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演變與中國貢獻

陳曦 徐菲

摘 要：全球糧食安全治理格局正在發生深刻性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多邊性組織不斷提升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的話語權。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呈現為主體演變和內容演變兩種趨勢。主體演變，即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由最初聯合國糧農組織創建和發達國家主導，演變為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為主體的治理體系;內容演變體現為國家和研究者們從重視糧食供給，演化為強調家庭生計安全。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演變進程中，中國采取了推動糧食安全治理體系變革、積極參與國際糧食安全規則制定、提高農業數字化研究水平和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擴大農業對外援助和投資等一系列措施，以促進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穩定發展。

關鍵詞：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糧食安全;秩序;演變;中國貢獻

糧食安全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與可持續發展和人類未來命運息息相關。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中國和世界都面臨著重大糧食安全挑戰。如何有效應對和解決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建立公正、合理和有效的糧食安全治理秩序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糧食安全治理，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貢獻中國力量。

一、秩序的內涵

秩序在任何社會中都被視為最基本的價值[1]。在中國語境中，“秩”原意是按照官員的功勞和過失來排定薪酬，并可引申為有序、有條理的狀態?！靶颉币辉~最初意為“東西墻”和“學問清明之地”，后來常常理解為在理性狀態下獲得秩序[2]。在中國詞源中，秩序強調一種穩定狀況，即不同行動者按照一定規則被安排和組織起來。在西方國家，秩序意味著一個人堅持始終如一地實施某種行動計劃，并且在實施該計劃過程中可以期望其他人做出某種社會貢獻。從本質上講，秩序意味著一個人的行動是由正確預見引導[3]。因此，對秩序的理解必須包括三個要素：行動者、規則和穩定狀態。

行動者是構建秩序主體，他們會因秩序調整而受到影響，各種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是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建構過程中最主要行動者。規則意為行動者在活動中遵循的社會行為規則。秩序是行動者與規則在行動過程中相互作用的結果[4]，每一種規則都會形成相應的秩序形態。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演變過程中，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這兩個基本行動者在不同程度發揮著重要作用，經過一些不同的行動者與規則相互互動，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才得以形成和發展變化?！胺€態”一詞最早出現在生理學上，指的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正常生物體的器官和系統相互協調，以維持內部環境，也可用于描述社會結構化和穩定狀態。

在上面這三種要素中，行動者必須是主體，規則是實現秩序關鍵，而穩定狀態是秩序持續存在狀態。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作為主要行動者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生成和構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制定各種有益于全球糧食生產、供給和獲取的規則，國家和地區遵循這些規則，使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達到一種整齊的、有次序的、有條理的穩態。不同秩序形態對應著不同規則體系，即在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過程中，各個國家和組織都應該為創建公正、合理的糧食治理規則提供指導方針，以便最終達成世界糧食安全治理秩序的穩定狀態。

二、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的現狀

當前，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主體主要是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糧食安全治理內容圍繞糧食供給、糧食獲取、糧食供給與獲取的穩定性、糧食利用四個方面展開。

（一）糧食安全治理秩序主體：國際組織、主權國家

國際社會成員主要由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這兩種類型構成。主權國家是指擁有固定領土、一定數量的居民以及具有政權組織形式和主權形成的政治單位。國際組織的定義為由兩個以上國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間團體依據某種目的，通過采取協議形式而成立的機構。國際組織主要被劃分為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間組織，以及區域性國際組織和全球性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

聯合國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方面起著中心領導作用，聯合國下設糧農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世界糧食計劃署等機構，致力于解決全球糧食和農業事務以及對外糧食援助與農村扶貧工作。此外，國際社會還成立了最具包容性的國際和政府間平臺——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旨在推動相關國家一起努力，保證所有人都獲得基本糧食安全和營養。除聯合國下屬機構外，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二十國集團、非洲聯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為主要代表的多邊體系，利用所具有優勢，在世界糧食安全治理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是處理全球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平臺。

