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革命與“中國式現代化”
——以全球南方為視角（上）*

呂新雨

當今世界，戰爭與和平再次成為世界政治的首要議題。從這一角度看，需要重新把蘇聯、美國以及德國、日本等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放在比較和并置視野，檢討“冷戰—后冷戰”結構對世界農業資本主義的影響，分析其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烏沖突其實可視為這一過程的延伸。蘇聯農業現代化失敗最終導致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失敗，我們也需要重新分析和評判美國農業資本主義在冷戰中的角色。兩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糧食武器”逐漸成就其世界霸權，但內部黑人民權運動、環境問題、對世界能源的依賴及其產業金融化，外部對第三世界小農的系統摧毀，以及蘇東劇變后全球南北極化加劇等現象，都可視為美國農業資本主義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國社會。2013 年，筆者出版《鄉村與革命》一書，質疑了美國道路的“普世性”，否決了中國走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道路的現實可能，解構了新古典自由主義敘述中“美國式道路”與作為“普魯士道路”的俄蘇/中國道路之間“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然而，這樣的敘述正在死灰復燃，這也是我們今天思考“中國式現代化”不可回避的問題。

與之對照，蘇東劇變后的俄羅斯和烏克蘭迅速完成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并成為世界糧食出口大國，代價卻是深度“去軍（重）工化”“去工業化”、國力衰退以及兄弟鬩墻的代理人戰爭——俄烏糧食出口遇阻，聯合國糧農組織宣布全球糧食危機加劇?！靶聼釕稹焙汀靶吕鋺稹标幱跋碌亩頌鯖_突與中美貿易戰，前者體現為歐洲各國武器裝備在烏克蘭戰場上與俄國的較量，后者對中國芯片等精密半導體技術和產品的封殺，也使“現代化”“工業化”這些似乎已經過氣的20 世紀的舊概念，重新成為當代政治場域中廝殺的關鍵詞。其中圍繞俄烏糧食禁運爆發的危機，更加深了糧食問題的政治化程度。

所有的現實都有歷史根源。今天，如何超越與克服新、舊冷戰敘述去勘探、理解、闡釋世界格局的底層邏輯，從而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保衛世界和平，就需要我們把視線拉長，從20世紀發生在中俄兩國的戰爭、革命與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實踐再出發來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正是較量的關鍵。在“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迷霧消散后，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發展和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地位，不僅是全球南方關切的經典議題，而且正在成為俄烏沖突之后歐洲的新考量，而“再工業化”的呼聲則響徹今天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空。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圖景究竟為什么會出現？

一、革命、現代化還是現代性：后冷戰與學術研究的范式問題

在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誕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對世界格局的大轉變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傳統鄉村社會占據主導的國家和地區）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如何通過革命和社會主義方式尋求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這一波瀾壯闊的過程中各種曲折、危機與犧牲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什么會發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以及在這個意義上的現代性問題等，正是20世紀以來人類最現實的挑戰。蘇聯和中國代表兩條20 世紀最重要的社會主義道路，其成敗得失既是世界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寶貴經驗，也是人類發展的重要探索，而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則是其中的決定性要素。

