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脫貧到振興：易地搬遷移民生計空間提升研究

劉艷霞 張詩怡

一、問題的提出

2017 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以及“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霓r業農村現代化總要求，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2020 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面脫貧，“十三五”建設規劃的易地搬遷安置住房完工率達到96%以上，700 余萬建檔立卡貧困搬遷人口擺脫貧困狀態，生計和生活得以保障①中國政府網：2019 年全國易地扶貧搬遷論壇在京舉辦，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6/content_5440473.htm，最后訪問日期，2023 年8 月2 日。。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做出戰略部署，強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防止規模性返貧等底線，扎實推進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等重點工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建設宜居宜業的和美鄉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打下堅實基礎。當前背景下，有序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既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應有之義。

鄉村振興的本質是農戶振興（張軍以、井金宸、蘇維詞，2022），易地搬遷鄉村地區振興的根本在移民生計振興。關于易地搬遷對移民生計的影響，早有學者關注到農戶搬遷后面臨高生計風險、生計脆弱、生計適應困難等后續發展困境（鄭瑞強、王英、張春美，2015；劉偉、徐潔、黎潔，2018；江易華、黃桀烽，2020）。在市場化力量的推動下，雖然搬遷后云南Y 村一部分村民走出村莊謀求新的生計，但仍然有部分村民的生計無法脫離屬地空間，主要依靠在地資源謀求生計改善。然而易地搬遷改變了原有生計方式，影響了當地人的實踐智慧，導致村民生計空間脫嵌并呈現出一定的異化。本文以Y 村為研究樣本，結合生計空間理論，探究易地搬遷后Y 村生計脫嵌空間的異化現象，外來主體和村民嘗試通過“外驅內生”的方式共同推動生計重新嵌入空間，探索助推生計和空間發展的路徑和方式，從而促進鄉村逐步從脫貧走向振興，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二、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空間觀念在社會學上的意義一直處于歷史性的變化之中。列斐伏爾主張從政治經濟角度對待空間，認為“空間就是（社會）產品”“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赫曦瀅，2019）。?？聞t從觀念史的角度來對待空間，認為空間是權力實施的手段和媒介，權力借助空間的物理性發揮作用（李賽喬、龐弘，2019）。

生計（livelihood）即謀生的方式、策略或狀況，是生計主體應對外部消極影響或積極干預的適應性選擇結果，其沒有固定的模式，往往處于變遷之中并與外部環境緊密相連（游俊、李曉冰，2019；謝蓓、郭帥旗，2015）。生計資本是生計的核心構成要素，即生計主體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其狀況、數量、規模在決定生計主體可持續生計能力的同時，也呈現著生計空間的內在樣態（行紅芳、劉琳，2020）。因此，生計這一概念被多個研究領域應用，雖然在具體的理論和應用上存在差異，但是這些研究都強調利用生計框架來理解政治和經濟結構如何影響行動者決策并為其提供機會?！吧嫹绞健笔侵妇S持生存的手段，但一般針對“特定”群體而言，所謂的“特定”，主要是指那些自然經濟群體，即采集狩獵、種植放牧和漁獵捕撈群體，其顯著特點一是對資源的周期性重復利用；二是對生存需求的低水平滿足，交換需求不足；三是群體內的各家庭生計大同小異。如果進一步對“生計”進行概括，在某種程度上與“生存手段”有交集（行紅芳、劉琳，2020）。

