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技術創新促進地區產業升級的動態調節效應

韓先鋒 李佳佳 徐杰

摘 要：在闡釋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如何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為產業升級賦能的基礎上，采用面板門檻模型及省級層面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發現：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自“十三五”規劃以來該積極作用表現顯著；在經濟增長目標調節下，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呈現正向且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演化特征，即較低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更有利，過高的經濟增長壓力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失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紅利；經濟增長目標的調節效應存在顯著空間差異，現階段東部地區需采取比中、西部地區更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中低產業升級區相比高產業升級區應實施更嚴格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

關鍵詞： 綠色技術創新； 經濟增長目標； 產業升級； 動態調節

DOI：10.6049/kjjbydc.2022120404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3）08-0044-10

0 引言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探索產業轉型升級路徑迫在眉睫。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對新發展格局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出了新要求。事實上，如何驅動產業升級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話題，現有研究從收入分配^［1］、制度環境^［2］、技術溢出^［3］、要素稟賦結構^［4］、金融科技^［5］等不同維度進行分析，其中包括一直被理論和實踐普遍證實的技術創新。然而，在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下，傳統的技術創新并不能較好地體現“綠色”和“創新”的雙重理念，無法滿足產業升級發展的現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成為地方推動產業升級的普遍選擇。但遺憾的是，關于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關系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針對該問題的認識還存在明顯不足。與此同時，高質量發展將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基調。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加強經濟增長預期的動態管理將常態化，而經濟增長目標壓力變化勢必會直接對地方經濟決策和行為造成巨大沖擊，從而不可避免地影響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促進效應。正因為如此，如果簡單剝離經濟增長目標的潛在約束而單純考慮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產業升級關系可能導致誤導性結論。那么，現階段的綠色技術創新是否有利于地區產業升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在當中又扮演何種角色？何種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策略是最優的？經濟增長目標調節究竟具有何種動態化和異質性規律？客觀回答上述問題，有利于系統解構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如何作用于綠色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的現實問題，乃至對“十四五”時期實現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產業升級發展的“雙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經濟增長目標、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關系已引起學術界關注。相關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影響。部分文獻肯定了綠色技術創新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具有積極作用。如劉在洲和汪發元^［6］基于長江經濟帶數據研究發現，短期內的綠色科技創新可顯著驅動產業升級；謝長青等^［7］則從OFDI逆向綠色技術創新的角度提供證據，認為其對產業升級具有積極影響；徐盈之等^［8］進一步指出，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會隨著要素市場扭曲程度加深而被弱化。然而，也有學者得出不一致、甚至完全相悖的結論。如原毅軍（2019）基于制造業角度考察發現，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之間呈“U”型關系，較低的綠色技術創新并不利于產業升級；張莉等^［9］分析認為，較低的環境規制水平會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產生消極作用。第二，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多數學者持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會抑制綠色技術創新的觀點。如Shen等^［10］認為，中國地級市城市普遍存在經濟增長目標預設和自上而下的放大行為，從而不利于綠色技術創新；Sun^［11］指出，經濟增長目標的硬約束會對綠色技術創新帶來顯著的負面沖擊；毛奕歡和林雁等^［12］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較高的地區經濟增長目標會抑制當地企業綠色創新，尤其是當官員面臨較大晉升壓力時，這種抑制作用將更明顯；張德濤和張景靜^［13］進一步發現，經濟增長目標的負面約束是有條件的，因此只有適度的經濟增長目標才可激勵綠色技術創新。第三，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對地方產業升級的影響。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行政干預對產業升級具有顯著影響已被相關研究證實^［14-15］。如安夢天和何愛平^［16］基于地級市數據檢驗發現，過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會導致地方政府過度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從而忽視綠色轉型發展；王旦和王業斌^［17］從硬約束增長目標角度證實上述觀點，同時提出軟約束增長目標會促進產業升級的新結論。

