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形象

于亞男

內容摘要：“三言”中的故事多有關涉歷史名人，其中《警世通言》中有兩篇以王安石為主人公的小說，刻畫了王安石在時人眼中可親可敬卻又備受憎惡的兩種極端形象。相較宋人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大肆攻擊，馮夢龍將取材自前人筆記、雜劇的故事加以重構戲說，表現出了對王安石其人褒大于貶的態度，也釋放出明代士人對王安石的評價逐漸發生轉變的信號。

關鍵詞：《警世通言》 王安石 馮夢龍

王安石，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極富爭議的人物之一。本文擬通過對《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卷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兩篇故事中王安石形象的提煉，說明馮夢龍筆下王安石形象的變化及原因。

一.《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一篇中，馮夢龍通過王安石與蘇軾的三次往來交談展現出王安石既學問淵博、惜才善教的形象特點。

開篇兩件事，其一寫王安石因向蘇軾真誠請教卻被其借“鳩”字解義進行譏誚，于是“惡其輕薄”；其二寫他看到詠菊詩被蘇軾擅改后的心理活動：“蘇軾這個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疏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里，將他削職為民?！盵1]后上奏將蘇軾貶去黃州，此為“一難”?！岸y”中，王安石托蘇軾帶一甕瞿塘中峽水用來烹制陽羨茶以治舊疾，蘇軾錯過了中峽代以下峽水交差，又在被當場戳穿后仍未如實相告，王安石的反應卻是“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2]隨后詳細解釋了三峽水性之不同以及醫囑用中峽作引的原因?！叭y”中，王安石試才蘇軾，恐其不服于是先行請教，蘇軾特意在三層書櫥中抽取了一本積塵之書，料其久未翻閱意欲發難，不成想荊公對答如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隨后荊公出妙對三句，蘇軾琢磨良久卻未能成對，只得謝罪而出。

通篇閱后，一個寬厚溫和、滿腹經綸、博聞強識、知人善教的學者形象逐漸清晰。所謂三次詰難，實際上是王安石對蘇軾個性的磨礪，“一難”中，荊公剛發怒言稱明日即上書貶謫東坡，卻立刻轉念：“且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盵3]雖確實以東坡“才力不及”為由將其貶至黃州，實際上卻更像是為讓蘇軾親眼看見黃州落瓣菊，認識到他輕狂自大的錯誤而故意為之，并非真的心胸狹隘、公報私仇?！岸y”中眼見東坡謊言，卻未見怒氣外露，只是“笑道”，將黃州菊與瞿塘水放在一處，語重心長地教誨東坡：“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須細心察理?！盵4]“三難”中十分自信地應對后學的考驗，也十分精妙地擬三句絕對來考驗后學，一來一回，風骨盡顯，高下立見，無須再多言責備。全篇未見一句僵硬說教，僅從蘇軾對王安石態度變化：自覺得罪，心中不服——有意贖罪，傲氣不減——“羞顏可掬”“謝罪而出”已然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教導是成功的，這種引導式、體驗式的教育方式或許也是故事的作者在探索并告誡后人的一點。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一篇主要寫宋代時人對王安石變法的激烈批判，但通過描寫王安石對這些批判的反饋態度也塑造出一個有才學有胸襟，性格執拗的失意政治家形象。

