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徐州銅山區“桓魋石室”調查簡報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徐州博物館（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

內容提要：“桓魋石室”位于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茅村鎮洞山村桓山西麓，京杭運河北岸。該墓屬于西漢大型墓葬，為西漢楚王級別專用的大型橫穴巖洞墓。墓葬早年被盜，長期開敞，墓葬結構遭受后代擾動嚴重，隨葬品不存。此次調查發現的遺跡有摩崖石刻46 方、亭臺建筑基址1 處，遺物有石碑5通、石望柱7截、石欄板殘塊若干、佛像1尊，為徐州地區西漢楚王墓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桓魋石室”史籍記載為“泗上勝景”之一、春秋時期宋國司馬桓魋之墓［1］。20 世紀80 年代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2］。該墓位于桓戒山西坡半腰［3］，距徐州城市零公里標志8.6 千米?；附渖浆F為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茅村鎮洞山村境內石灰巖小山，南北長220 多米，東西寬近200 米，海拔46 米，坐標位置在北緯34°20′2.05"～2.50"、東經117°13′25.10"～28.52"。其向東約700 米至京滬鐵路，往南170 余米抵京杭大運河［4］，朝西略偏北160 余米緊鄰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在被稱為“南山”的山頭陽坡，其山北側、西北側方位毗鄰后樓山、小土山兩座山頭），青山隔運河在西南約600 米處與之相對，東北方（?。R山、大山距其900～1120 米。此組矮緩崗丘山頭，是徐州城北部天然屏障——九里山余脈在其東北端蔓延出露。

宋金以來“桓魋石室”敞露郊外，墓內文物早已不存。既往工作中，僅開展過兩次有關“桓魋石室”的考古調查。1986 年，江蘇徐州博物館會同南京大學發掘北洞山楚王墓時，曾對此做過簡單調查，有關學者也提出了對該墓的看法［5］，但未進行深入的考古調查測繪。2001 年11—12 月，徐州博物館與北洞山漢墓博物館聯合對該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6］，但未有系統調查與研究報告發表。

該墓雖然已經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保護現狀堪憂。為避免資料流失，推動徐州漢文化資源保護利用工作的開展，2018 年徐州博物館等單位在2001 年調查基礎上，再次對“桓魋石室”及其周邊展開田野調查工作?，F將調查收獲初步報告如下。

圖一// “桓魋石室”位置示意圖

一、墓葬概況

該墓為“鑿山為藏”的橫穴式巖洞墓，其坐東向西，方向270°?，F存總長32.35 米。由墓道、甬道前段、南北前側室、甬道后段、南北后側室和后室組成（圖二、圖三）。

圖二// “桓魋石室”墓外現狀平面、正視圖

圖三// “桓魋石室”現狀平、剖面圖

（一）墓道

墓道在半山坡上露天開鑿，水平投影呈長方形，長18.8、寬4.65 米，外口前端被現代建筑（洞山小學校）疊壓。分前后兩段，之間有0.88 米的上下高差。前段為斜坡墓道，西高東低，坡度13°，殘長11.3 米；后段為平底墓道，底面近長方形，長7.5米，后壁高度超過8.91 米。南北東三壁順山丘自然巖體走勢削鑿，東后壁較為完整，南北兩側壁西半部上端受風化侵蝕脫落嚴重，殘存壁面與底面基本垂直；前后段墓道結合處距底面0.88 米高處鑿有一陰刻基線環繞各側壁面，西起于前后段墓道結合點，往東延續至前甬道側壁。

距后段墓道底面3.98 米高處，有7 個方形孔洞，東壁5 個（圖二），一字排開，北、南壁各1 個（圖三、圖五），大小略有差異，邊長13.5～14、進深8～9厘米。

后段墓道東部底面居中向下開鑿一長方形凹坑，上口東西長4.4、南北寬2.23 米，東側與墓門外壁平面齊；底面在距坑西壁1.73 米處形成西高東低的兩級臺面，且距上口分別為0.36、0.86米。

墓道三壁都有摩崖石刻分布，數量不等；東壁上方鑿有一龕，其底端距墓門上沿2.6 米，龕頂部呈穹隆狀，寬2.5、高2.7、進深1 米。龕后壁有1方石刻，字跡漫漶不可辨。

