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性環境規制、環境雙元戰略與綠色技術創新

杜可 陳關聚 梁錦凱

摘 要：在綠色轉型背景下制造企業如何協調環境戰略，將規制約束轉化為動力，提高綠色創新能力亟待研究。結合制度理論和自然資源基礎觀，基于雙元戰略視角構建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框架，探究異質性環境規制、環境雙元戰略與綠色技術創新關系，探討不同企業生命周期階段驅動機制的差異性。根據中國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固定效應模型與逐步回歸模型發現：①各類規制均有利于環境雙元戰略實施，其中，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的促進效應最顯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分別對反應型環境戰略、前瞻型環境戰略的促進效應更顯著；②各類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從強到弱依次為市場激勵型、自愿參與型和命令控制型；③環境規制通過環境雙元戰略影響綠色技術創新，且前瞻型環境戰略的積極作用更顯著；④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機制存在差異，各階段企業通過針對性響應異質性環境規制和協調環境雙元戰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關鍵詞：環境規制；環境戰略；綠色技術創新；企業生命周期

DOI：10.6049/kjjbydc.Q202207004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3）08-0130-11

0 引言

2020年3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中提出“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推動生產服務綠色化”；中共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生產方式”。但綠色轉型并非一蹴而就，是企業受到外部環境約束后進行的一系列綠色行動。其中，最有效方式是企業通過實施環境策略響應環境規制，進行綠色技術創新^［1］。綠色技術創新是指為改善環境績效，通過原材料使用、產品設計加工、綠色工藝、綠色包裝、綠色設施等一系列材料、工藝、設備和產品研發、設計和使用的總稱。然而，由于綠色技術創新的雙重外部性和高投資高風險性^［1-2］，以及我國市場體系仍在完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面臨種種困難。因此，研究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機制和影響因素尤為重要。

針對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以環境規制為代表的外部推動作用和以環境戰略為代表的內部拉動作用。就環境規制而言，當前環境規制逐步完善，各類規制通過法律、行政、經濟、文化等手段，從不同角度對企業進行約束^［2-3］。學者們的研究視角也逐步從單一規制的影響轉為多種規制的復合分析^［3-4］，但以往關注的規制約束主體多由政府主導或介入，針對企業自發約束的研究較少，需進一步梳理異質性環境規制影響的差異。就環境戰略而言，企業面對不同約束的交互作用，形成側重點不同的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1］。多數研究關注環境戰略的整體驅動效應，并分別探討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策略的影響^［1］。盡管環境戰略的劃分解釋了企業受制度壓力影響下的決策與行為過程^［5-6］，但會忽略企業動態調整環境戰略的客觀事實^［5］，并且無法解釋不同情景下協調環境雙元戰略對環境績效產生差異化作用的影響機理^［5-6］。因此，需要將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同時納入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研究框架。針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因素，在宏觀層面，既有研究主要從產業政策^［4］、行業性質^［2］和地區分布^［7］等視角展開；微觀層面，主要從企業所有權異質性、綠色研發支出、客戶認可度、高管環保意識、綠色信貸等角度出發^{［3，8］}。較少關注企業由于所處生命周期階段不同、資源編排與整合能力存在差異，從而在規制響應、戰略決策制定和績效產生上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的差異展開研究。

隨著對綠色技術創新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僅從單一理論視角出發只能形成部分解釋，故逐步轉向結合多理論視角進行分析。如建立自然資源基礎觀和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權變框架^［9］；結合自然資源基礎觀和綠色關系觀的系統分析^［10］；在制度理論的基礎上融合二元合法理論與生態和諧理論^［11］。雖然基于多重理論復合視角的綠色技術創新影響效應研究逐步完善，但關于驅動機制研究的“黑箱”仍有待進一步打開。原有制度理論并未深入探討企業績效問題，也未考慮戰略選擇的關鍵性作用，其關注規制壓力使企業采取類似行動，在不考慮財務績效的前提下縮小與競爭對手的合法性差距^［12-13］，但容易忽略企業對合法性行動的選擇動機。自然資源基礎觀能彌補制度理論的不足，說明企業如何通過增加資源投入和培養相關能力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從而形成競爭優勢^［6］，但無法解釋面對不同壓力對資源調動和能力差異的動態影響。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5-6，14］}將自然資源基礎觀和制度理論相結合，將外部規制看作是內部戰略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條件，將內部戰略視為外部規制的補充以及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力，探索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機制。

