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文學史》看林庚文學教育的特點

于萌

內容摘要：作家進入大學后，學術研究體制和教學要求促使其重新審視傳統文學、借鑒外國文學，為其深入而系統化的思考提供了重要契機。林庚的《中國文學史》，出版于1947年，是其在廈門大學任教十年的教學成果，這部文學史因其作者特有的詩性邏輯和詩人筆法呈現出獨特的面貌，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林庚的文學教育特點，從中也可以窺見現代作家的大學文學教育工作因其文學創作經驗和敏銳審美能力的直接介入，與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相比，在文學教育上所具備的全新質素。

關鍵詞：林庚 《中國文學史》 大學 文學教育

在現代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是文學生產、傳播的重要場所，塑造著新文學的發展路徑。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作家兼大學教師憑借自身的身份特點，成為現代大學與新文學之間最有力的溝通者。在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各個階段各類大學都活躍著兼具作家身份的教師，這批人參與大學文學教育，為文學教育活動增加新的質素，進而影響了新的文學教育傳統的形成。

現代作家對古典文學的很多考察，最初都是為了大學文學教育的需要。這就包括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鄭振鐸、胡云翼、趙景深、譚正璧等許多現代作家的文學史著作。他們從為了新文學的誕生而與傳統文學決裂到為了新文學的發展而重新審視傳統文學，這除了與新文學自身發展程度有關，也直接源于他們所處的大學學術環境以及大學的文學教育策略。大學學術生產迫使作家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和研究文學，從文學歷史、理論、思潮、創作方法等多方面對其展開研究和討論。無論是外國文學還是古代文學，現代作家都為其注入了新的質素，切實地影響了大學文學教育的走向。林庚的《中國文學史》一書出版于1947年，正是其在廈門大學任教十年的教學講義成果，這部文學史因其作者特有的詩性邏輯和詩人筆法呈現出獨特的面貌，是我們直觀深入研究林庚文學教育特點的絕佳材料。

一.林庚《中國文學史》的產生

民國時期大學教育處于現代教育轉型初期，學科建設并不完善，系統權威的教材也相對缺乏。許多大學教師都需要自編講義，在大學執教的現代作家也不例外?，F代作家的大學文學講義既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凝聚著他們對文學的認識，也是他們文學教育理念的具體呈現。經歷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史撰寫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到了四十年代，文學史的編撰明顯減少。相比較戰前一些帶有史料匯集性質的大部頭史著，這一時期的文學史呈現出注重個人文學理念和話語方式的面貌，這除了與戰時環境中資料搜集不易有關，也與文學史編寫觀念發展以及研究者個體特征與心態相關。林庚的《中國文學史》無論是編寫理念還是角度、標準和語言都是屬于其“個人話語方式”的創作。

林庚的《中國文學史》是非常典型地詩人的文學研究。林庚出身清華大學中文系，在進入大學執教之前，林庚一直是一位純粹的新詩人。林庚身上具有濃郁的詩性氣質，1928年林庚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兩年后轉入中文系。之所以轉入中文系，是因為詩給了他充滿活力的感受，他也“希望通過詩歌實現人生的解放”[1]。自此林庚醉心于新詩的創作，就連畢業論文都是以一冊新詩集代替。

進入大學執教是林庚研究文學的起點。其撰寫中國文學史的計劃也開始于他在民國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這門功課。林庚曾說：“1934年我在北京民國學院教書的時候，沒有可用的文學史，我就想自己編一本，而且這本文學史能跟新文學銜接，而不僅僅是把古典文學講完就完了。我那時是在寫新詩的基礎上，作為一個作家去寫文學史的”[2]。林庚在解釋自己編寫文學史的原因時曾說：“一方面覺得大學里中文系的課程，歷來偏重于舊的，而中文系學生們的期望，卻往往是新的；但實際上，就新文學已有的歷史與材料上來說，的確又沒有多少課程可開。這事實上的缺陷，催促著我發生了溝通新舊文學的愿望，這原來正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3]。文學史講義的性質也影響了林庚的撰寫風格，林庚所說：“到了廈大后，我把精力集中到文學史上了，光是這些題目就很能吸引同學，所以有好些外系的學生也來聽課，因為題目很吸引人。我上課時，把題目寫在黑板上，寫上‘文壇的夏季，臺下的學生就很興奮”[4]。從這個角度來說，作家的文學教育其實也在塑造著他們對文學的研究，無論是他們對文學的理解，還是文學研究的面貌。

