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西塘派”剔紅漆藝興起與工藝特征成因論

文／李傳文（福州外語外貿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

元代中后期，地處江南的嘉興路地區（今浙江嘉興一帶）經濟富庶。這里“罕習軍旅，尤慕文儒；不憂凍餒，頗勤農務?！保ㄔ齑T《至元嘉禾志》）政府“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的經濟政策有力刺激了官營及民營手工業發展。此時，嘉興漆藝設計亦在宋代基礎上獲得重大發展。以嘉興西塘地區的楊匯村（今屬嘉善縣）等地為中心，該地漆藝與金銀器工藝發展十分突出［ 此所謂“元代中后期”，以仁宗至順帝時代為標準，歷時五十余年（1311—1368）。綜合西塘派形成的時代條件及其工藝傳承的特征，再結合名工張成、楊茂相關史載，可將西塘派的興起和活躍期基本歸入這段時期內。張楊二人相關記載可見于明代萬歷 《嘉興府志》（萬歷二十八年刻本）及清代康熙年間的《嘉興縣志》（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在高檔漆藝方面，很快涌現出張成、楊茂、張敏德等工藝設計名家，在戧金工藝方面則以彭君寶為著，由此誕生以雕漆（剔紅）設計制作而聞名遐邇的地域性工藝流派——“西塘派”。該派承宋之典雅而更趨富麗之態，創造出“渾厚圓潤、藏鋒清晰而深厚清醇”的工藝新風，集中反映出宋元以來江南地區一貫追求附麗求美的地域性消費觀念。今天，我們尚可在“張成造”針劃款剔犀云紋盒（現藏安徽省博物館）及楊茂制剔紅“花卉紋”尊（現藏故宮博物院）等漆器設計上清晰可見。

迄今，學界對西塘派的興起與特色等系統性研究遠未深入。本文結合現有史料追溯元末西塘派工藝創新風格出現的歷史淵源，闡釋其工藝創新特征，從南北工藝文化交流、審美觀念轉化、復古風興起、消費趣味轉化、西塘漆藝美學及工藝創新等內外綜合性要素和角度覘視西塘派興起與創新成因。本文認為，西塘派的出現實質上反映出一個由（社會）外部的綜合性條件鋪墊、刺激而誘發其內部多元嬗變的工藝創新的歷程。

一、元末“西塘派”剔紅漆藝興起的外部動因

事物的發展與轉化源于外部條件的充分刺激和影響，由此誘發其內部發生根本性質變。元代，地處繁華的嘉興“西塘派”漆藝的興起亦是一個由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觀念等多種外部因素刺激和條件推動下的歷史進程，具有歷史必然性；這些要素從外部刺激嘉興漆藝發生根本性質變，從而產生出“西塘派”這一地域性高檔漆藝和創新設計風格。

1.1 “群工南渡”促進南北工藝交流

從歷史上看，政治要素向來是推進工藝變革的必備條件，尤其是當社會時局出現重大轉折和改變之時，它對工藝變革和新風的出現更具根本性意義，并在客觀上推進地域間的工藝文化交流。這是西塘派崛起的社會基礎。

1127年3月，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發生“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宋室殘部遂倉皇南逃，北方大量工匠亦隨同南遷。民國十六年（1927），學者朱啟鈐（1872—1964）為明代漆工黃成（嘉興西塘人）所著《髹飾錄》撰寫過一篇弁言（序言），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正與南北工藝交流相關：

北宋名匠多在定州，如刻絲、如瓷、如髹，靡不精絕。靖康之后，群工南渡，嘉興髹工遂有取代定州之勢[1]。

在隨逃工匠中尚有相當數量來自定州（今河北定州），由絲織、瓷藝與漆藝設計形成的著名的“定州風格”遂被帶到南方，從而為后來嘉興等江南地區漆工藝繁興埋下了伏筆，并導致江南地區一度流行的所謂“質樸”的漆藝設計之風發生根本性改變。長期以來，“郁郁乎文”的宋代社會頗流行淡雅美學，而宋代著名文士官員歐陽修、蘇東坡等人力倡“取之平淡”“寄至味于淡泊”的生活美學觀念[2]，由此深刻影響到宋代漆藝等工藝設計、審美及消費觀念。