同時，主權國家正在積極主動參與世界糧食安全治理，增強他們在糧食安全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如：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全球糧食市場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對全球農產品供應造成了極大影響。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顯示，2021年，俄羅斯是全球最大的大小麥出口國，出口量為3290萬噸，占世界出口的18%;烏克蘭在全球大小麥出口國中位列第六位，出口量為2000萬噸，占世界出口的10%。烏克蘭和俄羅斯在葵花籽油市場上也占據很大優勢，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葵花籽油出口國，合計占世界市場份額的63%[5]。受戰爭影響，小麥、玉米等谷物，甜菜、向日葵和大豆等作物大量減產造成供應短缺。為了更好地保障本國糧食安全，世界上的一些糧食生產大國已經采取某些措施來限制糧食出口，一些通過進口俄烏兩國糧食的國家開始尋找替代糧源，一些國家則抓緊儲備糧食。此外，巴西、美國、澳大利亞等糧食生產大國也逐步增加對外糧食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俄烏沖突造成的全球糧食供應緊張。

美國一直是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最大捐助國，對世界糧食安全治理有重大影響，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致力于不斷增強其在世界糧食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也通過南南合作以及三方合作方式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農業生產技術、管理經驗。未來，中國還會將自己在處理糧食問題方面的相關政策和經驗在全球分享，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發展合作中的影響和地位，使發展中國家更好融到全球糧食安全評價體系和糧農治理規則建設中去。

（二）糧食安全治理基本內容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1996）對糧食安全的定義，糧食安全是指糧食的可獲得性、供應的穩定性以及獲得糧食的途徑。糧食安全治理的內容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糧食供給、糧食獲取、糧食供給與糧食獲取的穩定性、糧食利用。第一，糧食供給。糧食供應包括糧食國內生產和進口能力（包含糧食援助）和庫存，反映了政府和市場提供足夠數量和合格質量的糧食供應能力;第二，糧食獲取。糧食獲取表明人們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權利獲得充足和有營養的食品，并取決于家庭的購買力、糧食價格、市場、交通運輸情況和糧食的分配體系;第三，供給與獲取的穩定性。穩定性與氣候條件、市場價格漲跌情況、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以及政治和經濟等其他問題有關;第四，糧食利用。糧食利用主要涉及食品衛生和安全、飲用水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食物利用情況、營養需求達標情況等等。我們應該立足于這四個基本方向，加快建設公正、合理且有序的糧食安全治理秩序[6]。

三、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的演變

世界糧食安全治理體系最初是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創立，經歷治理主體和治理內容的不斷演化和完善，形成了目前這種較為公平、公正、合理的糧食安全治理秩序。

（一）主體演變

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由最初聯合國糧農組織創建和發達國家主導，逐漸演變為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為主體的治理體系。

1. 二戰后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創建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主導

二戰后，聯合國糧農組織創建了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之后它的管理機制和治理理念不斷演變，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這樣一來，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權利與職能就被發達國家進行重新組合和分配，一些職能移交給其他機構，如：國際農業發展基金、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CGIAR）[7]。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和發展機構逐漸成為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中的關鍵行為體[8]。這一時期，國際發展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糧農體系的指導理念主要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為主。它呼吁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食品和農業系統重組調整，讓政府減少對農業支持和監督[9]。由此，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在治理機構和理念上都產生深刻變化，逐漸形成一種高度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糧食安全治理體系。發達國家對內實行嚴格市場準入和貿易補貼政策[10];對外奉行新自由主義，開辟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同時國際糧食和農業公司的影響過大，也造成糧食等大宗貨物價格波動起伏較大，給全球糧食供應增添了不穩定性。發展中國家受此影響最深，糧食生產與供應遭遇重大危機?？傊?，糧食安全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一個“中心-外圍”結構，發達國家處于“中心”位置，被視為“領導者”，而發展中國家處于治理的“外圍”位置，被認為是“被管理者”，發達國家一般會帶頭制定和解釋國際規則，以保護其權利和利益[11]。