“生計空間”是把空間分析融入生計研究的理論視角。與傳統的生計理論有所不同，生計空間理論強調生計不是個體的、線性的發展歷程，而是復合實踐系統的全面發展。在復合系統內，人們圍繞生計展開的各種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交匯其中，從而在自然地理的物質基礎上形成了多維度的空間，如經濟空間、制度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等。該理論融合了生計資本和空間貧困兩種理論，強調可持續生計的復合多元屬性。付少平等學者在其精準扶貧研究中基于空間貧困理論提出了移民生計的解釋范疇，是對生計空間理論較早的系統性闡釋與應用。生計空間是依托于自然地理基礎的社會實踐空間，在物質上是具有地理意義的“區域”，在行動中則是社會關系的空間“場域”，在實踐中建構著新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對生計空間改變與再造的忽視，是導致次生貧困與返遷現象的重要原因（付少平、趙曉峰，2015）。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生計空間是地理區域、行動場域和生存區域相互綜合的復合系統，移民生計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計空間的貧困，應重塑脫貧人口生計空間（鄭瑞強、王英，2016）；還有學者認為，易地扶貧搬遷的本質是實現對貧困人口生計空間的再造與空間資本的重塑，生計空間改造在提升貧困人口可持續生計的同時也帶來了移民安置、移民生計、移民社會支持、經濟承載與社會接納等多方面的空間困境（邢成舉，2016）?？傮w來看，現有生計研究多關注移民生計資本、生計策略等要素的變化（付釗，2023；劉啟營，2015；謝曉潔、譚政，2021）；且生計空間研究多以靜態的定性描述為主，缺乏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動態路徑闡釋（高峰，2010；王偉軍、趙雪雁、李花，2022）。

本文結合空間理論和“生計”的概念，將“生計空間”界定為居民在由地理空間、經濟空間、社會空間組成的復雜系統內的生活策略和謀生方式。付少平等認為傳統的移民扶貧政策更多關注改善貧困者的生計手段，對此之外的其他變化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導致出現次生貧困與返遷現象。因此需要全面識別貧困者在不同生計空間中的貧困原因，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系統的協調改革為移民創造一個包容的、可持續的生計空間（付少平、趙曉峰，2015）。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移民更需要不斷激發自身的生計潛力，有效感知并響應外部的生計資源輸入，重塑多重的可持續性生計空間。

三、研究設計

（一）田野選取

遵循典型性和可行性兩項抽樣原則，本研究選取云南Y 村作為調查田野。云南東北部山區的集中連片特困帶聚居著以苗族為主要人口的村落。Y 村是一個純苗族小村落，地處海拔1950 米的高寒地區，常年平均氣溫15℃。在人口構成上，村民分為易地搬遷移民與原住民兩種類型，其中外出務工人員占比約34%，務農人員占比約40%，“三留守”人員占比約26%。全村共有耕地70.2 畝，林地128 畝，生計方式以粗放型、單一型的種植養殖為主，農民人均純收入1206 元。該村曾是昆明市重點貧困村，村民全部為建檔立卡貧困戶。由于生存條件較差、基礎設施滯后，當地政府通過實施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將該村重新安置在Y 村陸良地，以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困難的問題。

從典型性來看，在政策層面，Y 村易地搬遷完成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故Y 村搬遷項目處于鞏固脫貧成果與推進鄉村振興相銜接的重要時期，在政策愿景上更側重后者。在經濟層面，Y 村所在縣曾是云南省深度貧困縣，遷出地更是自然災害頻發的特困地區，研究團隊介入時Y 村剛剛實現脫貧摘帽，正處于生計轉型的關鍵節點，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在社會層面，當地苗族主要從貴州遷入，自稱“阿卯”，系大花苗支系，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服裝服飾等，延續著極具特色的服飾、婚俗、手工等習俗文化。因此，作為純苗族村，Y 村的經濟生活與社會文化具有較為濃厚的民族色彩，尤其是易地搬遷項目完工后，文化廣場民族活動豐富、文化氛圍濃烈，地方產業發展思路鮮明，即以易地搬遷鄉村振興示范點為中心，依托國家森林公園、特色水果采摘園等，建設包括民俗體驗、野生菌及特色瓜果采摘、牧場觀光、垂釣等休閑項目在內的農旅綜合體。從可行性來看，研究團隊與當地政府部門保持著一定的聯系，在開展社會工作服務的過程中與Y 村居民培養了較深厚的感情，在田野資料的收集上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可靠性；同時，在易地扶貧搬遷“五年行動計劃”的支持下，Y 村的公共基礎設施較為齊全，具備長期開展調研和社會工作服務的條件。