在此背景下，本文選取2013—2020年中國重污染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以下問題：首先，異質性環境規制對企業協調環境雙元戰略和綠色技術創新有何不同影響？其次，環境雙元戰略是否是各類環境規制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過程？此外，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影響過程有何差異？因此，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有：①通過劃分不同約束主體和約束形式，揭示從外部制度到內部戰略的企業績效影響機理，形成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的研究框架；②結合環境戰略實施導向和目的，明晰環境雙元戰略的作用機理，提高對環境戰略的實踐認知，豐富雙元戰略應用研究和理論價值；③基于對不同企業生命周期下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有效性的分析，拓展綠色技術創新研究視角和研究情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概念界定

環境規制是以減少污染、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為目的，利用有形制度、市場驅動或環保意識作用于個體或組織的約束性力量^［15］。根據約束主體與形式的不同^［18］，本文將環境規制劃分為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自愿參與型。其中，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command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C，以下簡稱“命令控制型”）是指行政立法部門對直接或間接造成環境污染的個人或組織進行的強制性干預。它能有效規范企業生產排放行為，但若過于剛性和“一刀切”，會增加企業運營成本，降低創新積極性^{［3，15］}。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market-based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BI，以下簡稱“市場激勵型”）是指政府借助市場信號引導企業自主選擇環保行為的制度。它能刺激企業采用性價比較高的控污技術增強企業競爭力，但當市場體系不健全時作用有限^［15］。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 VEP，以下簡稱“自愿參與型”）是指由企業、行業協會或第三方組織倡導的自愿參與環保相關的協議、認證或計劃。它能幫助企業建立環境管理體系，實現產品和運營的綠色化，但企業響應動機若僅為迎合利益相關者，則不能達到預期效果^［16］。

環境戰略是指企業基于外部環境要求，結合自身條件，對生產運營活動進行改進和革新，以減少環境負面影響、實現環境保護的系列戰略決策（曹洪軍等，2017）。本文基于雙元戰略視角，根據環境戰略實施目的和導向^［13］，將其劃分為反應型和前瞻型^{［1，5］}。其中，反應型環境戰略（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RES，以下簡稱“反應型”）是指企業從外部合法性視角出發，為避免利益相關者的懲罰并獲得認可，被動采取控制性綠色行動的系列決策；前瞻型環境戰略（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PES，以下簡稱“前瞻型”）是指基于內部驅動的競爭視角形成具有綠色差異化且主動采取高于一般合規性的預防性綠色決策行為。反應型和前瞻型的劃分并不意味著兩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受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協調并存的^［6］。

1.2 環境規制與環境戰略

根據制度理論，政策規制是影響企業決策、行為和績效的主要因素之一。企業通過選擇合適戰略應對外部壓力。面對不同環境規制約束，企業需選擇與其匹配的環境戰略^{［1，14］}。命令控制型的強制干預性要求企業必須采取相應戰略活動以達到規制要求，其作為政策、規范和標準等而具有的行政或法律穩定性以及持續性使得企業制定環境戰略時更積極^［9］，有助于促進企業開展反應型活動。同時，高效可靠的命令控制型能夠幫助優化生產運營技術，提高企業環境績效^［7］，所以企業會為獲得競爭優勢而制定前瞻型戰略，通過高于基本規制要求，進一步獲得利益相關者認可。但由于命令控制型往往是對末端污染排放的治理約束^［15］，會產生較大成本，企業出于績效考慮更愿意采納滿足合規性的最低標準^［3］，因此本文認為命令控制型對反應型戰略的影響大于前瞻型戰略?；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_1a：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前瞻型環境戰略；

H_1b：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反應型環境戰略；

H_1c：相比前瞻型環境戰略，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企業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效應更顯著。

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設計的目的是讓企業兼顧經濟與綠色，并能基于市場角度對企業產生獎勵而非懲罰^［2-3］。如果企業認為市場激勵型獎勵能夠使其經濟利潤最大化，并且環保技術使用能夠促進產業鏈升級發展，企業將更傾向于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實施前瞻型環境戰略^［1］；但若市場體系不完善，能夠獲得的獎勵有限，企業則傾向于控制成本，不進行技術升級，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本文認為，隨著市場體系不斷完善，企業投機行為減少，更注重充分享受市場激勵以提升自身競爭力。另外，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的激勵能持續較長時間，且激勵作用逐漸增強^［3］。因此，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前瞻型環境戰略的促進效應更顯著?；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_2a：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前瞻型環境戰略；