綜上可知，國內外學者圍繞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之間的內在關系作了一定探討，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但相關研究還存在一些缺憾：一是大多數文獻僅局限于揭示上述三者中兩兩之間的關聯性，且尚未取得較一致的結論，而關于綠色技術創新賦能地區產業升級發展的研究還比較匱乏；二是現有文獻對三者之間潛在動態關聯規律的認識有限，而經濟發展往往呈現為非線性演化規律，這在經濟轉型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三是鮮有文獻探討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綠色技術創新的動態產業升級問題，難以準確刻畫潛在的演變規律及差異。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主要創新在于：一方面，拓展現有局限于三者中兩兩之間關系的分析視角，試圖從非線性動態演化角度揭示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如何動態調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為深入理解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提供有益啟示；另一方面，通過刻畫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的動態沖擊效果及異質性事實，為政府在驅動產業升級過程中更有針對性地制定經濟增長目標與綠色技術創新聯動策略提供決策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內在機制

綠色技術創新活動通過將綠色技術應用于社會生產各階段，發揮創新與環境溢出效應^［18-19］，從而對產業升級產生影響，具體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資源導向功能，可通過兩端發力改善產業結構。一方面，傳統產業為應對綠色化、低碳化約束，不得不在生產工藝、生產方式和生產設備的清潔化上下功夫，為此會投入更多人力、資本和技術資源驅動自身綠色發展升級，此時產生綠色技術創新的“倒逼效應”；另一方面，綠色技術創新的快速發展會直接激發和培育更多節能環保產業，同時，這種明顯的“信號效應”亦能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流入綠色領域，從而為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持續的資源支持，此時產生綠色技術創新“誘導效應”。正是由于兩種綠色技術創新效應的共同作用，最終促進地區產業升級。二是綠色技術創新具有典型的“綠化”功能，可通過節能提效驅動產業升級。綠色技術創新在能源、環保領域的應用，可加快光伏、風電和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領域的新技術開發應用，不斷提升新能源生產在整個產業體系中的占比，由此持續推動傳統能源領域的技術改造和綠色升級，尤其是催生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領域的綠色技術變革與進步，從而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能源消費結構持續向綠色化、低碳化和清潔化轉型。在這種情況下，綠色技術創新自然而然會對能源結構優化產生明顯的“綠化”效應，特別是其能不斷改善和提升高耗能、高污染等“兩高”產業的生產技術水平，最終驅動地區產業升級?；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₁：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有利于驅動地區產業升級。

1.2 經濟增長目標對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的動態調節機制

綠色技術創新具有典型的高投入、高風險和長周期特征^［20］，導致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先天不足，始終需要政府引導和支持^［21］。其中，政府設置不合理的經濟增長目標會導致地方資源分配和配置結構出現偏差，進而影響創新活動^［22］。事實上，長期以來從國家到地方經濟增長目標的制定都有著明顯的層層加碼特征，表現為各級政府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普遍高于上一級政府，即地級市的經濟增長目標一般會高于省級經濟增長目標，并且同一省份不同地級市的經濟增長目標也存在顯著差異^［23］。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目標變化會直接影響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資源分配策略和扶持重點，從而引致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亦呈現動態變化特征。具體而言，在較為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壓力下，地方政府能相對輕松地完成考核目標，并游刃有余地分配轄區各類資源，此時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完成既定預期目標的同時，有余力、有動力進行長期資源投入、污染處理和生態保護，從而顯著有利于提升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隨著經濟增長目標壓力持續增大，依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通常會成為地方的無奈選擇。在較為沉重的經濟增長考核壓力下，地方政府開始將發展目光更多地投向有利于短期內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領域，這會造成轄區資源出現嚴重的扭曲錯配，而這種“短平快”發展方式也極易誘發地方官員的短視行為，陷入“為增長而增長”的發展困局，進而導致地方官員忽略長期的綠色技術創新投入，致使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缺乏內在激勵^［17］，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當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提升到更高強度時，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政策扶持、長期與短期目標平衡等方面的扭曲程度將更為明顯，此時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獲得經濟快速增長，但這種增長是典型的損害長期利益的“竭澤而漁”行為，由此將引致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疲軟、科技投入不足、資源錯配加劇等一系列現實問題，進一步弱化甚至損害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₂：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呈現正向且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演化特征。