在蘇東劇變和1990年后的中國，革命往往被敘述為失敗的現代化故事，要為中國被耽誤和打斷的現代化過程負責。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被錯誤地視為“東方封建專制主義”和“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回潮——這是西方對中國王朝（所謂前現代）是建立在傳統農業水利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的概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包括中蘇史學界）圍繞中俄革命的論辯焦點，也是20 世紀80 年代“新啟蒙”自我確認的起點。由此，“現代化范式”取代傳統的“革命史范式”，不只是歷史學，而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在“后冷戰時代”知識生產上的轉向，也決定了中國市場化改革下大眾傳媒的主導議題和框架。無論是“美國式道路”還是“普魯士道路”——這出自列寧的經典論述被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自由派歷史學家闡釋為“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道路成為“普世道路”——這樣的闡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錯置的。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95年在香港發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中曾尖銳批判這一“去革命化”的過程，“革命的諸種動因已紛紛受到質疑，它的歷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圍繞它而構成的那些歷史問題也就十分可疑了。換句話說，當前范式危機的根本是歷史研究喪失了中心，而這又與革命在近代中國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關”?！艾F代化范式”的倡導者認為，革命不僅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還強化了其“前現代”狀態，誰要想試圖論證一個與“現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觀點，簡直就必定要被指控為“左”的傾向?！艾F代化范式”即“一組與資本主義有關的發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 sociated with capitalism）。我們當前的情況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對革命的勝利。由此粗略地說，我們至少有必要探察這種資本主義，探察其內在歧異以及它與資本主義歷史的關系。換句話說，當代資本主義是否與十九世紀或更早時侵略中國，并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一種驅動力的資本主義同屬一物呢？①參見鄧正來主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春季卷，第135—141頁。

對于德里克來說，回答是肯定的，因為美國主導的“現代化”及其“發展主義”事實上成為新殖民主義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詞，從而遭到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激烈抨擊。在此基礎上，德里克針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的勝利，宣布資本主義現代化范式危機的到來：“隨著資本主義統治似乎較前更趨安全，沒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識形態來挑戰其霸權，由資產主義所支持的現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動搖了。正是這樣的缺乏挑戰的狀態，我稱之為范式危機”，②參見鄧正來主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春季卷，第135—141頁。而承接“現代化范式”危機的就是后革命時代的“現代性”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全球化的現代化與革命構成二元對立，而與此相對應的還有民主與威權、自由與專制、國家與社會等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些對立既是20世紀90年代現實政治博弈的歷史投影，也是冷戰分割線的投影，隱匿于“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理論深處。今天，這個世界依然被禁錮于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認知藩籬，這也正是今天所謂“新冷戰”之所以發生的知識/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基礎——其訴求是從西方中心和冷戰勝利者的立場收復失地，在世界范圍內驅除社會主義的幽靈。

由此，德里克認為，革命已經被吸納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內部——從西方的視角完成了（終結了）二元對立，并為西方左翼對當代中國的批判鋪平道路。在他看來，這就是為什么20 世紀90 年代之后，“全球化”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開啟。在此基礎上，他針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深刻批判，體現了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達到的深度，同時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義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國從理論到實踐上挑戰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實上，這樣的東西方“社會主義”視角之間的沖突，從20 世紀初就以理論論辯和路線斗爭的方式貫穿中俄革命的全過程。

以德里克晚年關于臺灣問題的論述為例。他論述的臺灣歷史既沒有長達38 年戒嚴體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沒有美國第五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的冷戰歷史，對臺灣依附美國的顯著現實不置一詞，否定中國革命，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本質。

對中國“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國“新左派”誕生的緣由之一。國有企業改革的下崗潮，三農問題背后的城鄉分裂，東西部發展的區域分化，“社會群體性事件”不斷涌現，市場尋租導致腐敗加劇，等等。所有一切都凸顯資本主義全球化影響第三世界的特點，也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代價，這個意義上的“發展主義”遭到了世界范圍內一些左翼的批判。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關于中國道路的激辯就發生在此背景之下。然而，把中國社會主義探索與實踐推向“現代化”發展的對立面，卻是需要被打破的冷戰魔咒，無論是站在左邊，還是右邊。

關于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中國的“新左派”與德里克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同路人，但致力于尋求和激活社會主義遺產去鍛造國家的左手——作為“新左派”的理論和實踐訴求，卻是后者的盲點。標志性事件就是《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的發表，文章引發激烈論爭，被視為“新左派”誕生的宣言。此文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實踐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形態，社會主義運動以現代化為目標，包含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強調區分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與西方語境中現代化理論的“現代性”概念；批判了把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思放在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中的“新啟蒙思潮”，認為這回避了中國社會主義在國家體制、政黨政治與工業化過程中的困境其實是整個世界“現代性危機”的一部分。①參見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8—97頁。這一理路也體現于本文作者一系列關于“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論述，即從“現代性”中“拯救”中國的社會主義。