H_2b：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反應型環境戰略；

H_2c：相比反應型環境戰略，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前瞻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效應更顯著。

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并不規定企業必須采取某項具體環保措施，而是激勵企業參與更廣泛的綠色活動^［9］。若企業只是將其看作是針對利益相關者的“迎合手段”，自愿參與型對環境績效的影響有限，只會顯著影響反應型環境戰略^［16］；而當企業將其視為未來默認的行業規范并會影響經濟績效時，企業會致力于通過響應自愿參與型制定前瞻型環境戰略，設立潛在“進入壁壘”以獲得先發優勢^［9］。本文認為，盡管企業響應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是出于“迎合手段”或“環保工具”等不同目的，但企業經濟績效和創新績效會提高，同時，自愿參與型強調企業具有主觀環保意識，促使企業實施具有前瞻性環境戰略的綠色創新^［16］。另外，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制定主體對環境的要求并不滿足于常規的儀式化操作，企業象征性的努力往往達不到“搭便車”的目的，并且還需要投入大量成本^［13］。所以，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更能影響前瞻型活動?；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_3a：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前瞻型環境戰略；

H_3b：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反應型環境戰略。

H_3c：相比反應型環境戰略，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對企業前瞻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效應更顯著。

1.3 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

環境規制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作用機制已有較多討論^［7］。一部分學者根據新古典理論，認為環境規制會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對創新產生擠出效應，負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另一部分學者則更傾向于“波特假說”，提出環境規制能夠倒逼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加大綠色投入，在降污減排的同時實現生產效率提升?！白裱杀尽币只蚴恰皠撔卵a償”除取決于規制力度外，還受規制類型影響。如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倒逼作用最顯著，但其對企業短期內生產成本的沖擊較大^［2］；相對靈活的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出于長期有效的獎勵目的，對生產成本的要求較低，并能較長時間享受創新補償^［3］；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通過節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以及引入更有價值的稀缺資源，將遵循成本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16］，并且通過發揮環保工具的作用激發綠色技術創新^［4］。因此，不同類型環境規制盡管都會存在“遵循成本”和“創新補償”效應，但其效應有所區別。結合Wantao Yu et al^［14］的研究結論，以往有關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影響不確定或相悖的結論是因為忽略了環境戰略的介導作用，被動性和主動性在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與環境績效、財務績效關系間應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_4a：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因“遵循成本”和“創新補償”效應不同，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也存在差異；

H_4b：不同類型環境規制通過促進企業實施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雙元戰略，進而促進綠色技術創新。

1.4 環境戰略與綠色技術創新

根據自然資源基礎觀，企業能夠通過資源配置和能力調整影響環境。結合環境戰略制定動機和目的，本文認為，前瞻型環境戰略與反應型環境戰略均正向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并且前者更顯著。原因在于：反應型環境戰略關注控制污染排放能否滿足規制要求，趨向采取綠色工藝或末端處理技術^［5］，大多依靠外部供應獲得所需標準化技術與工藝，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因此前期所需成本較高但風險較低。尤其是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反應型環境戰略使企業在采取探索性行為時根據績效進行反饋學習^［13］，對效率類創新的驅動效應更顯著^［17］。前瞻型環境戰略具有組織特定性和路徑依賴性，需要在建立共同愿景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持續推進^［12］，關注從產品設計到生產過程中預防環境污染發生，趨向基于綠色智力資本、吸收能力、組織學習和跨組織協調^{［10，18］}等角度，從綠色產品、綠色設計和綠色生產等方面進行技術創新，企業在實施時風險較高但回報更大^［5］。由于前瞻型環境戰略能夠形成差異化與成本領先競爭優勢，企業更有意愿實施^{［6，15，19］}。與之相比，諸如利益相關者判斷或社會關注程度等其它因素對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效應更顯著，企業主觀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的意愿也會受到其影響而產生波動^［19］。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_5a：前瞻型環境戰略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H_5b：反應型環境戰略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H_5c：相比反應型環境戰略，前瞻型環境戰略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更顯著。