然而，伴隨著“群工南渡”，這種既定觀念和傳統已被打破。南北工藝交流為新的地域性工藝風格誕生培育了沃土，嘉興漆藝由此迎來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按時間推斷，朱氏所謂“嘉興髹工遂有取代定州之勢” 顯然應發生在南宋，亦即是說，南宋時，嘉興漆藝已出現振興發展的趨向，至少也處于變革狀態——也許不甚顯著，但肯定再也不是北宋所流行的 “質樸”“平淡”之風了。雖然“南匠北來”導致“嘉興髹工有取代定州之勢”，但是，這個“取代”的歷程卻有百余年歷史，顯然亦是一個南北各類工藝（如漆器、瓷器及金銀器等）之間相互借鑒、交流和磨合的復雜歷程。

歷代皇室易祚往往帶來政局動蕩，必然導致社會亂象。此時，處于緩慢變革中的江浙漆藝受亂局沖擊，導致質次量低，不堪一比。此種情形自南宋一直延續至元初。從迄今所見的元初部分公文奏折中，可見宮廷和地方官府對江南漆藝產品質量之鄙視，江浙行省與四川行中書省等地進貢的漆器與各類皮貨、桐油等產品還被列為“不須防送”的“粗重物件”[3]，可想其劣。因此，宋元之際，嘉興等廣大江南地區的漆藝設計和生產應處低迷狀態。此時，江南地區工藝發展所面臨的現實情況是：一方面，群工南渡推進南北工藝交流，另一方面，既有的傳統工藝面臨改造機遇和創新抉擇。嘉興等江南地區漆藝正處于碰撞交流和變革創新的前夜。

1.2 江浙漆藝振興與管理奠定堅實物質技術基礎

早在宋代，江浙地區的漆藝、瓷藝和金屬工藝就很發達，而且南北工藝交流頻繁，它們成為宋元兩代江南地區最為流行的三大工藝品類。逮至元代中后期，在宋末“群工南渡”及南北工藝交流的推動下，江浙地區（包括今蘇、浙、贛等廣大區域）漸漸發展為元代最重要的地方漆器設計與生產中心。當時，除湖廣行省武昌路外，其它漆藝設計與生產均集中于富裕的江南地區，逐漸形成了江浙行省、江西行省這兩大全國性漆藝設計與生產中心。這樣，江浙漆藝在前代堅實的基礎上又得到了充分恢復和新的發展。繼宋代以后，除瓷器、金銀器等工藝之外，漆藝再次成為元代江南地區工藝消費的重要品類。

在此形勢下，為加強全國漆器的設計、生產及管理，元政府改革漆藝匠作體制，實行官營和民辦并存的形式，以官辦為主。在中央官營體制內設油漆局（1260），“董髹漆之工”。該局歸工部“諸色人匠總管府”直轄（1275），內配大使、副使各一員。隨著江南地區漆藝、金銀器等工藝的恢復發展，元初至元年間，元政府正式在嘉興路置“漆作局”、造作局（董造金銀器）及織染局（督造絲織品）等機構[4]，以全面促進嘉興地方工藝的恢復和振興。這就為元代中后期嘉興漆藝的創新發展奠定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和物質技術基礎。從元政府在江浙地區集中了全國漆藝設計生產的主要力量，足以表明對江南漆藝設計生產的高度重視，這亦為“西塘派” 的崛起準備了充分的政治基礎及社會物質技術條件（見表1）。

表1 元代中后期江南漆藝行政屬地管理

上述行政改革是與“靖康之變”引起的群工南渡的長遠影響密不可分的。在時局更迭和南北工藝交流擴大的情勢下，元政府通過加強管理適時推進地方漆藝恢復和振興，從外部為嘉興漆藝崛起準備充分條件。元代中后期，江浙行省嘉興路及江西行省吉安路的中高檔漆器的設計生產旗鼓相當，均已名聞遐邇。這兩地分別在雕漆和螺鈿等高檔漆器設計方面各具特色。此時，得益于政府的（贊助）扶持［這里引出的一個新問題是，西塘派的出現是否是官方（地方及中央）贊助的結果？從元代官辦和民辦并存的史實看，元代已有“官搭民燒”之先例，如在景德鎮民窯所燒制的御用瓷器，其官方贊助設計特征顯著。若從西塘漆藝的高檔定位及產品品質分析，亦不像一個自生自滅的民間工藝流派所為，其后更有可能有一個穩定的官方體制的扶持和推動］，嘉興西塘地區的高檔漆器工場發展尤其迅猛，產銷兩旺，逐漸發展出剔紅、剔黑、剔犀等多品種成系列的高檔漆藝產品，與嘉興的戧金、戧銀等高檔金銀器產品一起，充分占據江南高檔工藝品消費市場，滿足了該地區以地方貴胄及文士為對象的高檔漆器消費階層的審美心理需求。

