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水牛墓漢代畫像石祠堂及墓垣調查報告

淮北市文物局

內容提要：2018 年，淮北市文物部門對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相山公園內的水牛墓進行了細致的調查，發現了水牛墓大型墓上建筑——漢代畫像石祠堂基址以及墓垣基址。經整理研究，發現水牛墓祠堂是迄今發現最大、建造最考究的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同時發現的墓垣是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附近首次發現的墓葬附屬建筑。祠堂畫像“胡人鼓吹出行儀仗圖”蘊含了漢代出行禮儀音樂、胡漢文化融合等重要信息，是較為罕見的漢畫像石題材。

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水牛墓在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相山公園內，南距相山公園大門約300米(圖一)。位于相城北部古墓葬分布帶上，南臨春秋至魏晉時期的相縣故城城址，北靠相山，東依龍山，西傍虎山。水牛墓在第二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時發現并定名，1988 年被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4 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水牛墓封土堆為人工夯筑，隆起較為明顯，直徑約20、殘高約6 米；其南部與西部因為早期取土導致邊緣稍直，坡度較陡，形成封土斷面，為一層碎石層一層夯土層組成；其東部和北部基本保存原貌，其上散落較多加工規整的祠堂及墓垣殘石構件，部分殘石構件上雕刻有漢代菱形紋、穿璧紋、水波紋圖案，少數石構件上仿刻筒瓦和連檐瓦當。2018 年，為組織申報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淮北市文物部門對水牛墓進行了一次較為細致的調查，對封土堆東部區域分布較多的祠堂及墓垣殘石構件進行了清理，進而發現了水牛墓大型墓上建筑——漢代畫像石祠堂基址以及墓垣基址（圖二、圖三）。

圖一// 水牛墓畫像石祠堂及墓垣位置示意圖

圖二// 水牛墓周邊祠堂石構件、墓垣遺跡分布圖

圖三// 水牛墓畫像石祠堂及墓垣平、剖面圖

一、漢代畫像石祠堂基址

祠堂基址位于水牛墓本體東部，祠堂早期曾遭到嚴重破壞，破壞者采取沿祠堂北側挖深坑的辦法，使其地基向北傾斜，導致祠堂向北坍塌，然后再采選搬運大部分祠堂構件。清理區域共發現6 塊石構件，包括3 塊祠堂基石、1 塊祠堂前室蓋頂石（殘）、1 塊祠堂前室左側壁石（殘）、1 塊祠堂后龕左側壁石（殘）。墓垣早期被嚴重破壞，根據現存的部分墓垣遺跡，尚且可以看出墓垣基石與祠堂相接；受清理面積所限，祠堂的南側尚未發現墓垣遺跡。祠堂基址保存尚好，由3 塊巨大的加工平整的青石板擺放而成，整體似梯形狀；擺放于前側2 塊基石大致成長方形，南北向并列，朝向祠堂外的立面皆刻畫十字穿璧紋飾；放于后側的基石呈不規則梯形狀，與前面2 塊基石相接。經測量，祠堂基石南北寬3.73、東西長3.3 米，基址占地面積約12.31 平方米。根據基石的擺放位置，可以確定祠堂朝向東南，敞開式祠門。根據祠堂基石上鑿刻淺槽的布局，可以辨析出這座祠堂的形制為“凸”字形布局，即為長方形前室、正方形后龕室的抱鼓石形漢代祠堂，與已發現的洪山畫像石祠堂［1］、鄧山畫像石祠堂［2］、相山畫像石祠堂［3］的建造形制相同，但是建筑體量明顯超越后三者，是迄今所發現建筑體量最大的一座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祠堂石構件介紹如下。