1.5 企業生命周期特征的異質性

根據資源基礎觀，企業績效取決于其能夠支配的資源以及資源編排能力，這與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息息相關。對于制造企業而言，成長期企業資源有限，生產運營成本較高，管理模式和組織架構仍在逐步改善。企業生存的關鍵在于提升認可度和拓展市場，因此其更傾向投入創新資源進行利基的技術創新以獲得更快更清晰的反饋^［20］。成熟期企業資源充裕，生產運營成本逐步降低，管理模式和組織架構相對完善，為獲得更高利潤，企業致力于開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等創新行為。當企業進入衰退期，將面臨更大風險和更激烈的競爭，急需轉型變革以尋找新的利潤點（陳紅等，2019），此時，生產運營成本因企業管理模式不配套以及組織架構缺乏活力而增大。當僅考慮綠色技術創新的長周期、高成本特性時，企業更希望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以最低風險達到合規要求^［21］。當企業不僅希望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提升合規性以迎合利益相關者，還希望帶動綠色產品和綠色管理等其它類型綠色創新時，企業更傾向實施前瞻型環境戰略并進行積極的戰略部署^［21］。此外，成熟期企業資源充裕，成本壓力較小，響應規制、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力度更大，以期通過提高合規性更大程度地享受市場激勵和“創新補償”，產生高于成長期和衰退期的環境績效^［21］。同時，成熟期企業的管理模式和組織架構更適合實施前瞻型環境戰略，資源支持和目標導向也更傾向于有風險但收益更大的綠色技術創新^［21］。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_6a：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異質性環境規制對成熟期企業反應型環境戰略的促進作用最顯著；

H_6b：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異質性環境規制對成熟期企業前瞻型環境戰略的促進作用最顯著。

H_7a：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反應型環境戰略對成熟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最顯著；

H_7b：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前瞻型環境戰略對成熟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最顯著。

H₈：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異質性環境規制對成熟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最顯著。

綜上分析，構建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客觀反映環境規制對企業環境戰略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本文選擇中國重污染制造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以使研究樣本受宏觀政策和行業屬性的影響較一致。篩選步驟如下：①參照2010年《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基于中國證監會2012年發布的行業分類標準，選擇重污染制造相關行業上市公司；②刪除ST、ST*公司以及數據缺失嚴重的公司，其它缺失數據用插值法補齊。其中，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數據來自《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專利數據和綠色專利數據來自CNRDS中相應的專利數據庫，參考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專利申請情況和綠色專利分類號標準獲得，其它數據來自環境研究數據庫中環境污染披露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及公司財務與治理相關數據庫。受限于數據可得性和完整性，選取2013—2020年358家重污染制造業上市公司面板數據，共計2 864個研究樣本，采用Stata16進行數據處理分析。

2.2 變量設定與測度

（1）綠色技術創新（GTI）。本文使用綠色專利申請數占當年所有專利申請數的比值衡量綠色技術創新。這是因為專利授予容易受到行政干預、年費繳納等方面影響，產生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王珍愚等，2021）。同時，專利在申請時通常已經投入到企業日常生產、研發和運營中并產生作用，能夠及時反映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2）環境規制（ER）。第一，命令控制型（CAC）：參考董景榮等^［7］的研究，利用熵值法構建各地區污染物排放強度，將各地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量與工業產出的比值作為衡量指標，污染物排放強度越高，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作用越弱。由于污染物排放強度與規制強度成反比，該項回歸系數為負表示命令控制型規制具有正向影響，后文回歸結果中同理。第二，市場激勵型（MBI）：參考董景榮等^［7］的研究，以各地區2013—2017年排污費收入和2018—2020年環境保護稅占當年地區工業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若公司在該年度進行環境投資，則將得到的比值與環境投資金額占企業總成本的比值相加，得到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通過結合費用與投資性，市場激勵型的測度更加全面^［16］。第三，自愿參與型（VEP）：借鑒解學梅^［23］的研究，首先采用企業是否獲得ISO14001認證進行衡量，若獲得認證則賦值為1，否則為0；其次，根據企業社會責任量化方法，若企業在社會責任報告中對已制定的環境政策與制度進行描述，各項指標賦值為1，否則為0，進行評分累計后標準化得分。

（3）環境戰略（ES）。參考解學梅^［27］的研究：①企業在社會責任報告中描述企業污染物排放情況時，若僅定性描述相關指標，則各賦值為1，若為定量描述，則各賦值為2，否則為0，據此，反應型（RES）取值為污染物排放各項指標評分加總后取均值；②企業在社會責任報告中描述綠色技術應用或污染治理情況時，若僅定性描述相關指標，則各賦值為1，若為定量描述，則賦值為2，否則為0，據此，前瞻型（PES）取值為各項指標評分加總后取均值。