德里克錯誤地認為，美國霸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不該被視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冷戰期間的對抗，不是兩種敵對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全球資本主義單一空間中的稱霸。他不加辨別地列舉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殖民”、不計后果的“發展主義”、破壞生態環境等一長串“罪名”（這使得這位著名的批判學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單純傳聲筒）。因此，他自問道：與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們到底支持哪一方！”②參見阿里夫·德里克：《殖民之后？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衛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190—192頁。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權，他寧愿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國。作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左翼版本，杰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德里克最終與右翼版本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合流，令人扼腕。作為西方左右翼對中國崛起的共同解釋和標簽，“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方便法門，但究竟什么是“國家資本主義”，甚至自稱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也不愿重新發現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曾經做過的重要論述。

“去政治化”的政治不僅體現為右翼，也體現為左翼。

二、鐵與火：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工業化之路

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對“亞細亞專制主義”或“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指控，背后都是20世紀初期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力下破產的（以中俄為代表）的鄉村社會，能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以發展工業化的問題，這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重大的理論論辯。事實上，這一問題不是“能不能”，而是第三世界在農業資本主義道路失敗的歷史情境下別無選擇，是舊歷史的后果，也是新歷史的前提。由此，農村、農民、農業問題成為決定第三世界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生死存亡的關鍵，農地改革又是關鍵中的關鍵，也是新中國不同歷史階段圍繞農地改革問題尖銳斗爭的歷史參照。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何厘清農地改革、城鄉巨變——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復雜的變奏——這一依然正在展開的歷史進程，是判斷中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關鍵。

這并不限于理論論辯，更是鐵與火的歷史現實。蘇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在鐵與火的淬煉中完成的，是在嚴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下，在緊張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還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論辯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嚴酷的黨內路線斗爭中展開的。[1]它是蘇聯紅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扭轉局勢的物質基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緣由。當鐵與火不是作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這一反革命的敘述成為主流，蘇東解體的導火索就已經點燃。

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和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的否定，也就是對第三世界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否定。歷史已經證明，沒有鐵與火的過程，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現代化不可能成功，社會主義道路是作為資本主義失敗的結果而出現的。即便有這樣的過程，失敗也是普遍的命運，這就是1981 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勒芬·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s）出版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中描述的故事。20世紀最醒目的失敗自然是蘇聯，被認為是世界社會主義失敗的“總代理”。對此，我們需要從蘇聯農業資本主義失敗的視角出發，重新檢討這一驚心動魄的過程，它是如何與兩次世界大戰前后世界格局的變動相互激蕩，以回應中國新古典自由主義者以“美國式道路”為路標的批判，美國農業資本主義是如何以“非自由貿易”的國家保護主義的手段鍛造了世界霸權（可以視為今天《美國通脹消減法案》前身），并驅使人類走上“泰坦尼克號”的不歸路，以此破解所謂“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以及所謂“雅典式道路”與“馬其頓道路”）的二元對立——這一對立不過是上述冷戰投影的變相，只是在中國的語境下穿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戲服”，并且打著列寧主義旗號，不過這里的列寧主義只是“馬基雅維利”式權術家的代名詞，是冷戰勝利者對歷史審判的回響。

在對“歷史社會主義”的判決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結果和“廢墟”的全球化中進行，這也正是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國》（Empire）、《諸眾》（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會》（Assembly）中一系列論述的理論出發點。在這些論述中，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運動需要去除的正是20 世紀中俄革命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及其國家主權形式：它們被視為暴力的源頭，而不是對付反革命暴力的結果。當中俄革命以失敗的方式被吸納到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敘述之中，也就是“帝國”作為無邊無界、永無止境的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種新的主權形式——已經不可抗拒、不可阻擋，結果就是反抗的“無政府主義”化和“非暴力化”，這就是歐洲左翼學者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起點——失敗的起點。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則是建立在“諸眾”反抗的基礎之上，其政治訴求正是作為武器的國家權力。