（二）數據收集

本文旨在探索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過程中，Y 村面臨的生計空間問題以及Y 村如何響應外部力量對其生計空間進行塑造、實現生計空間的提升。為充分回答上述兩個關于“如何”的問題，研究團隊在Y 村實施了圍繞移民生計可持續發展的“明日新村”社會工作服務項目，并以提供服務為契機，綜合運用訪談、參與式觀察等質性研究方法對樣本進行了長期跟蹤與深入挖掘，尤其針對親歷搬遷的人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充分收集生計來源與家庭收入變化等關鍵數據，力求保證樣本選取的多樣化、典型性、歷時性。

具體來說，訪談對象主要包括兩部分：其一，22 戶易地搬遷移民是受訪者的主要構成；其二，為增強資料的客觀性和可信度，把其他幾類易地搬遷的參與主體也納入訪談范圍（詳見表1）。經過轉錄和整理，得到Y 村易地搬遷22 位移民、遷入地3 位原住民、1 位返遷移民、2 位街道扶貧干部及4 位駐村社工的訪談資料共32 份。此外，研究團隊還獲得了包括調研報告、社工服務日志、活動策劃書、政府易地搬遷規劃文件等在內的各種文本材料，形成了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

四、外驅內生：Y村生計空間提升路徑闡釋

生計空間的單位不是微觀、具體的個人或家庭，而是具有社會屬性的，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它也不是單調的線性發展歷程，而是不斷生成的社會歷史本身。從現實情境出發，本研究選取了如下三個維度對Y 村生計空間的提升路徑進行動態分析：（1）地理空間。主要包括土地、河流、礦產等自然資源，是農戶生計行動的物質基礎。（2）經濟空間。主要承載移民搬遷后的經濟活動，資金、知識、技術等生計資本的積累是生計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能，而市場條件則是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3）社會空間。社區是社會空間的客觀載體，鄰里關系、社區認同、社區文化等會影響移民的心理狀態和生計觀念，也是支持“外驅內生”式生計繁育的活力源頭所在。

（一）脫貧攻堅的挑戰：生計空間失序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當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Y 村，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特點尤為鮮明，制約著由脫貧轉向振興的任務和目標的實現。在搬遷后一段時期內，Y 村尚未實現全面脫貧，存在農民收入增長放緩、生計發展遭遇瓶頸的問題，生計空間呈現出秩序混亂的狀態。

在哲學上，“異化”（alienation）是指“原本自然互屬或和諧的兩物彼此分離，甚至形成互相對立的扭曲關系”（俞吾金，2007）。馬克思提出的“異化”揭示了資本主義借助于商品之間單純的“物的”關系來維系其社會關系，而人的意識也在此過程中被同樣程度地物化了。列斐伏爾則進一步拓展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標記了它的“空間”維度，并建構了“空間正義”的價值追求：經濟上，摒棄資本邏輯，形成差異空間；政治上，保障城市權利，尋求空間正義；文化上，克服異化狀態，走向“總體的人”（董慧、趙航，2022）。異化不僅是當下城市社會空間發展遭遇的困境，鄉村的現代化及其空間發展狀態也遇到了相似問題。Y 村易地搬遷后，在地理、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出現了空間異化的現象：地理上，土地功能異化，居住地周邊耕地的象征性價值與使用效率存在落差；經濟上，生計對生活高度支配、生活空間被擠壓，生計邏輯異化；社會上，社會空間呈現為非地緣性社交與熟識度較低的鄰里，社交關系異化。

1.土地功能異化

促進地理空間整合以便于公共服務供給是易地搬遷的重要特點，但居住方式從分散到集聚的變化也意味著原本的生產秩序被打破。搬遷前，集中連片的廣闊山地能夠滿足農戶的絕大部分生產需求，土地集耕種、養殖、放牧等各種功能于一體。Y 村易地搬遷后，傳統農耕生計模式基本未變但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的數量與功能被重新分配，農戶的大部分土地仍保留在遷出地，新分得的土地則呈碎片狀分散在居住地周邊，人均僅0.3 畝，無償租種期限為5 年，期滿后需要繳納續租費用。事實上，Y村規劃的耕地面積驟減，蘊含著倒逼粗放式農業生計方式盡快轉型的政治目標，在居住地周邊分配小面積耕地，具有“斷奶”階段的象征性保障屬性和加快生計轉型的敦促意味。盡管減少耕地的出發點是改善生計，但土地破碎、功能切割使得周邊耕地的象征性使用價值超越了生計功能，土地功能出現異化。

