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探究

趙世樂

摘 要：《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了《柳邊紀略》《龍沙紀略》《卜魁風土記》《黑龍江外紀》《卜魁紀略》五篇關于清代黑龍江地區的私修方志，這五篇方志是清代學者實踐觀察所得，從多個方面記錄了清代黑龍江地區的地域面貌和人文圖景。從創作背景和文獻內容來看，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具有內容翔實、角度廣泛的特點，以及存在片面性、主觀性等局限。在史學研究中，也充分體現了在黑龍江地區地方史、邊疆史和民族史領域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７ — ００33 — ０4

清代東北乃龍興之地，自入關后，為確保經略內地無后顧之憂，故土免受侵擾，先后于關外設立鎮守盛京等處將軍、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將東北納入中央直接管轄范圍。清初，沙俄屢次侵犯東北邊疆，為抗擊沙俄，遂于康熙二十二年設將軍副都統駐黑龍江，分吉林西北地為黑龍江地區。本文所討論的黑龍江地區僅為黑龍江將軍以及清末改設黑龍江行省所轄區域范圍，與現黑龍江省行政區劃有所差異。

黑龍江地區為極邊之地，氣候惡劣、地廣人稀，由于邊禁政策的約束，較原始落后，不似內地繁華，鮮有文人到此游歷，因此有關本地的文字記載寥若晨星。清末地理學者王錫祺素藏輿地游覽之書，編輯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刊錄了相對完整的清代地理文獻。本文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收錄的楊賓撰《柳邊紀略》、方式濟撰《龍沙紀略》、方觀承撰《卜魁風土記》、西清撰《黑龍江外紀》、英和撰《卜魁紀略》五篇私修方志為主要研究對象，結合文本內容探究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的特點及史料價值。

一、五篇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概覽

私修方志所載見聞多為作者親身游歷所得，似筆記瑣碎龐雜，又無特定的書寫規范及篇幅要求。筆者根據五篇私修方志的作者人生經歷，從方志的寫作角度和內容特色，回溯清代私修方志中的黑龍江地區見聞。

（一）楊賓撰《柳邊紀略》

楊賓（1650-1720），浙江山陰人。順治末年楊賓的父親因通海案被捕，遣戍寧古塔地區?？滴醵四辏?689）楊賓出關省親，前往寧古塔等地?？滴跞辏?691）他的父親病故，楊賓再赴寧古塔，扶柩、奉母回南?；貋砗蟾鶕谌庵娝勁c調查研究所得，證以相關文獻，撰寫了《柳邊紀略》。作者在此久居之時所見所聞為編寫《柳邊紀略》提供了素材，然而更多的則是由于“先子謫居久，變其國俗，不異于管寧、王烈之居東，寧古塔至今悲思之”［1］?？芍獥钯e撰寫《柳邊紀略》一方面是由于父母久戍此地而表達對父母的思念，另一方面是作為文人所具有的責任感的呼喚。

《柳邊紀略》中不分門目，大致內容包括柳條邊外城鎮、關塞、山川河流等地理見聞；官制、兵制、屯戍等軍政見聞；部族、物產、風俗等文化見聞。其中有關驛站、卡倫等內容，是楊賓在旅途中，親歷所記。梁啟超曾經評價《柳邊紀略》是開創“邊徼地理之研究”［２］風氣的史志著作。

（二）方式濟撰《龍沙紀略》

《龍沙紀略》的作者方式濟（1676-1717），安徽桐城人。曾祖方拱乾為明天啟年間進士，著有《絕域紀略》；祖父方孝標任弘文院侍讀學士，著有《滇黔紀聞》。方式濟中年喜中進士，官至內閣中書，祖父方孝標因文字獄落難，方式濟及其父方登峰等也受到牽連被貶，流放到黑龍江卜魁地區。方式濟在十多年的流放生活中，備嘗生活之艱辛，“躬自炙炕，塵荊棘風雪中，兩手皸裂”［３］。為使精神世界變得充實，方式濟常同父親一起研習經學?！笆綕米∮谒?，又閑居暇，得以游覽詢訪，究其詳悉?！保郏矗蓍L期的邊疆生活，激發了方式濟對當地風俗民情的興趣，也使他看到東北地區歷史、地理記載的匱乏及史書記述的謬誤，從而喚醒了方式濟糾正史志不確的決心和創作的靈感。于是方式濟開始跋山涉水，不辭勞苦，到各地進行實地踏查、尋訪，在逆境中終于完成了這部關于黑龍江卜魁地區的地方史志。