1.3 新審美趣味觀與復古風氣的深刻推動

在上述物質技術和政治條件之外，還應提及元代審美趣味觀念的嬗變以及工藝復古氣氛的重要影響。

上文已述，宋代長期流行“取之平淡”的生活美學，并在素髹漆器設計中具有鮮明體現，其素雅、典雅及簡潔個性飽浸宋人溫厚篤實和含蓄濃厚的情感特征。宋代雖有典麗精美的裝飾性漆藝，以滿足江南富庶市民階層的特殊好尚，但理性內斂和含蓄典雅卻是宋代“雅”文化的主流設計觀（見圖1）。逮至元代，因異族統治的加強導致傳統審美觀念嬗變。在工藝審美和趣味觀念上，元代以粗獷豪放融入“精麗華貴”[5]，成為一種新的主流設計觀。

圖1 北宋九花瓣式漆碟

這在西塘派漆藝中已有明證。緣何如此？這里一個基本動因便是宋以降市民階層的擴大和市民經濟的成長，正是這一要素持續推進高檔工藝設計和高消費的發展。宋元之際，擁有堅實經濟基礎和工藝文化傳統優勢的江南漆藝逐漸從“靖康之變”和“群工南渡”的影響中恢復過來。元初，“華貴求奢”的新生活美學逐漸確立，而江南地區的高檔漆藝設計開始抬頭，并漸成主導性消費潮流。

另一推動要素在于元代中后期復古風氣十分流行。復古的本質是復興前代文化和工藝傳統以促進自身創新，而非耽于因循。元代復古工藝的特征之一是將宋代文人畫藝術（蘇東坡倡導的自娛寄興的“士人畫”）融入各類器物的裝飾性設計之中，使之增加藝術“雅趣”。元代中后期，江浙地區的漆藝設計中已彌漫此風。如出土于上海青浦的元代任明墓（1351）的元代“剔紅圓盒”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詩意裝飾而得宋人之趣，其精致的工藝特征使學者認為 “極可能出自張成一派漆工之手”[6]。這種雅趣還表現在元代前期嘉興民間對宋代緙絲工藝的復興運動中[7]。上述史實都發生于與西塘派興起時代關系密切的上海和嘉興地區（兩地相距甚近），這足可說明，宋代“雅”風對西塘派興起的影響是存在的，即使不具直接性，亦是一大契機。

元代工藝復古的另一個特征是，在制作華麗之外還有“胎大器厚”的典型造型特征；重要的是，這一征象改變了宋風（按：僅指“胎大器厚”征象，而非全部，其技法創新淵源仍出自宋風），乃基于元代華麗審美趣味觀的新創。這一特性已在元代嘉興等地的漆藝、瓷藝及金銀器等工藝設計中典型地表現出來。

元代工藝復古主要以宋器設計為楷模，且在江南更流行，為什么？其中一個要素便是，廣大民眾思慕宋代往昔的輝煌工藝，這就使得在統治力稍弱且“南人”（元政府對漢族的歧視性用語）集中的江南富庶地區，復興宋代傳統工藝成為江南工匠的精神追求，并得到官府的大力推動。這在元代中后期的瓷器、金銀器工藝復興運動中較為典型。譬如，元代哥窯仿宋官窯器如仿獸耳爐、鬲式爐，還有仿“投壺式瓶”（宋代司馬光語）等[8]，其胎質、紋飾及燒造工藝等“絕類古官窯，不可不細辨”[9]；與此同時，嘉興地區亦出現金銀器工藝復古新潮，“精于手藝，表表有聲” 的西塘名工朱碧山成為浙西銀工第一人[10]。迄今出土的部分元代仿古金銀器可為明證。

如此看來，包括嘉興在內的廣大江南地區業已形成地域性復古工藝潮流，這一定深刻而快速地推動西塘派的崛起。其實，我們在對該派漆藝實物的具體分析中確可見其 “胎大器厚”（尤器厚）和“華麗”“雅趣”等折中宋元工藝設計特征的審美創造。