另外，Y 村所處地理空間不具備分散養殖的條件，農戶普遍反映統一修建的養殖畜圈存在畜欄空間狹窄、糞便清理和草料輸送不便等問題，養殖設施的使用率與預期存在較大差距。隨著地理空間的功能一體性和生產自由度降低，Y 村農戶面臨著上山難、放牧難、土地閑置等問題，也導致遷入地生產和生活功能的二元分割。如由于耕地分散、放牧和養殖空間不足，農戶普遍采取山上山下兩頭跑的“鐘擺式”流動耕種模式，“人地分離”“農牧分離”問題開始凸顯，甚至多數農戶被迫放棄養殖生計，僅在按戶分配的畜欄中養殖少量禽類以維持自給自足。但是，對一些數十年以放牧為生的移民來說，放牧不僅是其專長且唯一的生計能力，而且蘊含著他們對鄉土最樸素的依戀與情感寄托。在孤寡老人與牧民身份的雙重加持下，部分老年移民對搬遷后生計轉型的迫切需求無所適從，既缺少生計轉型的內在動力，也不具備應對現實生計風險的抗逆力，最終在脆弱的生計狀態下選擇返遷。

2.經濟活動異化

Y 村靠近市場交易活躍的集鎮，水電、交通、食品、生活用品、休閑娛樂等新興消費支出的涌入對自給自足的消費秩序造成沖擊，使經濟空間產生波動并打開了缺口。在“改善生活質量”這一現實需求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移民的生計目標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亟須突破當下經濟收入水平，延伸經濟活動的半徑。然而，受諸多條件限制，在沒有更多選擇的條件下，農民生計普遍表現出較為鮮明的內卷化特征，即“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停滯不前，無法進一步轉化為更高級模式”的困頓狀態（李偉、楊超，2015），他們原本規律的日常生活開始被趨于緊湊的經濟活動秩序所支配和裹挾，各種問題和矛盾不斷激化。

一是勞動方式不可持續。Y 村農戶的生計活動因季節交替而變化，主要包括耕種、撿菌、挖藥三種方式。耕地減少后，農戶普遍在撿菌和挖藥中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甚至在一天中很難有完整的睡眠時間；這種生計方式高度依賴特定時節野菌和藥材的生長情況，對采摘者自身的經驗能力要求較高，具有顯著的不安全性、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二是移民生計能力與現代市場需求存在巨大反差，自我認同受到消極影響。例如有受訪者為滿足招工需求而去學習機動車駕駛，卻因為不會使用普通話交流而無法完成培訓，他們不僅被迫放棄生計轉型的機會，自我優勢的認知還被嚴重打擊。三是勞動自由度下降，獲得感低。勞動自由度主要指移民從事生產勞動時的身心自由程度，涉及勞動環境、分工細化及薪資待遇等的約束力。不少移民進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相關勞動，由于脫離了集約式的生產單位，被動接納驟然增加的社會關系和陌生的職場制度規范，出現精神壓力大、慢性病復發等問題。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疲憊的身心狀態，逐漸消解了生計轉型的獲得感和積極性，Y 村生計非農化過渡的早期嘗試大多無功而返。