民國時期，很多學科課程處于初設探索時期，教學形式和內容相對自由，基本上是各自為政，沒有一定之規，陸侃如曾回憶：“自五四前后到抗戰初期的約二十年左右，各校中文系課程的開設是所謂‘自由的，系主任愛怎么辦便怎么辦”，及至抗戰時期，雖然有了部頒課程標準，但戰時特殊的社會環境，根本無暇嚴格規范大學教育，對于大學老師來說，他們就有了更加自由的教學空間。具體到文學課程的講授，無論是進度詳略還是作家作品評價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且以“‘獨出心裁為貴”[5]。林庚的《中國文學史》便是這種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獨出心裁”的產物，是其“一家之言”。1949年后林庚曾幾次想修改此版文學史，可總是感到“無從下筆”，因為這部文學史不僅僅是一部教材，更是學者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中對文學的理解。針對這冊文學史，林庚曾說過，“當時雖然有些想法不夠成熟，有些表述也還有待斟酌，但是我的思想高度卻是年輕時確立的，我從來沒有超過那個高度”。對于林庚是否超過當時的思想高度還需要深入考察，但確實表明了林庚自身對這一文學研究思路的高度認同和肯定。作者以年輕詩人特有的敏銳和慧心抱著對文學的極大熱情投入了文學史的寫作，再加上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具有不可復制性，使得研究愈顯珍貴。

二.林庚《中國文學史》的教育理念與特色

林庚1930年轉入清華大學中文系，此時正是楊振聲和朱自清主持清華大學中文系之初，他們激情昂揚地以“創造我們這時代的新文學”的理念改造中文系。積極地在大學提倡新文學，重視新文學的研究與創造。林庚是這樣的理念培養出來的學生，甚至他的畢業論文都以新詩集的形式代替。這也成為之后林庚新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目標。從大學時期開始創作新詩起，無論是在思想意識中，還是在實際創作中，林庚一直保持著對新詩的關注，這種詩人本色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研究和教學。

林庚對古代文學生命動力的探尋實際上有著為新文學建設服務的明確意識，“展示舊的”正是為了“預言新的”。他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現代性理念，首先來源于他新文學作家的立場，他說：“我在寫文學史的時候總想著新文學的發展，總想為新文學找一些可以參考的經驗”[6]。

在詩選課上，林庚曾為學生談到為什么要學習古詩這一問題時，林庚認為中文系的學生更應該創造未來而不是研究過去。同時應警惕研究在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學習中迷失方向。林庚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同樣是從建設新文學的角度出發的。對此他清楚地表示自己寫文學史著眼點是在未來，是為新文學服務的。他將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啟蒙”、“黃金”、“白銀”、“黑暗”四個時代，這其實也是依據胡適等人所提倡的進化論的歷史哲學來描述文學發展的趨勢，最后一章則寫明了現代白話文的出現帶來了“文藝曙光”。這種建構在講授文學史發展的同時也從學理上確立了新文學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林庚的文學史敘述中，許多價值尺度和評判標準都是一句五四新文學的精神，林庚的文學史研究正是其文學觀念指導下的具體呈現。他從為了新文學發展而展開文學史研究的思路出發，最為看重的就是文學的創造性，這也體現在其文學教育上。他說：“我主要把重點放在創造性上，沒有什么創造性的地方，我就少講，像漢賦，我講得就很少，而在創造性多的地方，像唐詩，我就花很多力氣去講。所以在我的《文學史》里，對整個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的態度就是，什么時候最富于創造，我就重點強調，什么時候創造性弱了，我就談的簡單”[7]。林庚從文學本身出發研究文學，堅守文學獨立的價值，在他看來文學應是無功利的：“這‘為了什么的文學在我向來好比女兒家不能自立必得出嫁”，“在宇宙間只有人會追求永久的‘真‘美，在宇宙間就只有人有那崇高不沾功利的靈魂，這追求乃使得人的靈魂無限生長起來擴大到整個宇宙中去”[8]。

