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0決策樹分析青少年孤獨感影響因素

郭小軍,潘文藝

(贛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江西 贛州 341000)

孤獨感是一種消極的主觀情緒體驗,產生于個體感覺自身的實際社會關系與期望之間的不匹配[1]。研究顯示,孤獨的體驗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普遍存在[2]。在過去的20年中,隨著我國經濟和文化的迅速發展,社會問題也隨之而出現[3]。青少年對社會變革的敏感度較高,社會變革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日益嚴重[4]。孤獨感作為影響個體身心健康的重要危險因素[5],可能會導致青少年面臨許多心理健康問題和多種問題行為的風險[6]。因此,研究青少年孤獨感的相關因素對于改善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 brenner)生態系統理論指出:生態系統由個體及其環境組成,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為發展提供動力,生態系統在個體、微系統、中心系統和宏系統不同層次上相互作用,其中個體是核心,其特征、經驗、信念和價值觀會影響其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同時,環境也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情感和認知[7]。相關研究表明,我們的行為和情感都受到環境的影響,孤獨感可以被視為個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8]。孤獨感是社會關系網絡中普遍現象,其發展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9],孤獨感作為人類的心理現象,其產生和發展與個體的社交環境、人格因素密切相關[10],這表明孤獨感受到個體與環境多方面的影響。因此,本文從個人和環境層面選取了自卑感、心理韌性和疏離感三個變量,并探究它們對青少年孤獨感的影響。

自卑感(inferiority)是指在和別人比較時,自身由于低估自己而感到羞恥、膽怯、恐懼甚至失去信心的情緒體驗[11]。疏離感讓個體感到自己無法掌控生活,感到被外界壓迫甚至被他人控制,從而產生不可控感、無意義感、壓迫感等消極情緒[12]。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們通過比較來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當個體感到自己處于劣勢時,容易產生自卑感和孤獨感。同時,人們傾向于與自己相似的人進行比較,感覺自己在同齡人中處于孤立的位置時,也會加劇孤獨感。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個體的自我認同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關,環境因素可能導致個體與他人的認同感降低,從而加劇孤獨感。研究還發現,自卑感和疏離感的組合可能導致更高的孤獨感[13]。

心理韌性(resilience)是指個體在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困難、悲劇、威脅或其他重大壓力時,能夠保持冷靜,并具有“反彈能力”[14],包括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家庭支持和人際協助5個維度,其中目標專注、情緒控制和積極認知是個體層面的,被稱為“個人力”。自我決定理論認為,滿足自主性、能力和人際關系三種需求是人們感到滿足和健康的關鍵。研究發現,個人力與孤獨感呈顯著負相關,個人力越強,孤獨感越弱[15]。此外,研究還發現,個體對生活事件導致壓力的主觀評價也能夠預測孤獨感的出現和程度[16]。

以往對孤獨感研究主要采用變量中心的視角,以變量為中心的研究結論主要是基于樣本的平均水平,對于個體異質性的揭示并不充分。通過探究個體因素,我們可以分析不同因素在個體中的組合方式,以及這些組合與青少年孤獨感的關系。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是一種以個體為中心的分析技術,能有效揭示個體間的異質性[17]。然而,潛在剖面分析對不同剖面的影響因素主要基于多項式logistic回歸,這種方法對變量的深層次數據挖掘和決策分析能力有限,易受共線性問題影響,且在評估某種因素組合對因變量的效應時,需要人工設計因素組合,難以很好地實現統計分析效能。決策樹分析可以有效解決這一難題,它是一種分層的方法,用于將樣本分為不同的子群,并生成直觀的樹狀圖描述各因素的交互作用。這種方法可以清晰地展示不同子群的不同結果的特征比例以及對分類或預測有意義的變量。此外,決策樹可以處理多種類型的數據,包括數值型、二分類和多分類資料,并且能夠處理缺失數據,生成的規則為決策提供重要依據[18]。因此,本研究將潛在剖面分析與C5.0決策樹相相結合,以更全面、準確地理解不同剖面的孤獨感以及不同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從而為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緩解青少年的孤獨感、提高其生活質量提供理論基礎。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樣方法,從江西省3所中學抽取六年級至初三年級學生作為樣本進行分析。所有參與者均自愿參與本次調研,且獲得班主任及家長的同意。共收集1 430問卷,其中1 134份有效。人口學變量相關情況見表1。

表1 青少年在人口學變量上的人數分布表

1.2 研究工具

1.2.1 自卑感量表

弗萊明(Fleming)和考特尼(Courtney)[19]編制的自卑感量表,包含36個題目,涵蓋自尊、社交自信、學業能力、外貌和體能5個維度。采用Likert7點計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總分越高,自卑感越強。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07。

1.2.2 青少年疏離感量表

楊東和吳曉蓉[12]編制的青少年疏離感量表,包括社會疏離感、人際疏離感和環境疏離感3個因素,共52個項目,其中6個為測謊題。量表采用7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總分越高,疏離感越強。量表在本研究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23。

1.2.3 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

胡月琴等[20]編制的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包括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家庭支持和人際協助5個維度,共27個項目,其中目標專注、情緒控制和積極認知屬于個體層面的,命名為“個人力”;而家庭支持和人際協助屬于支持系統,命名為“支持力”。該量表主要反映青少年在逆境下的認知、情緒、行為及環境對其抵御逆境、獲得良好適應的有效性。量表采用5點計分,分數越高,心理韌性水平越高。本研究總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55。

1.2.4 孤獨感量表

采用羅素(Russell)等[21]編制、劉平修訂的中文版孤獨感量表(第三版),共20個條目,采用4點計分(1＝“從不”,4＝“一直”),其中9道為反向計分條目。該量表測量個體體驗到的孤獨感,分數越高,孤獨感水平越高。量表在本研究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06。

