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形態論向世界體系論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武海寶

一、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為人對人的依附關系、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以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三大社會形態。馬克思之所以能夠以人的自由實現程度為標準劃分出三大社會形態,根基在于他對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生產方式的分析。比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主要以人身依附關系為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則以人對物的依賴為主,而共產主義社會則意味著自由人聯合體的實現。馬克思從人類全部社會生活中抽象出社會生產方式作為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結構,并把分析這種結構視為歷史理論的首要任務。這種生產方式演化的規律是很抽象的,但它又是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史所必需的。按照馬克思所說的“人體解剖與猴體解剖”的辯證方法,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科學把握,絕不能按時間本身的先后次序,將一切都交由“鐘表和日歷”來推動;相反,必須站在人類社會發展已經達到的成熟形態的視角上,在把握住這種社會形態基本結構的基礎上進行回溯式考察,只有這樣才是最科學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把生產方式批判(社會形態批判)與世界歷史批判有機結合起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世界歷史批判始終不是主體性內容,占據主體地位的主要是生產方式批判,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馬克思只是在資本批判需要引入世界歷史的具體發展進程時,才會應辯證邏輯的需要而展示世界歷史的具體時空結構。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資本原始積累史就屬于這樣的世界歷史內容;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資本主義史前時期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形成和發展也屬于類似內容。這些內容都具有特定的歷史階段性特征。而對于商品與勞動二重性、相對剩余價值與絕對剩余價值、資本流通以及剩余價值分配等內容的分析則屬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本體結構的分析,因此,這些內容并不指向某個特定的時間段或國家。對于剩余價值剝削這個資本的本質特征來說,17、18世紀乃至19和20世紀并沒有本質不同,對英國、法國、德國這些不同國家來說,也沒有本質不同。誠如馬克思所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币虼?“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頁。。

可以說,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抽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時空結構。因此,就生產方式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演進來說,盡管我們在其中也能看到某種時間序列的遞進,但這種遞進與其說是歷史的,不如說是邏輯的,因為它還不是歷史時空結構的全面展開,不是直接的經驗具體。用馬克思的話說,他的資本批判所分析的還只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起決定作用的“普照的光”(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頁。,世界歷史發展的具體時空結構只是作為背景而出現。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生成,它就具有相對穩定性,馬克思的資本批判也就是針對這種相對穩定的本體結構而展開的。對此,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曾深刻評論道:“歷史的發展時快時慢,但推動歷史發展的內在力量卻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經濟和社會體系的變化只能是緩慢的。馬克思懂得這個道理,他通過生產方式的概念……把一些歷時幾百年的經濟的和社會體系看作是歷史的基本形態?！?3)J. 勒高夫:《新史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27頁。

當然,馬克思資本批判的最終目的是把握世界歷史的具體時空結構。馬克思高度重視歷史科學,因此,他不會忽略對資本主義具體發展進程的研究,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在一系列歷史、政治和哲學著作中,他對此都有所闡述。比如,馬克思論述了東方落后國家如何從自身的特殊國情出發進行民主革命以及能否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等涉及世界歷史發展的各種具體問題。馬克思晚年還做了大量歷史學筆記。這些都表明了馬克思對人類歷史具體發展進程的關注。但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的深入闡述還只是零星的,遠不夠系統和全面;他對歷史學筆記的整理分析也沒有來得及完成。馬克思曾有過“五篇六冊”(4)所謂“五篇”是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范疇,即資本、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制;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產的國際關系;5.世界市場和危機?！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頁。所謂“六冊”是指:1.資本;2.土地所有制;3.雇傭勞動;4.國家;5.對外貿易;6.世界市場?！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頁。的龐大計劃,計劃從資本批判逐步過渡到“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生產的國際關系”“世界市場和危機”等更高的層次,在這些層次上,那些在生產方式研究中所舍掉的、涉及世界歷史發展的具體環節應該會得到馬克思的“回溯式”考察,但他并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計劃。到了晚年,馬克思仍然念念不忘這個計劃,而且有從“四卷構想”向“六冊構想”復歸的意向。