林庚以自覺的文學意識去研究文學的發展歷程，立足于具體的作家作品，運用敏銳的藝術感覺和發達的美學體驗做出自己的文學觀察與判斷。他對作家作品藝術風格的審美把握，極富創造性，揮灑自如而又酣暢淋漓。

朱自清曾評價林庚的文學史寫作：“著者是詩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別看重文學，一方面更特別看重詩”[9]。林庚的中國文學史，是以文學本身為核心的，他得出的結論和觀點都是緊緊圍繞著文學作品，沒有偏離文學的本色。林庚對古代作家文學情感和表達方式的解讀是鮮活而細膩的。如他認為李白的詩“如一只金箭射在當時的文壇上”“如長風巨浪，驚醒了一代人的耳目”，“李白天才的豪放，那正是男性表現的極鋒”[10]。

將體現時代特征的“思想形式和人生情緒”予以純然文學的關照，其實也是一種創造，是對文學的文學闡釋。從27歲到37歲，林庚在廈門大學任教的十年，無論是從詩人的角度還是學者的角度，林庚都處于創作的旺盛期，林庚一直提倡人的一生要多保持些少年精神，最有希望的是富于少年精神的時代[11]，而這部《中國文學簡史》正是一部“富于少年精神”的文學史。無論是作家的評說，作品的賞析還是創作特點的把握，文學潮流的思辨，都帶有自己的詩性色彩，才華橫溢，直率熱烈，處處體現作者對文學的熱愛與文學研究中飽滿的激情。雖然對“史”的輪廓勾勒過于簡略，缺少詳細的考證與整理，但在作者在自己才性基礎上做出的體悟與表達，更加深切與獨特，也更加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林庚后來沒有改寫自己廈大版的《中國文學史》，只是在晚年將“黑暗時代”改為了“黑夜時代”，一字之差，其實可以看出其文學觀念的變化，最初編寫文學史的林庚，其目的在于突出新文學，因此采用含有價值褒貶色彩的“黑暗”來形容新文學到來之前的文學階段，而在新文學的合法性已經毋庸置疑多年之后，“黑夜時代”的命名更傾向于從林庚自身注重文學創造性的理念出發來理解文學?？傊?，林庚的詩人特質為他的古典文學教育籠上了一層詩性的光芒，隨性而通脫。

寧宗一在談到閱讀林著時說“著作中盛唐詩一章中的描述簡直是一首抒情詩，作者把古人的詩心、自己的激情融為一體，于是讀者的心隨著作者一起激蕩，一起進入盛唐詩那自由、開朗、奔放的意境中去，而文學史的本相全然未曾丟失”[12]。以這種方式對文學的呈現，單純從學術著作的角度來看，也許會被詬病史識不足，但如果回到文學史作為講義之初的文學課程上，通過林庚充滿感情而富于感染力的講述，其取得的教學效果要遠好于文學史知識的直接傳達。林庚的學生曾回憶其授課時的情景，他說“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來，先生的講課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詩人的氣質和風采。先生身著絲綢長衫，風度翩翩，講課時不讀講稿，只是偶爾用幾張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讓我們一睹文學世界的萬千氣象。講到《九歌》中‘帝子降兮北諸，目渺渺兮愁予。娥娥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和宋玉《九辯》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如何開了悲秋的先聲，將漢魏數百年的詩壇籠罩在一片秋風之下，又怎樣余波裊裊，在此后的詩文歌賦中不絕如縷，先生用的幾乎是詩的語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詩的化身。我記得當時我們完全被征服了。全場屏息凝神，鴉雀無聲，連先生停頓的片刻也顯得意味深長。這情景讓我第一次感受到詩的魅力和境界”[13]。在學生看來：“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藝術享受，仿佛一股詩的清泉汩汩流人你的心中”[14]。

