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傳統　刻印未來

高曉虹 李盡沙

關鍵詞： 文化數字化；融合出版；數字出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4.001

出版見證人類文明的悠久歷史，在思想文化的存續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對于幾千年來源遠流長、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出版更是深刻地熔鑄其中，肩負著存續文化火種的重要使命。正因為這份特殊的使命與責任，在新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的過程中，以出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不可少。

2022年5月，《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明確了“十四五”期間的國家文化數字化建設目標，對于出版業的數字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建設出版物數字資源總庫、升級出版生產呈現方式與創新數字內容消費場景等已經成為當前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核心關切。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的時代語境，出版必須審視自身、開拓創新，明確文化傳承的初心與方向、把握面向未來的創新形態、探索形成更好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模式。

一、使命自覺：文化傳承作為出版的本質功能

出版活動幾乎存在于中華文明幾千年的全過程之中，但是“出版”這一名詞在我國出現與使用是在19世紀末。也就是說，出版行業的實踐自覺要遠遠早于理論自覺，出版作為一種學科門類更是近年來才逐漸推動完成的事情 。因此，長期以來對于出版的探討，更多是在行業實踐層面而非學術研究層面。但隨著近年來出版特別是新形態出版在社會文化發展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專門聚焦于出版研究的“出版學”得到了逐漸發展。

2022年9月，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共同印發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將出版與新聞傳播學等并列在文學大類下，作為單獨的一級學科專業學位類別。這不僅意味著出版業獲得的關注日益增加，也意味著對于出版的研究探討不能僅僅停留在滿足行業發展的現實需求上，更要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實現出版學基本規律研究的關鍵突破。這其中首要的問題，就是明確出版的本質功能和重要價值。

縱觀各類對于“出版”的定義，盡管在產業環節、產品形態等方面存在爭論，但基本都會體現出這樣一種共識——出版使文化得以保存和傳播，是文化的源頭和依托。這種對于文化傳承的基礎性承載與推動作用，是出版區別于新聞、傳播等產業行為的本質所在，也是推動出版創新發展模式的方向所在。在今天，出版對于文化傳承特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出版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繁榮與延續提供基礎載體

無形的思想文化需要依靠物質載體才能得以延續，出版通過各類媒介載體的編輯、制作和傳播，凝結了形式豐富、內容多樣的傳統文化，不僅為中華文明每一個歷史時期提供了文化繁榮的保障，也使得不同歷史時期之間文明火種的傳遞成了可能。

出版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繁榮發展，催生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早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之前，通過手抄復制的形式記錄思想文化、供少數讀者閱讀，出版就已經具備了初步形態，但是效率較低、成本較高，無法滿足社會文化進一步繁榮發展的需要。唐宋時期印刷術等技術手段的發明，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出版活動與出版產業逐漸形成，極大地提高了思想文化傳播的效率，真正實現了知識的普及與文化的積累，推動中華文明的發展繁榮邁上了新的臺階。出版活動的存在，使得人們能夠接觸到豐富多元的思想文化，并且在思想的碰撞中產生新的智慧。也正是在不同社會文化的思想爭鳴中，真正代表著時代的思想文化內涵、代表著時代精神價值追求的優秀文化，會從眾多的社會文化中脫穎而出，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成為中華文明重要的精神標識和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出版延長了優秀文化的生命周期，使得優秀傳統文化能夠代代相傳、歷久彌新。這種作用一方面體現在出版物、特別是書籍的客觀物質屬性上，能夠使其中承載的思想文化內容更好地保存下去；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出版活動不是一味地保存與傳播，還包含著編輯選擇的過程。越是在社會中得到人們共同認可的思想文化作品，越可能成為在不同出版物中反復出現的重要內容，更好地留存給后世。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人們結合自身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對于原本的價值觀念進行不斷地取舍完善，使得優秀傳統文化不斷產生新的內涵。出版為跨越幾千年的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者提供了傳承與對話的橋梁，使得精神命脈得以不斷延續，始終能夠適應中華民族的發展需求。