由于經典馬克思主義主要集中于生產方式批判,而非世界歷史批判,當代眾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因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缺乏世界體系的維度,并直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構想的那個資本積累模型從來沒有在歷史上真正出現過。法國左翼學者雅克·比岱就曾說:“與忽略了諸階級的斯密不同的是,馬克思忽略了諸國家,因而忽略了今天由‘全球歷史’所帶來的巨大挑戰,后者不再以從地理角度看是抽象的‘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范式為基礎,而是奠基于具體的‘世界體系’的‘體系性’范式?！?5)雅克·比岱:《馬克思的〈資本論〉、階級結構、世界體系和世界-國家》,《哲學動態》2013年第2期。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注意到這一點,他認為:“當他(馬克思)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完善的體系加以說明(這種體系從未在歷史上真正存在過),同時,又來分析資本主義世界具體的日?，F實時,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6)伊曼紐爾·華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頁。實際上,這些批判和指責都經不起推敲。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一般”時,當然不能引入雅克·比岱所謂的“諸國家”,而是相反,“諸國家”比如英、法、德等國的特殊差別恰恰是要被抽象掉的,因為英國的今天就是德國的明天;全球歷史當然是“體系性”范式,但要達到理論的“體系性”,又必須從生產方式的“結構性”開始,體系性范式不是一步就能實現的。資本的概念作為純粹的理論模型,當然也不能“在歷史上真正存在過”,正像在現實中不存在一個幾何學理想模型中的三角形物體一樣;同樣,知道了資本,也不等于就直接理解了“資本主義世界具體的日?，F實”,因為這些現實包含著“神廟封閉,異教突起,權杖易手,王冠落地,戰亂不絕,帝國解體,都市焚毀,廢墟復興,遠程奔襲,民族遷徙,地理探險,種族滅絕”(7)許建康:《馬克思列寧與當代世界》,《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2期。等一系列更具體、更豐富甚至更具偶然性的內容,而它們在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演化模型中都是暫時被舍棄和抽象掉的。雅克·比岱和沃勒斯坦對馬克思的上述批判和指責之所以顯得輕率,是因為他們都不能夠深刻理解這樣一點,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方法必然要求“歷史科學”首先從對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分析和解剖出發,然后才能逐步上升到世界歷史發展的具體時空結構。

馬克思之后,列寧和希法亭等人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推進到帝國主義理論階段。由于帝國主義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殖民體系了,因此,帝國主義理論必然把“諸國家”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就是說,這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更加迫切地需要從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批判理論提升為一種世界體系理論。在這種提升中,列寧拓展了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把馬克思以產業資本為核心的資本批判推進到金融資本批判的新階段,并以金融資本為基礎,分析了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而解釋了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球的擴張。這是馬克思主義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方法的進一步應用和展開。但是,當今世界早已不是殖民帝國的時代,而是進入了一個金融全球化的時代。列寧的探索和創新自然非常偉大,但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線索還是從時代變化本身的要求來看,馬克思主義仍然需要進一步從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理論提升為一種更高層次、更為具體的世界體系理論,以直面21世紀新的時代現實。

二、構建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理論的關鍵環節

我們應如何具體建構一個這樣的世界體系理論呢?(8)這里的“世界體系”即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體系中,世界市場和世界體系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產物,它大約始于15世紀末16世紀初。筆者認為,這需要綜合兩方面的理論資源: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對16世紀資本主義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以來的世界體系進行過深入批判,這些批判雖然不夠系統,但仍具有重要的理論指示意義。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離我們今天更近,其理論形態也更加豐富和具體,因而對于我們今天的理論建構更具直接的現實指導意義。另一方面,當代世界歷史和世界體系理論也有所發展,其代表人物有布羅代爾、沃勒斯坦、阿銳基等人(9)在世界體系理論構建方面,當代學者已經有所建樹,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和阿銳基,但是,他們對世界體系理論的思考都曾受到布羅代爾的深刻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世界體系理論的源頭在布羅代爾。無論是沃勒斯坦、阿銳基還是布羅代爾,他們都還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沃勒斯坦本人更是公開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可以說,現有的世界體系理論并不姓“馬”,它還遠未奠基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這就是我們今天考察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構建的主要原因。,他們的理論或多或少都受到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深入拓展,把對世界體系的批判推進到當今時代。因此,通過對上述兩大理論資源的系統綜合,就可能初步構建起一個面向當下現實的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在筆者看來,該理論應該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一)金融資本是支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的主要資本形態

既然世界體系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登上歷史舞臺后才真正形成,那么,推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的主要力量自然就是資本。不過問題在于,資本也有不同的形態,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很多學者在闡述經濟全球化時使用“資本邏輯”的概念,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就是資本的全球化,但仔細考察這種資本概念就會發現,它實際上是指馬克思說的產業資本。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的確以產業資本為中心,因為在他看來,產業資本不僅占有剩余價值,同時也創造剩余價值,因此,“產業資本決定了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10)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頁。。但是,產業資本只是馬克思資本批判的基礎邏輯和底層邏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是按照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方法構建的。按照這種方法,在《資本論》的邏輯頂端呈現出來的并不是產業資本,而是銀行資本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虛擬資本,后者其實就是列寧和希法亭定義的金融資本。也就是說,要理解資本主義的日?，F實,產業資本只是一個基礎概念,而金融資本概念則要具體得多,因為它是馬克思資本批判真正要達到的“具體總體”。(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