3.社交狀態異化

搬遷后，村民的社會空間由小而緊湊變得擴散而游離。按照原本的政策構想，應實現遷出地整體搬遷，但在實施過程中，出于住房數量有限的考慮以及自愿優先的原則，部分群眾選擇繼續留在遷出地生活。很多移民在與遷出地的親朋鄰里分離后，既無法立刻融入新的社交關系，也同舊的社會空間區隔開來，處于一種暫時性的“游離”狀態。究其原因，一是院墻、大門等結實的物理防護生產出了一種無形的社交邊界，與曾經“院無圍墻、夜不閉戶”的村落空間存在較大差異。集中有序的居住格局代替了熟悉的山水、錯落的房屋，對故人故土的情感依戀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移民對當下社會空間的陌生感和落差感。二是移民與原住民群體之間存在社群隔離，社會交往重建相對滯后。譬如有Y 村原住民向研究團隊反映其懷疑村內時有發生的“偷雞摸狗”系幾位年輕移民所為。原住民容易對移民抱有先入為主的不信任和社會排斥，加之一些誤會沒有得到及時澄清和化解，雙方均對重新建立起“熟人社會”的積極性較低，若放任兩個群體之間關系的消極發展，不能排除矛盾激化及加深身份認同危機的潛在風險。

（二）鞏固脫貧攻堅：生計空間的修復行動

Y 村屬于少數民族村寨，其所在縣曾是云南88 個重點貧困縣之一，農民搬遷后又出現了種種生計轉型和社會適應難題，做好脫貧攻堅收尾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這一背景下，研究團隊經過多方協商準備，進入Y 村開展針對性的社會工作服務，在聚焦鞏固脫貧成效這一目標的同時也放眼鄉村振興的政策愿景，以提升生計主體的自我發展能力作為服務重點和有效接軌鄉村振興的關節點，著力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孕育基礎和條件。聚焦Y 村生計空間出現的異化問題，團隊確定了三個工作方向：一是在有限的地理空間內充分挖掘可利用的生計資本，優先通過觸手可及的土壤改良和社區治理等方式引導村民生產和生活秩序有序恢復；二是突破單一化的生計結構，拓展生計來源，鼓勵不同的生計轉型需求并提供針對性幫扶；三是重塑社會空間的凝聚力，以“三留守”人群為服務重點，喚醒“熟人社會”般緊密團結的秩序。

1.挖掘地理空間資本

異地搬遷后較長一段時間，“刀耕火種”依然是Y 村的重要生產方式，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是農業勞動的主力軍。因此，亟須提高村民在增產增收方面的知識資本、加大生產環節的技術投入，提高生產效率、改變鐘擺式流動耕作方式。工作團隊實施“新土新生”計劃，邀請專業技術公司對Y 村耕地的土壤成分進行檢測，發現因農戶施肥不當導致土壤中鉀元素等微量元素超標嚴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工作團隊入戶講解土壤知識、轉譯報告內容并根據當地土壤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肥料，提升土壤肥力，增產增收。這一實踐不僅提高了農戶的土地收成，而且增強了地理空間的資本，有助于Y 村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發展。

2.延伸經濟空間半徑

每個鄉村的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人口結構、發展水平不一，在延伸經濟空間的具體行動策略中需要關注地方差異性，立足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脈絡來推進。一般而言，要從城鄉聯結和產業發展兩個角度來考察，即與城市聯系緊密的鄉村可以從城市獲得更多的支持，工業化水平高的鄉村則具有較好的產業興旺基礎（何雪松、覃可可，2021），Y 村屬于前者。搬遷后，盡管地攤經濟、城鄉公交和流動貨車的往來帶動了經濟的繁榮，但“就業難”仍然是Y 村生計轉型的普遍難題。究其原因，移民自身技能、文化等生計資本的匱乏是重要制約因素。長期依賴傳統農耕生計決定了他們生計能力的單一化和局限性，很多移民在城鎮只能從事體力勞動，但工期不穩定的高強度體力勞動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谶@一情況，工作團隊從Y 村多元的生計需求中提煉出了非農生計、生態農業和民族工藝三種生計轉型取向，采取“培訓+就業+互聯網創業”三位一體的就業幫助模式，對Y村經濟空間結構加以多元化拓展。