（4）控制變量（Control）。為避免未觀察到的企業性質和能力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參照以往研究^{［3，11，23］}，控制以下變量：①環境動態性（ED）：企業過去5年銷售收入的標準差與均值的比值后取對數；②公司規模（CAP）：企業總資產取對數；③企業總收入（IC）：企業營業總收入取對數；④財務杠桿（LEV）：企業資產負債率；⑤成長性（GRO）：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率；⑥研發強度（RD）：研發費用占營業總成本的比值；⑦排污達標情況（PC）：若排污符合規定，則賦值為0，否則為1。

2.3 研究模型

本文擬采用逐步法驗證提出的研究假設，該方法已經被廣泛應用于面板數據和截面數據的中介效應檢驗^{［11，24］}?；诖?，建立式（1）-（3）對研究框架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探究。

GTI_it=α+βER_it+γControl_it+?_it（1）

ES_it=ρ+φER_it+σControl_it+κ_it（2）

GTI_it=θ+β'ER_it+δES_it+σControl_it+ε_it（3）

上述方程中，GTI代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ER代表異質性環境規制，ES代表環境雙元戰略，i和t分別代表個體與時間，?，κ，ε，π分別代表對應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在進行逐步回歸時，采用控制區域和時間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如表1所示，結果顯示，變量相關系數均不大，且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根據綠色技術創新、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前瞻型和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均值與標準差可以發現，我國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和戰略意識參差不齊，需要進一步加強綠色創新實踐。

3.2 回歸結果分析

結合本文假設和中介效應檢驗步驟^［24］，檢驗異質性環境規制通過環境雙元戰略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具體為：

（1）檢驗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結合模型2的結果發現，命令控制型（β₁=-0.001，p<0.1）、市場激勵型（β₂=0.001，p<0.1）和自愿參與型（β₃=0.005，p<0.1）環境規制均顯著正向影響綠色技術創新。據此，各類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均產生積極影響，并且不同類型規制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即假設H_4a成立。

（2）檢驗環境規制對企業環境戰略的影響。通過模型6-9發現，各類規制對反應型環境戰略（φ₁=-0.001，p<0.1;φ₂=0.005，p<0.01;φ₃=0.051，p<0.01）與前瞻型環境戰略（φ₁=-0.001，p<0.05;（φ₂=0.008，p<0.01;φ₃=0.078，p<0.01）均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假設H_1a、H_1b、H_2a、H_2b、H_3a、H_3b成立。

（3）檢驗企業環境戰略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結合模型3和4，在控制各類環境規制的同時，反應型環境戰略（δ₁=0.025，p<0.01）和前瞻型環境戰略（δ₂=0.019，p<0.01）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此時各類規制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由此，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在各類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間發揮中介作用^［24］，假設H_4b成立。另外，根據模型5，將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同時納入模型中進行回歸，結果顯示，兩者均顯著（δ₁=0.015，p<0.1;δ₂=0.010，p<0.1），即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均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假設H_5a、H_5b成立。

為進一步驗證各類環境規制與環境雙元戰略的相對重要性，采用優勢分析法確定貢獻程度，如表3所示。首先，根據模型1可知，在不同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貢獻度中，市場激勵型規制的影響最顯著，其次是自愿參與型，最后是命令控制型，證實了假設H_4a。其次，模型2的結果顯示，在前瞻型和反應型環境戰略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貢獻度中，前者大于后者，說明前瞻型環境戰略更重要，證實了假設H_5c。將各類規制對環境雙元戰略的影響納入同一模型進行分析，由模型3的結果發現，自愿參與型規制的影響最顯著，并且對前瞻型環境戰略的作用大于反應型環境戰略，證實了假設H_3c；市場激勵型規制的影響次之，其對前瞻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效用大于反應型，證實了假設H_2c；命令控制型規制對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效用大于前瞻型，證實了假設H_1c。另外，相較于市場激勵型規制，命令控制型規制對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更顯著，而對前瞻型環境戰略的影響弱于市場激勵型規制。這些說明基于監管驅動的反應型環境戰略受命令控制型規制的影響較大，基于績效驅動的前瞻型環境戰略受到市場激勵型規制的影響較大，而體現企業主觀環保意愿的自愿參與型規制對前瞻型環境戰略和反應型環境戰略均產生重大影響。