1.3 經濟增長目標調節的時空異質性動態響應機制

上述推演表明，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會動態調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進一步地，我國不同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升級進程均存在明顯差異，導致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耦合環境存在空間差異。具體而言，東部地區綠色經濟發展起步早、基礎強，在綠色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而中、西部地區受制于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有限的要素資源，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相對滯后。根據資源基礎理論，由于不同地區存在資源基礎差異，使得地方政府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同，由此導致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也存在一定的時空異質性。對東部地區而言，雖然其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基礎條件，但也面臨實際增速放緩的現實壓力，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更為先進高端的技術、人力和發展模式作支撐，而這種要素和環境支撐在短期內通常是難以實現的，此時政府不得不著眼長遠，選擇實施較為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為長期內的新產業培育、新技術研發和新模式構建等提供良好的現實“土壤”。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基礎薄弱、要素市場不完善，經濟增長相較東部地區存在后發優勢，使得其易于在短期內快速實現經濟增長，因此通常選擇制定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以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較為薄弱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中、西部地區在平衡短期與長期目標過程中的資源分配顯得“捉襟見肘”，為完成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其通常不得不優先安排短期經濟增長項目，這勢必導致綠色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等長期發展項目被忽視。因此，在經濟增長目標、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水平持續變化的綜合影響下，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目標對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的調節效應存在一定的時空異質性?；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₃：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的調節下，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一定時空異質性。

2 研究設計

2.1 計量模型構建

為全面刻畫經濟增長目標對綠色技術創新助力產業升級的潛在作用，本文首先考察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直接影響，建立如下模型：

ind_it=α₀+α₁gti_it+θ_jx_it+ε_it（1）

其中，gti_it表示i省域在t時期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ind_it代表i省域在t時期的產業升級水平，x_it為其它影響產業升級水平的控制變量，ε_it為隨機擾動項。a₀為模型截距項，α₁為綠色技術創新的估計系數，系數大小及方向反映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具體影響。

在考察靜態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檢驗經濟增長目標（mb_it）調節下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動態影響，在式（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模型：

ind_it=α₁gti_it·I（mb_it≤γ）+α₂gti_it·I（mb_it>γ）+θ_jx_it+ε_it（2）

式中，ind_it為被解釋變量，gti_it是核心解釋變量，mb_it為門檻調節變量，γ為待估計的門檻值，ε_it～iid（0，σ²）為誤差項?；陂T檻變量mb_it與門檻值γ的比較，可將樣本劃分為擁有不同回歸系數的兩個區間。I（*）為指示函數，取值為1表示滿足括號內條件，取值為0則表示不滿足。

考慮到樣本可能存在多個門檻，對模型（2）作拓展，具體如下：

ind_it=α₁gti_it·I（mb_it≤γ₁）+α₂gti_it·I（mb_it>γ₁）+...+α_ngti_it·I（mb_it≤γ_n）+α_n+1gti_it·I（mb_it>γ_n）+θ_jx_it+ε_{it ???}（3）

估計回歸系數時，給定任意γ可求出相應殘差平方S₁（γ），在條件允許下從大到小依次選定γ值，則得到多個S₁（γ），使最小S₁（γ）為門限值γ^*，即：

γ^*=argminS₁（γ） ???（4）

在估計門檻值的情形下，需要作兩個檢驗，以驗證門檻模型選擇是否合理。

第一，檢驗面板門檻效應存在與否。存在性檢驗的原假設是H₀：α₁=α₂，備擇假設為H₁：α₁≠α₂，構建相應的統計量F，表示為：

式中，在H₀和H₁條件下分別進行參數估計，得到殘差平方S₀（γ）和S₁（γ^），而在H₁下進行參數估計的殘差方差為σ²^。一般F統計量的漸進分布可通過自抽樣方法獲取，進而得到拒絕原假設的概率水平以檢驗其是否顯著。

第二，檢驗門檻估計值與真實值是否相等。此時相應的似然比統計量可表示為：

2.2 變量設置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產業升級水平（ind）。產業升級的一個鮮明特征是產業結構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發展，并伴隨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主導產業群形成。本文借鑒袁航和朱承亮^［24］的做法，采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衡量產業升級水平，即基于份額比例的相對變化刻畫三大產業在數量層面的演化過程，具體計算公式為：

