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新時代英雄主義意義探究

馬碩陽

羅曼·羅蘭，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國克拉姆西，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從1898年至1903年，他參加了"人民戲劇"運動，前期作品主要有取材于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戲劇集》，包括《群狼》）《丹東》）《七月十四日》等劇本8部;著有傳記《貝多芬傳》《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等3部;著有長篇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母與子》《阿耐蒂和西勒維》）《夏天》等。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羅曼·羅蘭的名字始終與一部不朽的作品緊密聯系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也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羅曼·羅蘭以寫英雄傳記聞名，其創作目的是能夠“讓世人呼吸英雄的氣息”。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所言，以對生命力的頌揚為動力，以理想追求為目標的英雄主義是他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題。

二十一世紀以來，對《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熱潮已經褪去，這部在中國暢銷的作品最終歸于沉寂。但隨著近幾年人們對心理困境的關注以及對人生自洽的追求，“英雄主義”的時代呼喚越發具有急迫性和重要性。對讀者而言，需要一個“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作為精神支柱，引領大家走出精神困境；對國家而言，需要重新思考英雄主義傳遞出的高尚情操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實踐意義。

國外學者對羅曼·羅蘭的研究重點圍繞在宗教詩學、英雄主義以及歐洲身份整體性探究。對三位一體的詩學在小說中塑造的神性真理進行了解構[1]，強調英雄靈魂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2]，流露出對統一歐洲的憧憬，強調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沖突的荒謬性[3]。

在中國，存在大量圍繞小說政治宣傳性展開的研究。如金浪分析了抗戰勝利前后左翼文學對其所持的不同看法[4]。新世紀以來，研究逐漸脫離政治因素，聚焦于對反抗苦難與追求生命力等層面的探討[5]。與此同時，對小說“音樂性”的研究開始興起，逐漸關注音樂與文學的共通與相互滲透[6]。

關于羅曼·羅蘭與《約翰·克利斯朵夫》，國內外分別從各自國情與接受方面做出了探索。本文從社會實際出發，試圖在分析文本內容和歷史發展的基礎上，解讀英雄主義的新發展，總結其斗爭精神在新時代語境中的影響和意義。

一.《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傳播與英雄主義解讀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長河小說，講述了同名主人公奮斗的一生。他的成長變化與時代密切相關，羅曼·羅蘭用一整套小說再現了一個歷史時期。童年時期的克利斯朵夫被祖父和父親發現音樂才能，青年時代因不滿傳統和權貴的“庸俗音樂”進行反抗，成年后經歷逃亡、摯友去世和幾段復雜的感情后仍不放棄對音樂和自由的追求，最終在事業上獲得成功，并實現靈魂的自由，進入精神世界的和諧。作品通過主人公一生的坎坷經歷和在痛苦中的掙扎反映出現實中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尖銳的階級對立，宣揚了英雄主義。

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法國青年，并且帶來了深遠的時代意義，甚至跨越大洋，借助傅雷先生的翻譯，將英雄主義的火光帶到了風雨飄搖中的中國。首先，在法國，克利斯朵夫的故事感染了一大批當代青年，他們從小說中汲取養分，共同感受到了生活所施加給克利斯朵夫的種種磨難：貧窮、感情、藝術、生死……盡管在抗爭中曾經誤入歧途，但從來沒有停下過對于生命自由的向往與追求，這種浮士德式的精神，使他不斷突破自我，從個人過渡到整個社會，從個人主義過渡到人類共同命運的烏托邦。

其次，當時的中國正值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傅雷先生在抗戰中用五年時間將這部法語大部頭譯成中文，鼓舞了無數身處黑暗，但仍舊追逐光明與真理的勇者不斷去抗爭與奮斗。在中國讀者心中，羅曼·羅蘭與中國有著特殊的情誼，1925年，他寫下《若望-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通過“上升民族”和“下降民族”的說法向中國人民傳達了超越國界的世界主義精神[7]。在百年前，面對德雷福斯事件后的社會分裂和普法戰爭后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傾向，羅曼·羅蘭在暗藏矛盾與沖突的社會大背景下提出世界主義這一概念實屬超前，這或許也是他能夠與中國能夠結下不解之緣的原因。