只要作為霸權的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存在，主權問題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卻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所謂單邊主義霸權的含義，就是將其他國家的主權置于其霸權之下，侵蝕和否定其他民族國家及其主權，使全球化以歐美跨國資本的全球流動（穿著自由、民主、人權的馬甲）為標志。只要看一下蘇東劇變前后美帝國的全球化“操盤術”就可以明白，主權問題恰是關鍵。從海灣戰爭開始，一直到今天的俄烏沖突，無論是軍事入侵、代理人戰爭，還是顏色革命，美帝國訴求的是掌控蘇聯的全部勢力范圍，并把它們變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權碎片，這才是“新古典自由主義”背后的帝國邏輯。

而這一問題在后冷戰時代卻變“虛焦”了。當“民族主義”成為“民主”的敵手，帝國卻成為被辯護的對象、新政治秩序的起點。在這個意義上，放棄爭取國家政權與主權，無視新殖民主義的殘酷存在，以無政府主義的“諸眾”狀態，退回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內部，正是“全球化”在左翼思想上的投影。俄烏沖突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無可掩蓋地揭露出歐洲不完全主權地位。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啟動的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再工業化”的經濟援助——目的是湮滅戰后歐洲高漲的社會主義力量，以及提供軍事保護（北約）；完成于蘇東劇變后的北約東擴，是今日俄烏沖突的緣由。蘇東劇變至今，再次證明而不是否決了主權和“工業化”在當今世界政治版圖中的真實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及其工業化訴求是20 世紀以來新舊殖民主義世界尋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著任人宰割，這一邏輯在當今依然有效。作為“武器”的民族主義，是第三世界對帝國主義的回應。問題是，為什么作為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卻在今天被指控要為21世紀的種族清洗和恐怖主義暴力負責呢？這背后是怎樣的歷史真實？

1991 年蘇聯解體、第三世界的競爭對手消失，世界進入美國單一霸權下的全球化時代。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敘事在第三世界喪失了合法性，其發展主義的失敗是主要原因，冷戰背景下對宗教極端主義“圣戰”的扶植，是另一個原因，它開啟了中東恐怖主義肆虐之門，轉換（強化）而不是取消了正義與邪惡的二元對立。這時的“現代性”就取代“現代化”成為描述“寰球同此涼熱”的學術范式，并在此范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級范式：殖民現代性作為前殖民地的當代遺產，與多元現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納入現代性內部，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學術界對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范式。

當空間取代了時間，帝國取消了歷史，人類就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穹頂”下的“諸眾”。全球化的非中心化、多元主義、雜糅性等，成為當代哲學和文化研究的關鍵詞以及目標?！艾F代化”體現的“目的論”被批判和否定，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共同宣判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享的“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失敗。在這個意義上，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成為“去”歷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表達。以“去”目的論為由，暴力被視為歷史目的論或烏托邦的產物，革命、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就這樣被排除在“現代性”外部。在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被作為“民族主義”的“死狗”對待，文化、哲學、“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論，輪番上陣擔當起反資本主義的任務。而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發展問題，及其與主權的關系，就這樣被壓抑在當代西方激進左翼理論的“五行山”下。

今天，“新古典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和拉美）的去工業化浪潮，并由此加劇南北分裂。數字金融帝國主義本身也導致“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業化”，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99%與1%的矛盾尖銳化，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席卷而起，不斷內爆的社會矛盾和外部危機迫使美帝國主義重新動用政治和軍事勢力進行“再工業化”（美國第一次工業化過程以南北戰爭的方式解決北部民族工業發展與南部外向型農業資本主義之間的分裂）——“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論調開始自我破產，這一次依然要以戰爭為代價嗎？