3.3 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特征的異質性分組檢驗

參考翟勝寶^［25］改進基于現金流的企業生命周期劃分方法，根據經營現金流、投資現金流和籌資現金流的不同組合判斷企業所處生命周期，具體判斷方法如表4所示，分析不同生命周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的差異，結果如表5所示。

（1）企業生命周期特征對異質性環境規制促進環境雙元戰略的作用檢驗。由表5中的模型1-6可知，除成長期命令控制型規制不顯著正向影響反應型環境戰略（φRES1=0.001，p>0.1）和前瞻型環境戰略（φPES4=0.001，p>0.1）外，其它規制對環境雙元戰略的促進效應與前文結論一致。其中：就反應型環境戰略而言，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命令控制型規制的影響差異不大；市場激勵型規制對成長期企業（φRES1=0.018，p<0.01）的促進作用強于成熟期（φRES2=0.012，p<0.01）和衰退期（φRES3=0.003，p<0.01）；不同企業生命周期階段受到自愿參與型規制的影響程度從大到小依次為成熟期（φRES2=0.062，p<0.01）、成長期（φRES1=0.051，p<0.01）和衰退期（φRES3=0.050，p<0.01）。就前瞻型環境戰略而言，命令控制型規制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的促進作用無明顯差異；市場激勵型規制對成長期企業的促進作用（φPES4=0.023，p<0.01）大于成熟期（φPES5=0.016，p<0.01）和衰退期（φPES6=0.007，p<0.01）；自愿參與型規制對衰退期企業的促進作用（φPES6=0.098，p<0.01）強于成長期（φPES4=0.063，p<0.01）和成熟期（φPES5=0.064，p<0.01）。綜上，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命令控制型規制對環境雙元戰略的促進作用無明顯差異；市場激勵型規制對成長期環境雙元戰略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自愿參與型規制對成熟期企業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和衰退期實施前瞻型環境戰略的促進作用更顯著，即假設H_6a和H_6b不成立。

假設不成立的原因可能在于：就命令控制型規制而言，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會按照最低合規水平實施相關戰略，其中，成長期企業資源較少，傾向于使用現有環保技術、減少不確定性項目投入^［22］。由于合規生產和應規排放會產生較大成本^［9］，因此命令控制型規制對成熟期和衰退期企業環境雙元戰略的促進作用無明顯差異，對成長期企業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就市場激勵型規制而言，相較于資源充裕的成熟期企業和希望將資源投向新業務、完成轉型的衰退期企業，其更能激發資源較少、處于成長期企業的積極性^［9］，助力企業通過實施環境雙元戰略獲得回報^［22］。成長期企業資源能力有限，成熟期企業資源充裕，為避免風險，它們都傾向采用投資成本較高但風險較小的反應型環境戰略，并通過自愿參與型規制提升企業合法性^［9］，而衰退期企業則希望通過自愿參與型規制來提升前瞻合法性并獲得先發優勢^{［9，13］}，更積極地進行轉型升級^［26］。

（2）企業生命周期特征對環境雙元戰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檢驗。由表5中模型10-12可得，除衰退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受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影響不顯著外（δRES9=-0.002，p>0.1），成長期（δRES7=0.017，p<0.1;δPES7=0.014，p<0.1）和成熟期（δRES8=0.055，p<0.05;δPES8=0.024，p<0.05）企業的環境雙元戰略均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與前文結論相符。其中，反應型環境戰略對成熟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最顯著，前瞻型環境戰略對衰退期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δPES9=0.026，p<0.1）大于成長期和成熟期，即假設H_7a成立，H_7b不成立。

分析H_7b不成立的原因可能在于：成熟期企業擁有充足的資源，能滿足規制要求，因此企業會減少前瞻性活動，避免企業采用具有風險的環境項目，降低不確定性^［5-6］。衰退期企業受限于產品結構和行業特征，僅對規制作出響應并不能扭轉衰退趨勢，在嚴格的綠色轉型背景下，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前瞻型環境戰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進入蛻變期^［22］，實現企業利潤和競爭力提升^［26］。