二、變革與新創：“西塘派”剔紅漆藝工藝特征分析

在以上多種外部因素的刺激和條件的推動下，元代漆藝設計的整體風格、工藝特征、種類分化，以及消費趨向、審美趣味等均發生了不同前代的深刻變化，成為西塘漆藝崛起的直接動力。隨著元代江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張成、楊茂為代表的嘉興西塘的漆工們適應市場轉變，以特定高檔目標消費群體為中心，繼承宋元時南北“異工互效”的優良傳統，通過仿古借鑒和融會貫通，立足剔紅漆藝的工藝變革及創新，從而創造出既雅俗共賞而華麗典雅的新興設計風格。

2.1 歷史流行高檔工藝風格的一貫傳承

若回顧漆藝設計美學觀念的歷史變遷，我們會發現刺激西塘派漆藝高檔定位與工藝創新出現的內在深刻的關聯性。

早在先秦及兩漢時期，漆器已逐漸發展成一種擅長運用色漆、雕鏤及松石、螺鈿、蚌泡等高檔類材料鑲嵌的裝飾性工藝，并充滿一種浪漫主義藝術情調。由此奠定高檔漆藝設計的傳統，形成古代早期以身份為標志、以富麗為追求的漆藝消費趣味觀。此后，雖經魏晉南北朝由奢侈轉變為普通的審美變遷，但強盛的唐代又使漆藝再次向高檔化回歸。經過北宋典雅之風的浸潤，南宋以降又出現富麗設計新趣尚。綜上所述，傳統漆藝歷經“華麗→樸素→華麗” 的循環性發展和趣味嬗遞，其核心是隨著社會經濟和市民階層的發展壯大，人們對高檔漆藝的消費需求變得越來越普遍。這一點對于歷代漆藝設計的高檔風格具有根本性意義。我們還可看到元明清各代高檔漆藝設計及消費進一步擴大化的趨勢，此與社會經濟更加發達密不可分，而且在數百年內，江南地區普遍流行三大高檔工藝品類——瓷器、金銀器和漆器。對此，明清兩代的文人筆記及官書中多有記載，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論》、高濂《遵生八箋》、劉若愚《酌中志》、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清代張廷玉等主編的《明史》。

前文已述，元代形成基于粗獷豪放設計的“精麗華貴”的美學趣味觀，這是以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市民經濟的不斷壯大為基礎的。因此，在經濟與工藝發展基礎均雄厚的元代江南地區便自然產生與之相應的高檔工藝設計風格，形成高檔工藝審美觀念。由于具有地域經濟發達的天然優勢，加之歷史流行的高檔漆藝設計傳統的深刻刺激，這些要素都促使西塘派從一誕生便確立高檔、富麗的地域性設計品格；此外，因受宋代遺風的影響，又融入了宋人雅趣審美觀。實質上，我們從元代中后期的瓷器、金銀器等其它工藝設計中亦可清晰看出這種高檔趣味及風格的一致性，由此奠定西塘派的高檔創新的設計風格。

2.2 法宋而創新——剔紅漆藝工藝特征分析

2.2.1 紋飾工藝借鑒及創新 南宋以降，江南溫州等地的雕漆類高檔品向以“奇彩異制，奪目光烜”著稱于世[11]，識文、描金、剔紅、犀皮、螺鈿等奢華富麗品類應有盡有，充分顯示出富庶的江南地域具有高消費的歷史基礎；而且，群工南渡后并未對溫州漆藝產生太大的沖擊，反而通過南北工藝交流而進一步鞏固其作為漆藝設計中心的重要地位，并不斷擴大其在江南地區的輻射力，其影響力已在距其不遠的嘉興顯露端倪，成為西塘漆藝家們技巧創新的重要參照和動力源泉。

西塘漆工順應時變，廣泛吸收消化各類高檔工藝特色，其中，華麗的紋飾設計創新不可或缺。為此，漆工們融合宋以降諸器中流行的云紋、卷草紋等裝飾設計特色，并加以創新性發展。

宋元時期，江南流行的三大品類——漆器、瓷器、金銀器諸工藝通用的“云紋”（“如意云紋”）、卷草紋等裝飾是西塘漆藝家們常用的紋樣設計參照[12]（見圖2，3），同時，西塘漆藝家還融入不同材質、色澤和造型，以豐富紋飾設計創新。在與南方出土的部分宋代漆藝極為流行的卷草（云）紋裝飾設計比較中可看出其創新淵源。