一是針對非農生計轉型的需求，工作團隊綜合移民生計意愿與用工單位需求，一方面積極鏈接內外部資源，定期組織分享會和培訓班、及時檢索和發布招工信息，為移民提供就業服務；另一方面，組織技能培訓、模擬求職等活動并邀請務工經驗豐富的村民參與指導，通過挖掘Y 村內部的人力資本優勢，引導村民通過結對幫扶實現生計轉型。

二是針對生態農業生計轉型的取向，工作團隊基于“鄉村要振興，產業是支撐”這一重要認知，組織案例交流分享會并扮演“知識轉譯者”角色，幫助村民更好地發掘當地特色產業故事，理解產業興旺對個體生計轉型的意義，促進產業與村民形成有效的利益聯結，為村民進入企業成為農業雇工或經濟作物種植大戶奠定基礎。

三是活化利用地方性知識（民間手工藝），促進民族傳統文化與移民生計資本相互轉化。工作團隊觀察到，雖然Y 村漢族化程度較高，但是有少數擅長織繡的女性靠制作一些苗家手工藝品補貼家用。針對這一現象，工作團隊順應互聯網創業契機，將移民生計轉型與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相融合，以“小作坊+網絡推廣”的手工藝生產模式取代傳統農耕生計，形成新型“男耕女織”式的家庭生計結構，扭轉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邊緣地位。工作團隊首先協助符合相關資質的婦女申請非遺傳承人身份，同時注冊微信和短視頻平臺賬號并與鄉村旅游景區的手工精品店接洽，拓展Y 村苗繡、蠟染手工制品的知名度和銷售渠道。其次，利用搬遷后居住空間集聚的優勢，邀請手工藝能人向Y村青少年傳授簡單的工藝，增強年輕一代對民族傳統文化如苗族古歌、家訓、苗繡蠟染、蘆笛蘆笙等非物質文化的了解和認同。最后，招募了一支由青少年組成的運營團隊，工作者對他們進行了圖片處理、短視頻剪輯、短視頻平臺使用等技能培訓，培育移民的自我宣傳能力。

在經濟空間的重塑過程中，“培訓+就業+互聯網創業”三位一體的就業幫助模式以及對當地民族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特色民族經濟和品牌的打造，推動了Y 村經濟空間的多元化以及深度的再造和重塑。

3.凝聚社會空間歸屬

易地搬遷后，社會空間重新集聚并伴隨著城鄉流動與海量信息涌入，舊的生活空間、地緣關系和情感記憶隨著村莊封閉性被打破而逐漸式微。如何在新的空間中重建社會關系網絡，凝聚新的集體意識，成為脫貧攻堅鞏固階段的重要任務。

由于在“鐘擺”模式下早出晚歸，Y 村的安置房基本只用于夜間休息，村民對社區配套的休閑娛樂設施的功能、使用規則等并不了解，入夜歸家關起院門就阻斷了鄰里生活氣息的融合與共享。工作團隊開展了“新村營造”計劃，組織兒童手繪Y 村地圖、明確村莊功能分區，引導村民適應新的生活空間。

苗族的宗教文化、苗繡與銀飾、節日慶典等民俗作為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是我國民族多元化與完整性的彰顯。然而，Y 村的民族記憶呈現松散的形態，缺乏具有承載性的共有文本資料。工作團隊以苗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花山節”（亦稱踩花山）為契機，通過“村史編撰”和“花山回憶錄”活動，將民族史料編訂成冊、將Y 村群眾共度佳節的美好畫面刻錄成像，重新建構屬于Y 村的共同記憶，修復移民與原住民群體之間的隔閡。

在Y 村的人口構成中，“三留守”人員占較大比例。工作團隊運用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研究了Y 村12 位留守婦女的心聲，在剖析她們需求的基礎上建立了“寶媽支持小組”，通過組織美妝教學、拍攝寫真、廣場舞、十字繡等女性感興趣的社區活動，化解留守婦女在家庭生計壓力中產生的消極情緒的同時拓展其社會交往空間。針對留守兒童的社會性、情感性需要，工作團隊圍繞生理常識、文學藝術、自然科學、體育素質、自我效能等主題設計了“小海學堂”系列活動，并通過鏈接高校資源，在Y 村建立“共享閱讀”機制，為留守兒童在朋輩、家庭與社區之間建立了良好的親密關系與支持系統。兒童之間“點對點”的伙伴關系，促進了家庭之間“線”性聯系的修復和社區歸屬感的凝聚，也有助于形塑更加團結包容的社區文化空間。