在式（7）中，y_i，m，t表示t時期i地區第m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該指數反映了我國三大產業布局從第一產業占優勢逐漸轉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優勢的演化過程，該指數越大意味著產業升級水平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ti）?？紤]到綠色專利包含綠色發明、綠色發明者及綠色技術等諸多信息，能夠較準確地體現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因此，本文選取綠色專利申請數表征綠色技術創新。具體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綠色專利清單分類編碼（IPC），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專利公布公告網獲取綠色專利申請數。為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對原始數據作對數化處理。同時，為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參考韓先鋒等^［25］的做法，采用綠色專利授權量作輔助測試，數據同樣進行對數化處理。

（3）調節變量：經濟增長目標（mb）。在我國典型的垂直型行政管理方式和經濟發展激勵模式下，當增速成為上級政府最為關心的經濟發展指標時，經濟增長目標設定不僅會層層加碼，還存在同地級政府間的競相加碼。參考李茫茫等^［26］的做法，本文手工收集、整理各省域經濟增長目標數據，采用各省域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布的預期GDP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目標的表征變量。

（4）控制變量。為了盡可能獲得無偏差的估計結果，本文控制其它一些可能影響產業升級的變量。①人力資本（hc），采用各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②技術引進（tei），考慮到國外技術引入是改善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手段和重要因素，借鑒李勃昕等^［27］的做法，選取國外技術引進合同金額占GDP的比重表征；③貿易開放度（tra），選取用人民幣表示的進出口總額除以GDP表征；④就業水平（emp），采用年末就業人口數取對數表征；⑤環境規制（er），借鑒康鵬輝和茹少峰^［28］基于環境治理效果衡量環境規制的做法，選取GDP/Energy度量。

2.3 數據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基于數據可獲性和連貫性，選取2004-2020年為研究時期，由于西藏自治區和港、澳、臺四地數據缺失較多，最終選取中國內地30個省級行政單元作為研究對象。本文數據主要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專利公布公告網（http：//epub.sipo.gov.cn）、《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政府年度工作報告。

表1列示了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分析結果，不難發現：①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即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越高，產業升級水平就越高；②經濟增長目標與綠色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之間均具有負向關聯性，說明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利于驅動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表1只是從表面刻畫了經濟增長目標、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基本關系，為了揭示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仍需進一步分析影響產業升級的多種因素，以系統解析經濟增長目標對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綜合動態影響。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計量模型合理性檢驗

在進行實證分析前，為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首先進行三方面檢驗，以證明本文計量模型的合理性：第一，多重共線性檢驗。經測算發現，研究變量的最大方差膨脹因子VIF數值為6.07，平均VIF數值為3.04，均處于可接受范圍內，說明本文計量模型的共線性問題不嚴重，不會對后文估計結果產生較大干擾。第二，面板平穩性檢驗。為盡可能避免因宏觀數據波動造成的偽回歸現象，采用PP-Fisher、ADF-Fisher、IPS方法和LLC4種方法聯合進行變量的平穩性測試。結果發現，經濟增長目標、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等變量均為一階平穩，即選取的面板數據是平穩的。第三，面板協整檢驗。繼續對產業升級、綠色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目標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進行檢驗，具體做法為同時運用Pedroni和Kao基于E-G兩步法回歸殘差的面板協整技術，以及Johansen Fisher基于最大似然比的面板協整技術展開聯合檢驗，以增強檢驗結論的可靠性。結果發現，面板協整關聯均顯著存在。在上述輔助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基于多維度解析經濟增長目標如何動態調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