前室蓋頂石，C1∶1。已殘斷，殘長187、寬80、厚61厘米。蓋頂石朝向外一側仿刻連檐瓦當、瓦壟，瓦當飾有柿蒂紋。蓋頂石正立面刻一組瑞獸圖（圖像已漫漶），邊框飾水波紋、三角紋（圖四∶1）；內立面中間位置刻畫一作奔走狀的蒼龍（圖四∶2），靠近邊緣中間位置鑿一方槽，長9、寬6.5、深4 厘米，應為榫眼，而與之相接的抱鼓石構件上應有榫頭，上下相接，以發揮固定祠堂的功用。蓋頂石上端鑿刻有淺槽，殘長152、寬55、槽深2 厘米，推測其上端應擺放第二塊仿刻連檐瓦當、瓦壟石構件，作為重檐屋頂，類似兩層的闕樓，用于彰顯祠堂主人的顯赫地位。

后龕左側壁石，C1∶2。已殘，殘高105、寬115、殘厚27 厘米。正立面畫像因雨水侵蝕以及人為破壞已不清晰，應為一躬身而立、戴冠、虬髯的門吏，邊框飾菱形“回”字紋（圖五）；內側面畫像已被人為整體剔除毀壞。

圖五// 后龕左側壁石

前室左側壁抱鼓石，C1∶3。已殘，長142、殘高158、厚30 厘米。已斷裂為多塊，中間部分有缺失。其中殘石1 為抱鼓石上端矩形柱頭部分，其正立面刻一神怪，環眼圓睜，口含長鏃，腳踏強弩，邊框飾水波紋（圖六∶1）。內側面畫像分上下格，上格畫像為建筑、人物，中間位置似刻畫一門闕，門闕上飾十字穿璧紋，兩側分別刻畫兩座亭子，亭上兩只鳥相向而立，亭內外各刻兩人，雙手作揖、注視門闕，該組畫像邊框飾有水波紋。下格自上而下分別刻畫3 位騎士，似向上格的門闕持弓射箭，其下再有4位騎士持弓策馬奔向門闕，其中兩人向門闕持弓射箭（圖六∶2）。殘石2 為抱鼓石下端，正立面大部分缺損，現存畫像為兩匹飛奔的駿馬，一個羽人騎坐于馬上馳騁（圖六∶3）。殘石2 內側面畫像內容為鼓吹、出行場景（圖六∶4），由前向后刻畫14 位策馬飛奔的騎士，其中執幢麾者2 人作前后引導，執弓者6 人應是護衛，擊鼓者1人、吹排簫者1 人、吹笳者1人應是儀仗；中間的人物顯然是重點突出的對象，其形體高大，著華服，跨駿馬，配綬帶，腰系環首刀，被周圍騎士前簇后擁，其身份應非比尋常；騎行隊伍飛奔處，驚起狐兔奔走、鳥兒高飛，場景刻畫細致入微。

前室基石（右側），C1∶4-1。已殘，為一整塊青石加工而成，長155、寬245、厚49 厘米，局部缺損。該石擺放于前室的右側，青石表面經打磨平整光滑，朝向外側的一面刻畫十字穿璧紋。該石右端鑿刻“L”形楔窩和淺槽，其中淺槽長154、寬55 厘米，用于擺放和加固右側壁抱鼓石，“L”形楔窩用途尚不明確?；虚g靠后位置鑿刻一長32、寬27 厘米的淺槽，疑此處原置放立柱，以支撐前室蓋頂石。

前室基石（左側），C1∶4-2。為一整塊青石加工而成，長155、寬128、厚47 厘米，小于前室右側基石。青石表面經打磨平整光滑，朝向外側的一面刻畫十字穿璧紋。該石右端鑿刻“L”形楔窩和淺槽，用于擺放和加固左側壁抱鼓石，淺槽長140、寬51 厘米，與前室基石（右側）淺槽尺寸基本相同。

后龕地基石，C1∶5。用一塊呈矩形狀青石加工而成，青石表面經打磨平整光滑，因遭破壞已斷裂為3 塊，長175、寬373、厚50 厘米。后龕地基石左側、右側、后端邊緣處皆鑿刻淺槽，用于擺放后龕的左右側壁石及后壁石。左側淺槽長90、寬45 厘米，右側淺槽殘長75、寬45 厘米，后端淺槽寬36厘米。這座祠堂的地基石加工平整，其上沒有鑿刻耳杯，故可推測在祠堂里原陳設有石質或其他材質的祭案。