（3）企業生命周期特征對異質性環境規制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檢驗。由表5中的模型7-9可得，除衰退期命令控制型規制（CAC12=-0.001，p>0.1）的促進效應不顯著外，各類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與前文結論相符。其中，成長期企業受到的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CAC10=-0.001，p<0.1;MBI10=0.003，p<0.05;VEP10=0.007，p<0.1）強于成熟期（CAC11=-0.001，p<0.1;MBI11=0.001，p<0.1;VEP11=0.002，p<0.1）和衰退期（MBI12=0.001，p<0.1;VEP12=0.004，p<0.1），即假設H₈不成立。結合前文綠色技術創新驅動機制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差異，印證了環境雙元戰略在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間的介導作用，以及市場激勵型和前瞻型的重要性。

分析H₈不成立的原因可能在于：考慮到綠色技術創新知識與企業知識的差異性，企業聚焦于綠色知識與自身原有技術知識的結合。相較于成熟期企業，成長期企業內部制度和管理體系不完善，創新軌道尚未固化，更容易突破現有知識形成的技術壁壘（唐青青等，2015）。而成熟期企業受知識差異的影響，容易因為存在認知偏差導致知識壁壘提高，進而引發技術規模不經濟^［26］。另外，成熟期企業在基礎領域的技術深耕會分散創新資源，影響綠色知識吸收和轉化，一定程度上弱化綠色知識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效應^［26-27］。

3.4 穩健性檢驗

分別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替換中介變量、重復隨機抽樣、刪除從未申請綠色專利和從未披露環境治理數據企業的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以此檢驗研究結論可靠性。

（1）替換被解釋變量。通過替換綠色技術創新的測度變量，采用綠色專利對數與總專利對數的比值（GTI2）（楊金坤，2021）進行穩健性檢驗。改變綠色技術創新測度指標后的回歸結果如表6中模型1-5所示，可以發現，其與基準回歸系數的符號相同、顯著性相似，即前文相關結論穩健。

（2）替換中介變量。采用環境戰略柔性作為環境雙元戰略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陔p元理論，將環境戰略柔性（ESF）定義為企業在外部環境規制與內部企業資源能力約束下實現反應型環境戰略和前瞻型環境戰略的聯合平衡及戰略柔性。處理方式為：①將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標準化；②參考Zang^［28］提出的雙元公式：ESF=［（1－RES－FLS）× RES×FLS］/1?；貧w結果如表6中模型6-8，結合表2中的模型1-2，發現各類規制對環境戰略柔性均起到顯著正向作用（φ₁=-0.001，p<0.1; φ₂=0.004，p<0.01;φ₃=0.048，p<0.01），環境戰略柔性顯著正向促進綠色技術創新（μ=0.035，p<0.01），環境規制通過環境戰略柔性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成立且顯著（δ=0.029，p<0.01），與基準回歸得到的結論相同，即通過穩健性檢驗。

（3）重復隨機抽樣。采用Bootstrap重復隨機抽樣降低樣本選擇偏差^［29］，進行穩健性檢驗。對樣本抽取量設置為1 000，隨機重復抽取500次。將隨機抽取的樣本進行回歸檢驗，發現進行重復隨機抽樣后的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無明顯差異（限于篇幅，實證結果未展示，具體可聯系作者，下同），證明原結論穩健。

（4）刪除從未申請綠色專利的企業。由于樣本期內部分企業從未申請過綠色專利，可能影響研究結論。將樣本期內從未申請綠色專利的33家企業剔除，對剩余的325家企業共計2 600條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發現回歸結果與基準結果無顯著差異，說明原結論穩健。

（5）刪除從未披露環境治理情況的企業?？紤]樣本期內部分企業從未披露企業污染物排放與企業綠色技術應用或污染物治理情況，會影響對企業環境戰略實施的判斷。本文將樣本期內從未披露環境治理情況的29家企業剔除，對剩余329家企業共計2 632條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發現回歸結果依然支持原結論，進一步增強了結論可信度。

4 研究結論與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文按照“約束—響應—結果”的研究邏輯，基于雙元戰略視角，結合自然資源基礎觀和制度理論，構建了“環境規制—環境戰略—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框架，為解釋環境規制與綠色創新間的關系機制提供參考。研究發現：①各類環境規制均正向影響環境雙元戰略，其中，自愿參與型規制對環境雙元戰略的影響力均顯著，且對前瞻型環境戰略的影響大于反應型，命令控制型規制對反應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更顯著，而市場激勵型規制對前瞻型環境戰略的影響更顯著；②各類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存在差異，其中，市場激勵型規制的影響最顯著，其次是自愿參與型，最后是命令控制型；③環境雙元戰略在異質性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關系中起中介作用，反應型和前瞻型均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并且前瞻型的促進作用更顯著；④在環境規制驅動企業實施環境戰略的過程中，命令控制型規制對各生命周期階段企業的促進作用無明顯差異，市場激勵型對成長期企業環境雙元戰略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自愿參與型對成熟期企業實施反應型環境戰略和衰退期企業實施前瞻型環境戰略的促進作用更顯著。在環境戰略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反應型環境戰略對成熟期企業的積極效應顯著高于其它周期，前瞻型環境戰略對衰退期企業的積極效應最顯著。在環境規制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成長期企業受各類環境規制的影響最顯著。