欲抑先揚，開篇贊荊公為官之初，實有作為，頗具聲名；通宵達旦勤勉治學以致晨起不及盥洗被太守誤以為是宿醉之故，還勸其用功讀書，王安石之虛心謝其教誨并不申辯，寥寥數語塑造出一個謙遜、低調、勤勉的實干家形象。筆鋒一轉，寫荊公懷揣著以堯舜之道治世的理想，秉承“三不足”精神——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執拗變法，手腕強硬，最終導致萬民失業，怨聲載道，諸多當世名臣如文彥博、韓琦等紛紛請辭。其子王雱病疽而死，王安石夢見他帶著約百斤的重枷，渾身是血地立于門外向自己哭訴新法“蠹國害民”，勸說“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5]，王安石驚醒后，又被夫人勸言應急流勇退，故戀尚十余道奏折祈請辭官。歸鄉路上，王安石白龍魚服，當親吏問及路遇毀謗者如何處置時，他說：“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為喜；道吾惡者，不足為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攬事?！盵6]途中耳聞沸沸民怨，目睹隨處可見的題詩詈罵， 他卻只是在看到市井蕭條，民生凋敝時“暗暗傷感”，聽老叟聲言欲手刃他頭顱，剖食他心肝，縱死也無憾的“慷慨之詞”后“面如死灰”，聞得老嫗詛咒他后世為畜生任人宰割時“暗暗垂淚”“須發俱白”。在這個故事中，王安石的襟懷氣度可見一斑。只可惜，熙寧變法最終慘敗收場，王安石——一個失意的政治家背負著沉重的罪名，于半山堂吐血而亡。

統攬兩卷故事，馮夢龍筆下的王安石形象在《拗相公飲恨半山堂》的兩首篇尾詩中高度凝練，可概括為性格執拗的改革家、錯入政局的大學士。

二.《警世通言》中王安石形象的轉變

現存約有近百部宋人筆記中記載了有關王安石軼事及其變法活動的內容，這些筆記小說的作者多是反對新法的政治家，如司馬光（《涑水記聞》）、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朱弁（《曲洧舊聞》）等，他們雖不乏有對王安石正面形象的贊譽，但在黨爭等復雜政治因素影響下，更多的還是針對其心胸狹隘，性格執拗，禍國殃民等負面形象的譏諷與詆毀。到了元代，編修《宋史》尚且過度參考《邵氏聞見錄》等野史筆記，以致于對王安石的評價表現出了明顯的偏頗，更何況作為文學作品的雜劇。鮮明的善惡角色劃分，臉譜化的形象設計是雜劇的基本特點，對于劇情所取材的歷史人物原型往往是進行單一的美化或丑化，王安石恰恰是被極端丑化的人物之一?！短K子瞻醉寫赤壁賦》《蘇子瞻風雪貶黃州》《花間四友東坡夢》是現存的三種與王安石有關的雜劇，在三部劇中，作者均將蘇軾這位新法的反對者刻畫成“受害者”形象，以此來反襯出王安石偏狹固執、嫉賢妒能的性格特征。元雜劇對于王安石形象的刻畫無疑是對前代黨爭矛盾及理學思想的繼承與延續，這為后世文學作品塑造王安石形象以及歷史的客觀評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中，“詠菊詩之爭”，根據宋人筆記《西清詩話》記載，原是歐陽修對王安石“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詩句中菊花落瓣描寫提出了質疑，并戲謔：“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7]，后被王安石用《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來反駁，作者記載這則故事是側重表達二人之間的文學切磋而非凸顯人物性格。在明代臧懋循所輯元代吳昌齡撰《花間四友東坡夢雜劇》中，這一故事被劇作者張冠李戴到蘇軾頭上，說蘇軾偶然見待漏院一從者的扇上題詩，意為不合現實乃續作，而后方知為詩出王安石之手。又寫蘇軾在一次宴席上吟詩嘲戲一女子，不成想竟是安石之妻。最終因兩次開罪王安石而被其怒貶黃州，而蘇軾到黃州后得以親見菊花凋謝才方知舊日失言得罪了荊公?！毒劳ㄑ浴分械墓适嘛@然是在《西清詩話》《花間四友東坡夢雜劇》的基礎上又加以虛構編寫出來的，將蘇軾被貶黃州嫁禍給詠菊詩一事，既是對雜劇中王蘇二人矛盾的簡化突出，為小說故事的教育意義作鋪墊，又是為王安石“平反”——看似心胸狹隘實則惜才善教?！岸y”辨識瞿塘峽三段水性，有學者認為是取材自《太平廣記》所載唐代李德裕、陸鴻漸辨析南零水、中零水的逸事[8]?！叭y”試才出對，其中“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一聯據《堯山堂外紀》《唐伯虎集》所載應是唐伯虎所出，馮夢龍在其所輯《古今譚概》中則稱此對出自乩仙筆下。本卷小說將兩件逸事移花接木正是為完善王安石“善教”形象、突出其才學廣博添柴加薪，同時也為人物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使之更鮮活生動。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中，韓魏公見王安石蓬頭垢面誤以為是他徹夜飲酒所致，勸他勤學，王安石感謝韓魏公教誨而并未多加申辯，后來韓魏公知道實情后，對王安石贊許有加。這樁軼事取材自《邵氏聞見錄》。同樣是被誤解，邵伯溫筆下的王安石是心生怨懟，挾私報復：“荊公不答。退而言曰： ‘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荊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荊公初不屈。故荊公《日錄》，短魏公為多，每曰： ‘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以詆之?！盵9]而在本卷故事中，王安石卻是一個謙遜寡言的形象。王雱病疽一事在《大宋宣和遺事》中有載，“安石哀悼不能為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 ‘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10]本卷故事直言“歹事”為行青苗錢法，并借王雱口規勸安石辭官。后文著重記敘王安石辭官歸金陵路上遭遇種種民怨，據王士禎 《香祖筆記》記載這一段故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盵11]和上一卷故事相同，均為張冠李戴之手法，通過制造沿途所遇巧合來集中表現民怨沸騰之勢，進而表現時人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批判之激烈。這一卷故事看似占用大量篇幅來寫變法之毒害，也確實指出王安石的“任性胡為”，但諸如故事開篇先是鋪墊了王安石在變法前的身負盛名，又言其變法是受了“小人”呂惠卿和其子王雱的蒙蔽，途中聽聞種種罵名，仍做到不擾民，不辯駁，去世之前批頰自罵三日，篇尾詩又嘆荊公高才更適合身在翰林而非宰相，等等細節中處處顯露出對王安石的處處回護，實際上作者在回前詩中已表明了中立的態度：“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一時輕信人言語，自有明人話不平?！盵12]