史詩般的寫作與他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可以說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出英雄劇[8]。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長河小說作家、社會主義同路人、世界公民……他身上有著諸多標簽。1887年，羅蘭嘗試給自己心目中的偉人列夫·托爾斯泰寫信，向他尋求關于生活的答案。出乎意料的是，托爾斯泰給他寄了一封長達八頁的親筆回信，這一舉措深深震撼了羅蘭，托爾斯泰“熱愛人類是一切真正志趣的前提”的寫作內涵也成為了他的思想底色。

一戰是羅曼·羅蘭生命中的錨點：一戰前，他是英雄傳記的書寫者；一戰后，他開始向“人民的藝術”[9]靠攏。1914年戰爭爆發后，當看到德國和法國這兩個自己深愛的國家陷入戰亂，看到自己曾經的讀者因為戰爭失去寶貴的生命，他開始反思，開始掙扎，作為和平主義者呼吁“停戰”，主張各國都有其珍貴的文化，卻被法國輿論譴責為叛國賊。如果說以往的羅曼·羅蘭只是受托爾斯泰影響下的和平主義者，那么在經歷了一戰的洗禮和戰后艱難的內心探索后，他最終蛻變成一位真正的人民作家，“以理想主義面目出現的精神搏斗在這位法國作家身上一以貫之的作用”[10]得以展現。

羅曼·羅蘭的轉變與新中國的成立與發展有著一定的同步性，他的思想也給予無數中國青年思想指引。而在當今法國，《約翰·克利斯朵夫》已備受青年冷落[11]，羅曼·羅蘭的身份認同問題也使他在法國逐漸被邊緣化。這一現實令人唏噓，也讓人不禁產生一個疑問：今天，我們還需要英雄主義嗎？

關于英雄主義的回答，恐怕還要回到作品中尋找?！都s翰·克利斯朵夫》可以分為四個部分，與之對應的是交響樂的四個樂章[12]。羅曼·羅蘭以音樂小說為載體，將自己對藝術、人生、愛情和友情的看法貫穿全文，傳遞了澎湃的生命與精神，對理想的追求與執著，以及對和平的渴望與向往。本就令人感慨萬端的小說在交響曲式的敘述結構下更添感情的激蕩與沖擊，使每位讀者都情不自禁落入這條音樂長河中，共同感受克利斯朵夫的一生。

至此，不難得出關于上述“英雄主義”問題的答案：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拋棄理想。這個理想并非虛無飄渺的、空想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強烈的生命創造力之中。在文章的結尾，年邁的克利斯朵夫做了一個夢，他夢到自己背著一個孩子在逆流中走了一夜，太陽升起的時候，他問那個孩子“你是誰”，孩子回答到“我是即將到來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的名字來源于一個圣人，或許羅曼·羅蘭賦予主人公這個名字正是受神話故事影響。渡河巨人克利斯朵夫在一天夜里聽到呼喚，起身背一個孩子過河。在渡河過程中孩子隨著河水的暴漲越來越重，然而他沒有放棄，在終于到達彼岸時，孩子說出了他的身份，他就是耶穌。事實上，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的上帝，這個上帝就是英雄主義。我們的命運就是要走進波濤洶涌的河流，帶著理想和信念，從此岸到達彼岸[13]。

文中的角色，無論是克利斯朵夫、葛拉齊亞還是奧里維，他們的生活中都充滿磨難。正如羅曼·羅蘭在《名人傳》里描述的那樣“惟其痛苦，才有歡愉”，因為他眼中的英雄主義是經歷艱難坎坷后的涅槃重生。文中多次出現《圣經》的引證，在《出埃及記》中，摩西看到了荊棘在火中燃燒而不毀，那個地方后來成為他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起點。無獨有偶，前述中神話故事里的圣人克利斯朵夫也是迦南人，而在小說中，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在人生最低谷時沒有被命運打敗、自甘墮落，而是在隱居中繼續創作，學會和痛苦共生，將自己置于宇宙萬物中，最終獲得了重生。