2. 國際組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不斷提高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此前一直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有很大話語權，占據主導地位。但是，近年來，全球性和地區性多邊機制（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非洲聯盟等）也在不斷提升其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的地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發布了一系列關于糧食安全宣言、綱領性文件以及行動計劃，例如：《APEC面向2020年糧食安全路線圖》《APEC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行動計劃》都有利于亞太地區糧食安全和穩定發展[12]。非洲是世界上糧食生產最不安全地區，非洲聯盟建立旨在推動本區域以及世界糧食安全治理發展。2003年，非洲聯盟制定并通過了《非洲農業綜合發展計劃（CAADP）》，該計劃規定：成員國將其年度總預算的10%用于農業，以保持國家農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達到6%以上，并且要逐步讓非洲地區人民減少貧困和饑餓。2015年，非洲聯盟審議并通過了《2063年議程》，提出了非洲地區未來發展愿景，重點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當地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還提出到2063年要實現消除饑餓和減少糧食不安全的目標。截止到2016年底，非洲農業合作計劃的42個成員國都制定了相關落實方案。從呈現結果看，雖然農業投資沒有達到一國財政預算10%的目標，但是從2003年以后，每年成員國都會增加對農業百分之七的投資，基本實現了預期水平[13]。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既可以選擇被動適應，應對來自外部市場的進出口風險，也可以主動出擊，即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與其他國家一起提高世界糧食生產水平、保障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和人民營養健康，建立一個穩定且安全的國際糧食生產和糧食貿易體系。這不僅有利于構建穩定外部糧源渠道和減輕依賴進口國外糧食所造成的風險，而且有助于凸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世界和平建設、全球穩定發展以及國際秩序維護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中國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的認知、態度和作用也發生了變化：中國從以往的被動參與者、糧食受援國、凈引資國變成了今天的主動建設者、糧食援助國以及凈投資國?？傮w而言，中國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的參與程度逐漸加深，作用也在增強。

（二）內容演變

從20世紀70年代重視國家糧食安全并強調糧食供給到20世紀80年代重視家庭糧食安全并強調糧食獲取，而從90年代至今，演變為重視家庭生計安全。

1. 20世紀70年代重視國家糧食安全并強調糧食供給

1970年初，非洲受干旱以及沙漠侵蝕影響，爆發嚴重糧食危機，引起了全世界廣泛關注。在此期間，研究人員重點關注全球和國家層面的糧食生產和供應問題。1974年11月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大會（WFC）上，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交了一份關于糧食儲備數量以及關于糧食供給穩定性的研究報告，這一研究趨勢得到了呼應。糧食安全概念被提出，即確保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能獲得足夠糧食以滿足其生存和健康需求[14]，并確定最低糧食安全儲備水平為17%～18%，其中周轉庫存量占比12%，后備儲備量占比為5%到6%。

2. 20世紀80年代重視家庭糧食安全并強調糧食獲取

20世紀80年代中期，非洲再次發生饑荒，人們意識到只關注糧食供應有局限性，也就是說，國家層面的糧食充足供應并不意味著個人和家庭層面的糧食保障。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關于饑荒和貧困的研究表明，即使食物供應普遍充足，缺乏獲得食物的機會也會在貧困人口中引起饑荒[15]。隨著研究深入發展，阿馬蒂亞·森所創立的“食物權利（Food Entitlement）”概念被廣泛接受，越來越多研究人員開始研究家庭和個人層面的糧食安全，這逐漸成為研究糧食安全問題的焦點。在這一階段，學者漸漸認識到每個家庭即使有著相同糧食背景，他們所面臨的糧食安全情況也存在很大差別，一些收入水平低下、社會資源極為匱乏的家庭更容易遭受糧食安全問題威脅，造成較大傷害。他們認為，總的糧食供應足以滿足糧食安全需求，每個家庭都可以通過市場或其他渠道自我供應，這些糧食供應也可以滿足個人一些特定營養需求。同時，家庭獲得食物的能力受到經濟和社會因素影響，如生產能力、家庭資產、收入水平和社區支持。研究表明，糧食安全惡化是一個逐漸演變過程，受害者要學會積極應對所面臨的困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糧食安全研究迎來了新視角，因為研究人員和國際機構已經認識到每個家庭都有獲得食物的基本權利以及在家庭層面如何應對和解決糧食不安全問題的重要性。