殘酷的現實刺破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意識形態外衣，而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失敗的“替罪羊”。美國抄起抗擊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新冷戰武器，以“經濟民族主義”對抗并扼殺的正是數字經濟所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中國的興起。所謂“美國式道路”的歷史含義則需要在這一比較視野中揭示，在今天美國“再工業化”的戰略布局中回望。20 世紀鐵與火的歷史并沒有終結。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左翼、右翼，西方知識界和主流媒體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訃告”都沒有真正完成。右翼的意識形態終結論雖然已淪為笑柄——宣稱時間結束了，卻具有意識形態的真實性；占據道德高位的左翼版本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也終于在俄烏沖突和“新冷戰”中一無葬身之地。當代重要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一再論證“中國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新貴”，因此是“世界最危險的敵人”，執行其旨意的不是別人，正是作為“軍工—學術—媒體”復合體的美帝國。中國被宣布為“最大的敵人”，貿易、軍事和意識形態的極限遏制正在進行。但極具諷刺意義的是，與德里克的宣稱相反，共產主義中國本身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強加給世界的冷戰意識形態。反華議員說，我們以為資本主義會改變中國，但結果卻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因此，全球化的發動者要發起一場新的“圣戰”驅逐“共產主義敵人”進入“全球化”內部。這是因為中國竊取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國霸權的接棒者嗎？這是一個有誘惑力的解釋，但卻正是左翼和右翼“意識形態終結者”理論貧困的體現。

2022 年4 月15 日，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記者采訪了俄羅斯歐亞主義倡導者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杜金就俄烏沖突的原因評議道：對于中國來說，（你們）有能力從全球化中獲取利潤，同時拒絕作為自由資本主義霸權和意識形態的全球化，但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對我們來說，情況則大不相同。俄羅斯無法拒絕作為西方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主義的傳播，且全球化本身也給我們帶來了損害。不同于德里克，這是一個以俄羅斯現實政治為視點的觀察。與德里克相反，杜金對中國“特殊性”的關注，表明右翼視角更能體現現實政治的邏輯——這正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左翼在大學校園中的盲區。

其實，中國的“特殊性”并不體現為外在于“意識形態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國內部的意識形態場域是全球意識形態斗爭的折射或者說主戰場，它深刻地卷入與“西方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生死戰”。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這一場域已經被西方主流媒體、政客與學者貼上刻板的“專制主義”標簽，并與西方“自由民主”形成善/惡、光明/黑暗二元對立的冷戰敘述，這正是全球意識形態斗爭的現實圖景。打破這一圖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20世紀以來以中俄革命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義，從而打破（翻轉）上述一系列二元對立。打破20 世紀冷戰勝利者主導下的世界史敘述框架，才能清理并接續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實踐過程。

今天，蘇東劇變打開的潘多拉盒子，換來的是所謂“文明沖突”下的種族沖突。按照亨廷頓的“自我供詞”，“在冷戰后的世界中，北約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安全組織”，是遏制俄國勢力再次進入東歐發動冷戰的武器，是美國在歐洲的“和平伙伴關系”策略。①參見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新華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40頁。該書稿2021年5月已經達到驚人的第46次印刷，其在中國的影響可見一斑。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以此理論掩蓋美國在中東地區扶植宗教極端主義勢力與蘇聯對抗的后果：迫使這些地區重構以“種族”（文明）為邊界的自衛法則，促發了以人肉炸彈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變成政治抵押品的當代政治。蘇聯地區綿延不絕的大小戰爭，說明埋葬社會主義帶來的并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新的分裂（Rift）、新的暴力過程。當社會主義制度不再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即打破種族和文化的邊界、建立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底層和弱勢民族的反抗勢力就只能被導引到宗教極端主義和種族主義，它的背后是歐美左翼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失敗，這使世界范圍內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如脫韁之馬。把今天的全球沖突標識為“文明沖突論”的歐美右翼戰略家不過是拿非西方“文明”作為帝國主義暴行的替罪羊，實質是歐洲“文明等級論”的翻版。當代歐美法西斯主義失去內外社會主義力量的制衡，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范圍內最危險的存在，這一格局需要從熱戰和冷戰的源頭重新加以闡釋。在這個意義上，在馬歇爾計劃和北約金錢炮彈庇護下生長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資本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不過是同一歷史進程不同階段的產物。