3.2 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產業升級關聯性的初步考察

經Hausman檢驗發現，基于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更吻合本文指標數據。表2反映了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影響結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別是不考慮與考慮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兩項估計結果具有較高一致性。根據模型2可知，綠色技術創新系數為0.042且顯著，意味著考察期內綠色技術創新顯著驅動了產業升級。從經濟意義上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每提升1％，將帶來地區產業水平提升0.042％。為盡可能克服內生性干擾以及增強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還做了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選擇滯后一期的gti作為當期gti的工具變量，并采用固定效應的2SLS模型進行回歸。結果顯示，模型3與模型2結果相比，不存在顯著變化。二是采用綠色技術創新滯后一期變量為核心變量進行再估計。結果顯示，模型4中綠色技術創新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本文內生性問題并不嚴重。同時，綠色技術創新的估計系數相比基準模型2有所增大，表明其對地區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存在一定滯后性，即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驅動效果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充分顯現。三是選擇滯后一期的ind為解釋變量，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并重新估計。由模型5的結果可知，加入產業升級滯后一期變量后，綠色技術創新變量的估計結果和基準模型2相比，不存在明顯區別。四是為了消除異方差帶來的不良影響，進一步應用GLS方法并結合white-period穩健方法對樣本進行再估計，模型6的結果依然支持綠色技術創新有利于驅動產業升級的結論。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H₁。

進一步，為揭示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政策沖擊的差異，結合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的背景，以2014年為分界點，分別對2004-2014年與2015-2020年兩組樣本進行再估計，結果見模型7和模型8。不難發現，模型7中綠色技術創新系數明顯小于模型8，表明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存在顯著的時序差異，也說明來自國家層面的重視以及相關政策出臺極大激發了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積極作用。同時，為考察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對地區產業升級的影響，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經濟增長目標變量，具體見模型9。不難發現，加入經濟增長目標后，包括綠色技術創新在內的所有變量估計系數方向均未發生變化，而經濟增長目標系數顯著為負，意味著考察期內經濟增長目標對地區產業升級產生了顯著的消極影響。那么，在綠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目標分別對產業升級具有正向與負向的差異化影響下，經濟增長目標會如何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何種經濟增長壓力才更有利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激勵效應？本文試圖系統探討經濟增長目標調節下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存在的異質性動態沖擊特征，為回答上述問題找尋現實證據。

3.3 經濟增長目標的動態調節機制

進一步，采用Hansen面板門檻回歸方法，揭示不同經濟增長目標下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非線性影響規律。采用自舉法重疊模擬似然比檢驗統計量500次，表3給出了門檻效應檢驗后得到的F值和具體估計結果。其中，模型1是以經濟增長目標為門檻變量的基準模型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單一、雙重和三重門檻檢驗的F值分別在不同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顯著的基于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的三重門檻效應，即應基于三重面板門檻模型進行估計。同時，為了進一步確保上述檢驗和估計結果穩健，采取以下幾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測試：一是采用核心解釋變量gti滯后一期進行估計，結果見模型2；二是采用門檻變量mb滯后一期進行估計，結果見模型3；三是改變核心解釋變量，將綠色專利申請數替換為綠色專利授權量，結果見模型4；四是進行異常值處理，具體為剔除平均經濟增長目標與平均產業升級水平的極大值和極小值樣本，重新估計，以消除非隨機性和異常值可能對回歸結果造成的不良影響，結果見模型5和模型6。檢驗結果顯示，上述不同情境下均適合采用門檻模型，且單一、雙重和三重門檻檢驗的F值分別在不同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初步說明本文研究結論可靠。

由表3中各門檻模型估計結果可知，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的影響會因經濟增長目標強度變化而表現出動態演化特征，雖然各經濟增長預期調節區間的綠色技術創新估計系數存在一定差異，但總體看來經濟增長目標會弱化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這一現象值得關注。為了便于分析，本文主要基于基準模型1的結果展開分析?？傮w來看，在經濟增長目標調節下，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正向且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規律。具體而言，基于經濟增長目標的3個門檻值可依次劃分出4個不同門檻區間，在不同經濟增長目標區間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①當經濟增長目標低于第一門檻值0.070時，綠色技術創新估計系數為0.040且顯著為正，說明第一門檻區間的經濟增長目標有利于激發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并且此門檻區間的綠色技術創新估計系數最大，說明該區間為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最優區間；②當經濟增長目標值介于0.070～0.080之間時，綠色技術創新系數減小至0.037且顯著，說明該門檻區間內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開始減弱；③當經濟增長目標值提升至0.080～0.095之間時，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仍顯著存在，但這種積極效應進一步減弱；④當經濟增長目標值超過0.095時，綠色技術創新估計系數雖依然為正，但驅動效應已降至最低。不難發現，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會造成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紅利損失，只有較低的經濟增長預期才更有利于實現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協同，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假設H₂。