4.2 政策建議與管理啟示

（1）為激發企業環保行為，政府應進行規制監管并加強制度保障。在通過命令控制型規制保證環?！暗拙€”的基礎上，政府應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激勵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引導作用。同時，倡導環保文化，鼓勵企業、第三方組織和公益組織自愿參與、自發開展環保行動，制定環保項目，調動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主動性，使各類規制充分發揮效能并形成互補效應。此外，要根據企業生命周期等情況，做好優化營商環境等工作，靈活調整各類環境規制力度，促進企業協調不同環境戰略，幫助企業降低運營成本。

（2）企業應結合外部環境壓力和自身生命周期特征靈活協調環境戰略，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形成競爭優勢。首先，響應綠色轉型和節能減排的時代要求與發展趨勢，培養環保意識，協調環境戰略和發展綠色技術創新。其次，權衡反應型和前瞻型環境戰略，兩者間的靈活協調有助于達到利益相關者合法性要求，并形成自身競爭優勢。在操作層面上，可以結合生命周期特征，在不同時期靈活運用環境雙元戰略、調整資源投入，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實踐，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績效雙贏，不斷提高對自愿參與型規制的響應，增強綠色創新能力，實現短期經濟收益和長期競爭優勢的雙重目標。

4.3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從綠色技術創新角度切入分析綠色創新驅動機制，事實上，綠色創新是一個復雜過程，后續可從技術、管理、營銷和研發等多維度探討，深入分析環境規制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其次，在分析綠色技術創新有效性的邊界條件時，未來研究可以綜合考慮環境友好型企業認證和政策補貼等福利因素^［7］，從監管和激勵兩方面考量外部制度背景的影響；最后，未來研究可考慮更多情景因素以及企業內部能力變化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如數字化轉型與綠色轉型協調、綠色資本和綠色學習交互，以期深化綠色創新驅動機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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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胡俊?。?/p>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Dual

Strategy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u Ke， Chen Guanju， Liang Jink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can enterprises gain market recogni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enterprises' green transformation shall take a long tim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enterprises to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R） is to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ES） and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TI）. Among them，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ubjects and forms of constraints， this paper divid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o command and control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CAC）， market-based incentive（MBI） and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VEP）.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and direction of its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strategy is divided into reactive （RES） and proactive （PES） types. On one hand， existing research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ingle regulatory influence to a multi-regulatory composite analysis， while the attention to regulatory constraints is mostly influenc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spontaneous constraints are less， and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effects and differences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overall driving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enterprises dynamically adjust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cannot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caused by coordinating du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In addition，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mpact on response regulati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behavior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life cycle stages. Therefore drawing on the natural resource base view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nvironmental strategy—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eavily polluting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how enterprises can respond to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coordinating du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The sample companies are determined by referr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uid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2010 and th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issu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in 2012， and the sample data of 358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0 are selected from China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Yearbook and CNRDS database， with a total of 2 864 valid observation resul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VEP has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o each strategy， and it has a higher impact on PES than RES; CAC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RES while MBI is more important to PES.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BI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llowed by VEP and finally CAC. （3） Environmental dual strateg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Various ER affect GTI by affecting RES and PES; both RES and PES promote GTI， and PES is more important. （4） For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life cycles， in the process of ER driving 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AC in each life cycle stag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MBI on ES in growth period is stronger; VEP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 in mature stage and PES in recession stage， and in the process of ES driving GTI，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ES in mature period is higher than in other period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ES in recession period is the greatest. In the process of ER to promote GTI，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row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ER is stronger.

By dividing the subject and form of constraints，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riv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dual strategy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veals the performance from external systems to internal strategies. It further expounds the dif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dual strategy in regulating and influenc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dual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e 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 and etc.，?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dual strategy. Moreover with the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enterprise life cycle scenario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en expanded.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 Life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