到20世紀80年代末，學者們開始既重視充足的食物供應又強調穩定的食物獲取方式。這表明在國家和地區層面，重點是糧食是否供應充足;在家庭層面，重點是糧食供應穩定性以及如何可持續性獲得食物。1983年4月，聯合國糧農組織修訂了糧食安全概念，強調糧食供求平衡，即確保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獲得并負擔得起他們所需的基本食物。這一概念有三個主要目標：保證生產一定數量的糧食;穩定糧食供應和庫存;確保所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糧食[16]。

3. 20世紀90年代至今，從重視家庭糧食安全演變為重視家庭生計安全

20世紀90年代初，學界關于營養不良研究表明，家庭糧食安全只是營養安全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食物攝入量和飲食多樣性以及健康狀況等因素也是決定營養安全的關鍵性因素[17]。這期間的研究促使人們認識到家庭食物安全問題加劇未必是由經濟增長緩慢造成，健康狀況、環境衛生和飲食質量及營養價值等因素也對家庭營養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在1996年召開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對糧食安全有了更加全面定義，糧食安全是指從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營養充足的食物，以滿足所有人飲食需求和食物選擇。

正如對糧食安全和營養安全研究證明，糧食安全只是貧困家庭一系列目標中的一部分，食物只是決定窮人使用什么資源以及如何分擔風險的眾多因素之一。這意味著貧困家庭為了生存，必須努力在長期和短期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16]。人們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就要保護好自己財產以維持將來生計。由此，對家庭糧食和營養安全的研究已逐漸變為家庭生計安全。這種家庭生計模式側重于家庭的看法、選擇和行動，并采取更加全面和開放的方法來分析貧困家庭的行為選擇。根據這一模式，要把食物視為優先追求事項，貧困家庭必須設法平衡食物需求與其他基本物質和非物質需求[18]。

四、中國對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的貢獻

一直以來，中國呼吁各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完善全球糧食安全治理評價體系，為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構建強有力支撐。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早已變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全球治理領域，糧食安全問題已不再是個別國家面臨的挑戰，而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都需要面對的難題。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一直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發揮著積極作用。

（一）大力弘揚多邊主義，積極推進全球糧食安全治理體系變革

鼓勵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在全球糧食安全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目前逆全球化思想、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造成極大威脅，給國際社會帶來挑戰。不可預計的百年變局和新冠疫情也對世界糧食生產和供應產生了嚴重影響，給全球糧食產業帶來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19]。中國倡導國際社會應該弘揚多邊主義，增加對聯合國糧農和農業組織的捐贈和幫助，鼓勵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其他機構與二十國集團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合作，共同推進世界糧食安全治理體系改革。同時中國還要推動相關糧食安全計劃和倡議更快實施，完善中國與糧農組織和糧食受援國之間的三方合作機制，使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其他機構充分發揮其潛力和管理平臺作用。

中國應大力弘揚多邊主義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利用國際合作平臺在議題設置上發揮主導作用。中國應充分利用二十國集團、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等國際合作平臺，共同參與相關議題設置。還要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農業協定》談判，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農業貿易規則，以便更好促進全球農業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同時，中國應加強與非洲聯盟等其他國際組織協調，確保中國對外援助和相關合作舉措符合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洲聯盟《2063年議程》和非洲國家的發展戰略，幫助非洲國家應對糧食挑戰。