因為對文學面貌的生動還原，更容易讓學生觸摸到文學發展的脈搏。在文學史教學和編寫日趨工具化、學術化的今天，林庚的文學史教研工作顯得更加可貴，讓人向往。

三.學院背景與作家詩心的共生——林庚的學院化生存

隨著作家學院化程度加深淡化創作是必然趨勢，也要一些人無法割舍文學創作而離開大學講臺。能將這兩種工作同時堅持下去并將其有效融合在一起的人并不多，林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對此他不無自豪：“我這個人一身有兩種生活。一般人好像不大有這種‘兼差，總覺得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創作，是很遠的兩件事。施蟄存先生倒也是既稿新文學創作，又搞古典文學研究。他原先寫小說，編《現代》雜志。但是他和我不一樣，他到抗戰以后就不寫小說了，后來完全是研究古典文學。而我寫新詩一直寫到80年代。我在這兩方面都沒有間斷，一邊教古代文學，一邊照樣寫新詩?！液蛣撟鬟@方面沒有絕緣，我是‘腳踩兩只船”[15]。用錢理群的話來說，林庚將詩學術化的同時又詩化學術。林庚將自己作為詩人對文學的敏銳體悟充分地釋放在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之中。這對于教授者和接受者來說都是較為理想而又很難企及的狀態。林庚在文學教育中將自身詩性的充分釋放取得了成功：林庚的新詩創作從未中斷；他的文學課堂極受歡迎，他到老年時仍有極佳的學術表現，成果豐碩，無論是作家、教師還是學者，林庚都是成功的。

實際上，大學任教生涯仍改變著林庚的工作重心，進入廈門大學之后，他從以新詩創作為主要工作轉移到了學術研究中，這既是工作的要求，同時伴隨著學院化程度加深，1937年之后，林庚把越來越多的精力轉移到教學和科研之中，寫詩在林庚看來也成了業余生活。雖然重心有所轉移，但他依然沒有停止創作，他的文學研究和創作都在不斷走向成熟。

詩和小說戲劇等體裁形式規格不同，詩強調語言、意想、韻律，小說強調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等，詩與其他體裁在藝術價值上不存在高地之分，但詩歌更依賴于瞬時靈感的勃發，一般情況下體量規模較小，而從事其他文體形式的創作往往比詩歌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樣是施蟄存、吳組緗等小說家進入大學后逐漸放棄創作的原因。吳組緗在解釋自己后來為何沒有寫長篇時說：“1949年以后，我在學校里教書，太忙了，沒有時間搞創作”[16]。在大學任教的老師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他一般都利用寒暑假進行創作，在《我怎樣寫<牛天賜傳>》中老舍曾寫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三日動筆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寫成兩萬多字。三個多月的工作只寫了這么點點，原因是在學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沒有充足的功夫天天接著寫”[17]。1934年12月29日，老舍在致趙景深的信中說：“以前所寫的長篇，都是利用年假和暑假的工夫，因此，已有兩三年沒休息過。今年年假與明年暑假決定休息，所以不敢答應‘長買賣”。全年無休的工作任何人都吃不消，老舍最終還是放棄了教書的工作，全心投入小說創作之中。而一生都在從編輯和創作工作，從未進入大學執教的巴金，他可以將全部精力投入在創作活動中。他一生一共創作了20多部長篇小說，70多部短篇，還有大量譯作，如此高產，在現代作家中并不多見。詩的創作需要作家保持高度的文學敏感性和捕捉力，但是對創作環境的要求相對不高，更適合心緒的隨時抒發。郭沫若曾回憶自己寫詩的經過，非常具有代表性：《鳳凰涅盤》那首長詩是在一天之中分成兩個時期寫出來的。上半天在學校的課堂里聽講的時候，突然有詩意襲來，便在抄本上東鱗西爪地寫出了那詩的前半……那種發作大約也就是所謂‘靈感吧”[18]?？梢哉f，詩歌的自身的特點也是林庚在繁重的教學任務中也沒有停止詩歌寫作的重要原因。