《龍沙紀略》是關于卜魁地區甚至是黑龍江地區最早且記述較為全面的私修地方史志。主要內容包括方輿、山川、經制、風俗等九類［５］。記載了黑龍江地區的歷史沿革、山川地理、物產貢賦、民族民俗、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對于研究黑龍江地區在清代及之前的歷史，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方觀承撰《卜魁風土記》

方觀承（1698-1768），安徽桐城人，方式濟之子?？滴跷迨辏?713）其父方式濟及其祖父方登峰、曾祖父方孝標因文字獄落難受到牽連被貶，流放到黑龍江卜魁地區。其子方觀承雖未一同前往，但每年都要隨兄弟二人前往黑龍江地區探親，路途中的風土人情從方觀承所作《卜魁風土記》可觀其大略。［６］該書對卜魁方隅、山川、氣候、物產、民族、風俗、貿易、邊防等項均有記述。其中關于物產和貿易的記載較為豐富，如清代黑龍江地區盛產貂皮，《卜魁風土記》言：“貂產索倫之東北，捕貂以犬”，因“貂愛其毛，受噙不自戕，犬知毛貴，亦不傷以齒”，往往生擒，貂皮完整，色澤艷麗。［７］關于交易的物品記載，如釜甑等器具在邊疆地區極其少見，往往需要在集市用貂來交易獲得，早時按貂乘滿釜的數量來交換，隨著與內地的交流日益頻繁，后來用一只貂可換數釜。［８］文章用筆簡樸，內容詳實，文字雖少，然亦為黑龍江地區史地要籍。

（四）西清撰《黑龍江外紀》

西清，滿洲鑲藍旗人。姓西林覺羅氏，鄂爾泰曾孫，其家境曾顯赫一時，不料后世日漸沒落。嘉慶十一年（1806），在黑龍江將軍觀明的幫助下，西清來到黑龍江地區初任義學教師，后擔任衙門銀庫主事。在齊齊哈爾任職期間，與流人交好，閑暇之余廣聞地方風土軼事，甚至有資格翻閱衙門所藏檔案、公牘，通過走訪調查，經整理寫就《黑龍江外紀》八卷。

《黑龍江外紀》的內容主要包括與地理及歷史有關的方方面面。西清記錄了黑龍江及周邊行省、州縣、城池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征、氣候和資源狀況，還分析了當地部族、語言和社會等細節。對當時黑龍江地區的自然狀況、物產資源、生產生活、社會和文化發展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描述，尤其是清代中期的內容非常豐富，保存了大量關于中俄邊疆的資料。［９］這類資料或是其他檔案中沒有記載的，抑或能夠擴充現有歷史認知的細節。此方志是研究我國清代黑龍江地區地理沿革、邊疆局勢、人文風俗等至關重要的私修方志，為我們研究黑龍江地區邊疆政治沿革以及地方特色等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五）英和撰《卜魁紀略》

英和（1771-1840），滿洲正白旗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世代皆為朝廷命官。道光八年（1828），寶華峪孝穆皇后陵寢浸水案發后，英和作為主要承辦者，責任重大，“著加恩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1０］，因而被流放卜魁。但他并未就此消沉、頹廢，而是以極大的熱情，對卜魁的地理風物進行了踏查、尋訪，并著書立說，遂編撰有《卜魁紀略》一卷。主要記述了關于卜魁的城鎮建筑、兵丁職官、天文地理、風俗見聞、祭祀廟宇、山川河流，以及教育、貿易、戰船、操演等內容，足以證實清代黑龍江地區物產之豐饒，民風之淳樸，也充分證明了清朝對黑龍江地區的有效統治，是研究黑龍江地方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二、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的特點

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文獻中，無論是自然、人文等地理見聞，還是官制、邊防等軍政見聞，抑或是風俗文化見聞，都為我們展現出了清代黑龍江地區的地域面貌和人文圖景。作為極具地域特色和時代特征的歷史文獻，無論創作背景，還是文獻內容，都鮮明地體現出內容翔實、角度廣泛的特點，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觀性等局限。

（一）內容翔實

從這五位作者的撰寫私修方志的創作背景及人生經歷來看，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有在黑龍江地區生活的經驗。無論流寓他鄉的流民、當地任職官員抑或省親游子，他們在黑龍江地區獲得的游歷見聞、生產生活及風土民情等方面經驗，編寫了大量的筆記、風俗志等私修方志。這些私修方志的資料來源相對來說更為廣泛，不僅有正式的官方記錄資料，還包括土人口述、遺跡考察、親身經歷等多種形式的信息獲得途徑，因此其資料收集更具有多樣性和日常性，內容更加翔實。這對于我們研究清代黑龍江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價值，因為它們記錄了清代社會、文化與經濟領域的一些細節，有助于我們了解當時的人際關系、風俗習慣以及經濟活動等等。