（二）出 版 為馬克思主義出版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筑牢思想陣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出版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實踐現實密不可分，是出版承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另一根基。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出版對于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發揮了巨大作用。從1899年相關出版機構在報刊上引用《共產黨宣言》的一段文字，到俄國十月革命中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學者將馬克思主義相關內容融入大學課堂，并通過《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系列文章和《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期刊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出版活動將馬克思主義帶到中國?？梢哉f從那時起，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萌生、探索與中國式演進的歷史征程，就與中國知識分子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傳承的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等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在五四運動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過程中，秉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展開激烈爭鳴，馬克思主義能否解決中國實際問題、能否指引中國發展等問題更是越辯越明，逐漸成了人們的共識，進一步開啟民智、匯聚民心。后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陸續被翻譯為中文，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產生了深遠影響?？梢?，出版見證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結合的歷史進程。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出版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探索，需要繼續發揮出版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需要“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全面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探索和馬克思主義出版觀的建設過程中，出版工作長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傳統的傳播手段和媒體格局被深刻重構，互聯網空間正在逐步取代傳統媒體成為重要的傳播場域，在思想文化特別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中發揮關鍵效用。出版工作必須適應最新的技術手段，不斷以創新的數字內容形態占據主流發聲地位，并且要加強對于主流思想意識形態的研究、闡釋與傳播。十幾年來，出版界專家學者提出的主題出版概念，就是強調出版要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在出版領域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從現實成效來看，主題出版業務已經成為出版單位工作任務之首，通過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發展中的不同主題相結合、與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打造出了一批質量水準高、讀者反饋好的主題出版精品，獲得了讀者群體的廣泛喜愛，并且在國際傳播的過程中展示了中國實踐、構建了中國理論。這些良好反響，凸顯了出版工作在總結提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經驗、在互聯網時代筑牢思想陣地、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中的重要職責與關鍵作用。

二、時代機遇：融合出版作為出版面向未來的創新形態

出版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前沿技術手段帶來的巨大理念變革卻是近年才發生的事情。在出版的發展歷程中，紙質媒介長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傳統出版也形成了清晰的流程規范。通過觀察學術研究動態可以發現，2006年以前，我國出版領域的理論探討基本上集中在傳統出版的產業化發展上，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積極發展數字出版”，對于數字出版的研究探討開始增多；2010年《關于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對于數字出版進行了全面的界定闡釋，此后數字出版的學術研究一直維持了較高的熱度。

隨著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生態的不斷發展，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引發了出版業態的第三次革命。出版的載體形態、核心內涵與前沿熱點都發生了變化，推動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發展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2021年12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強調要大力發展數字出版新業態，進一步催生傳統出版與數字業務相融合的新興出版業態；2022年4月，中宣部印發的《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進一步突出了融合出版這一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融合出版通過運用數字與智能技術，以融媒體為載體，以跨平臺的方式促使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在生產、流通、消費等方面實現深度融合?，其內容形態是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乃至線上線下服務等多形式、多要素、多介質融通的資源聚合體。因此，融合出版是在數字出版基礎上更具有創新性和生命力的出版活動形態，是今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中堅力量。

媒介技術的不斷進步，既為融合出版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機遇在于融合出版可以通過全新的數字化手段擴展內容呈現的方式，豐富出版物所承載的思想文化內容，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也能夠實現文化意義上的主流意識形態陣地的建構；挑戰在于社交媒體、動漫游戲等多樣化的文化數字化業態已經能夠靈活地運用最新技術手段提供文化娛樂內容，不斷占據人們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擠占融合出版物的生存空間。在此情況下，出版既需要保持傳統形態的基礎作用，也要順應時代發展變化的潮流，開展形式多樣的融合出版創新活動。這是新時代更好地履行文化傳承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經之路。

從傳統出版到數字出版，再到多形式、多要素、多介質的融合出版，出版發展的初心與使命不變，但是所面對的價值生產方式、文化消費體驗、產品交互需求等已經產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融合出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關注這些變化，并結合自身的優勢抓住機遇、實現良好發展。

