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促進社會共同富裕與世界共同發展的路徑探析

耿延茹 柳澤民

摘 要：在完成總體上消滅絕對貧困的歷史性成就后，如何逐步消滅相對貧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成為我國新時代的目標任務和工作重心;如何改變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構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一直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歷史重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因的制度根源，以及財富積累以貧困積累為條件的內在悖論，這些理論不僅為我國消除絕對貧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于我們進一步消除相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以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黨的二十大;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世界范圍內來看，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早已為消除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貧困現象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前提，但是迄今為止，不僅絕對貧困現象還在世界范圍內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較為普遍存在，而且標志世界發展不平衡的南北差距不僅沒有縮小，還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從我國發展情況來看，“經過接續奮斗，實現了小康這個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但如何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消滅相對貧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成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黨和國家的主要目標任務和工作重心。從國際上看，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和影響力不斷增大，如何讓世界其他國家人民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如何改變舊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構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是一直擺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歷史重任。

一、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絕對貧困、相對貧困及其制度根源

絕對貧困狀態曾經是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基本狀態，其根源是社會生產方式落后導致生產力長期在低位徘徊，表現為社會財富的總體性不足。加上剝削階級對十分有限的社會剩余乃至必要產品的剝削和占有，廣大的勞動階級生活基本上處于一種赤貧狀態，如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其絕對貧困的根源主要在于：其一，社會生產方式的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主要表現為對自然力的簡單運用，社會分工協作極不發達，是一種靠天收的農業生產方式，如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其二，剝削制度本身導致的，社會總體財富十分有限，而在勞動階級之上還有只消耗社會財富的統治階級，他們依靠勞動人民生產的有限剩余而活，甚至將滿足勞動者基本需求的必要產品也搜刮上去滿足其奢侈的生活需要。這是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絕對貧困現象的生產力根源和社會制度根源。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消除絕對貧困提供了必要的歷史前提

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開啟了社會財富涌流的歷史閥門，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壯觀的財富效應，為消解人類歷史上長期普遍存在的絕對貧困現象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在分工協作專業化和產品相互交換的商品經濟基礎上，一方面，分工協作和專業化生產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生產效能遠遠超過那種以自給自足方式上的小農經濟和以師傅帶徒弟為基本特征的小手工業。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近代科學技術興起不斷發展，科學技術在生產生活中的運用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完全不同于傳統社會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社會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逐構成了促進社會生產發展的社會“永動機”，驅使著資本主義生產不斷變革生產方式、改進生產技術，成為社會財富涌流的重要社會動力機制。對于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

（二）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邏輯同時也是制造貧困的邏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僅僅為消解人類歷史上長期普遍存在的絕對貧困現象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前提，它不僅沒有能夠消解人類歷史上的絕對貧困，反而生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貧困即相對貧困。馬克思這樣描述資本主義條件下依然存在的絕對貧困現象，“這種貧窮無非是說，工人的勞動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為勞動能力與對象的、實際的財富相對立”[3]，與財富相對立、相分離，除了勞動能力之外一無所有，這就是絕對貧困本身。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與財富相對立，勞動作為人的本質屬性卻不再是致富的手段，反而因缺乏生產資料變成被資本家奴役的條件。而相對貧困，主要表現為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剩余價值規律作用下，資本家無限擴大生產規模，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勞動者在所創造的財富中所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他的相對工資以及他的相對社會地位，即他與資本家相比較的地位都會下降”[4]587。其結果就是，在一極是資本家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勞動者貧困的積累。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貧困現象不僅體現在物質方面，還體現在精神方面。物質貧困集中體現在無產階級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表現為勞動換來的微薄工資嚴格限定在勞動力再生產的水平上，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維系。精神貧困表現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金錢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成為統治一切的力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情感都被金錢所衡量所破壞，“利己”是唯一的目的，“教養起來的人口中流行著無知和放蕩的現象……他們的道德極度敗壞”[5]540。除了受到金錢至上和利己主義的精神污染，無產階級的精神貧困還體現為智力發展緩慢、喪失精神自我、道德墮落甚至違法犯罪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更加精細的分工和更先進的生產機器的運用加劇了另一種形式的精神貧困，生產過程中日復一日的簡單、沉重機械勞作，“單調得令人喪氣，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樣”[5]486。機械重復使工人不需要動腦用腦，“工人自己從小就轉化為局部機器的一部分”[6]226，喪失自我。同時，復雜勞動變成簡單勞動，機器的發明創造比人勞動能力的發展更為重要，資本家便不再需要花費金錢、時間培訓專門人才，“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不識字，他們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5]558，社會教育功能的喪失導致無產階級精神貧困愈發嚴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評價機器勞動，它“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奪去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6]227。

（三）資本主義社會貧困問題的制度根源

社會生產普遍不發展下出現較大范圍的貧困現象不難理解，如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而社會生產普遍發展情況下出現大范圍貧困就很難理解了，尤其是財富的增加以大部分勞動者的貧困為條件，就更顯出這種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關于無產階級貧困產生的制度根源，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7]。無產階級的貧困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國家機器運行的必然結果，必須深入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尋找貧困的原因。

