦不可取。

中國自古便有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文明傳統,這種傳統源自以“仁愛”為核心的倫理秩序。以他者為先的倫理在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上,呈現為“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擔當精神,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則表現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的責任理念。因此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始終承載著道德主體對自身人格期待與德性要求的責任倫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要求不謀而合。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應“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3]。無產階級政黨既不局促于本階級特殊利益的權力操弄,亦非簡單地以實現本民族國家的富裕繁榮為目標,其最終的利益趨向和“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盵44]。因為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不可逆的歷史洪流中,世界各國形成了榮損俱在的結構性關系,對于以“人類幸?！睘樽陨硎聵I的無產階級政黨而言,人的解放也成為世界歷史性的事業。無論是對“中國式”文化基因中“達己”必“達人”的責任倫理的傳承,還是始終將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理想視作引航旗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始終彰顯出利益共在的倫理精神。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世界現代化浪潮的重要組成,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先發國家現代化理論的深刻影響,經典現代化理論中的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以及后現代化思潮中所衍生的生態現代化理論等均為當前中國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中國式現代化既從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中尋求走向現代化的一般性規律,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等結構性要素統合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整體性布局中,亦在傳統文化基因與馬克思主義宏闊視野的結合中升華出屬于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倫理意蘊。在倫理品格上,中國式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不同既體現在富裕的范圍和富裕的主體上,更彰顯于富裕的延展性上。如前所述,西方所選擇的現代化道路本身具有“犧牲性”特質,即以本國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于資本集團的壯大、服務于資本財富的積累,在世界市場的開拓中以他國經濟體系的附庸性服務于本國經濟體系的轉型發展,建構全球性的利益剝削鏈條,謀求本國資本集團的利潤最大化。質言之,在社會財富的創造中,西方現代化走向了一種非責任性的、實現少數人“富?！钡奈拿餍螒B。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早發內生型現代化不同,從近代被侵略以致陷入民族危亡的外力壓迫中開啟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從“器物”至“制度”再到“文化”,現代化發軔階段的中國始終以救亡圖存與不受外侮為標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在倫理本質上與西方現代化的界別。

當“十月革命”將馬克思主義送入中國,中國現代化探索終于出現了歷史性轉機,中國共產黨承接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性任務?！肮伯a黨人的憂患意識, 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 更是一種擔當”[45],共產黨的責任擔當展現在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踐行其初心使命,也即實現民族復興與人民幸福的雙重任務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則是實踐初心的根本路徑?！案辉！笔敲褡鍙团d的物質前提,而“共同富?！眲t是人民幸福的基本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所要實現的共同富裕正是其責任性的具體表征。早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就已經指明,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會實現全體人民“共同的富”“共同的強”[46];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在闡釋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時同樣指出,“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盵47]。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根本之別與最大優越性就在于“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48]。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并不意味著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實現人民同步富?；蛲雀辉?社會主義“最大優越性”的實現首先要抓住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此在現代化初期須強調效率優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做大蛋糕”,讓“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49]。在經濟建設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礎上,才能夠“分好蛋糕”,實現社會財富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相協調。共產黨人將共同富裕作為漸進性的歷史過程,突破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條式理解。此外,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不是孤立封閉式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同樣具有溢出性效應,與西方現代化進程中資本必然對外擴張的掠奪性外溢不同,中國式現代化以“富富與共”的積極性外溢為價值指向。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當今時代,世界各國早已成為了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財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貧窮則是引爆危險的潛在污染源……從長遠看,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則依賴于他國的富足”[50]?；谌蛐跃S度審視,曾經的中國具有龐大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以實現共同富裕為重要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所彰顯的脫貧減困顯性效應,本身便是對世界減貧事業的巨大貢獻,而以無數歷史性成就所確證的中國式現代化亦破除了西方現代化話語所構造的現代化枷鎖,為正在開展現代化建設的其他國家擺脫對西方現代化的路徑依賴提供了良性示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51]。在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始終秉持開放性的合作思維,無論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建立亞投行抑或成立絲路基金,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持續與各國分享現代化建設中的發展紅利;通過人才培養項目、基礎設施援建、無息貸款減免等,持續在“南南合作”框架內支持世界最不發達國家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從內在邏輯上看,中國式現代化是以生態文明為邏輯導向的現代化模式,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指出:“樹立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理念,自然生態是有價值的,保護自然就是增值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過程,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52]。眾所周知,以征服或侵奪自然為特征的工業文明盡管實現了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卻將現代化所內蘊的物質豐裕限定在了地球自然資源可供損耗的期限內。若復制西方現代化的路徑,則將無可避免地陷入資源消耗性現代化窠臼中,加速地球自然資源的枯竭速度。自然價值論將生態自然納入了“金山銀山”的范疇,要求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式的保護性發展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類活動限制在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則可以實現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因此以生態文明為邏輯導向的中國式現代化增強了共同富裕的延展性,共同富裕不是某代人或幾代人的富裕,而是在永續性富裕中彰顯出對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責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