跳出“西方文明論”歷史敘述的牢籠，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戰”，為世界和平開辟道路。不是所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或不同文明的“斷層線”，而是后冷戰時代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對應物：種族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法西斯主義，是今天世界范圍內戰爭的來源。把中東沖突看成伊斯蘭的推動力，而“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戰爭的潛在根源”，這種“文明種族論”本身才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危險，因為它事實上把世界劃分為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這正是冷戰的起源?！霸谖鞣降臍v史中，英國和美國之間沒有發生過霸權戰爭，從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轉移大概歸功于兩個社會緊密的文化聯系”，[2](pp.185-186)這樣的文明論掩蓋了源于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生靈涂炭，更重要的是抹殺了蘇聯紅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決定性貢獻，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新舊冷戰和俄烏沖突的起源，哪有什么“和平轉移”？不過是取得冷戰勝利的帝國主義者的強詞奪理。

第三世界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民族主義”并沒有完成其歷史使命，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依然強大，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步履維艱，中國也奮力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芯片制裁中尋求突圍，“芯片冷戰”事實上已經如火如荼，背后的“糧食戰爭”則從未停歇。在這個意義上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一律視為理論上的敵人，是喪失歷史意識的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論述了民族自決問題上的兩種原則和兩個階段，即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只要同壓迫民族進行斗爭，就應比任何人都堅決地給予支持；而當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時，就要堅決反對。反對壓迫民族的特權與暴力，同時絲毫也不縱容被壓迫民族要求特權的趨向（今天或許可以加一句，特別是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3](pp.383-388)其背后是以階級利益為最高訴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會主義理念。民族主義當且僅當是第三世界反抗帝國主義并推動內部資本主義發展的民族運動時，是需要支持的，但當它以種族、部落或宗教為邊界追求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就必須加以批判和反對。事實上，在鐵與火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20 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其民族理論和實踐追求的從來不是民族隔絕，而是民族融合，是民族之間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團結——這是唯一能夠對付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道路，它需要在失敗中浴火重生。而沒有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時代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就不能應對新老殖民主義問題。

三、冷戰紅利、“特許”工業化與全球北方霸權的形成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如何超越冷戰勝利者的敘述邏輯，重新講述世界社會主義史？從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視角回看，以下問題到了需要重新澄清的時候。

第一，需要重新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北方資本主義全球化勝利的條件。美國通過杜魯門主義（支持希臘和土耳其右翼獨裁政權、逼退蘇聯）和馬歇爾計劃有效遏制（翦滅）了歐洲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高漲的社會主義力量，直接豢養出歐洲戰后資本主義的繁榮，代價則是北約軍事框架下歐洲國家的主權讓渡——它是今天俄烏沖突中歐洲立場的淵源。由此，歐美農業資本主義憑借先發國家的優勢進行巨額補貼并占據世界糧食市場，成為全球北方霸權的重要部分。

第二，需要解釋亞洲四小龍作為后發資本主義工業化成功起飛的因素。亞洲四小龍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經典教案，其實來自冷戰紅利。為了圍堵中蘇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美國推動了筆者稱之為“右翼軍事獨裁特許體制”下的“工業化”殘酷進程，即以巨額美援加白色恐怖下的軍事獨裁完成工業化起飛的原始積累，兩者缺一不可。代價是棄守農業資本主義市場（表現為糧食主權的喪失），以及非獨立主權地位——美國的新殖民地。