金融資本這個概念無論在馬克思那里還是在列寧和希法亭那里,都意味著社會生產的“總體”,也就是說,金融資本是作為總體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它在整合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三種職能資本形式的基礎上,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真實支配者和統治者。(12)宋朝龍:《〈資本論〉邏輯視域中的金融資本批判》,《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1期。對于金融資本的這種“總體”屬性,希法亭曾有過一段深刻的概括:“產業資本是圣父,它生下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作為圣子,而貨幣資本則是圣靈。它們是三位,但在金融資本中卻是一體的?！?13)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197頁。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資本這種“三位一體”理解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就銀行資本、商業資本、產業資本、貨幣資本、金融資本這些概念的復雜關系來說,傳統的形式邏輯是很難把握的,因為它們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具有內在的辯證關系。實際上,希法亭關于金融資本的圣父、圣子和圣靈的比喻來自黑格爾的啟示(馬克思也曾多次提及這個比喻)。黑格爾曾說:“上帝作為對象是一個將自己分裂為二的東西,一個設定他自身的他方的東西。這個他方被稱為圣子。這第二個東西是這樣規定的,即上帝在他自身的這個他方中又同樣直接是他自身,同樣在直觀自己,并且僅僅在他方中認識自身,而這種自有、自知、固有統一和在他方中的自在存在就是精神;也就是說,這個整體是精神;無論一方,還是他方,都不是精神。而上帝被規定為精神(圣靈),他才是真理,是完善者?！?14)《黑格爾全集:世界史哲學講演錄》第27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5頁。如果拋開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不論,金融資本實際上就是黑格爾所謂的“上帝”“精神”,而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任何一方都不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是貫穿三者的整體,是真正的“完善者”。那么,金融資本以何種形態貫穿三者呢?是以貨幣資本的形態。貨幣資本就是金融資本的“靈魂”所在,因而是“圣靈”,是真正的金融資本。列寧對金融資本的定義也是遵照此辯證邏輯的。他把金融資本理解為“銀行和工業混合生長”的產物,銀行不僅是產業的創立者,還是產業的統治者。列寧還指出,“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15)《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3、780頁。,而作為這種分離的一般結果就是金融資本的生成。因此,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總資本”,是馬克思資本批判真正要面對的資本最高形態。

金融資本不僅存在于19世紀,甚至在16世紀乃至更早就已經存在。馬克思曾指出,“18世紀是商業的世紀”(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頁。,而商業資本本身就是金融資本的一種表現形態。馬克思還論證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利貸資本,認為高利貸資本是貨幣壟斷資本,它與現代金融資本(銀行資本)的區別“決不在于這種資本本身的性質或特征。區別只是在于,這種資本執行職能的條件已經變化”(1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9頁。。也就是說,高利貸資本與現代銀行資本作為資本本身并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區別在于高利貸資本剝奪的對象是小農或領主;而現代銀行資本剝奪的對象則是產業資本家。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利貸資本其實就是古代的金融資本。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這一點上與馬克思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據他考察,商業、工業和銀行業三者在歷史上從來都是同時共存的:“以往的大商人從不專營商業,他們同時或先后兼營貿易、銀行、金融、交易所投機、‘工業’生產和包買商業務,在個別情況下,甚至開辦手工工場。商業、工業、銀行等多業并舉,也就是說,幾種資本主義形式同時共存,這在13世紀的佛羅倫薩,在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以及18世紀的倫敦,都曾出現過?！?18)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88頁?！爸钡?9世紀,大商人從不局限于一種活動。他當然是商人,但也可以說,他從不僅限于經商,根據不同的情況,他同樣可以是造船主、保險承包人、借款人、貸款人、金融家、銀行家甚至實業家和農場主?！?19)“金融資本要等到19世紀的30到60年代后,當銀行把工業和商品全都抓到手時,才取得穩定的成功?！辟M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ⅹⅹⅴⅷ頁。布羅代爾所謂的商業、工業和銀行都屬于金融資本“三位一體”的概念,因此他對金融資本的這種理解,實際上與列寧和希法亭一樣,都突出了金融資本作為大貨幣壟斷資本的高度流動性和靈活性,即它們可以根據利潤率的高低而隨機選擇進入或退出某個經濟部門,而不管這個經濟部門是商業、工業還是銀行業。當然,列寧認為,金融資本建立在19世紀末產業資本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基礎上。但事實是,金融資本并不只是“20世紀的新生兒”(20)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第765頁。;無論是在以個體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還是在新興的產業資本家階級之上,都“豎立著”大貨幣壟斷資本家,即金融資本家。唯一的區別在于,產業資本崛起之前的金融資本還只存在于整個社會的縫隙當中(比如城市國家),因而還只是瓦解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潛在力量,而在產業資本走向壟斷的過程中,它吸收了產業資本的最高成就,從而在產業資本的基礎上加強了對整個社會生產的支配力。(21)宋朝龍:《邊緣社會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9頁。