平底墓道上方有條石砌成的券頂（圖二；彩插一∶1），內高2.33、內寬4.65、進深3 米，從距后段墓道底面4.85 米高處起券。券體由縱向27 列條石并排構筑，外沿以2 層條石盤筑封口。其中下層厚0.3 米，向內斂收0.25 米；上層厚0.15 米，周圈向東退收0.15 米后水平鑲壘石料起墻，券頂高點上方疊有6 層，筑成一個平臺。平臺向東延伸與山坡相接，西首封邊條石共7 塊，南北一字排列，通長7.73 米，其上不均勻分布有5 個圓形柱洞，直徑17～17.5、深12.5～13 厘米，且柱洞間有條狀淺凹槽。南、北首封邊條石保存情況較差，均僅存一塊，殘長分別為2.2、2.85米。

1.券頂外口及券下仰視

（二）排水槽

距墓道南壁垂面約0.72 米鑿有一道平行于墓道的凹槽，被毀嚴重，殘存部分長3 米，橫截面呈倒梯形，上底寬27～33、下底寬22～25、深14～28 厘米，應為排水槽，具有阻、排水作用。其南北兩側各有二柱洞，槽南5.4 米、墓道南壁上口外側5.9 米處有一圓形柱洞，直徑22、深度12 厘米，向東距券頂外切面8 米。該柱洞西北0.7 米處有一小圓形柱洞，直徑6、深4 厘米。排水槽北側有兩個東西縱列方形柱洞，距券頂西口分別為5.6、8.4 米，東洞邊長16、深18 厘米，西洞邊長14、深12 厘米，頂角均與排水槽長面相對。

（三）墓門

墓門高2、寬2.2 米。南北兩壁距墓門開口13厘米處各鑿有一方孔（圖七：1、2），與門道頂齊平，高18.5～19、寬12～13、進深10～13厘米。

底面鋪設兩層與墓門等長的長方形石板，寬40～51.5、上層厚16.5、下層厚20 厘米，門外順接一塊略長于墓門寬度的石板，寬50、厚16.5 厘米，搭在墓道方形凹坑上口東沿。墓門底面未見門樞窩遺跡。

（四）甬道前段

為了敘述方便，以北前側室門道東壁為界，將甬道分成前、后兩段。甬道前段東西長2.1、南北寬2.2、高2 米，面積4.62 平方米。平頂，其上有一條裂隙，始于墓口近南端，止于北前側室門道東壁，與南北壁面基本垂直，南北兩側各開鑿一側室。

甬道前段北壁較為平整，僅外端貫有縱向窄細裂隙，緊貼墓門北壁方孔東邊并列兩方摩崖石刻；南壁由墓門外口往東0.4米處鑿有3 層壁龕，順甬道壁延伸至南前側室門道西壁，平面呈曲尺形，分上、中、下三層，隔梁厚0.1 米，龕進深0.2 米左右。上層高0.43 米，距甬道頂0.1 米；中層高0.41 米；下層高0.35 米，距地面0.51 米。此外，其西半部被今人用水泥鑲欄板石補平。南壁亦有一方摩崖石刻，但被后期開鑿的上、中兩層壁龕打破。

（五）前側室

對稱分布于前甬道南北兩側，室內平面均為長方形，平頂，轉角處呈弧形，有門道與甬道相通。北前側室門道偏于墓室南壁東側，寬1.05、高1.8、進深1.05 米。室內南北長4.5、東西寬3.15、高2.17 米。北壁西北上角距頂0.3 米處有一較大凹窩，高1.8、寬0.9、進深0.35 米，波及北壁大部及西壁，使北壁底部邊緣剝落有三分之二。室內另有一過道通往北后側室，位于墓室東壁南端，其上口寬0.9、下口寬1.15、高1.75、北壁進深0.36、南壁進深0.94 米；過道周圍后期開鑿痕跡明顯，改變了附近頂、壁原狀。門道東壁外口上部剝落（前文所述裂隙所致），鑿有上下兩層壁龕，上角轉折處呈弧形，其中上層與門道頂齊平，距門道東壁北端0.16 米處開鑿，高0.51、進深0.2 米，隔梁厚0.18 米；下層距門道東壁北端0.22 米處開鑿，高0.48、進深0.12米，距地面0.63米。