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悖論性貧困的成因，一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勞動者生產資料被完全剝奪，失去了勞動的自主性。之前的封建社會雖然也是私有制也存在貧困，但封建社會的貧困不表現為社會財富增加以勞動者的貧困為條件的悖論性貧困，在于封建社會的私有制下，勞動者依然擁有或者可以輕易地獲得自給自足的生產資料，還有擺脫貧困的可能，而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隨著資本原始積累的暴力爭奪，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在資本家手中，勞動者逐漸失去并最終完全失去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擴散過程表現為對傳統小生產者的剝奪過程。資本原始積累使得生產資料、財產與人口相分離，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建立起來，而這種制度、這種分離正是工人階級貧困的歷史起點。

成因之二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資本家以支付工資的方式雇傭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為其工作，勞動力買賣的天平完全向資本家一方傾斜，勞動者的工資嚴格被限定在勞動力再生產的水平之上，無論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是多少，只要是在剩余勞動時間創造的剩余價值都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在剩余價值規律作用下，社會分工進一步深化，生產技術進一步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必要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工人的工資在所創造的財富中所占份額不斷降低，表現為“工資雙重的下降：第一，相對地，與一般財富的發展相比。第二，絕對地，因為工人所換得的商品量愈來愈減少”[8]，這正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財富增加以社會貧困為條件的悖論所在。

總之，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成為無產階級貧困的制度總根源，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到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奴役的基礎，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4]226。私有制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上空刮起利己主義的狂風，造成無產階級普遍的絕對貧困，雇傭勞動制度使得無產階級落于貧苦的窠臼無法逃脫。

二、中國的成功脫貧實踐與共富之路

馬克思的貧困理論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困問題的科學分析使我們對貧困問題及其根源有了全面科學的認識，我們一方面要解決由于生產力落后而造成的一般貧困問題，另一方面更要注意防止出現資本主義社會那樣財富以貧困為條件的社會發展悖論。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指導下，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們從根本上消除了導致貧困問題的一般根源，總體上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問題，我們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消除相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并通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世界的共同發展。

（一）改革開放和精準扶貧：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科學實踐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生產方式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總體發展水平和基本面貌，結合馬克思對貧困問題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長期鎖定是傳統中國社會生產力長期徘徊不前的經濟總根源，加上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內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重重剝削和壓迫，構成近代中國社會普遍貧困的經濟和制度根源。要想改變中國社會貧窮落后的面貌，首先必須挖掉導致貧困現象頑固存在的總根子，即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從根本上告別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為我們消除貧困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對現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為我們迅速擺脫貧困創造了必要的制度基礎和實踐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則從根本上實現了從傳統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的根本轉變，打開了中國社會財富涌流的歷史閥門，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深刻的生產方式變革，也是總體上消除大面積絕對貧困問題的歷史大決戰。一方面，改革充分激發了人民群眾發展生產創造歷史的偉力，分工協作逐漸代替自給自足。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從允許一少部分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到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社會化大生產逐漸成為主要的社會生產方式，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釋放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對外開放使我們充分汲取了人類發展的重要文明成果。從沿海到內陸，從點到線再到片再到全方位不斷完善的對外開放格局，從“引進來”到“走出去”格局轉換，中國充分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成為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隨著改革與開放的協同推進和相互促進，從“世界加工廠”到“世界工廠”，從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到主要依靠自主創新，從粗放型經濟增長到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從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創造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奇跡和減貧奇跡，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大面積貧困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9]12-13。除了通過改革開放生產方式轉換來解決大面積貧困問題外，我們還針對散落在點上的貧困問題實施了精準扶貧的策略。精準扶貧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新時代貧困問題進行的重大戰略創新，是扶貧實踐的靶向治療。經過改革開放發展國民經濟和大規模財政投入型扶貧、東中西部協作扶貧、社會力量參與扶貧等，我國大面積的貧困問題和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剩下來的頑固性貧困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大水漫灌、“撒胡椒面”似的減貧方式成效愈發不明顯，脫貧攻堅進入更加精細化的沖刺階段，精準扶貧戰略應運而生。精準扶貧戰略精準運用政策工具帶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其一通過優化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更新扶貧開發信息系統，擴大有效扶貧資金投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增強經濟發展推動力;其二利用頂層制度設計推行稅收優惠政策，加強法規管制提升外部資金投入吸引力;其三創新產品供給迎合市場需求，探索線下線上消費結合新模式，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精準扶貧實踐完成了中國脫貧攻堅的“最后一公里”，習近平總書記總結指出：“精準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法寶，開發式扶貧方針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鮮明特征。只要我們堅持精準的科學方法、落實精準的工作要求，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就一定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提供科學路徑和持久動力！”[10]