馬克思晚年在接受《太陽報》記者約翰·溫斯頓采訪時曾指出,他打算寫一部“三部曲”,即“土地”“資本”和“信用”論(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20頁。,計劃用大量的美國案例來闡述信用問題,而信用是“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動力”(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頁。,這種資本主義最高和最后的形式其實就是金融資本。恩格斯晚年在一封致施米特的信中也曾指出,“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導致“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因而經濟運行的規律不能直接從“直接生產的利益”也即產業資本的角度去闡述,而應該從股東和金融家也即金融資本的利益去闡述。(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頁。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思想都表明,金融資本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是資本形態變化的一個最后落腳點。在金融資本的形式上,馬克思的資本批判完成了“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的理論任務?？梢哉f,金融資本理論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本體論”。但遺憾的是,人們在援引馬克思思想資源的時候卻總是習慣于停留在《資本論》的第一卷,即停留在產業資本的形態上,這不得不說是對馬克思資本批判的一種最大誤解。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最后落腳在金融資本的形態上。找到金融資本這樣一個“基點”,就可以給有關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的各種“周期理論”(諸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霸權周期等)提供一個堅實的“本體論”基礎,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是金融資本控制和支配下形成的世界體系,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體”。(26)宋朝龍:《邊緣社會主義的起源》,第35頁。而現有的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周期的各種討論,大都沒有自覺界定“本體”與“屬性”的區別,沒有把“周期”理解為“本體”的一種“屬性”,沒有在考察“周期性”之前首先搞清楚是“誰的周期”。對于我們正在討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來說,周期只是金融資本的一種屬性。在本體或實體不明的情況下,糾纏于各種商品價格指數、商品交易量、總產量、人口數量等一系列數量分析,并試圖以此來確立世界歷史發展的某種規律性,實際上是舍本逐末,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種“循環論”。這與馬克思批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專注于價值量而忽略價值形式的分析”犯的是同樣的錯誤。

(二)金融資本必然與國家權力相結合

金融資本固然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擴張的主要動力,但對于創造世界歷史這個偉大任務來說,僅有金融資本的能動性和活躍性還是不夠的,還必須依賴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有機結合。對此,布羅代爾曾指出,中小資本是很難與國家政權這個龐然大物相結合的,真正經營和支配國家的只有資本家中最有權勢的集團——金融資本家。沃勒斯坦在評述布羅代爾的這個觀點時也曾指出:“一切壟斷都是以政治為基礎的……要想制造非經濟的壁壘來進入市場,要想強設驚人的價格,要想使人民購買他們并不迫切需要的物品,力量,某種政治權威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國家支持的人也可以成為資本家(布羅代爾意義上的資本家),這種想法是荒謬的?！?27)許寶強、渠敬東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77頁。當代西方左翼學者羅賓遜、哈特、奈格里與沃勒斯坦、阿瑞基等人曾就“世界政治動力學”展開爭論,試圖回答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究竟是“以資本為中心”還是“以國家為中心”,實際上也是在探討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問題。(28)威廉·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9-182頁。

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其實早已包含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中,但還只是一個潛在的、待發揮的邏輯環節。前面提到馬克思曾有“五篇六冊”的宏大研究規劃,其中的一個主要環節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頁。。在這個維度,對資本與國家權力相結合的歷史考察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環節。那么,在理論構建上到底以哪一種資本形態來與國家權力相結合呢?是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按照《資本論》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法方法,不可能是產業資本,只能是金融資本。當然,馬克思當時沒有沿著這條路徑繼續分析下去,他也沒有完成這個龐大的計劃。盡管如此,馬克思仍然在《資本論》的一系列手稿中給我們留下許多深刻的啟示。馬克思曾指出:

財富本身越是遠離直接生產,越是又對兩個各自就其本身來看已表現為經濟的形式關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現得越是明確和廣泛。貨幣從手段變成目的,較高級的中介形式到處都作為資本把較低級的中介形式又表現為勞動,單純表現為剩余價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據經紀人或銀行家等等同工廠主和農場主的關系來說,后者對于前者相對地處在勞動(使用價值)的規定上,而前者對于后者則表現為資本,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創造。這種情況在金融家身上表現為最瘋狂的形式。(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4頁。