針對Y 村因易地移民搬遷而導致社會團結和社會融入不足等社會空間的異化，工作團隊充分激活苗族服飾、苗族歌舞等文化資源，以苗族的節日為契機，重新構建移民與原住民共同的生活記憶和民族文化認同，修復和凝聚社區歸屬感。

（三）接軌鄉村振興：多元主體生計提升行動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再到共同富裕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奮斗目標的三個遞進式的發展階段，從脫貧到共富，振興是紐帶。然而，一時脫貧易，持續振興難，穩步致富更難。發展新興產業鏈、壯大集體經濟、提高生計資本可得性等結構性的關鍵支撐，推動地理空間資源轉化、增強經濟空間的自我繁育、重構社會空間規則，喚起多重生計空間的內外響應，是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最終推力。

1.地理空間資源轉化

我國經濟增長進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新常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從脫貧攻堅鞏固階段邁入鄉村振興時期，當地政府不再單純地通過兜底保障、提供就業崗位等方式帶動生計，而是進一步結合新階段經濟發展的規律和特點，通過活化利用地理區位優勢、整合資源與產業布局，將當地自然資源有效轉化為生計動能，拓寬可持續生計來源。如以項目形式輸入了稻魚共生、香瓜和核桃種植等契合當地生態特點的新生產業及配套資源；整合土地資源、建設了有一定規模的有機烤煙種植示范區，烤煙種植面積達2500 畝，年產值1000 萬元。同時，依托某生態莊園項目開發村莊周邊的野生菌、溫泉、牧場等自然資源，將特色瓜果采摘園區、溫泉休閑區、苦瓜種植示范區及牧場觀光區等建設為一體化的民俗體驗新村和農耕文旅專區。

2.經濟空間自我繁育

在自用耕地減少和城市勞動力需求“一推一拉”的影響下，Y村移民“走出去”的動力增強。率先進入城鎮的務工者通過參與市場化的勞動，不斷學習新技能、拓展生計資本，既獲得直接性的經濟資本（工資收入），也積累了知識、技術、經驗、社會關系等間接性的人力和社會資本，就業領域不斷拓寬。而且，隨著個體擁有的生計資本越來越豐富，他們逐漸發展出整合各種生計要素、將其為己所用的生計能力，并積極謀劃下一步的生計策略和生計行動。另外，Y 村內部的產業也在原有基礎上逐漸生成新的產業和就業形態。在外力推動下的生計空間逐漸有了自我繁育的機制和能力，流動性取代了原有生計空間的封閉性，不僅有助于分散生計風險，還推動生計資本稟賦進入平穩發展的軌道。

從結果來看，Y 村生計多樣性顯著提升，一方面表現為生計非農化，另一方面，生態農業和鄉村旅游業逐漸成為Y 村經濟的支柱，農業生計的示范化和生態化趨勢凸顯（見表2）。