（二）主動參與糧食安全規則制定，提高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治理中地位

近年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事務討論以及國際規則和章程制定，積極參與世界糧食安全治理，提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糧食安全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同時，中國積極推動與農業相關的決議和政策越來越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以便更好維護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領域的利益。主要方式如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中國成功推動了《國際糧食運輸標準》等國際標準的制定，這將有助于加強我國在《國際食品法典》《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等國際規則制定中的地位;積極參與國際會議相關議程設置。中國主辦或參與了一些重要國際會議，如世界農業展望大會、二十國集團農業部長會議、亞太經合組織農業和糧食部長會議、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中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農業部長論壇、中國-中東歐國家農業部長會議等，在這些會議中，中方的主張得到了熱烈響應和積極認同;推動全球貿易規則更加公正合理。加強對國際糧食和農業企業監督管理，打造更加合理、穩定的全球糧食供應鏈[20]。

（三）擴大農業對外援助和投資，提高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

當前，全球糧食安全仍面臨十分嚴峻形勢。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應該主動履行大國國際責任，積極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擴大對外農業援助和投資，更好維護全球糧食安全。中國主要通過以下方式來擴大對外援助和投資：首先，進一步加強與南南國家合作，積極實施對外糧食援助。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增加對糧農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等農業機構的捐款以及對外援助。自2006年以來，中國已從糧食援助的受援國轉變為捐助國，此后對外糧食援助總量一直在穩步增長。2015年，“南南合作基金”成立，首批資金20億美元，分配給3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發展項目。2018年，中國向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提供了1000萬美元用于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以支持農村貧困地區減負、脫貧和南南國家之間進行經驗和技術交流，促進共同發展;2019年12月，中國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人口與發展南南合作伙伴組織、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下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支持南南國家之間相互交流經驗與技術、分享知識、投資建設，以促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發展中國家實施[20];其次，擴大農業對外投資。以“一帶一路”沿線參與國或地區為重點，鼓勵企業開展集群合作和投資，幫助他們發展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農產品流通和物流體系以及農業生產性服務體系，并鼓勵這些企業積極推行本土化戰略，主動履行社會責任，通過提高糧食生產水平來增加農民收入[21]。中國已與80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農業和漁業合作協議并就農業合作達成共識。中國還參與了“一帶一路”參與國的650多個農業投資和合作項目，投資額達94.4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還向“一帶一路”參與國派出農業技術合作、農業培訓和推廣方面的專家?！耙粠б宦贰背h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更大發展前景，也為沿線國家破除饑餓和擺脫貧困帶來曙光;最后，對外大力分享中國農業發展知識和經驗。中國的雜交育種技術、糧食儲藏技術、輪作和間作農藝、小型農田水利專業技術以及家庭承包經營和社會化農業服務等經營模式受到許多國家以及地區人民喜愛，我們可以利用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平臺，向國際社會分享經驗和技術，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管理人員以及高級技術人員培訓。

（四）加強數字農業研究和人才培養，提升中國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能力

隨著全球數字化時代到來，糧食安全治理數字化已成為一種新發展趨勢。這就需要中國加大對全球糧食安全管理和投資的數字化轉變，加快建設全球糧食安全數據庫。由于糧食危機存在復雜性以及給各國帶來的影響不同，這就要求我們對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監測，評估面臨糧食危機國家的流行病風險，以保證向高風險國家提供有效政策支持。由此，提高全球糧食和農業數據收集能力以及學會運用工具分析數據，將更加有利于全球糧食安全治理[11]。同時，中國應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以農業院校和科研機構為依托，采用各種方式和手段培養熟悉中國國情、視野開闊、會說和使用多種外語、通曉各種國際農業標準和法規的尖端人才，為我國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持。我國也要鼓勵國家成立相關工作組，實時分析全球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國際法規變革、全球和區域性議程的實施進展以及多邊或雙邊合作的挑戰，以便為國際談判或行動提出實際可行的科學解決方案。