1.3 統計分析

本研究首先使用SPSS 26.0進行數據整理、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然后使用Mplus 8.3進行孤獨感潛在剖面分析,最后使用SPSS Modeler 18.0 建立決策樹,以探索青少年孤獨感的影響因素。

2 結果

2.1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皮爾遜積差相關矩陣見表2和表3。從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自卑感、疏離感與孤獨感兩兩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自卑感與個人力、疏離感與個人力、個人力與孤獨感之間則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

表2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表

表3 各變量的相關分析矩陣

2.2 孤獨感潛在剖面分析

孤獨感的不同剖面數量、潛在剖面模型的模型擬合指標和熵值見表4。從表4中可以看出,隨著模型剖面的增加,AIC、BIC、aBIC等指標會出現下降,2－3類剖面模型的LMR、BLRT 均達到顯著性水平;4類剖面模型的AIC、BIC和aBIC的指標最低,但是LMR＞0.05并不顯著,因此不能被接受。相較之下,3類剖面模型AIC、BIC、aBIC值更小,熵(entropy)值達到了0.89,因此,最終確定3類剖面模型為最優潛在剖面分析模型。

表4 孤獨感潛在不同剖面模型的擬合

在孤獨感3類剖面模型中,剖面1有337名青少年(29.72%),其孤獨感均分較低,命名為低孤獨感組。剖面2有691名青少年(60.94%),其孤獨感均值較高,該剖面青少年的孤獨感在各條目上的得分波動較小,并且在“3你常感到沒人可以信賴嗎”等與情緒有關的條目上得分最高,命名為情緒孤獨組。剖面3有106名青少年(9.35%),其孤獨感均分介于1剖面和2剖面之間,并且在“1你常感到與周圍人的關系和諧嗎”等與社會交往相關的條目上得分較高,命名為社會孤獨感組。具體見圖1和表5。進一步分析顯示,低孤獨組、情緒孤獨組和社會孤獨組的青少年間的孤獨感水平差異顯著(p＜0.001)。

圖1 孤獨感的潛在剖面圖

表5 三剖面模型的剖面結果及方差分析表

2.3 決策樹分析

決策樹分析結果見圖2,該決策樹共分為3層,包含4個終結點。在第一層,根據自卑感進行分支,自卑感是對青少年孤獨感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在第二層,根據疏離感進行分支。在第三層,根據個人力進行分支。該決策樹模型對孤獨感的預測準確率為73.03%,表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

圖2 C5.0 決策樹形圖

整個決策樹分支情況見表6。由表6可知,自卑感＞81的青少年中,大多屬于情緒孤獨組(75.82%);自卑感≤81、疏離感＞145的青少年中,大多屬于情緒孤獨組(54.32%);自卑感≤81、疏離感≤145、個人力≤46的青少年中,大多屬于社會孤獨組(63.64%);自卑感≤81、疏離感≤145、個人力＞46的青少年中,大多屬于低孤獨組(73.19%)。

表6 C5.0 決策樹終末結點的分類規則表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孤獨感可以被分為3個剖面:低孤獨感組(29.72%)、情緒孤獨感組(60.94%)和社會孤獨組(9.35%)。這表明,大部分青少年存在較高程度的孤獨感,且孤獨感存在差異,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符[22]。孤獨感作為心理現象,其產生和發展與個體的社交環境以及人格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10]。有研究將孤獨感分為情緒孤獨感和社會孤獨感,前者由于依戀需求得不到滿足而產生,后者是由社交交往缺乏和團體歸屬感不良所導致的[23]。因此,本研究中,情緒孤獨組與情緒有關的條目上得分最高,社會孤獨組與社會交往相關的條目上得分高。

研究還發現,自卑感、疏離感和個人力對不同孤獨感組的影響存在差異。在決策樹中,自卑感作為第一層分支,說明它是影響青少年孤獨感的最主要因素,自卑感較高的青少年大多屬于情緒孤獨組。研究表明自卑感與孤獨感高度相關[24]。疏離感會降低人們對社交互動的需求,減少與他人的互動和交流,導致情感上的孤獨感,同時可能引發壓力和焦慮等負面情緒,加劇孤獨感[14]。在自卑感較低的青少年中,若疏離感較低,其孤獨感也較低;反之,疏離感較高的青少年大多屬于情緒孤獨組。研究認為疏離感和孤獨感存在正相關關系[25],調查結果顯示,這兩者具有顯著的正向聯系,表明它們密切相關[26]。疏離感可能導致個體出現多種心理問題,產生情緒障礙,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產生孤獨感。當自尊和疏離感相同時,個人力低的青少年往往處于社會孤獨組,而個人力高的青少年則往往表現出較低水平的孤獨感。以往研究發現,心理韌性的個人力方面(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能顯著負向預測孤獨感程度[27]。同時,有研究表明個人力和孤獨感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個人力得分越高,孤獨感越低,個人力是中學生的保護性因素[28]。這表明個人力可以幫助青少年克服孤獨,因此,我們需要深入探討青少年個人力的提升方法,并積極推廣和應用這些方法到實踐中。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研究由于時間和客觀條件等因素的限制,所采用的青少年孤獨感量表不盡完善,社會孤獨感水平的數據相對較少,后續研究可以增大樣本量;其次,本研究采用了橫斷研究設計,即在同一時間對不同變量進行研究,但由于時間上的偏差,無法準確推斷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未來可以考慮引入縱向設計來深入探索;最后,本研究被試僅為江西省3所中學的學生,所以實驗結果推廣到其他群體可能存在困難,未來會在更多的被試群體中檢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