圖2 南宋吉州窯釉下白釉褐彩纏枝紋梅瓶

圖3 元代釉下彩繪梅瓶

譬如，若將西塘工藝家張成所制的漆盒紋飾與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出土的“銀盒”紋飾及茶園山中心小學南宋陳氏墓出土的“鎏金銀鏡盒”等相比較（見圖4），我們會發現，二者在盒之造型、花卉紋形態設計及其協調性上各具特色，但張成漆盒花卉紋飾設計綜合了宋代云紋、卷草紋等造型和結構特點，繼而形成繁縟華麗的新的結構組織特色。從南宋初群工南渡和南北工藝交流頻繁的形勢考慮，再將西塘漆藝裝飾與南宋許峻墓出土的“漆盒”[13]（見圖5）、南宋雕漆“屈輪紋”盤（日本大阪府逸翁美術館藏）[14]，以及南宋堆朱屈輪紋方（圓）盤、南宋堆黑屈輪紋方盤（圖6，日本德川美術館藏，“屈輪紋”乃日本學者語，即“云紋”）等器表面之卷草紋等裝飾相比較，則既可發現其內在高度的關聯性，亦可發現西塘漆工運用異工互效手法的獨創性——云紋創造增強了其華麗高貴之品味；而且，西塘漆工多以黑髹與朱色相間，加之頗具宋風的刀法運用，從而創造出一種華貴而醇厚的云紋裝飾形態，與胎大器厚的漆盒造型相協調。

圖4 南宋陳氏墓出土鎏金銀鏡盒

圖5 南宋漆盒卷草紋

圖6 南宋堆黑曲輪紋方盤

有時，西塘漆藝家們還在漆胎中融入金銀材質及其制胎和裝飾工藝，從而極大增強漆藝的高檔品質。精致美化的紋飾、胎大器厚的造型及華麗有加的髹漆工藝相結合，構成了西塘派漆藝設計的裝飾基礎，奠定了其華麗裝飾風格的基石。

2.2.2 素雅底調和華麗紋飾的統一西塘漆藝家們又從宋代素髹漆藝中借鑒其質樸淡雅的品質以調和、完善裝飾設計，他們恰當吸收宋代素髹無紋漆器的簡樸特色，使之與漆器造型與紋飾相協調，以表現出獨特工藝美。

在西塘派興起和活躍的元代中后期，宋代南北兩大地域性素髹漆藝之風對其影響是深刻而全面的：一是宋代北方以瓷器及漆器的素面無紋設計為特色的“定州風格”隨群工南渡而影響包括嘉興在內的廣大南方地區；二是宋代江南本地如溫州的素髹無紋漆器設計對嘉興漆藝風格形成的直接影響。前文引朱啟鈐云：“北宋名匠多在定州，如刻絲、如瓷、如髹，靡不精絕?！弊鳛楸彼稳珖匾墓に囋O計中心，定州的定窯白瓷供御宮廷，形成色澤淡雅的“粉定”特色，與定州漆藝裝飾具有“異工互效”的關聯性，而“定州風格” 南下則對當時江西吉州窯的黑釉素面無紋瓷設計產生了直接影響[15]，這種素雅之風也為西塘漆工提供了復古和創新的靈感來源。

西塘名工認為，若將素面與紋飾設計相調和，于富麗中顯淡逸，便可增強漆器設計的古趣和美學品位。如在“張成造”剔犀云紋盒（見圖7）的紋飾設計即以統一的黝黑漆色為基調，醬釉底色與定瓷的醬釉色澤相類，其融入質樸的定州風格顯著。張成將單純的瓷釉與深厚的髹漆相結合、相統一，基于仿制而終于創造。簡樸統一的底色與其上成組的卷云紋飾設計相對比，在富有節奏美的云紋間以朱色線紋增加明度和對比層次，襯出周緣3組云紋，工藝單純洗練，胎大器厚的整體感較然。

圖7 剔犀云紋盒

在另一件“剔紅梔子花紋圓盤”設計上，盤內外均髹以單純的黃褐色漆，特別是盤內底色單純洗練，在“死地”上雕鮮艷活潑的梔子花紋，對比鮮明，宛若浮雕藝術，似乎尚存先秦青銅器底紋（回紋、席紋等）之古趣。這種不以地子錦紋作飾的“死地”手法恰好折射出“渾厚圓潤、藏鋒清晰”之宋韻，以“繁文素地”（《髹飾錄》）將淡雅宋風加以新創和延伸（見圖8）。類似創新還出現在楊茂設計制作的 “山水人物紋剔紅八方盤”（故宮博物院藏）上，而張成以錦紋——天錦、水錦、地錦（花錦紋）作底的“剔紅曳杖觀瀑圖盒”則重現了宋人雅集和豫游的理想世界。