在此,馬克思深刻地闡述了作為較高級中介形式的金融資本與作為較低級中介形式的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等職能資本的辯證關系。在他看來,金融資本到處都把產業資本表現在勞動(使用價值)的規定上,而金融資本自身則單純地表現在資本(交換價值)的規定上;也就是說,在金融家眼里,工業家似乎不再是資本家,而是勞動者,金融家自己才是真正的資本家,是剩余價值的真正占有者,因而金融家最后成為資產階級財富最高級、最全面的表現者,成為馬克思所謂的“國家和資產階級社會之間最高級的中介”(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4頁。。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社會要與國家發生關系,必須通過金融家這個中介。馬克思的這些論述充分表明,不能只是抽象地談論作為經濟基礎的資本與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之間的關系;能夠與國家權力相結合的資本形態是一種非常具體的資本形態,即金融資本。

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不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同時也被世界歷史的發展所證實。據布羅代爾考察,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金融資本家往往寄居于專制權力和貴族階級的保護之下,“留在他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錯誤、奢侈、閑散和缺乏遠見,往往通過高利貸攫取它的財產”,而在率先崛起的城市(商業)國家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地,金融寡頭則直接掌握了政權。即使到了近代之后,金融資本也是操縱國家政權的巨大勢力:“在17世紀的荷蘭,攝政和貴族為了批發商或資本家的利益并根據他們的意志治理國家。英國1688年革命也標志著商人當政。法國落后了將近一百年:隨著1830年七月革命的發生,商業資產階級(也即馬克思所說的金融貴族——筆者注)終于穩掌政權?！?32)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第ⅹⅹ頁。金融資本家在18世紀展開了激烈的世界市場爭奪,它依靠民族國家這個據點,發動了一場又一場商業戰爭。在這個時代,“每艘商船都是一艘軍艦”,“國旗到哪里,貿易就跟著到哪里,國旗就是戰爭中的軍旗”(33)卡爾·考茨基:《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第27頁。,正是這種世界范圍內的商業戰爭把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展現得淋漓盡致。進入19世紀,雖然工業資產階級逐步發展壯大并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但在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并不是產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34)宋朝龍在《邊緣社會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批駁了把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理解為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觀點,參見宋朝龍:《邊緣社會主義的起源》,第58-59頁。馬克思曾在一系列有關英法等國的政論文中闡述了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他指出,在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產業資本家只能算是英國“非正式執政”的階級,而正式執政的是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土地貴族和商業金融貴族,這兩大勢力“雖然屈從資產階級所提出的某些原則,卻獨自統治著內閣、議會、國家管理機關、陸軍和海軍”,成為“占據不列顛民族相對來說最重要的半壁江山的階級”(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7-188頁。。當時的法國亦是如此。馬克思認為,19世紀法國的真正統治階級是金融貴族,包括“銀行家、交易所大王、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與他們有聯系的土地所有者”,而“工業資產階級并沒有統治法國”,“真正工業資產階級只是官方反對派中的一個部分,它的代表在議會中也只占少數”(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77、385、377頁。。到了19世紀末,金融資本如希法亭所說,登上了“資本權力的頂峰”(37)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第202頁。,公開占據了國家權力,成為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罪魁禍首。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經濟基礎是金融資本,而不是考茨基認為的工業資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主義退場,代之而起的是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時代。時代的變遷雖然證明資本主義能夠克服殖民主義時代民族國家彼此對立所造成的地區割據,但是它還不能真正克服民族國家本身。民族國家形式仍然是資本主義存在和運作的基本形式。用沃勒斯坦的話說,資本主義始終是在一個“多國家體系”中演化發展的。(38)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第10頁。

總之,世界歷史的發展充分表明,金融資本操縱和支配著國家權力,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典型特征;同時,它也構成近代以來東西方發展道路“大分流”的主要標志。誠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率先在西方而不是東方崛起的奧秘之一就在于西歐最早形成了金融資本(布羅代爾稱之為“金錢家族”),而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緊密結合,在西歐社會比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東方社會都更成功,這是東西方發展道路產生重大分野的根源。(39)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20-730頁。

(三)資本積累中心的轉移和霸權國家的興衰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的具體機制

金融資本與特定國家權力的結合在世界市場上形成了一個個權力實體,這些權力實體構成一個權力網絡。一定時期的權力網絡并不是去中心化的,而是總能在權力主體的“原子式碰撞”中形成一個較為穩固的權力中心,這個中心是權力體系的創立者、領導者和維護者。但是,中心國家的地位并不是長久的和永恒的,而是呈現出不斷跳躍、轉移的趨勢。正是通過這種中心的轉移和跳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得以不斷擴張。這是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阿銳基等人根據歷史考察總結出的一條關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演化的重要規律。