通過將《警世通言》中兩個故事與其所取材的宋元作品對比可以發現，馮夢龍并未因循前代對王安石的偏頗評價，在故事中表現出了對王安石人格、才學等的高度贊譽，對其變法革新不甚贊同但稍有開脫，主張整體、客觀的對人物進行評價，這無疑說明，明代出現了士人對于王安石歷史評價進行重新思考的趨勢。

三.王安石形象變化的原因

宋代筆記小說中軼事記錄難辨真假，后世對于王安石的評價始終眾說紛紜，馮夢龍在《警世通言》對王安石形象的不同塑造，或有原因如下。

1.編刊宗旨的影響

《警世通言》敘中有言：“野史盡真乎？曰：不必也。盡贗乎？曰：不必也。然則去其贗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瞬槐赜衅涫?，事不必麗其人。其真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盵13]馮夢龍對于野史中所記載的人物事跡真假或許并不在意，更多關注于將這些軼事化為己用，達到警示勸誡的目的。如上文分析，馮夢龍將前人作品中的故事或張冠李戴或重構戲說，不囿于歷史真實，使故事走向、人物形象始終為教育意義服務?！锻醢彩y蘇學士》一篇顛覆人物歷史形象，將蘇軾的恃才放曠夸張化、缺陷化，一改王安石的心胸狹隘為寬仁和緩，使二人形象形成鮮明對比，以警世人為人需謙遜?！掇窒喙嫼薨肷教谩芬黄獙ν醢彩适逻M行改編，表現出對其既褒又貶的態度，正是為引導讀者體悟出“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為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為小人”[14]這一警世之言。