南前側室與北前側室形制差別不大，南北長4.7、東西寬3.3、高2.2 米。門道偏于墓室北壁東側，受墓頂東北、西南走向裂隙影響，門道殘毀嚴重，東壁不存，其寬度不明，高1.8、進深0.95 米。墓室北壁中段與墓頂空缺，其西面有一缺處呈長方形龕狀（高0.41、寬0.3、深0.18 米），也是受到上文提及裂隙干擾，北壁東段墻體大部缺失。南壁東端距底0.66 米處有一凹窩，高0.76、寬0.3、進深0.07 米。東壁北端亦有一過道，其上口寬0.95、下口寬1、高1.93、北壁進深0.55、南壁進深0.4～0.6米；大致情況與北前側室過道相同。東壁距南壁2.16 米、西壁距南壁2.44 米處各有兩小方孔（均寬6、高7、進深4 厘米），上下縱列。東壁上孔距頂0.48 米，距下孔1.04 米，上孔右邊同下孔左邊齊；西壁上孔距頂0.5 米，距下孔0.96 米，上孔左邊同下孔右邊齊。距門道西壁南端0.15 米處亦鑿有3層壁龕，與甬道南壁壁龕相接，尺寸、形制大致相同。

（六）甬道后段

殘長3.53、寬2.2、高2 米，起于北前側室門道東壁，至北后側室南壁西段東端，而其實際長度應止于后側室同后室間的狹長區域前。平頂，與南北壁面結合處基本垂直。后期改動較大，甬道南北兩壁均破壞嚴重，僅殘存石柱，即以往研究所謂的“南、北中柱”［7］。

北壁（“北中柱”）開鑿成3 層壁龕，分為上、中、下三層（彩插二∶1），隔梁厚0.12 米，進深均0.2米左右。上層與甬道頂齊平，距“北中柱”東端0.18米處開鑿，高0.4 米；中層距柱0.18 米處開鑿，高0.42 米；下層距柱0.25 米處開鑿，高0.42 米，距地面0.44 米，橫向以0.14 米寬豎隔梁分成三格，從西向東寬度分別為1.93、0.35、0.67米。

1.甬道后段北壁壁龕

甬道后段南壁僅剩一石柱（“南中柱”），中段橫截面近七棱形，底小頂大，底面近三角形，北邊長1.1、西南邊長1.4、東南邊長1.2 米。其外（北）側面東部有明顯開鑿痕跡，頂、壁結合處遺留有向內（東）延伸的甬道角線殘痕（彩插三∶3）。石柱西北方向的三個棱面上有石刻4 方。其西南諸棱面長期遭雨水浸淫，有石鐘乳化現象。

（七）后側室

兩室遭破壞嚴重，墓壁缺失，墓室敞露。北后側室極不規整，墓壁多弧形，平面近長橢圓形，穹隆頂（開鑿未完成、邊緣痕跡不明顯，非有意為之），東南部分缺失。門道偏于墓室南壁東側，“北中柱”東端的北壁即為門道的西壁，東壁不存，其寬度不明，高1.8、進深0.96 米。室內東西最長處3.9、南北最寬處2.45、最高處1.85 米。南壁西段依托“北中柱”構成，東段敞露缺失，南壁東段與室頂銜接處有后期改動痕跡，且底部略凸于地面；東壁北段呈弧形，其南段情況同南壁東段。西壁東段有過道通北前側室。該室有兩道石灰巖裂隙，呈東北、西南走向，東北高西南低，貫穿于南北兩壁及頂面，其中一道在甬道后段北壁下端開口出露，當地人稱“洞泉”，雨季有水下流。

南后側室平面近長方形，平頂，整個北壁與東壁北段缺失，完全開敞，情況同北后側室。東西長4.1、南北最寬處3.3（以“南中柱”北壁作參照）、高1.97 米。西壁北段有過道通南前側室。東南角有一龕狀凹窩，高1.58、寬1.1、進深0.32米。

（八）后室

后室平面呈不規則梯形，頂、壁都遭后期大規模開鑿，幾乎完全改變了墓室原貌。南北最長處6.2、東西最寬處6.16、高2.79～2.91 米，面積44平方米。東、南、北三壁偏下各有一龕狀凹窩：東壁凹窩位于后室東壁正中處，底端距墓室底0.2米，高1.8、寬1.2、進深0.7 米；南壁凹窩在后室東北角，底端距墓室底0.46 米，高1.9、寬0.85、進深0.18 米；北壁凹窩在后室西南角，底端距墓室底0.18 米，高1.2、寬1、進深0.31 米。南、北壁高處有小型平滑圓管狀孔洞（南壁2 個、北壁3 個），直徑4厘米左右，殘深1.5～2厘米。