布羅代爾認為,金融資本與特定國家權力的結合在一定歷史時期不僅會造就一個世界積累中心,同時也會造就一個世界政治和軍事權力中心,而資本積累中心與政治軍事權力中心的合一將把某個特定國家提升為一個占據世界體系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但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來看,無論是資本積累中心還是霸權國家都無法長久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積累中心的不斷轉移和霸權國家的興衰似乎是一個天然的宿命。那么,如何認識這種現象呢?布羅代爾認為,金融資本家總是具有這樣的能力,可以隨時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將自己的資本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40)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第514頁。;當這種資本流動遭遇障礙時,它就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國家權力來消除這種障礙,由此引發國際范圍內激烈的權力斗爭。權力斗爭的失敗者從此黯然退出世界舞臺,而勝利者則從此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甚至成為重塑世界秩序的霸權國家。因此,資本主義世界積累中心的轉移和霸權國家的興衰是壟斷著巨額貨幣的金融資本為了在全球范圍內掠奪剩余價值而發起的國家間權力斗爭的產物。

在布羅代爾的基礎上,世界體系理論的作家們進一步發展了霸權周期理論。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國家一般是先獲得工業和商業優勢,然后獲得金融優勢,最后通過金融霸權來確立自身的霸主地位;而對金融霸權的享受和沉迷則會破壞它的工業和商業優勢,從而最終使它喪失世界霸主地位。(4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12-16頁。阿銳基則提出,霸權國家因物質擴張(即工業和貿易擴張)而崛起,又因金融擴張而衰落,物質擴張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必然遭遇瓶頸,克服這種瓶頸的主要手段則是金融擴張;而金融擴張必然帶來產業的空心化,同時又會資助新興大國的崛起來挑戰自身的霸權,從而導致霸權的衰落。物質擴張和金融擴張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積累周期”。資本主義誕生后,體系積累周期的引領者依次為熱那亞、荷蘭、英國和美國。在談到如何發現“體系積累周期”的規律時,阿銳基指出,這個奧秘的核心在于,“金融資本不是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更不用說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階段,而是一種反復出現的現象,標志著中世紀后期和現代早期歐洲資本主義時代的最初開端。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金融擴張表明了世界規模的積累已經從一種體制轉換成為另一種體制”(42)杰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頁。。

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阿銳基的上述思想,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馬克思,但在理論根基上遠未有馬克思闡述得那么深刻,他們都不是政治經濟學家,缺乏對金融資本內在矛盾的深刻分析。如前文所述,馬克思的主要精力雖然放在了構建社會形態理論上,但是,在涉及世界歷史的實際發展進程時,他仍然留下了許多精彩的論述。比如他曾指出,威尼斯、荷蘭、英國在自身積累過度后從事的主要營生都是以巨額貨幣貸放給新興的工業國家:威尼斯以巨額貨幣貸放給荷蘭,荷蘭以巨額貨幣貸放給它的強大競爭對手英國,英國則以巨額貨幣貸放給新興的美國,而貸放國自己則過上食利者的生活。(4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66頁。按照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金融家具有很強的寄生性,它一旦掌握了社會生產的支配權,就會坐地圈錢,成為一個“寄生蟲”和“吸血鬼”;而工業家,也就是那些真正承擔生產職能的資本家比起金融家來就要相對進步一些,因為它還在組織生產,是社會財富源源不斷的供給者。這就必然導致一個對世界歷史來說影響巨大的問題:那些以工業資本為主的國家,即那些為取得貨幣而不得不進行勞動的國家,結果卻開辟了財富的真正源泉,從而富裕起來了;而那些不以勞動來創造貨幣,而只是在實體形式上消費貨幣的國家,則慢慢變窮了。(44)馬克思在此分析了西班牙衰落與英國崛起的原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7頁。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在談論資本積累方式與資本主義國家命運之間的關系了。在他看來,金融家的財富積累方式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會充分調動和刺激勞動的潛能,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增加國家的財富,增強國家的實力,甚至會助力這個國家走上世界霸權的巔峰;另一方面,它也內在地包含著厭棄和逃避勞動、逃避生產的傾向,極易使一個國家沉迷于不勞而獲的享樂之中,從而把勞動這個“財富的真正源泉”拱手轉讓給別的國家。這時,這個霸權國家看似非常強大,但實際上它在財富創造上已經失去了源頭活水,并開始走下坡路。與此同時,為了讓已經積累起來的巨額貨幣不斷增殖,它又不得不到處向別國輸出資本,就像馬克思筆下衰落中的荷蘭一樣,“哪里為它的資金支付最高利息,哪里就是它的祖國”(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6頁。。正是在這種“追求食息取利的空幻希望”(46)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第298頁。中,這個霸權國家親手培養了自己的挑戰者和掘墓人。這就是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阿銳基的世界歷史理論未深入分析,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潛在指出的一條資本積累的國際運動規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是通過這樣一種機制而逐步擴張到全球的。