二、墓垣基址

前期因遭到破壞，清理出的祠堂北側僅剩局部墻體存在，殘長約426 厘米，由基石、墻體、檐頂石以及垣墻外鋪地基石組成；墓垣基石外側菱形穿環圖案，墻體外側鑿豎線紋，墻頂檐石則仿刻瓦壟、連檐，刻云紋圓瓦當，非常規整精致。結合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墓垣建筑形制［4］，我們判斷墓垣應為長方形布局，祠堂則建于東墓垣的中間處。墓垣構件介紹如下。

墓垣基石（1 層），Y1∶1。為一整塊青石加工而成，長226、寬80、厚33 厘米，上端鑿刻長226、寬74 厘米的淺槽，淺槽深1.2 厘米，用于承接固定上端的墓垣基石。該石朝外的一側滿刻十字穿璧紋。

墓垣基石（2 層），Y1∶2。為一整塊青石加工而成，已殘，殘長98、寬74、厚27 厘米，擺放在1 層墓垣基石上端。該石上端鑿刻長98、寬74 厘米的淺槽，淺槽深1.2 厘米，用于承接固定上端的墓垣墻體石。該石朝外的一側滿刻十字穿璧紋。

墓垣墻體石，Y1∶3。為一整塊青石加工而成，長119、寬55、厚43 厘米，擺放在2 層墓垣基石上端，該石朝外的一側鑿刻豎線紋。

墓垣檐石，Y1∶4。為一整塊青石加工而成，已殘，現長57、寬56、厚34厘米，朝外一側仿刻連檐瓦當和筒瓦，瓦當刻柿蒂花紋（已漫漶），其下刻十字穿璧紋（圖七）。

墓垣鋪地基石，Y1∶5?，F保存3塊，緊挨在墓垣墻基石邊依次擺放，長296、寬55 厘米，石塊經打磨較為平整。

三、結語

水牛墓所發現的漢代畫像石祠堂，是迄今發現最大、建造最考究的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同時集墓葬、祠堂、墓垣為一體，是非常珍貴的研究畫像石祠堂建筑的素材。根據水牛墓畫像石祠堂現存基石及構件石，我們大致測算這座祠堂的面寬3.73、東西長3.3 米。祠堂前室長方形，中部鑿刻的方形凹槽應是放置支撐立柱的位置，把祠堂分為雙開間；兩側壁石為抱鼓石形，蓋頂石為雙層重檐式，高約266 厘米（沒有算上缺失的重檐屋頂石尺寸）；室內面寬為2.79 米，室內長為1.42米，室內面積為3.8 平方米。后龕室為正方形，高約1.05 米（沒有算上已缺失的后龕式蓋頂石尺寸），室內面寬為1.75 米，室內長為1.15 米，室內面積為2.0 平方米。水牛墓畫像石祠堂依然是“凸”字形布局，但是體量、面積較大，建造較為復雜、考究、精致，極具華美，為以往發現的抱鼓石形祠堂所不具。根據現有資料，長青孝堂山石祠是原址保存、建筑體量最大的一座畫像石祠堂，面寬4.14、進深2.5、高約2.64 米［5］，與之相比較，水牛墓畫像石祠堂雖略有遜色，但也屬已發現原址尚存的第二處體量較大的畫像石祠堂。水牛墓漢代畫像石祠堂雙開間、前室后龕的建筑布局與復原后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石室有類似之處，武氏祠前石室屬雙開間懸山頂房屋式祠堂，這類石祠有的后壁有龕，祠堂大小、形制與長青孝堂山石祠相近，只是后壁正中向外增設一個小龕，小龕由基石、兩側石與后壁石、頂蓋石組成［6］。祠堂后壁設龕室的做法，被認為取法于宗廟或陵廟太室的形制［7］。這種建筑形制并不常見，根據已公布的漢代畫像石祠堂資料，只有在武氏祠中的前石室和左石室出現這種做法［8］。而存在皖北區域的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無論祠堂規模大小或建造復雜程度，其基本的形制皆是前室后龕布局，已是一種成熟統一的建筑形制，且被廣泛使用。山東和蘇北是保存畫像石祠堂的主要地區，然而該區域內這種前室后龕布局的畫像石祠堂卻極為少見，因此皖北區域的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應該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被研究者所重視。水牛墓所發現墓垣建筑遺跡雖殘存4.26 米，但是結合安徽宿縣褚蘭漢畫像石墓墓垣建筑形制研究［9］，可以分辨出墓垣基石、墓垣墻石及墓垣蓋頂石，經初步測算這處墓垣高約1.98 米，其高度低于祠堂，墓垣墻與祠堂的前室壁石相接，建造考究、精致，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唯一一處墓垣和抱鼓石形畫像石祠堂共存的墓葬附屬建筑遺跡。

