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醫務人員閉環管理職業倦怠現狀分析

姜同學,周淑英,張婷,薛心愛,姜玢杉

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門診部,北京 100017;2.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3.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病案科

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醫務人員的職業倦怠、心理健康以及工作壓力等方面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1]。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醫院對醫務人員閉環管理的要求,使其精神壓力不堪重負。及時了解醫務人員職業倦怠情況,對改善其心理狀態、提高工作效率和責任感具有重要意義[2]。本研究以閉環工作期間為背景,探究軍隊醫務人員職業倦怠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醫療機構管理部門及時采取針對性干預措施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22年11月選取某軍隊三甲醫院閉環管理的全體醫務人員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疫情期間在醫院實施閉環管理,無精神疾病史,工作年限≥1年的工作人員。排除標準:醫院內工作的保安、保潔等后勤保障人員。在調查開始前,調查員向調查對象說明研究目的、用途和意義,在問卷調查前獲得受試者知情同意。根據自愿填寫、匿名提交、信息保密原則,以科室為單位共發放紙質調查問卷191份,收回問卷153份,其中有效問卷149份,有效率97.4%。

1.2 調查工具 調查問卷由三部分組成,即一般人口學資料調查表、斯坦福職業滿足指數(PFI)、焦慮抑郁問卷(PHQ-4)。

1.2.1 一般人口學資料調查表 本研究采用自行編制的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職稱、科室、感知工作壓力、健康自評等12項內容。其中感知工作壓力通過問題“您過去兩周內工作感到壓力嗎?”測量,健康自評通過問題“您認為您過去兩周內的健康狀況如何?”測量,均通過一個劃分為10個刻度的標尺進行標記打分。

1.2.2 PFI PFI是專用于衡量醫務人員幸福感的指標,包括評估醫務人員的職業成就感(PF)和職業倦怠(WB)水平[3]。量表分為工作中的內在積極反饋(6個條目)、工作耗竭(WE,4個條目)和人際疏離(ID,6個條目)3個子量表,共16個條目。量表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根據所述情況出現的頻率進行0(完全沒有)～4(非常符合)評分。個體在工作中獲得的內在積極反饋包括幸福感、意義性、貢獻度、自我價值感、滿足感、工作困難控制能力6個方面,0～6、7～17、18～24分表示職業成就感水平較低、一般、較高。PFI中工作耗竭改編自馬斯拉奇職業倦怠量表(MBI)中的情感耗竭,人際疏離與MBI量表中的去人格化不同,評價共情能力和工作中與患者、同事的互動,工作耗竭和人際疏離量表共同衡量個體的職業倦怠水平,14分及以上表示存在職業倦怠[4]。本研究中3個維度的Cronbach α信度系數分別為0.910、0.902、0.896,總量表KMO為0.903。

1.2.3 PHQ-4 PHQ-4用于自測焦慮-抑郁,由2個條目的焦慮量表和2個條目的抑郁量表組成[5]。PHQ-4采用0～3計分,表示調查者在調查期間出現所述情況的頻率,0～3依次為“從未出現”“偶爾幾次”“超過一半時間”“幾乎每天”?？偡衷?～2分可以認為沒有焦慮/抑郁情況,總分在3～5、6～8、9～12分依次表示有輕微、中度、重度焦慮/抑郁傾向。其中焦慮量表或抑郁量表累計達到3分及以上可以認為有相應的焦慮或抑郁傾向。

2 結果

2.1 軍隊醫院閉環管理醫務人員職業倦怠得分情況 對149例醫務人員按照職業倦怠得分進行描述性分析,結果發現閉環管理工作的醫務人員總體職業倦怠檢出率為58.4%。職業成就感得分為(14.0±5.0)分,屬于一般水平[3];總體焦慮-抑郁傾向檢出率為79.9%。閉環管理工作期間具有職業倦怠的醫務人員在工作耗竭、人際疏離維度和焦慮、抑郁維度得分高于沒有職業倦怠的醫務人員,而職業成就感得分低于沒有職業倦怠的醫務人員,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1。

表1 149例軍隊醫院閉環管理醫務人員PFI量表及PHQ-4得分情況分)

2.2 軍隊醫院閉環管理醫務人員職業倦怠多因素分析 以職業倦怠的2個維度、職業成就感、焦慮-抑郁傾向得分為因變量,以醫務人員社會人口學信息為自變量,分別進行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自我健康評價與職業成就感得分,感知工作壓力程度與工作耗竭、人際疏離、焦慮-抑郁傾向得分,年齡與人際疏離得分,非正式編制的醫務人員與人際疏離、焦慮-抑郁傾向得分呈正相關;自我健康評價與工作耗竭、人際疏離、焦慮-抑郁傾向得分,感知工作壓力程度與職業成就感得分呈負相關(見表2)。

表2 PFI量表各水平及PHQ-4結果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結果(149例)