（二）角度廣泛

在清代，官方對方志的編寫有規定和程序。當時在黑龍江地區編寫方志的工作主要由滿洲八旗和漢人官員負責，他們按照官方規定，主要收錄一些行政管理、地理資源、軍事防御、人口情況等基礎性內容。清代關于黑龍江地區的方志不多，主要有《黑龍江通志》，是一部由清朝吉林將軍李經國主持編纂的全面性方志，共152卷。此外還有《黑龍江志》，是清光緒年間人物魏鵬舉所編纂的地方志書，共32卷。由于官方對方志的內容有規定，因此其收錄范圍和內容角度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地區文化等未必得到很好的體現。

相比而言，私修方志在收集、整理和編纂方面更為靈活和自由，更能適應作者的寫作動機和資料來源，更具有廣泛性。多由官員、流人、商賈等自發編纂，其內容常常涵蓋飲食、服飾、禮儀、習俗、文化等多個方面，收錄的信息較為全面和豐富，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從角度廣泛的角度來看，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比官修方志要更具優勢。私修方志編纂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社會環境和不同的需求展開講述，解析一些更加細致入微和有特定意義的方面。當然，在使用私修方志時，需要注意甄別其真實性和權威性。

（三）片面性與主觀性

雖然私修方志對于研究黑龍江地區的歷史、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優勢，但它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私修方志內容方面存在片面性。由于流人在戍邊生存的過程中，作為記錄者可能面臨極端的環境和復雜的情形之中，使得記錄的資料不可能完全充分，而且往往只是記錄者的個人陳述，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可能存在偏差。如楊賓在《柳邊紀略》中記載楛木得之于虎兒哈河，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相傳為肅慎楛矢。［1１］據《滿洲源流考》考證，肅慎國楛矢實際長度與楊賓所述差距甚遠，且根據遼東志略記載：肅慎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鐵，取以為鏃，即石砮，認為楊賓將石砮誤以為楛木。［1２］另外流人筆記的客觀性也需要謹慎對待。由于記錄者的主觀意識、語言表述等因素的影響，所述內容往往帶有一定的主觀因素，對具體歷史事件、人物等的描述可能存在偏頗之處。同時，由于流人筆記的寫作對象和所處時代不同，內容可能存在矛盾或錯誤，需要讀者多方考證。

由于流人筆記的收集和整理存在困難，因此會出現流傳有限、難以完全收集的現象，這也會對它們的研究價值產生影響。綜上所述，清代黑龍江地區的私修方志雖然對史料補充和全面性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由于其內容的片面性、主觀原因的不確定以及收集的困難性，需要我們在使用時進行分析和鑒別，并結合其他史料進行比對和甄別。

三、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的史料價值

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記載了大量官方史料中缺失的細節，內容翔實、范圍廣泛，涵蓋了清初到清末黑龍江地區軍政、地理、文化等各方面線索，可從地方史、邊疆史、民族史等領域開發其史料價值。

（一）地方史

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是能夠反映清代黑龍江地區歷史、文化、社會風貌等情況的地方志書。對于研究清代黑龍江地區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地方史學參考。

在地理方面，私修方志對于黑龍江地區的地理環境、地形、氣候、水土條件等方面進行了翔實的描述，對人們了解和了解該地區地理環境的變化、影響黑龍江地區文化特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在政治方面，私修方志中詳細記載了黑龍江地區的城建和官制，如《柳邊紀略》與《龍沙紀略》對卜魁、墨爾根、艾渾三城的官員設置情況皆有記載，但因所處年代不同，所記官級、官缺、數目等皆有差異，查閱時需仔細辨別。其中，卜魁城是私修方志中軍政描述最詳的，《卜魁紀略》中就有大量關于卜魁城官兵的記載，從將軍衙門、內城到水師、驛站卡倫等大小官員的職銜、職責、數額、統屬關系等都有所體現。

關于經濟方面的內容，如“楚勒罕”是當地的集會，《卜魁紀略》記載，每當集會，“各處旗民商賈來集，以葦為墻，值風雨則蔽以草茅，或即以車為屋棲止焉，來集者多攜眷口”。［1３］此類史料可用于深入研究當時的經濟發展模式、市場特色等問題。