陳國球在《結構中國文學傳統》中指出“詩人（文學創作者）一方面采納另一方面又抗拒文學傳統和它的基準，這兩種不同的態度之間永遠存在一種張力……這張力令作家不停探索，直至他找到一個可以把自己構想到的方案適用于工作之上為止”。作家如果同時是學者，那么他對文學傳統和基準會有更清醒深入的意識，不管是迎合還是扭轉都將更有自覺性。文學研究者和創作者的職責不同?！拔膶W研究”作為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知識或學問，“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知識、識見和判斷的體系”[19]，更傾向于科學，而文學創作是一種藝術。創作是作家將自己的主觀情感訴諸于文字的過程，而研究則是在占有文學材料的基礎上，將其轉化為“理智的形式”和“首尾一貫的合理的體系”[20]。理智性地探究和藝術性地創作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過程。很多進入大學的現代作家，雖然有過一段時間同時從事創造和研究的情況，但是兼顧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作其實是很難的。雖然如此，但“每一文學作品都具備獨有的特性；但又與其他藝術作品有相通之處”，文學作品是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在進行文學研究時，除了需要運用科學的或者歷史學的方法建立高度概括的法則外，還需要堅持文學理解的個人獨特性。林庚就是從詩人的角度去理解“詩的特性、詩的‘肌質、詩的具體性”[21]，消除了與作品的隔膜，將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和系統性較好的結合起來，而且他對文學“文學性”的卓越感悟和解讀，散發著詩性的光芒，使人可以忽視其在建立普遍法則方面的相對薄弱。

大部分現代作家的文學教育，傾向于以文學的詩性魅力來感染學生，在他們看來，文學的知識部分只是開啟文學大門的鑰匙，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應該更好地呈現文學本身，即對文學美感的把握，以及重視文學對人審美能力的提升。這從其教學實踐中自然地流露出來，并改善了教育體系中以所謂的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痼疾?，F代作家的大學文學教育工作因作家獨特的文學創作經驗和敏銳的審美能力的直接介入，與普通大學教師的教學相比，在文學闡釋上更為具體也更加生動。

林庚身上有著堅定的詩人氣質。他一直認為自己首先是詩人，“以教學為業而心在創作”[22]。在面對教學和寫作更看重哪個的問題時，林庚回答“我先是詩人，后是教授”[23]。林庚在最后一次為學生授課中曾說：“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林庚正是一直保持著詩人的狀態同時也以這種狀態投入與文學研究和教學之中。正如聞一多評價陳夢家從文學轉入考古學時說：“他也是受了我的一點影響。我覺得一個能寫得出好詩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別的，因為心被詩磨得又尖銳又精細了”[24]。

從這個角度說，堅持新詩創作，使林庚保持了學術研究敏感度的原因，也使其學術研究自成風格的原。林庚曾說：“我能寫這樣的《論詩稿》，是因為我有創作經驗呀，你沒有創作經驗，你怎么能分析它呢”[25]。詩人的品格使林庚探索出適合自己的學術路向和獨特的文學教育方法。將這種未受壓抑的自然的文學創造力和想象力注入學術研究和教育的路向是成功的。林庚站在文學立場對文學潮流，文學歷史的把握，不會偏離文學本身，在教學中對作品的關注，對學生的審美訓練，也會曾強學生的審美能力。而就研究者而言，在長久的學術環境中，文學創作的持續也使他保持自己對文學的審美把握，不論是文學批評還是文學史的研究都不會丟掉文學，這也是林庚保持長久的學術創造力和學術獨特性的根本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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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庚：《中國文學史》，鷺江出版社，2005年，第6頁。

[6]林多次表達過：“我總希望在研究古典文學的時候，為新文學，主要是為新詩的發展找到一條可資借鑒的道路”。林清暉：《林庚教授談古典文學研究和新詩創作》，《群言》，1993年，第11期。

[7]張鳴訪談：《人間正尋著美的蹤跡》，《文藝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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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6頁。

[20]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1頁。

[21]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6頁。

[22]林庚：《悼念組緗兄》，《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1期。

[23]曾華鋒：《林間學者的詩人情懷》，《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12月5日。

[24]藏克家：《我的先生聞一多》林從龍，候孝瓊，《我的老師》，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6頁。

[25]曾華鋒：《林間學者的詩人情懷》《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12月5日。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現代作家兼大學教師現象研究（1917-1949）”（20YJC751040）和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項目“新文學在大學里”（SKZ534202100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