此外，“北中柱”往東為一敞開區域，直接與外敞的南、北后側室和后室相連。后側室與后室之間似有一較窄的區域。其依稀存在的南、北壁東側距底1.55 米處各鑿有一方孔，現高15、寬15、進深4～10 厘米。此區域頂部及其周圍墓壁都有擾動。

二、相關遺跡與遺物

相關遺跡主要包括摩崖石刻與亭臺建筑兩部分，另有碑刻、石望柱、欄板、佛像等遺物。

（一）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多開鑿于墓道北、南、東三立面上，共計46 方。其中北壁有18 方（圖四），南壁有14 方（圖五），東壁有6 方（圖六）；東壁墓門上方龕后壁亦隱含有1 方石刻。除此之外，甬道前段北壁近墓門處并列2 方摩崖石刻，南壁近墓門處亦有1 方，且被壁龕打破；甬道后段“南中柱”之西、北相鄰的三個棱面上方分布有石刻4 方（圖七）。下文僅統計10 方宋金時期及7 方時代不明的摩崖情況（表一），明清石刻暫略。

圖四// 墓道北壁摩崖石刻分布圖

圖五// 墓道南壁摩崖石刻分布圖

圖六// 墓道東壁摩崖石刻分布圖

圖七// 甬道壁摩崖石刻分布圖

表一// 宋金時期（含時代不明）摩崖石刻統計表

續表

圖八// 15“宋政和五年”題刻拓片

圖九// 36“金大安元年”題刻拓片

2.“宋宣和三年”題刻

3.“宋元符二年”題刻

3.“宋政和四年”題刻

1.“宋大觀三年”題刻

2.“金大定八年”題刻

3.南中柱上端殘留甬道角線及后代開挖斷痕

（二）石碑

石碑共五通，兩通立于墓道，一通嵌于洞山小學校園院墻東北角，兩通嵌于校園內第三級平臺南墻基上。墓道兩通石碑，一通立于墓道西端，由碑身、碑趺兩部分組成。碑首呈圓形，其正面線刻大篆“勅賜永壽寺記”額頭，正文及落款文字皆被磨除，經考證為明成化年間的萬安所立。背面則為方瑜《游桓山記》碑。另一通早先置于墓道中部靠北壁處，上部殘缺，且現被移置洞山村委會大院。經辨識，初步定名為“桓戒山更名碑”。校園院墻東北角處為《新捐贍田宣持與議重□舊田碑記》，校園第三級平臺南墻基上兩通分別為《重修桓山嘉福寺記》碑、《重修桓山嘉福寺碑記》碑，均立于明清兩朝，此處不再詳述。

（三）亭臺建筑基址

除了摩崖石刻、碑刻，桓山舊有尊祭孔子的亭臺建筑。方瑜《游桓山記》：“跨洞之上，有亭翼然，曰‘生德’。由亭以陟其巔，立屋一區，以祀先師孔子，不知系誰所立?！保?］“生德”亭，現僅存南北縱列的鋪地石（即券頂封口石），上有條狀淺鑿痕與5 個圓形柱洞（圖二，具體尺寸見上文形制與結構），西北角鋪石缺，其上應亦有一圓形柱洞。山巔之上專門祭祀孔子的宅院，早已坍圮，但至遲于嘉靖二十九年（1551 年）前后仍存。有關該建筑確切建造時間與建造者無從考證，但從封口石上的條狀凹槽鑿痕來看，與明代石料鑿痕特點較為相近。