（一）價值傳播方式上，內容呈現手段與知識體系延展的變化

在傳統出版中，出版物所承載的內容會受到載體的物理限制，因此內容呈現基本局限在文字與圖像兩種元素上，內容總量有限，對于動態的人類文化藝術活動的記錄效果也有限。因此，作為傳統出版物的書刊對于讀者的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有較高的要求，限制了出版物的傳播效果。而融合出版則利用多樣化的展現手段和線上線下的資源聯通，真正改變了這些情況，是在未來發展中必須堅持的優勢特征。

首先，融合出版借助多種媒介形態的綜合利用，使得文化內容的呈現更加真實、豐富、多樣。靜態的紙質出版物許多時候需要人們發揮想象力，在自己的腦海中還原出版物所描繪的景象，這對于文學藝術作品也許有獨特的價值，但是不利于其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具象表達與有效傳承。而融合出版物通過視頻、VR、AR等最新的技術手段，能夠將出版物承載的內容動態化，讓讀者直接看到各類文化藝術活動的本來樣貌，從而獲得更準確的認知。

其次，融合出版借助數字空間的海量資源，能夠擴展出更加系統而全面的文化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系龐大、內容精深，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傳統出版物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只能呈現出一部分內容，并且對于一些文化內涵的詳細闡釋只能標注相關的參考文獻，寄希望于讀者自行購買或借閱其他書籍。而借助線上線下空間的快速切換，融合出版物所承載的內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能夠將浩如煙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全景式的呈現，引導讀者擴展對于相關歷史文化的了解。

最后，融合出版借助數字內容的實時更新，能夠不斷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新的時代解讀。傳統出版物所保存與凝固的是某一個時間節點上人們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并且由于出版周期的存在，當出版物真正與讀者見面時，所傳遞的內容可能已經不是最前沿的思想認識。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可能已經隨著新的考古發現、新的現實需求等產生了變化。而融合出版物既能夠記錄下特定時刻的思想觀點，又能夠借助數字內容的實時性，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新研究動態呈現給讀者，極大地提升了傳播效率，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服務于當今社會的文化發展。

（二）文化消費體驗上，用戶消費觀念與產品選擇依據的變化

現代社會中文化產品生產方式的快速變革，帶來了人們文化消費訴求的不斷變化。而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言，人們既保留著對于傳統文化精髓的認同感與憧憬向往，又追求更加個性化、潮流化的產品形態。這種追求傳統與追求潮流并重的文化消費心態，也是融合出版所必須認真考慮的客觀現實。

一方面，在日常文化消費的過程中，盡管人們對于充滿感官刺激、標新立異的文化產品會有濃厚的興趣，但也始終保持著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追求，這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內在文化基因所決定的。中國人民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成長，受到經濟、政治、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多方面的影響，產生了獨屬于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思想文化追求。因此，無論其他文化產品能夠帶給人們怎樣多元化的消費體驗，人們始終會對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保持濃厚的興趣，會希望通過學習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特別是對于在學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有所涉獵但未曾深入了解的文化瑰寶，國人在日常文化消費的過程中，會愿意投入時間精力去發掘其中的深刻內涵。而在人們接觸各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產品時，往往對于出版社為代表的各類官方機構更加信賴，對于專家學者的權威解讀有著更加濃厚的興趣，這是在當前新媒體語境下出版機構能夠留住忠實用戶群體的一大優勢。