總之，中國需要與世界各國攜手合作，共同努力增強世界糧食生產和糧食供應能力，改善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以及營養狀況，為世界糧食生產和糧食貿易創造安全和穩定的環境[22]。同時，中國也應當自覺尊重多邊貿易和投資體制的基本規則，堅持多邊主義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積極主動參與全球農業貿易和投資規則談判，促進國際農業治理與協調機構改革，主動履行國際責任，和其他國家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糧食市場穩定。糧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競爭合作的重要領域，所以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應當重視糧食安全治理，構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秩序。

參考文獻：

[1] 王恩見，劉威.從維權行動到秩序建構：后業主維權時期小區秩序的恢復與重建[J].學習與實踐，2015（1）：110-116.

[2] 景朝亮，毛壽龍.社區共同體的秩序邏輯[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88-95.

[3]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199-200.

[4] 鄧正來.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哈耶克法律理論的研究[J].北大法律評論，1999（2）：395-445.

[5] 司文，鄭儀，梁建武.俄烏沖突對全球糧食安全的影響[J].現代國際關系，2022（5）：10-19+59.

[6] 張蛟龍.全球糧食安全治理[D].北京：北京外交學院，2019.

[7] Henry Bernste in， “Food Regimes and Food Regime Analysis：A Selective Survey，”BICAS Working Paper Series，No.2，p.18，BRICS Initiative for Critical Agrarian Studies，2015.http：//www.plaas.org.za/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df/BICAS_WP_2-Bernstein.pdf.

[8] Cépède Michel “The Fight against Hunger：Its History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FoodPolicy，Vol.9，No.4（November1984）：282-290.

[9] OECD數據庫，https：//data.oecd.org/agrpolicy/agricultural-support.htm#indicator-chart.

[10] 李靜松.超越生產主義：探析全球農業食物體系轉型進程中的鎖定效應[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6）：55-68.

[11] 張蛟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糧食安全：影響路徑與應對戰略[J].世界農業，2021（4）：4-12+111.

[12] FAO，OECD.2017-2026農業展望[EB/OL].[2017-07-20].http：//www.sohu.com/a/15858195_810912.

[1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課題組.糧食供求關系及糧食安全問題研究[R].北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報告，2017.

[14] FAO.Trade Reform and Food Security [R].Rome：FAO，2003.

[15] SEN A.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s and Deprivati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1.

[16] 陳其霆.從糧食生產到生計安全：糧食安全問題研究的演變綜述[J].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4）：20-24.

[17] UNICEF.Strategy for Improved Nutrition of Children and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Unicfe Policy Review[R].New York：Unicfe，1990.

[18] MAXWELL S，M SMITH.Household Food Security：A Conceptual Review[R]//S Maxwell，T Frankenberg-er.House Hold Food Security：Concepts，Indicators，and Measurements：A Technical Review.New York and Rome：UNICEF and IFAD，1992.

[19] 尹成杰.后疫情時代糧食發展與糧食安全[J].農業經濟問題，2021（1）：4-13.

[20] 金三林，孫小龍.加快角色轉變，積極參與全球糧食安全治理[J].世界農業，2019（3）：12-17.

[21] 張蛟龍.新冠疫情下中國對世界糧食安全的貢獻[J].糧食問題研究，2020（6）：9-12.

[22] 朱晶，李天祥，臧星月.高水平開放下我國糧食安全的非傳統挑戰及政策轉型[J].農業經濟問題，2021（1）：27-4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中國和印度小型企業利益融合的路徑與風險識別研究”（19XGJ018）;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跨喜馬拉雅研究中心項目“中國企業對印度投資的生態環境風險識別及對策”（KX2022C07）;成都理工大學校級科技立項課題（QM2023-40）

作者簡介：陳曦（1997- ），女，四川達州人，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徐菲（1979- ），女，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訪問學者，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