進一步計算發現，考察期內我國經濟增長目標值的平均水平為0.092，整體位于第三門檻區間，且與第四門檻區間下限值的差距較小，說明短期內中央和地方應持續下調經濟增長目標，進一步激發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從各省域實際情況看：①僅北京、山西、上海和廣東四省市的經濟增長目標值跨入第二門檻區間，表明上述省市的經濟增長壓力對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相對顯著，但并未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的最優調節效應；②河北、遼寧等13省域的經濟增長目標值處于第三門檻區間，且這些省域分布以東、中部地區為主，表明上述省域經濟增長目標的調節效應有限；③內蒙古、貴州等13省域的經濟增長目標值位于第四門檻區間，這些省域主要位于西部地區，表明上述省域過高的經濟增長壓力會明顯損害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紅利。因此，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政府應適度下調經濟增長預期，通過降低經濟增長壓力激發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這也意味著，現階段經濟增長目標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是非常必要的。進一步地，對比模型2至模型6的穩健性估計結果發現，隨著經濟增長預期水平提高，綠色技術創新對地區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持續減弱，即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特征穩健存在，亦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本文新發現，再次驗證了假設H₂。

3.4 經濟增長目標對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異質性調節機制

上文主要從總體層面考察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但是不足以準確反映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對不同地理空間的差異化調節作用。為深入解釋經濟增長目標的異質性調節作用，得到更具針對性的研究結論和政策制定依據，分別從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以及以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所在省域為代表的高產業升級區和其它省域的中低產業升級區兩個層面出發，考察經濟增長目標調節下的非線性空間差異特征。采用上文的檢驗方法發現，以經濟增長目標為門檻變量，不同分區情形下均依次通過了單一、雙重和三重門檻效應檢驗，相應檢驗和估計結果見表4。由此可知，一方面，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對應更為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門檻。相較于高產業升級區，中低產業升級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則對應更為嚴格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換而言之，東部地區和高產業升級區的經濟增長預期管理調整空間較小。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區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過程中，經濟增長目標發揮舉足輕重的動態化、差異化約束作用。具體結果見表4。

基于傳統地理分組的估計結果發現：第一，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東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呈現出正向且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演化特征，但經濟增長目標的正向調節效應是有條件的。隨著經濟增長預期提高，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紅利明顯減少，且當經濟增長目標超過0.100時，綠色技術創新的賦能影響降至最低，只有當經濟增長目標小于0.070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也就是說，較低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更有利于釋放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紅利，這與全國層面情景一致。同時，相對而言，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目標壓力較小。第二，在經濟增長目標的調節下，綠色技術創新對中部地區產業升級的影響呈現正向的倒“U”型動態演化特征，當經濟增長目標超過0.090時，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降至最小，說明經濟增長目標的弱化效應是普遍存在的。第三，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西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呈現正向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沖擊特征，當經濟增長目標超過0.140時，綠色技術創新對該地區產業升級的促進效應不再顯著，且該積極影響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小于0.070時表現最突出。因此，基于傳統地理分組的檢驗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假設H₃。

基于高產業升級和中低產業升級的分組檢驗結果發現：第一，在高產業升級區，經濟增長目標的3個門檻值分別是0.070、0.080和0.120，當經濟增長目標低于0.070時，綠色技術創新對該地區產業升級的積極影響最明顯，當經濟增長目標依次超越0.070、0.080和0.120時，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持續減弱，這與東部地區的估計結果一致；第二，在中低產業升級區，經濟增長目標的3個門檻值分別是0.075、0.085和0.095，當經濟增長目標依次跨越上述門檻值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但其估計系數會隨著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強度提高而持續減弱，表明經濟增長目標對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同樣具有正向且邊際效率遞減的動態演化特征，且嚴格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會損失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紅利。相較于高產業升級區，在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中低產業升級區實施了更為嚴厲的經濟增長目標管理策略，且過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會明顯弱化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因此，基于產業升級分組的檢驗結果亦佐證了假設H₃。