但另一方面，社會文化思潮的改變使得人們不再喜歡說教的方式，而是喜歡更加平等的對話，喜歡更具潮流感、更符合當今輕量化、碎片化趨勢的文化表達。長期以來，我國各類文化機構承擔著文化傳播與文化科普的重要使命，但是過去往往更習慣使用說教的方式去進行思想文化的傳遞。但隨著互聯網時代文化內容供給的極大豐富，人們對于相關文化內容的獲取也有著更多的渠道，如果出版機構僅僅依循原本的方式去進行文化內容的展現，就會逐漸喪失人們原本對于出版機構的信賴與興趣。因此，融合出版必須緊密結合各種當下最新的技術手段，創造多形態的呈現方式以貼合人們的現實需求。具體而言，首先要貼合文化消費中的最新潮流，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粒子特效、MG動畫、三維建模、數碼手繪等人們喜聞樂見的呈現手段相結合，并且與社會熱點話題相契合；其次要貼合文化消費的日常場景，通過有聲讀物、短視頻等方式，增添碎片化與輕量化的產品形態，滿足人們在不同時間地點進行閱讀欣賞的訴求。

（三 ）產業運作管理上，用戶互動關系與內容付費觀念的變化

在互聯網時代，用戶導向思維正在影響著各行業的發展，在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的融合發展中，也要堅持讀者本位，將用戶導向貫穿于從出版物設計生產到消費服務的全過程。融合出版在今后的產業運作中，所面對的群體是讀者，更是用戶，需要注意到互動關系所發生的多方面變化，根據其產品體驗訴求的變化對產品進行及時調整。

首先，是從單向信息傳遞到多向信息交流的變化。傳統出版物往往只有單向度的內容傳遞，很難提供出版社與讀者、讀者與讀者的交流渠道與平臺。而融合出版物可以通過數字空間的建設，實現讀者與內容創作者、相關研究者以及其他讀者等不同主體之間多向度的交流對話，不僅可以針對出版物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進行深入探討，還可以針對出版物的內容呈現方式等進行建言獻策。這種變化能夠為出版物帶來更加豐富的文化內容呈現空間，讓讀者能夠進一步增強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也能夠幫助出版機構更及時地了解讀者對于出版物各方面的反饋建議，及時改進產品。同時，融合出版物提供的線上交流空間能夠使讀者更具有歸屬感，并且相比于傳統意義上讀者自發組織的書友會、讀書小組等，使得出版機構有參與討論、推薦新產品、培養忠實用戶群體的商業機遇。

其次，是從一般產品到個性定制產品的變化。傳統出版物借助印刷復制技術實現了大范圍的文化傳播，但完全趨同的產品在今天已經很難得到人們的青睞。盡管傳統出版也可以通過對同樣的內容推出不同的版本來加強讀者針對性，但是最終只能定型為某一種特定的面向，付出的成本較高，最終對讀者的觸達效果也不甚理想。而融合出版物借助實體產品與數字內容的配合，可以極大地滿足讀者的個性需求，盡管在紙面上呈現的內容是相同的，但是數字空間的操作界面樣式、內容呈現方式、擴展延伸空間等，都可以根據讀者的特點和偏好進行智能切換。例如，同樣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展示，針對兒童就可以用更加可愛的互動界面和更加溫柔緩慢的視頻解說，針對青年就可以提供更加現代化的互動界面。對于出版機構而言，數字內容的定制成本更低，更容易獲得讀者的青睞。

最后，是從一次性買斷付費到多次擴展付費的變化。在傳統的出版產業運作中，利潤來源主要是讀者購買出版物的一次性買斷付費，針對同一內容的二次購買意愿相對較小，并且當出版物進行二次流通時，并不會為出版機構帶來新的收入。但在融合出版物的語境下，對用戶身份的識別與綁定既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具針對性的產品，通過不同端口、設備的配合實現閱讀消費的無縫切換，又可以當出版物二次流通后激發新讀者的購買需求；對線上數字內容的不斷更新與拓展，可以推出新的精品付費內容，實現同一讀者的多次付費。這種產業運作模式的改變為出版機構提供了更大的收入空間，也能夠激勵出版機構針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不斷進行新的研究，并將其凝結成優質數字內容，更好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三、多維并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出版模式建構