表2 前后兩個時期主要生計來源對比

3.社會空間規則重構

在相對封閉的村莊中，主導社會空間的行動邏輯主要來源于地緣或血緣關系紐帶，村務管理高度依賴傳統權威，“老村長”作為“大家長”，負擔著社會救助、矛盾調解、主持村務等多種責任于一身。在鄉村振興進程中，傳統權威管理逐漸向新型社區治理轉型，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不斷突顯，其通過鄉規民約、聯系群眾制度、民情懇談制度、文明紅黑榜等管理制度對Y 村的社會空間加以規范和約束。另外，基于移民村莊異質化的社會空間，Y 村逐漸采用規范化、書面化的治理形式，強調科學治理。同時，積極培育“紅白理事會”“婦女之家”等社區組織，這既是對“出入為友、守望相助”熟人社會交往模式的認可與延續，也有助于打破空間隔閡、縮短社會距離，為復原社會空間彈性、重建社區認同保駕護航。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易地移民搬遷著重解決“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問題，即嘗試改變因空間資本匱乏而導致的貧困問題。然而在實踐中卻可能陷入空間貧困的陷阱，貧困既有自然地理空間資本欠缺的先天性因素，更有因經濟、政治、社會等制度安排的差異以及資源匱乏而帶來的生計困難，這些因素對貧困的制約可能比自然空間資本更嚴重。這也意味著必須在改變地理空間位置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層次、更高質量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政策和資源的支持才能跳出“空間貧困陷阱”。改進的基本方向就是重塑遷入地移民多重生計空間。這個移民多重生計空間重塑主要包括移民在遷入地的地理、經濟、社會等空間的生計拓展。國家通過這些方面的全方位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給予支持，政府要真正走進移民社區進行落實，社會力量要調動各種資源進行支持，村民發揮自身的聰明才智形成新的實踐智慧，共同推進易地搬遷實踐中多重生計空間的優化和發展。

地理空間轉變導致移民生計面臨新的束縛和挑戰，需要構建新的生計策略來適應新的空間。Y 村居民易地搬遷后，居民下山集中居住，然而所處的地理位置、空間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和主要的自然條件等依舊未變。但居住地的變化對他們的社會交往和生產方式等帶來新的束縛和挑戰。村民們無法隨時上山撿菌子、無法在家里養家禽家畜等，院墻阻斷了熟人社會的關系網而導致村民愈發孤獨，生計在新的空間失序，因此需要重塑移民的多重生計空間。移民生計空間轉型是當地脫貧和振興過程中的核心挑戰。整合與重塑移民生計空間、促進生計空間的可持續發展儼然成為鞏固脫貧成效、走向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務。

（二）啟示

雖然這是僅代表云南省農村特定地區的研究，但在Y 村易地搬遷的生計空間重塑過程中獲得如下啟示。

易地搬遷從最初的地理空間優化轉向多重空間優化。易地扶貧搬遷著眼于解決貧困戶所受的自然地理空間束縛與制約，搬遷后社會空間因素往往對貧困人口形成新的制約和挑戰。因此應注重將空間和生計理論有機結合，在多重空間中重塑生計模式。在地理空間層面，從挖掘、識別地理空間資本入手，審視自身的經濟基礎和資源優勢，活化利用區位優勢并將自然資源有效轉化為生計動能；在經濟空間層面，要結合在地力量以及民族文化等豐富資源，在延伸經濟空間半徑的同時促使經濟空間的自我繁育、提高移民自主行動能力和動機；在社會空間層面，通過重新建構屬于移民村莊的共同記憶打造公共行動，凝聚和重塑社會空間，并通過現代化治理機制重構社會空間規則。

通過多主體合作的方式聯結鄉村內外多重力量，鏈接多種資源，激活鄉村生計空間“外驅內生”動力機制，實現鄉村生計空間的整合、優化和提升。易地搬遷后，村莊初步實現脫貧摘帽，但市場化水平較低，村民力量薄弱。多重生計空間的重塑需要充分調動、整合外來社會幫扶力量的人才、資金、技術、品牌、社會影響力等多重優勢，將外部幫扶資源轉化為內生發展動力；同時，要把內生動力的培育視為生計空間重塑的核心力量，將外部輸入的資源轉化為生計主體的自我發展和自我調控能力，培養行動者的能動性，促使其積極適應社會與環境變遷。通過“外驅內生”的動力機制來實現生計空間的提升，是實現脫貧到振興的重要策略。如吸納社會工作等專業力量組織和撬動鄉村資源，提升生計空間。社會工作者在調研診斷當地生計空間重塑的需求的基礎上，可以運用柔性力量整合和活化在地優勢、民族文化等豐富資源，并通過開展專業服務激活當地居民的主體性、培育居民發展鄉村的內生力量，促使易地搬遷農戶積極參與到土地、經濟和社會等空間的可持續性生計的塑造中，推動村莊從脫貧走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