二.新時代語境下英雄主義的的意義探究

相較于其他作家，羅曼·羅蘭本人的生活經歷更能體現時代帶來的影響，展現他在不同意識形態中的嘗試、遠離和后撤。一方面，通過他的思想搖擺，反映出二十世紀20至50年代動蕩的世界局勢，拋開后世回望歷史的既知性，能夠真切感受到歷史加諸于個體命運上的痕跡；另一方面，他對于人道主義的局限性認識也為新時代下英雄主義的解讀提供了新思路。

探究英雄主義，首先要明晰什么是“英雄”。有些評論認為羅曼·羅蘭思想矛盾，既宣揚斗爭，又反對一戰。實際上，他的創作初衷是出于對心靈真善美的追求，并非為了斗爭而斗爭。而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必然要借助斗爭手段達到目標，追求真善美的最終結果，就是和平與自由。因此，他創作這部小說的其中一個愿望就是傳遞世界主義思想，爭取和平。

首先，文中最主要的三個人物，克利斯朵夫、葛拉齊亞和奧里維，分別代表德、意、法三個國家。這部鴻篇巨制并未批評或贊揚任何一種文化，而是寫出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眾生相。這正是羅曼·羅蘭的創作意圖，他希望打破種族主義和政治偏見，傳遞一種超越當時時代的人道主義精神。

除此之外，在第七章《戶內》，作者詳細描述了主人公所在的公寓門戶后，居住的形形色色的居民們，有拖家帶口的工程師、退休軍官、年輕的少女、面冷心熱的猶太學者、獨居的教師夫妻……他們都是普通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無視國籍的區分，彼此交流，互相照拂，這正是他心中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團結思想的映射。

然而，這種思想并沒有在現實中得以實現。在作品完成兩年后就爆發的一戰中，一大批法國青年因為崇拜“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前赴后繼前往戰場，為了他們心中的“英雄主義”而戰，這與羅曼·羅蘭的創作初衷恰恰相反。

隨后，羅曼·羅蘭于1931年發表《向過去告別》，主動與過去的思想決裂，宣布自己成為了一名“社會主義者”。1935年受高爾基之邀訪問蘇聯，并與斯大林見面，這時他對蘇聯的仰慕也到了有生之年的頂峰狀態。然而，這份仰慕未能持續，1936年起，斯大林先后發動三次“莫斯科大審判”，震驚世界，多名蘇聯作家和知識分子被捕。羅蘭得到消息后，寫信給斯大林，希望為幾位作家求情，但無疾而終。隨后，他對斯大林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對自己的理想徹底絕望。1940年德軍占領巴黎，羅曼·羅蘭本人被法西斯嚴密監視，1944年，他無聲無息地逝世，生前追求的文化世界主義，也在政治影響下變質了[14]。

從歐洲的資本主義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從對法國腐敗資產階級的厭惡到對斯大林集權的失望，他一生都在不斷探索。人生苦短，在永恒的歷史向度上看，羅曼·羅蘭的搖擺也代表著當時許多普通人的思想歷程。從作者的生活經歷中提煉出厚重的歷史真實感，除了歷史洪流中的滄海一粟之外，還對他所推崇的英雄主義下的和平價值產生了懷疑。

關于這個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繼承羅曼·羅蘭的英雄觀，明確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蛟S在過程中曾經誤入歧途，但不應停下對于生命自由的向往與追求，即使不是圣人，人類也應當擁有為了理想和真情持之以恒的信念。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應以更全面、更多元的眼光思考新時代下“英雄主義”的內涵。從羅曼·羅蘭的自身經歷上吸取教訓，積極尋求英雄主義的再確定，思考在英雄主義影響下對人道主義的向往是否在任何歷史時期都應保持同樣的態度。

如果說對羅曼·羅蘭的錯誤認識源自于對他所推崇的英雄觀的不明確，那么新時代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應該包括兩個關鍵方面的內涵，即斗爭的對象和斗爭過程與結果的關系。