上述檢驗均發現，只有在較為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調節下，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綠色技術創新的賦能紅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可能在于：在較嚴格的經濟增長約束下，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短期經濟增長會忽視綠色發展水平提升，這在財力捉襟見肘的落后地區更明顯，企業也普遍選擇承擔環境污染成本而放棄綠色技術創新，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目標弱化綠色技術創新的賦能效果。而較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意味著地方承受的經濟增長壓力較小^［29］，此時政府和企業均能較好地兼顧發展的長短期目標，有能力、有動機摒棄短視行為，持續為包括綠色技術創新等在內的重要長期發展項目提供資本和政策支持，從而有利于產業升級。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將經濟增長目標、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產業升級納入分析框架，客觀揭示了不同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的異質性動態作用機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①綠色技術創新顯著驅動地方產業升級，該結論經過一系列穩健性、內生性檢驗后依然成立，且隨著國家層面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視，這一積極影響日益凸顯；②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效應顯著存在基于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的三重門檻效應，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綠色技術創新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呈現顯著的正向且邊際效率遞減的非線性變化規律，即過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會造成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紅利損失，而較為寬松的經濟增長策略更有利于發揮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溢出效應；③經濟增長目標對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的動態調節效應存在顯著差異，東部地區要實現最優調節效應，需采用低于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目標約束強度，相比于中低產業升級區，高產業升級區需選擇更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管理策略。

本文研究獲得的政策啟示如下：第一，加快推動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產業升級融合。政府應著手構建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的財政、金融支持體系，持續引導和加大全社會綠色技術創新投入，既要重點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等綠色技術開發與應用，又要不斷倒逼傳統高能耗、高污染產業進行綠色轉型和技術升級，從而不斷釋放綠色技術創新的產業升級紅利。第二，現階段要逐步適度放松經濟增長目標約束，避免過度嚴厲的經濟增長目標造成綠色技術創新賦能產業升級紅利的損失，積極將綠色技術創新納入地方政府考核體系，注重實施靈活科學、多元化、循序漸進的經濟增長預期管理策略，不斷改善或摒棄傳統的“為增長而增長”的粗放發展模式，積極推動經濟增長綠色化、綠色增長目標化，進而為實現綠色技術創新與地區產業升級協調發展制定切實有效的經濟增長目標。第三，不同區域應根據自身綠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實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選擇最佳經濟增長目標。東部地區和高產業升級區經濟增長目標的調整空間較小，現階段應實施更為寬松的經濟增長目標，以謀取和培育長久的經濟增長動力。中西部地區和中低產業升級區經濟增長的預期管理空間較大，可相對靈活、循序漸進地下調經濟增長目標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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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胡俊?。?/p>

The Dynamic Moderating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 A New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Han Xianfeng，Li Jiajia，Xu Jie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Influenced by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strateg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nation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For how to effectively drive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theoretical circle has actively explor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income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generally ignored the huge impa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In fact， the change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is bound to have a huge impact on many local economic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up to now， few literatures have given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green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so as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win-win”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On the basis of China' 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20，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mad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depic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assist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direct impa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stablishes a model; furthermore it uses the Hansen's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ethod to reveal the nonlinear evolution of the impa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with the modera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 growth targets.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driven loc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and endogenous tests. Secondly，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triple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the impa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iciency. Third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ynamic adjustment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enabled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achieve the optimal adjustment effect， the eastern region needs to adopt lower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areas with high degre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lso needs to choose looser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than the areas with the middle and low degre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esented. Firstly，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various fields and links， and improve the actual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driving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secondly， at this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and moderately relax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and avoid the lo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dividends enabled b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ue to excessively stringent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thirdly，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development realit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makes innovations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broadens the exist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how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dynamically moderates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linear dynamic evolution， so as to advance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Secondly by depicting the dynamic impact effect and heterogeneous facts of the constrain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it can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sign more targeted linkage strategie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promoting local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 Words：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Industrial Upgrading; Dynamic Mo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