(四)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必然以社會主義對金融資本主義的超越為旨歸

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阿銳基等學者在對世界歷史的考察中發現了資本積累中心轉移和霸權國家興衰的某種規律,但他們的理論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深陷循環論而不能自拔,其主要表現是:他們都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始終只是一個積累中心替代另一個積累中心,一個霸權國家替代另一個霸權國家,這種替代在理論上沒有一個終點,只會無限循環,而資本主義制度則始終貫穿其中。也就是說,他們都難以突破資本主義的狹隘眼界,沒有把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的最后歸宿,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種“資本主義萬年論”的觀念。因此,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經常犯病,但從不病死”(47)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第790頁。;沃勒斯坦說,資本主義是壟斷與自由競爭的不斷循環,表現為“壟斷化的不斷反復”(48)伊曼紐爾·華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第94-95頁。;阿銳基說,中國的崛起不過是一個“斯密型市場經濟”的崛起,是另一個資本主義積累中心的崛起,因此提出“亞當·斯密在中國”(49)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是不承認資本主義萬年論的。馬克思認為,金融資本的統治必然為一個更高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創造基本的物質條件。這是因為金融資本作為統攝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總資本已經控制和支配了社會生產的主要部門,生產關系的社會化在金融資本的形態上達到了頂峰。隨著大資本對中小資本剝奪的進一步加劇,“剝奪剝奪者”也就自然會提上日程,這里隱含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對剝奪者的剝奪是以剝奪者的權力已經實現充分集中為前提的。希法亭在分析了資產階級革命得以實現的條件時曾指出,如果封建主義的諸侯割據不能過渡到絕對君主制,資產階級革命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革命的對象——統治階級的權力還沒有充分集中起來,而“在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形態中,只有當統治階級已在盡可能高的程度上把自己的權力集結起來的時候,才能爆發偉大的社會變革。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50)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第359頁。。馬克思在總結19世紀法蘭西階級斗爭時也指出:“革命的進展不是在它獲得的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中,相反,是在產生一個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過程中,即在產生一個敵對勢力的過程中為自己開拓道路的?！?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76頁。金融資本正是這種“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因此,金融資本所實現的權力集中恰恰不自覺地為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提供了前提條件。而社會主義首先就意味著對金融資本的剝奪,意味著國家借助金融資本的社會化力量來取得對整個社會生產的支配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后采取的銀行國有化措施,實際上就體現了上述社會主義超越金融資本的一般邏輯。(52)《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252頁。

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超越金融資本的一般規律,同時也初步探索了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具體實現規律。馬克思晚年把關注的視野轉向東方(尤其是俄國),因為他越來越意識到,金融資本的統治是一個全球體系,歐洲金融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殖民主義輸出矛盾,同時也可以借殖民掠奪的財富來收買本國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日益貴族化,因而社會革命的希望越來越不可能在金融資本統治的核心地帶——西方率先發生,相反,因殖民主義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的東方則有可能率先爆發革命。列寧充分發展了馬克思的上述思想,提出在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最可能爆發社會革命的思想,并成功領導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中國革命同樣爆發于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亂局中。毛澤東曾反復強調,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也異常反動,這在世界各國中都是罕見的。但也正是由于這個特殊國情,中國才最有可能爆發偉大的社會革命。因此,中國的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幾乎沒有任何中間的、妥協的路線可走;中國的出路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世界歷史的上述發展進程表明,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突破不大可能在金融資本統治的核心地帶——西方,而只能在金融資本統治的邊緣地帶——東方,這是一個規律。實際上,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也不是在專制主義極其強大的東方而是在封建主義比較薄弱的西方所實現的。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與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替代遵循著同樣的規律。這個規律用一句話來概括,即越是在遠離中心的邊緣地帶,越容易產生新生事物。其實,這個規律也適用于自然界中。自然科學中的耗散結構論和系統論都認為,一個復雜系統越是在遠離平衡態的條件下,越容易突變,越容易形成新的有序結構。(53)宋朝龍:《邊緣社會主義的起源》,第260頁。