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建設出版強國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冻霭鏄I“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以及《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對于推進融合出版提出了詳細的量化指標，給出了戰略謀劃、內容建設、技術支撐、重點項目、人才隊伍、保障體系等多方面的指導建議，充分反映出構建新時期融合出版創新體系的緊迫性、重要性與復雜性。作為當前出版發展的重要命題之一，面向未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必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牽涉傳統出版機構和新興互聯網平臺，關系社會文化生產中眾多主體的利益。立足于文化傳承的本質功能，把握數字時代價值傳播方式、文化消費體驗、產業運作管理等多方面的機遇與挑戰，是進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模式系統性建構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模式需要從以下層面展開工作。

（一）核心原則 ：堅持主流價值的有效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媒體融合發展不僅僅是新聞單位的事，要把我們掌握的社會思想文化公共資源、社會治理大數據、政策制定權的制度優勢轉化為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的綜合優勢。要抓緊做好頂層設計，打造新型傳播平臺，建成新型主流媒體，擴大主流價值影響力版圖，讓黨的聲音傳得更開、傳得更廣、傳得更深入?！痹谏鐣焖侔l展變革的新時期，社會思想和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媒體的深度融合發展需要堅持主流價值的引領作用，對于出版業更是如此。

堅持主流價值的有效引領，是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模式的起點。具體而言，就是在出版業發展的各個環節都要自覺貫徹主流價值，“將主流價值觀具體而生動地體現在信息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的各個環節中”。在出版運營的過程中，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出版觀、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辯證分析出版內容能否準確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質內涵、是否符合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否符合當今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必然要求。在出版團隊的建設過程中，也要堅持主流價值的思想引領，以積極向上的心態和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對待出版工作，積極思考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助力社會發展的出版選題。

堅持主流價值的有效引領，也是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模式的落點。面對社會中多種多樣的文化現象與價值觀念，出版不是“一言堂”，要審慎觀察并選取其中具有進步意義的現象和觀點，吸取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潮流元素，積極思考如何將其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深入解讀，揭示其中的思想文化價值。在利用最新技術手段實現出版傳播的過程中，也要堅持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既要有能力融入現代社會的文化消費語境，又要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價值立場，有底氣、有實力引導社會文化的發展走向。

（二）雙向促進 ：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的良性循環

為了真正實現主流價值有效引領的核心目標，在出版物的創作過程中，要兼顧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重要作用。形式層面的關鍵是科技創新，內容層面的關鍵是文化創意，前者是打開文化市場、吸引讀者群體的關鍵，后者是留住讀者群體、實現長遠發展的關鍵，二者各有側重又相互促進，共同決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在當今文化消費社會的競爭力與生命力。

在科技創新方面，出版業要深刻認識到融合發展的緊迫性。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產的方方面面，出版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和上下游對接的各類主體也都已經全面適應了互聯網數字環境，如果出版依然遵循傳統出版的生產規律與運營邏輯，就會被讀者放棄、被時代淘汰?？梢哉f，融合發展已經成了決定出版業興衰存亡的關鍵。在此背景下，出版業要積極思考元宇宙、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通信、VR/AR等一切最先進的數字技術與概念如何應用到出版業的數字生態當中。要推動元宇宙出版、云出版、語義出版、大數據出版、融合出版、智能出版等創新業態的積極發展，思考出版業創新的新方法。推動多種媒介形態的融合發展，研發線上線下無縫切換、不同場景智能銜接的最新方法，充分發揮智能算法的個性定制作用，為人們帶來更好的產品體驗。特別是對于人們可能在各種媒介渠道有所接觸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通過形式的創新增強出版內容的新奇感。

在文化創意方面，出版業要牢牢把握住內容生產的核心地位。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對于優質文化內容的需求更加強烈。融合發展的科技創新手段本質上都是為了實現優質內容更好的傳播，只有具備了創新的文化內容，才能獲得讀者的真正肯定。尤其是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出版而言，描述性、科普性的知識介紹早已經成為互聯網上開源共享的一般性資源，人們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或者社交平臺輕松獲取相關信息，只有積極進行內容創新，才能使得出版物在互聯網環境下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方法多種多樣，既可以發揮出版機構的傳統優勢，整合相關文化內容建立內在關聯，邀請專家學者分享研究成果，結合時代主題引導經典重讀；也可以結合融合出版的最新探索成果，多方位優化出版作品的呈現效果，利用線上空間呈現系統的知識體系，組織探討交流的高質量社群，根據社會熱點推薦相關內容。