醫務人員職業倦怠水平作為本研究的主要結局變量,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職業倦怠與醫務人員聘用方式、職業成就感水平、焦慮-抑郁傾向程度有關。其中,編制內醫務人員發生職業倦怠是編制外醫務人員的2.91倍;職業成就感水平低或中等的醫務人員發生職業倦怠可能性比職業成就感水平高的醫務人員分別高3.85倍和4.79倍;與沒有焦慮-抑郁傾向的醫務人員相比,焦慮-抑郁傾向程度越高,發生職業倦怠可能性越高(見表3)。

表3 149例軍隊醫院閉環管理醫務人員職業倦怠影響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歸

3 討論

3.1 軍隊醫院閉環管理醫務人員職業倦怠情況 本研究從某軍隊三甲醫院醫務人員中抽樣調查了149例,結果發現58.4%的醫務人員檢出有職業倦怠狀態,該87例醫務人員中90.2%有較高的工作耗竭情感、96.7%有較高的人際疏離情感、并有96.6%的人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郁情況,而僅11.5%的醫務人員表示有較高的職業成就感。結果表明醫務人員在工作中出現了身體疲勞、人際關系冷漠、成就感降低等一系列不健康的精神狀態,需要引起管理人員的重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長期投入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醫務人員面臨著正常診療和疫情防控的雙重工作壓力;另一方面,當醫務人員處在閉環管理的工作環境中,往往難以明確區分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長時間的住院工作間接增加了在崗人員的工作任務和心理壓力[6],使其精神長期處在緊張的狀態中。我國有學者針對醫院感染管理人員、臨床醫生、醫院管理者分別開展過類似研究[7-8],結果發現職業倦怠與個人成就感較低有關。在本次調查研究時期,醫院中各部門工作均以核酸檢測、流調溯源等疫情防控工作為重點任務,一段時間來工作內容繁復、專業技術性降低、工作成效不明顯,導致醫務人員職業成就感較低,同樣是導致醫務人員職業倦怠現象加重的潛在原因。

3.2 PFI在評價醫務人員職業倦怠變化中的優勢 既往研究[3]證明,PFI工具的調查結果與MBI量表、哥本哈根職業倦怠量表等工具間有較高的一致性,本研究探索性使用PFI在醫療機構調整為閉環工作管理后調查醫務人員心理狀態,調查結果驗證了PFI工具在我國醫務人員的測量中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相比于國內研究中廣泛使用的以年為時間觀測單位的MBI量表,PFI明確評估調查對象在過去兩周內的感受,對于及時發現醫務人員的職業心理健康變化,預防和改善醫務人員職業倦怠更具優勢[9-10]。

PFI工具將職業成就感直接作為測量結果之一,而不是作為職業倦怠的潛在因素測量,因為職業成就感不能夠完全代表醫務人員工作耗竭和人際疏離的對立面[3],本研究結果同樣證明沒有職業倦怠情緒的醫務人員不總能說明其在工作中有較高的成就感,PFI既關注了醫務人員工作中心理狀態的消極方面(即職業疲倦),又關注積極方面(即職業成就感),有助于將醫務人員職業滿足感的關注重點從減少職業倦怠向提升其對工作的成就感方面轉變。

由于職業倦怠往往與個體感知抑郁狀況高度相關,因此本研究中增加了對醫務人員焦慮抑郁狀態的評價,調查結果不僅證明焦慮抑郁傾向越嚴重的醫務人員更可能出現職業倦怠問題,同時發現兩者具有相同的影響因素,說明改善醫務人員身體健康狀態、緩解工作壓力,有助于緩解其職業倦怠和焦慮抑郁的心理狀態。

3.3 多種因素與軍隊醫院醫務人員職業倦怠相關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描述,職業倦怠源自工作壓力長期難以得到有效管理,醫務人員的工作壓力越大,產生職業倦怠的可能性越大。閉環工作使身兼軍人和醫務人員雙重身份的職工,不僅要在嚴密的防護標準下長時間工作,還要隨時保持抗疫的戰備狀態,來自工作任務和職業角色的壓力源增加是主要原因。同時,人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壓力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多方面的負面影響[11-13],健康身體狀態能夠產生積極的心理效應。閉環工作、衛生人力資源緊張使醫務人員感知自身健康狀況不佳,甚至帶病堅持工作,會使其體力不支,更難以在工作中向患者提供情感支持,產生工作耗竭和人際疏離的現象。

聘用方式往往反映著醫務人員在工作單位的職責義務、薪酬待遇、職業發展等多方面情況。我國軍隊醫院的人員構成主要“以現役軍人為主,聘用人員為輔”[14],現役軍人在工作的穩定性、待遇方面往往優于聘用人員,會使其缺乏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外,現役軍人比聘用制人員的能力更強、資質更深,但是在疫情特殊的工作要求下,不同能力、專業資質的醫務人員經常被分配到相同的崗位和任務,難以體現出其專業能力和技術價值,導致其產生職業倦怠的心理。

然而本研究的分析也有一定局限性,多因素模型的結果會受到不同自變量納入標準的影響。根據多因素回歸模型通常要求樣本量達到所納入自變量數量5～10倍的要求,本研究中嚴格挑選了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變量進行分析,雖然結果較為嚴謹,但是研究結論的外推性受到一定影響,以期在未來的研究中綜合納入更多具有專業意義和統計學意義的因素進行探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