在文化方面，私修方志中記錄了許多關于黑龍江地區的民間風俗、宗教信仰、婚嫁、葬禮、節日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史料不僅直觀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生活狀態和風俗文化特點，也對于探究黑龍江地區文化發展的演變和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邊疆史

私修方志中可找到許多關于黑龍江地區歷史上的戰爭、戰略、軍事部署等方面的資料，反映了當時軍政生活、戰爭趨勢和政治體制等方面的情況，為研究清代黑龍江地區的政治、軍事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龍沙紀略》寫道：卜魁、墨爾根、艾渾三城兵丁除了常規的滿漢八旗外，還有大量的索倫、達呼里、巴爾虎等部族人口充任，甚至“三城兵籍，達呼里居數之半”［1４］，可見當地少數民族亦參與到黑龍江地區邊疆防御等軍政活動之中。另外，《黑龍江外紀》中還記述了呼倫貝爾城和呼蘭城的官制與兵制的情況。黑龍江地區邊境線漫長，環境嚴苛，因此邊防重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恫房L土記》記載，五月牧季，曾派官率百余人前往鄂爾姑納河巡邊，觀察河界兩岸沙草有無放牧痕跡，防止因此侵損碑界。巡邊者不僅要前往人跡罕至的邊界，路途更要經過兇險之地，如《龍沙紀略》云，巡邊者經過察哈鹽火山需乘舟而過，長桿甚至可取山火。私修方志中還有關于防御設置、沙俄入侵等軍政活動的豐富記載，為我們研究黑龍江地區邊疆政治沿革以及軍事部署等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對于邊疆史研究，依據私修方志這種史料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黑龍江地區的歷史，揭示邊境地區的沖突和軍事行動，有助于彌補官方檔案收錄相對較少的缺陷，并且也為編撰更加真實、全面的史料鋪平了道路，因此私修方志對邊疆史的研究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民族史

私修方志中對黑龍江地區少數民族的敘述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它們提供了了解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化的視角，尤其是提供了官修史書所沒有記錄的少數民族生活細節、風俗習慣、社會組織形式等非常詳實的史料材料。少數民族部落在黑龍江流域廣泛聚居，隨著漢人不斷遷入東北，逐漸呈現出融合的趨勢，但仍以少數民族部落聚居為主。此類以《黑龍江外紀》所記最詳，包括俄倫春、赫哲、索倫、達呼爾、蒙古、費雅喀等族。方志內記載了各部族聚居的地理位置、族類、姓氏等基本的民族特征。［1５］此外，私修方志還記錄了數條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居住環境、生活習俗以及在時代變遷下被裹挾的政治互動，為民族史與邊疆史研究提供豐富的史料。

在研究少數民族歷史中，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中原王朝和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經過長期的交往與融合，形成了中華民族全面的多元文化。同時，少數民族文化也對中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僅僅看待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的“治理”，而應該更為注重在多民族的合作、交融與共同進化中建立起完善的國家。從清代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中不難看出，原生族群與遷入族群在文化交融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全面性、平等性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可以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和諧共建。因此，通過私修方志研究黑龍江地區少數民族歷史對于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義重大。

王錫祺匯編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乃地記巨制，搜羅了清代各地史地文集，其豐富程度在當時前所未有。本文以其中收錄的五篇黑龍江地區私修方志為研究對象，在一定程度概括出此類方志史料共通的特點及價值。如續編、再續編中的《黑龍江述略》《黑龍江地略》，以及未收錄的《黑龍江志略》等私修方志皆大同小異。但由于每篇私修方志的完成受到作者體驗、寫作背景、側重點等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因此它們所呈現的特點與史學研究中發揮的功用、價值等存在特殊性，需要進一步做差異化研究。

〔參 考 文 獻〕

［1］顧永年，楊賓.梅東草堂詩集·柳邊紀略·塞外草［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354.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282.

［3］方苞.方望溪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91：368.

［4］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70）［M］.北京：中華書局，2003：628.

［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70）［M］.北京：中華書局，2003：628.

［6］何建國.桐城方氏四代流人與黑龍江清代方志纂修［J］.黑龍江史志，2015，10.

［7］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2冊）：卜魁風土記［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413.

［8］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2冊）：卜魁風土記［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413.

［9］鄭天挺，吳澤.中國歷史大辭典（下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2898.

［10］清實錄（第35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8：203.

［11］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2冊）：柳邊紀略［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360.

［12］阿桂.滿洲源流考［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8：367.

［13］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2冊）：卜魁風土記［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413.

［14］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2冊）：龍沙紀略［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374.

［15］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2冊）：黑龍江外紀［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397-401.

〔責任編輯：包 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