（三）三元互動 ：傳統出版社、新型互聯網平臺和高等院校的通力合作

面對快速的數字技術迭代與激烈的文化市場競爭，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文化創意，都對于出版機構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因此，融合出版實現傳統文化的有效傳承，不能依靠單一主體的孤軍奮戰，而是要充分綜合協調各方力量，特別是要發掘傳統出版社、新型互聯網平臺和高等院校的各自優勢。

傳統出版社的優勢主要在于長期以來發展形成的雄厚基礎。這些基礎首先體現在獨立知識產權的文化資源積累和聯絡緊密的專家學者網絡等資源上，能夠幫助傳統出版社創造出內容質量相對較高的產品。其次體現在規范完善的審核校對制度、成熟發達的線下宣發體系以及更適應專業化內容出版的產業運作等能力上，使得傳統出版社能夠高質量地完成產品生產，并且始終占據線下銷售渠道的主動位置。最后則體現在過往優質出版物積累而來的品牌上，這使得人們保持對于傳統出版社的信賴與支持，在權衡購買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深刻主題相關的產品時，愿意首先關注傳統出版社的最新作品，并且有著更高的付費意愿。

新型互聯網平臺擁有對于互聯網生態極強的駕馭能力。盡管學界對于新型互聯網平臺能否算作數字出版、融合出版的行為主體等問題存在爭議，但是各大互聯網平臺已經紛紛加入融合出版的發展探索中。其優勢首先體現在能夠準確把握互聯網用戶的最新潮流和需求，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方法及時掌握甚至預測社會文化的前沿熱點，在思考這些熱點如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時占據先機，并使得融合出版物更切中互聯網用戶的現實關注點。其次體現在能夠熟練掌握前沿的技術手段，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物擁有更前沿的呈現方式，并且在核心內容確定后，能夠快速處理成人們所熟悉的各類互聯網產品形態，更好地適應人們多樣化的閱讀需求。最后體現在掌握互聯網信息傳播的主動優勢，能夠借助推送提醒、熱搜榜單、個性推薦等各種方式，為廣大用戶第一時間精準推送相關內容，對于實體出版物和數字出版物都有極好的引流效果。

高等院校，特別是以出版學科、新聞傳播學科為專業優勢的院校，則擁有獨特的智力支持作用。首先，出版活動作為商業行為，可能會在創新探索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高等院校則能夠通過對于行業現象的客觀觀察，及時指出其錯誤。其次是促進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的循環上升，各類出版機構取得的發展成果，需要通過高等院校的科學研究進行理論抽象，才能更好地為其他機構的發展提供有益參考，而改進后的產業行為，又促進了理論的再創新，形成良性循環。最后是為行業的發展輸送優質人才，面向未來的融合出版需要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只有借助高等院校在人才培養上的強大力量，建設起涵蓋各學歷層次的人才培養體系和產教研協同體，才能培養出真正能夠適應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雙重要求的優質人才。

傳統出版社、新型互聯網平臺和高等院校三方各有所長，而面向未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對于整個出版行業而言可謂重任在肩。在今后的發展中，只有三方通力合作，通過積極的資源共享、信息共享、技術共享、品牌共享，才能真正實現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正創新，助推出版業真正的高質量發展。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痹诮ㄔO文化強國的時代命題中，出版必須發揮其為中華優秀文化繁榮與延續提供基礎載體、為馬克思主義出版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筑牢思想陣地的本質作用。面對文化數字化戰略指引下的關鍵要求，出版需要依托融合出版把握時代機遇，堅持主流價值有效引領的核心原則，堅持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的雙向促進，推動傳統出版社、新型互聯網平臺和高等院校的通力合作，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的知識體系與實踐模式，為增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作出獨特貢獻。

（作者高曉虹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教授，中國傳媒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李盡沙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講師、師資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