第一，斗爭的對象隨時代變遷發生了改變。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聲音，因此，英雄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必然有其相應發展。二十世紀40年代，受時代精神的影響，需要一部作品來激發當代青年的斗爭精神，使他們投身于戰爭和國家建設。幾十年過去，對于“抗爭”的理解要從外部形式上的斗爭轉變為內在自我構建的奮斗上來，槍林彈雨、國破家亡的危機也已經轉變成了各種社會思潮、意識形態和精神困境的危機。

這正是決定許多人能否正確理解“英雄主義”的關鍵所在。事實上，羅曼·羅蘭從未認為“英雄”只能依靠宏偉藍圖、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如果主人公在最后成就大業，那應是他內在本質抗爭獲勝后帶來的必然結果。這種思想曾在上世紀60年代被詬病為資本性質的個人主義[15]，但這其實是對英雄主義內涵的簡化甚至是扭曲。在二十一世紀的時代背景下，社會和知識界應該擴大英雄主義的內涵，肯定其對現代社會的積極意義。

作品第四章《反抗》的卷首語中，羅曼·羅蘭寫到，“倘使活著不是為了糾正我們的錯誤，克服我們的偏見，擴大我們的思想與心胸，那么活著有什么用？”[16]在這部作品中，克利斯朵夫和酒鬼父親戰斗，和平庸媚俗的審美戰斗，和失去親友的痛苦戰斗，他一次次倒下又站起來。提起抗爭，我們能立刻想到對社會不公、時代黑暗的反抗，但卻總是忽略自己內心的掙扎，忽略內在敵人的糾纏。

英雄之所以被稱為英雄，是因為他面對深淵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永遠趨向內心更理想的自我。真正的抗爭是內在層面的，是與原始自我的觀念相對抗產生新自我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在作品中通過外在的抗爭呈現，如反抗酒鬼父親、拒絕庸俗音樂等。但反抗的行為只是表象，不應買櫝還珠，將行為誤解為所追求的真理。誠然，追求內在升華并非讓人放棄行動實踐，兩者應相輔相成，內在思想指導客觀行為，外界活動反過來又為精神的堅韌提供支持。

人生的道路上難免會有錯誤和遺憾。如今存在一個普遍的觀點，人常常被當作不變的存在。在相機和互聯網的時代，個體時常被置于無數他者的目光之下，一言一行都被記錄下來，并且存檔、傳播。然而，大量“過去”的印記會使人的主觀能動性被削弱，認為一個人生來便該如此：英雄生來就是英雄，小人生來就是小人。然而，人天生擁有變化、思考以及成長的權利，每個人都是在跌跌撞撞中開始反思，才能對過去的自我、世界產生全新的認識，塑造全新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無論是困難還是后退，無論是否曾經被欲望或是丑惡蒙蔽雙眼，人都可以永不停歇地前進，無限趨向真善美的理想人格。如克利斯朵夫那般不斷向過去的自己發起挑戰，在顛覆舊自我中浴火重生。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出，自我實現的需求處于金字塔的最高層級。以往，人們普遍需要滿足“實倉廩，足衣食”的需求，而隨著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需求的升級使得對價值實現的評價從他者讓渡到了自我身上。人們對“自我認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人對自身的理解容易受外界影響且存在一定滯后性，同時人們對自己真實情緒的遮掩也使外界難以通過客觀事實對其進行準確判斷。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更艱巨的任務和挑戰。

因此，在現實層面，脫離了時代曾經要求的外化的“戰爭斗爭”，應更加關注斗爭的本質，即精神層次的突破。如今對內在價值的判斷和評價并不像傳統建功立業式的“英雄”那樣外顯，不再有一個統一的、可量化的衡量標準供人參考，而人們理想中的心靈目的地也不一而同。如此看來，似乎今天的“英雄主義”變得無從探討、抽象無邊了。然而，我們永遠不能忽視英雄主義追求真善美的本質，篳路藍縷、辛勤奉獻是善，精致利己、投機取巧是偽；追尋自然，放慢步調是真，虛無頹廢，消極無為是假。無論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英雄”的盡頭都應該是塑造更堅韌、更禁得起考驗的思想內核。