祠堂C1∶3 抱鼓石側立面畫像“射箭圖、鼓吹出行儀仗圖”題材非常罕見，所有人物皆為胡人形象，蘊含著較多的漢代文化信息。

（1）射箭圖。漢畫像石研究學者武利華認為：“穿璧紋的十字，是為金釭，同玉璧一樣，同是財富的象征?！保?0］漢畫像石研究學者徐暢指出，常見的“射雀”“馬上逢猴”是許多漢代畫像石中常見的題材,隱喻出漢代人對仕途的渴望［11］。這幅“射箭圖”有著同樣的隱喻，只不過由“射雀”轉換為“射璧”，對象由求取官爵變成了金錢財富。

（2）鼓吹出行儀仗圖。這幅刻畫內容為出行儀仗的場景。位于畫面中間的位置是一位被眾多騎士簇擁、身形高大的胡人貴胄，其腰部系有長長的綬帶，反映出身份較為高貴。佩綬是漢代服飾里身份等級的重要標志，是官員權力的象征［12］。其騎行儀仗隊伍中的鼓、簫、笳三種樂器組合鼓吹和幢麾應是漢代高等級官員的“鼓吹幢麾”出行場景的再現：“使用鼓、簫、笳三種樂器合奏的新的鼓吹曲，大約形成于和帝永元年間；這種融合中西音樂文化以‘鳴笳以和簫聲’為特征的鼓吹曲，廣泛運用于軍中、朝會、道路和給賜等多種場合?！保?3］因此，這幅鼓吹出行儀仗圖不但真實再現了漢代貴胄出行儀仗場面，而且為研究漢代鼓吹樂提供了重要資料。

（3）祠堂畫像上的胡人元素。認真審視左側壁抱鼓石C1∶3 的“射箭圖、鼓吹出行儀仗圖”，所刻人物畫像皆頭戴有飄帶的尖頂帽、窄袖束腰、腳蹬尖頭靴、高鼻深目、絡腮胡須，是漢代畫像石畫面上典型的胡人形象。以往漢代畫像中的胡人皆為配屬對象，但是這幅胡人鼓吹出行儀仗圖則是圍繞一位胡人貴胄展開，整幅畫面里沒有漢人的形象，為以往漢畫中所罕見。據統計，東漢中期，漢畫胡人圖像數量激增，胡人身份除門吏、侍者、戰俘之外，更增補了樂舞胡伎、胡將、飼馬胡人、講經胡者等角色，雖然仍以卑下之輩為主，但仍有些許胡人身份榮升，甚至與一般漢吏無異［14］。這幅胡人鼓吹出行儀仗圖真實記錄了東漢中期胡人、胡風已經走入漢代社會各個階層，一定程度反映了西域文化與漢代文化的密切交流交融。

總之，水牛墓所發現的漢代畫像石祠堂及墓垣建筑遺跡，集墓葬、祠堂、墓垣為一體，可以供研究者深入地對這種類型畫像石祠堂進行研究，明晰其建造特點和畫像題材，是非常難得的研究畫像石祠堂建筑的實物資料，其重要價值不言而喻。尤其是鼓吹出行儀仗圖，蘊含了漢代出行制度、禮儀音樂、胡漢文化融合等重要信息，是不可多得的漢畫像石研究題材。

（附記：參與清理人員朱永德、解華頂、李玲、馬廣鋒、顧芳；拍攝朱永德、解華頂；繪圖解華頂、李巖、顧芳；拓片馬廣鋒、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