圖8 梔子紋剔紅盤

2.2.3 髹漆與刀法新創 以上兩方面分析表明，西塘派高檔漆藝風格的興起始終離不開其化合宋風的努力，這種化合還表現在西塘漆工深峻渾厚的髹漆和細膩多變的刀法上，可謂將宋之質樸與元之華麗巧妙融匯之名手。在張成的“剔犀云紋圓盒”設計上清晰可辨通體髹以肥厚而黝亮的黑漆，3組云紋線條柔曲有致而流暢，髹色鮮亮而潤澤。其渾厚勝過宋人，典麗不讓戰國，正所謂“剔法有仰瓦，有峻深?！盵16]從總體上看，此盒漆質堅良，形制古樸而淳厚，也表現出元代胎大器厚的設計共性。

西塘派廣泛借鑒宋元流行的雕漆、瓷器、金銀器等制胎法，時以木灰、金屬為胎，在胎骨上層層髹漆達數十乃至百余層。其深峻穩健的刀法淵源我們可從一件南宋“堆黑屈輪紋盒”設計中見出（見圖9）。漆工以隱刀襯隱花，華美富麗。如張成所制木胎剔犀云紋盤（高3.3 cm）堆黑漆甚厚，盤內外皆以宋元流行云紋為飾，時見峻深的刀口斷面，露出圓潤的朱漆四道，它黑厚而朱薄，這便是其獨創“烏間朱線”（《髹飾錄》）。其深峻渾厚而黝亮的髹漆以融合創造而發展了宋代髹漆，特別是素髹工藝的特色。

圖9 南宋堆黑屈輪紋盒

宋代精細的漆刀法是西塘漆工創新設計技巧的重要源頭，漆工們又將其發揮至極，使之更趨細膩多變。名工張成的“剔紅梔子花紋圓盤”可為代表作。他在內外黃漆素地之上髹以鮮艷的朱漆，色彩純正；盤內橢雕一朵盛開的梔子花，盤外壁則雕卷草紋。此剔紅盤的特色不僅在于“繁文素地”和厚葉肥花的精湛髹漆，而且更體現在脈絡清晰而細若毫發的刀法運用上。張成以嫻熟多變的刀法于藏鋒運刀中見圓潤，于精細剔刻中見法度。在髹漆、紋飾、施色、運刀諸方面無不化合宋人特色而迭加新創。上述張成的“剔犀云紋圓盒”表現更為充分，特別是云紋刀刻深峻（1 cm），但線條回環而流暢，加之胎厚而典麗，完全形成西塘派高檔漆藝新貌。

三、結語

本文立足嘉興西塘派崛起的特定時代背景及其風格成因，從外在動因與內在變革兩方面分析探討這一地域性漆藝流派的興起要因，將西塘派的興起歸因于工藝創新、趣味嬗遞和審美觀念演進等各種綜合性要素影響下的產物，反映出外部條件成熟后刺激內部生變的創新歷程，因而具有歷史必然性。

西塘派發揮地域性傳統優勢，其設計制作的各類中高檔漆器與時興金銀器、瓷器（宋元時江南流行的三大工藝）等具有密不可分的互效關聯性，但其用途卻以陳設品鑒為主，觀賞性價值遠大于實用性意義，這是其高檔定位和迎合特定上層消費者審美需求的必然結果，與元代中后期經濟高度發展、消費分層及其趣味轉化相適應。西塘名工將宋人雅尚和古趣特色發揮光大，通過仿古借鑒和融會貫通，在雅俗共賞中顯示出富麗與雅致并畜的創新設計時代特色。

最后從歷史影響上看，這種高檔定位對此后——特別是明代江南地區漆藝設計和消費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明代蘇州等江南地區螺鈿漆器流行，其產地很可能便來自嘉興；此外，明初宮廷贊助高檔漆藝設計活動日益頻繁，西塘派傳人張德剛（永樂時）、包亮（宣德時，疑西塘人）等陸續進入明代最大的漆藝工場——果園廠，由此掀起古代御作贊助高檔漆藝設計新潮。顯然，以上史實皆與元代西塘派的深遠影響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