第二，要把握好斗爭中過程與結果的關系，不能舍本逐末，忽略客觀實際。在創作過程中，羅曼·羅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時代思潮的影響，他所提倡的“世界主義”和平，在后世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人道主義。盡管英雄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涵和形式有所變化，但都與奮斗和斗爭密不可分，在戰時一味呼吁“立刻停戰”并不現實。羅蘭在1914到1919年間發表的多篇宣言中只提到了道德、和平與愛，卻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忽略矛盾爆發的根本原因，最終必然走向失敗，因此對和平與人道主義的向往和追求要建立在和諧、平等的框架內。

“任何一種真正的哲學或社會科學理論都不僅承諾著某種引導人們進行歷史活動的價值理想，而且這種價值理想又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反觀和校正自己的歷史活動的根據、標準和尺度?！盵17]當今的世界局勢為我們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

目前，人道主義普遍被界定為一種泛指一切強調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及權利的思潮和理論。然而，這個普世價值觀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卻出現了不同的解讀。一種價值觀的接受和發展，往往與本國的上層建筑和根本利益相吻合，需要以辯證的眼光看待人道主義。一方面，國際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維和部隊等為我們及時提供援助，維護國際秩序；另一方面，某些國家卻打著人道主義的旗號搶奪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干預地區發展，在越南、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區挑起區域戰爭，在新冠肺炎、新疆棉花、對臺關系等問題上故意挑起爭端，干涉我國內政，將“人道主義”作為其霸權統治的遮羞布，阻礙著人道主義的現代發展[18]。

當前，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戰爭會帶來什么？死亡、失業、流亡……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在今天仍然要致力于消滅戰爭。二十一世紀，戰爭的陰影并未完全消散，同時，戰爭已經不僅僅指槍林彈雨，所有“非正義”的死亡都是戰爭的縮影，核污染、經濟危機、貿易戰、輿論戰、衛生危機……“新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甚至已經超過了子彈，超過了一戰與二戰傷亡人數的總和。對和平的定義，絕不能是片面的、抽象的，對正義的追求，仍需要繼續探索。

同時，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支持。面對和平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等問題，中國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以中國方案為指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政治、經濟、生態、人與人的關系為核心，傳播中國聲音。作為新時代的實踐者，要全面理解共同體的現實價值，凝聚一切可凝聚的力量，為了全人類的幸福與解放而奮斗，努力維護來之不易的和諧生活。

《約翰·克利斯朵夫》稱得上一部精神遺囑，其核心思想在于指出“生命的意義即是不歇止的戰斗；生命的力量是從這樣的戰斗中強大，真理也是通過這樣戰斗而取得”[19]。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英雄主義的內涵幾經變遷，意味著我們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也在不斷升級。在某種意義上，約翰·克利斯朵夫并非“英雄”，而是戰勝原生自我的普通人，而挑戰自我的勇氣，就是英雄主義。如同西西弗斯推著巨石上山一般，即使知道石塊終將滑落的命運，我們也要對抗命運，主宰命運。每個人都是這樣普通卻不平凡的人，在漫長的一生中，或許瑕疵與缺憾才是奮斗的動力，相信我們終將成為被鼓舞的、“受苦、奮斗、而必戰勝的自由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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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Collins A D. A Trinitarian Poetics： Deconstructing Christianity in Romain Rollands Jean-Christophe[M].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2011.

[2]Dalirian A H， Yousefi Behzadi M. Romain Rolland： créativité et immortalité dans Vie de Beethoven et Jean-Christophe[J]. Plume， Revue semestrielle de lAssociation Iranienne de Langue et Littérature Franaises， 2020，15（30）：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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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苗苗.論小說的音樂品質[D].海南大學，2013.

[7]羅曼·羅蘭為敬隱漁譯《約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國發表的題詞《若望·克里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J].郭沫若學刊，201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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