當然,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也充滿了曲折和坎坷。幸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充分吸收了蘇聯經驗并汲取其教訓的基礎上,成功走出了一條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阿銳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新的資本積累中心的崛起,它與美國這個依舊活躍的積累中心的金融擴張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此,阿銳基提出“世界體系雙中心論”:當今世界的基本格局呈現為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國與作為世界產業中心的中國的對立。這是一個深刻的判斷,但阿銳基的問題在于,他并不認為中國作為世界產業中心的崛起根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這也是西方學者看待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普遍偏見。而在我們看來,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固然是世界金融中心與世界產業中心的對立,但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美國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相比于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社會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于,它不僅把金融資本這樣的大資本收歸國有,從而奠定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也充分發揮了中小工商業資本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在利用資本的同時又能駕馭資本、規訓資本,從而使整個經濟體系能夠較好地貫徹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充分吸收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同時又在它的基礎上創造出了新的制度文明。因此,中國是一個“制度整合者”。馬克思曾指出,世界歷史上形成較早的制度一般都會被形成較晚的制度所整合,而這些較晚的制度一般是由“一個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并系統地造成的”(5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3頁。。用馬克思的眼光來看,中國應該就是當今時代的“最高制度中心”。

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相比,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日益顯現出頹勢。經濟和金融危機頻發、經濟增長乏力、中產階級破產、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凸顯、民粹主義崛起,這一切都根源于金融資本剝奪性、寄生性的積累制度,這種制度使美國逐步喪失了財富創造的源泉,日益成為寄生于世界體系之上的一個“毒瘤”。美國引領的金融全球化曾經推動了世界歷史的進步,創造了偉大的文明成果,但這種文明成果按其辯證本性,卻最終不免“變成了它的一杯苦酒”(55)黑格爾在闡述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時曾指出,那些曾經引領世界歷史發展的國家和民族雖然創造了新的時代精神,但并沒有長久享受這種成果的權利,因為這種果實最終不免會變成它的一杯苦酒”。而真正有資格、有權利享用這種果實的,卻是另一個正在興起的國家和民族,因為新的時代精神是對舊時代精神的否定,因而難以從舊時代國家和民族的肌體中自然生發出來,而只能由另一個國家和民族來完成世界歷史的這種“否定之否定”,在這里,“果實將再次變成種子,不過是另一個民族的種子和原則”。黑格爾在此抽象地闡述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在辯證法?！逗诟駹柸?世界史哲學講演錄》第27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4頁。。而要真正把金融全球化繼續向一個更高時代推進,只能依靠一種新型的人類文明,即社會主義的制度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中國頗有黑格爾所謂“世界歷史民族”的氣象,它的“世界歷史責任”就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制度優勢克服金融壟斷資本的剝奪性、投機性和寄生性積累帶來的困境和危機,推動整個世界從一個大混亂、大動蕩的百年變局中走出來,邁入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歷史新時代。

結 語

柏拉圖曾說,現實事物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它“分有”了理念,理念才是真正的實體存在。黑格爾稱贊柏拉圖,認為柏拉圖說出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這個思想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語言來說,就是實體與屬性、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的關系。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聚焦于資本批判,那么,資本到底是什么?其實,資本就是柏拉圖所謂的“理念”,也是黑格爾所謂的“絕對精神”,因此,柏拉圖說理念決定一切,黑格爾說絕對精神決定一切,馬克思則說現代社會中資本決定一切,因此資本是“普照的光”,其他一切都要染上它的色彩。當然,按照《資本論》的內在邏輯,這里的資本應該是資本的高級形態——金融資本。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能僅僅停留在金融資本批判層面上,因為金融資本的積累邏輯是呈現在世界歷史的具體時空結構中的。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金融資本是實體,同時也是主體(56)宋朝龍:《〈資本論〉邏輯視域中的金融資本批判》,《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1期。,世界歷史則是這個“作為實體的主體”(57)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8頁。的展現載體。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實體”結構,但這個實體本身還具有“時空”屬性,正是在這個具體的時空結構中,實體才得以充分展開,實體的必然性也才和偶然性有機結合起來,并利用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世界市場中,“生產以及它的每一個要素都表現為總體,但是同時一切矛盾都展開了”,而“危機就是普遍表示超越這個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歷史形式”。(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7頁。然而,馬克思來不及完成這個分析世界市場的理論任務,以及去追溯世界市場的具體形成史,也沒有看到金融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所“迫使采取的新歷史形式”。這是馬克思的“五篇六冊”計劃留給我們的理論任務,這個理論任務呼喚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發展為世界體系理論。這個理論任務的完成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尤其迫切,因為它是檢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中承擔的重大使命是否有足夠理論自覺的重要標志。這個理論任務的解決才剛剛開始,它的實現還有待學界同仁今后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