（二）縮小收入差距、消除相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9]12-13。在完成總體上消滅絕對貧困的歷史性成就后，如何逐步消滅相對貧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11]。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多次提到共同富裕，并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就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那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如何進一步縮小發展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第一，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促發展、保公平方面的制度優勢，進一步夯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解決了生產的不發展問題，但是由于其制度自身的局限性，資本主義無法消除絕對貧困，而且成為社會兩極分化相對貧困問題嚴重的根本制度根源。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發展生產的需要出發，充分利用了資本在發展生產方面的積極作用，但毫無疑問的是，資本的無序擴張也是我們當前收入差距過大的總根源，我們必須為資本套上制度的籠子，引導其走上促進社會共同富裕的正確軌道上來。首先，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分配方面要防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初次分配多途徑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再分配加大稅制改革調節過低和過高收入，三次分配占比提升作為促進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其次，我們必須加強和完善頂層設計，建立全面動態防返貧體系，利用大數據云平臺實時監控脫貧人員收支情況，分析返貧原因提供針對性援助，更重要的是培養脫貧人員勞動能力增強致富增收內生動力，同時建立有效監管體系，防范資源分配過程中的“精英俘獲”，為防止返貧提供物質基礎。最后，我們必須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促進教育公平，保證更多優質教育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從根源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必須堅持精神文明建設，在全社會弘揚勞動精神、奮斗精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勤儉節約精神，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防范資本主義思想侵蝕，努力消除精神貧困。

第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厚植農村發展的基礎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繼續書寫進一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促進城鄉共富發展的大文章。城鄉發展差距問題是總體上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雖然脫貧攻堅實現了農村總體上進入小康，但城鄉之間仍存在很大發展差距，而且農村的發展后勁明顯不足難以持續，需要總體上厚植發展基礎，增強發展后勁，鄉村振興戰略正是為此量身定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首先，要幫助和吸引更多優秀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提高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素質不高的問題，為鄉村經濟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和動力;其次，持續完善脫貧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因地制宜推進鄉村環境治理，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為鄉村經濟發展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再次，打破城鄉發展壁壘，強化城鄉經濟融合發展，鼓勵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農業集約化、規?；?、現代化發展;第四，開發脫貧地區鄉村特色產業，增強產品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提升農產品供給側質量和附加值，實現農民增產增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從源頭解決城鄉發展差距過大問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戰略安排。

第三，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進一步增強促進共同富裕的新動能。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絕對貧困問題解決后要繼續推進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不斷提高理論、制度、文化、科技等創新能力，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促進城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堅持綠色發展，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建環境美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際貿易合作平臺，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以世界發展引領中國發展，以中國發展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最后努力實現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穩步推進共同富裕。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世界的共同發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同時也揭示了世界范圍內貧困問題的總根源，即資本的世界擴張。要解決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消除產生貧困問題的總根源。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今天的這個水平，為從總體上解決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足夠的物質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消除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的根本出路。

（一）世界貧困問題的總根源：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及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根源于其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逐。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逐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無限擴大的必然趨勢，但以對雇傭勞動者剝削為基礎的社會生產必然引起無限生產與有限需求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成為破壞性的調整方式，當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不能解決該矛盾并最終危及資產階級的統治時，通過世界擴張以“奪取新的市場”就成為資本主義的必然趨勢?！安粩鄶U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6]276，地域限制、民族問題、傳統觀念“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12]，而“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6]276，資本主義借助這一重炮得以快速打開其他國家的大門，整個世界日益被卷入資本主義市場，成為資本獲取和實現剩余價值的重要場域。

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是貧困問題全球蔓延的根源。資本通過全球擴張將原來國內的貧困問題轉移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使得這些國家不僅成為它們原材料的來源地、商品的傾銷地，而且削弱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成為經濟上的絕對附庸。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及后來不斷對外擴張建立起來的遍及全球的殖民體系，造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長期的貧窮落后。二戰以后，殖民體系雖然瓦解了，但是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依然是殖民體系的延續，總體上服務于發達國家壟斷資本的需要，成為迄今為止廣大發展中國家頑固性貧困問題久拖不決的主要根源。

（二）解決世界性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世界性貧困問題不能久拖不決，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歷史時刻，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崛起，打破了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一言堂地位，但國際壟斷資本的盲目擴張引起的世界性貧困問題仍不可忽視，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是處于經濟、金融產業鏈的中低端，科技含量和產業附加值低，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性較強，深陷發展困境。2020年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極大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這場危機中非但沒有展現大國擔當，反而筑起貿易壁壘、抬高關稅，搞退出國際經濟組織等小動作，給處于產業鏈中低端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大壓力。當今世界各國人民的深度交往早已使整個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每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安居一隅、獨善其身，“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13]。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從根本上消除世界性貧困問題的根源，通過推動建設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來為世界的共同繁榮奠定穩固的制度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共同營造有利于發展的國際環境，共同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1]，在當前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掌控著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權的情況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任重道遠，但是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覺醒和共同努力，特別是隨著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份額和影響力的逐漸擴大，促進世界的共同發展展現出光明前景。我國想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實踐和重要抓手，我們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長廊建設、“亞洲共同體”“中非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上合命運共同體”等等也都是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的務實實踐，通過幫助其他國家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現代經濟等諸多舉措讓世界享受中國發展帶來的紅利。同時，通過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努力，致力于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改變，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14]，可以預見，隨著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所建構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根本改變，根植于資本邏輯的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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