2.馮夢龍本人的思想傾向

故事的取材與人物形象塑造體現著作者本人的思想傾向。由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及其階級局限性，決定了馮夢龍雖有進步主張希望改變黑暗政治局面卻并不能完全跳出舊制度的藩籬，不能認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方針。王安石變法雖是為富國強兵，但其舉措的超前性既沒有生存土壤又不能得到廣泛認同。所以在故事中馮夢龍還是借百姓之怨流露出對變法的不甚贊同。馮夢龍雖仕途不順，但對儒家傳統的仕宦之路是仍肯定且鼓勵積極進取的，可惜晚明政治腐朽黑暗，空有理想而無處施展。故此因變法而背負罵名的王安石在他的筆下成為一個心懷堯舜理想、有能力、有襟懷的政治家，即使對新法不甚贊同也依然為其開脫是受了“小人”蒙蔽和錯為宰相之故，這其中其實是寄托著馮夢龍本人強烈的文人情懷與報國之志。

3.時代思想的轉變

王安石的治政綱領所反映政治思想屬于以救國家之積貧積弱為主要目的的“功利”一派，“此派之特點在斥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15]，這在宋代被奉行佛老仁義的理學家們如朱熹、陳淵、陳亮等大斥為申商之異端，再加之宋高宗為了給哲宗、徽宗開脫罪責，便將北宋滅亡的根由溯至王安石，言其變法禍亂祖宗法度。有極少數學者如陸九淵、葉適等雖對王安石的人格予以高度評價，“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16]但對其變法仍持否定態度。到了明代，社會發生的變局促使了士人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價發生改變。明中期以后，商品經濟逐漸繁榮，經世致用的思想逐漸取代形式主義的理學，士人們重義輕利的儒家傳統義利觀隨之逐漸瓦解，他們開始認識到務工經商并非無用下品而是一種可以發家致富的治生手段，開始關注全球貿易中有利于國家社會實現經濟發展，擺脫財政危機的現實舉措。王安石曾提出的“義在利中”“以義理財”義利觀在重義輕利的宋代是具有反叛性的，然而這在明代一部分突破傳統小農思想禁錮的士人來說，重新認識王安石及其變法是一種歷史必然，固然對于變法內容的評價褒貶不一，至少他們對于王安石敢于大刀闊斧改革的勇氣是欣賞與贊美的。馮夢龍對于王安石歸鄉途中的遭遇及其神態舉止的描寫恰恰反映了“猶疑——重新審視——期盼嘗試”這樣一種復雜矛盾的態度。

《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既是學問精深、寬仁和緩的文人，也是心懷天下卻變法失敗的失意政客。相比前代舊作對其一力丑化、全盤否定，馮夢龍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歷史窠臼，對王安石的個人學識與道德品行高度贊譽，對其變法主張亦多有開釋，此一變化既是為謳歌真善美，實現激揚勸誘意義的小說主旨而服務，也是明代經世致用的時代思想轉變與馮夢龍本人價值傾向的文學體現。這一變化也為王安石歷史形象的再評價與明代士人價值取向、社會心態的研究提供了參考，是不容忽視的進步。

注 釋

[1][明]馮夢龍.《三言（足本）·警世通言·卷三》[M].長沙：岳麓書社，2000：16.

[2]同[1]，19-20頁.

[3]同[1]，16頁.

[4]同[1]，20頁.

[5]同[1]，23頁.

[6]同[1]，16頁.

[7][宋]蔡絛.《西清詩話·卷下》[M]. 明抄本.

[8]申屠平.《論〈警世通言〉里的王安石》[J].浙江經專學報，1992（04）：54-57.

[9]邵伯溫撰.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錄·卷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3：94.

[10][宋]佚名著.王洛川重刊.《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元集》[M].長沙：岳麓書社，1993：9.

[1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一篇》[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209.

[12]同[1]，22頁.

[13][明]馮夢龍.《三言（足本）·警世通言·敘》[M].長沙：岳麓書社，2000.

[14]同[1]，22頁.

[15]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437.

[16]柯昌頤著.《王安石評傳》[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