（四）石望柱、欄板

石望柱、欄板本是洞口券頂上方亭臺建筑基座的欄桿構件，屬舊有遺物，現散布于墓室內。

望柱現存七截，可辨有五根，兩根主體結構較完整，三截柱頭，兩截柱榫，與券頂平臺上現存的5個圓形柱洞對應。根據紋飾的差異分為兩種（圖一〇）。第一種，整體分成上、中、下三節。上節為蓮花帽形柱頭，呈半球狀，頂面覆蓋12 瓣蓮紋，下端有3.5 厘米高方形截面凸棱，其上取對應柱面中線各雕一個雙線勾連的倉狀圖案，兩邊各雕1 片雙線勾連蓮瓣；中節柱身抹角，各抹角上端均垂附一向下的蓮瓣，中節底端以一道高6 厘米的方形截面凸棱收底；下節為圓柱形榫頭，以保證穩立于臺基。通高103、最大徑31 厘米（圖一〇∶1）。第二種，形制基本同第一種，僅柱頭紋飾略有差異。頂面覆蓋的12 瓣蓮紋紋樣略異且略凸于柱頭，不見倉狀圖案，僅存同大蓮瓣紋，柱頭四面各有兩瓣，對應抹角處各有一瓣（圖一〇∶2）。

圖一〇// 望柱復原圖

欄板呈長方板狀，均殘，具體數量不明，由券頂平臺上條狀凹槽推測欄板至少有4 塊，長105、寬66、厚12 厘米，其短邊居中處各有一榫，長12、寬4.5、厚5.5 厘米，正反兩面都有淺浮雕圖案。距邊緣四周雙線陰刻出長方形圖框后，于框里以淺浮雕技法雕刻祥瑞、花木、人物等（均漫漶不清）。望柱與欄板之間靠預留的條狀凹槽、榫頭連接，安裝套合后構成整套臺座欄桿。

（五）佛像

后室中間偏后位置立有一尊佛像（圖一一），圓雕。肩部以上缺失，殘高58～67、寬40～58、厚20～35 厘米。上身似內著僧祗支（或偏衫）、外披兩層袈裟，下身著裳，背面不見紋飾。左臂下垂，覆掌前伸扶膝，右臂上舉，彎折貼胸，右手掌殘，所結法印不明，似半跏趺坐。

圖一一// 佛像正視、側視圖

三、結語

該墓冠以“桓魋石室”的名稱流傳已有千余年，直至1986 年隨北洞山西漢楚王墓發掘過程中對該墓的調查，而對其年代有了不同認識，認為（“桓魋石室”）“是西漢時期一座諸侯王、后級別的大型墓葬，可能和北洞山漢墓有某種聯系”［9］。該墓建筑體量較大，經測算開鑿的石方量超過560 立方米，從建筑結構上看，此墓墓道較長且寬（寬4.65 米，江蘇徐州馱籃山西漢楚王墓M1 寬4.6、M2寬4.68 米［10］）；分為前后兩段，前為斜坡后為平底，且兩段之間存有高差；平底墓道近墓門處開鑿一長方形凹坑。這三方面與馱籃山西漢楚王墓M1、M2 極為相似（圖一二），三墓近乎相同。墓道東、北、南三壁及墓道上方的方形孔洞也非孤例，獅子山、馱籃山西漢楚王墓中均見。

圖一二// 馱籃山M2西漢楚王王后墓透視圖

受局部巖質松軟易碎、裂隙雨水浸蝕等自然因素影響和后世借用、改造、破壞之擾動，墓室頂、壁出現了諸多自然脫落以及后期人為挖除、增鑿及鐘乳石化現象，大大改變了該墓原貌。但代表漢代工藝特色的粗深鑿痕［11］卻不易被完全掩蓋，與其他西漢楚王巖洞墓鑿痕特征接近。這種造墓方式的出現最早始于西漢初年，肇始者是高祖劉邦異母弟劉交［12］，遠晚于司馬桓魋的春秋時代。從墓葬形制方面考慮，該墓是一處“鑿山為藏”的大型橫穴式巖洞墓，因此筆者初步推測其可能是“北洞山漢墓之王后墓”，這與過去梁勇先生考證“北洞山漢墓的墓主應是第二代楚王劉郢客，所謂‘桓魋石室’乃是其王后墓”［13］相一致。

“桓魋石室”雖遭自然侵蝕、人為因素破壞較為嚴重，但其墓道、墓室平面基本保存完好，墓葬結構相對清晰，且保留了宋金以降大量摩崖石刻、亭臺建筑基址等遺跡，為進一步研究西漢大型巖洞墓提供了新的資料，同時亦為研究巖洞墓后代改造再利用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

（附記：本次調查參與人員有梁勇、閆天一；線圖、照片由閆天一繪制、拍攝，拓片由岳喜明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