以中國臺灣為例，關于中國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業化起飛的原因的解釋，目前中國臺灣內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主流觀點把日據時代作為戰后經濟發展的基礎，肯定美國外援和民間資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臺灣經濟發展的作用，批評和否定國民黨與公營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與民進黨“臺獨”意識形態相呼應。非主流觀點則認為戰后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公營企業是中國臺灣工業化起飛的關鍵，以瞿宛文《臺灣戰后經濟發展的源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版）、《臺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轉型》（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年版）等為代表。第三種觀點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臺灣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認可國民黨的經濟民族主義，但批判國民黨公營經濟和官僚資本的低效，認為民間資本是資本主義的動力，代表人物為旅日馬克思主義學人。其實，三種觀點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右翼軍事獨裁特許體制”的成功需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外援、政治庇護和內部經濟民族主義的官營、民營資本的合力。今天中國臺灣的經濟衰退，是其依附的資本主義體系冷戰紅利衰竭的表現，也是其當前統治者一心想再綁上美國新冷戰之“戰車”的“鄉愁”淵源，而這一紅利恰恰是以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為前提的。

與此可類比的，還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為代表的“依附性發展”的拉美案例。同樣的“右翼軍事獨裁特許體制”，同樣無法避免的“依附”后果：巨額債務、初級產品出口、以城鄉分裂為表現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和“國家失敗”。20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軍事獨裁下的智利，是美國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休克療法最早的試驗場。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礎上，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盛贊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成功阻止了40 多年來智利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趨勢，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卻抵達了自由的核心。[4]所謂經濟自由優于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需要西方霸權支持下的槍炮為其開路——“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正是被推銷給智利的樣板。而20世紀70—80年代美國支持下阿根廷右翼軍政府發動的國家恐怖主義的“骯臟戰爭”，以殘酷鎮壓左翼人民力量為代價，在短暫繁榮后，阿根廷迎來的則是長久衰退和債務危機。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長達20年的右翼軍事獨裁完成的工業化發展之后，也陷入被世界銀行命名的發展中國家無法逃脫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去政治化”概念遮蔽了背后冷戰邏輯造成的依附性紅利及其代價：新古典自由主義浪潮下的“去工業化”過程，實質上代表的是霸權對依附性“特許體制”所劃定的經濟發展的極限（邊界）。

因此，在成功打壓了20 世紀70 年代不結盟運動主張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發展主義實踐后，美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拉美和非洲）推廣“現代化”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和發展傳播學已經不可能成功，因為它選擇忽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冷戰等因素，并把所有問題都歸于國家內部制度。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動的國家改革成為“發展”的前提，這也是蘇東劇變后所謂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被這些浪潮清洗過的多數國家最終淪為“失敗國家”，不僅發展中斷，更成為21世紀歐洲難民潮的集中輸出地，催生出今天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強勁崛起。

繼冷戰時期扶植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第一島鏈完成其“工業化”之后，今天的美帝國再度對第三世界的“再工業化”訴求進行意識形態甄別，印度和越南等亞洲新興國家的“工業化許可證”，是依照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和戰略遏制“頒發”的。除了正在被推向“軍事化”和“烏克蘭化”的島嶼臺灣，正積極謀求與美國加強“伙伴關系”的印度也備受矚目。2023年6月印度總理莫迪對美國的國事訪問被輿論普遍認為是美國在中國周邊布下的“巨大賭注”，美印在國防、半導體、關鍵礦產、高技術以及太空合作等領域簽署一系列協議，甚至很少與非盟友國家分享的一些關鍵技術也被“賜予”印度。印度則對利用“新冷戰”工業化發展的紅利躍躍欲試。被稱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領導人莫迪之前因為“反穆斯林法”引發大規模騷亂和沖突，曾被美國認為嚴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權，而現在他們站在一起互相稱頌彼此的民主與自由，慶祝共同屬于“民主國家”陣營。那么，新冷戰的紅利會使印度成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嗎？歷史經驗值得注意。它的代價將會是綁上“亞洲北約”的戰車，背離曾經主導的“不結盟運動”精神。

從上述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冷戰格局下美國動用政治和軍事方式豢養右翼反共意識形態下“特許經營”的工業化，并以此作為冷戰的基石。在歐洲，一手輸送北約軍事保護傘，另一手用馬歇爾計劃的資本輸血再造了歐洲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在亞洲，依靠輸送資本加扶植軍事獨裁的右翼民族主義，助力其完成工業“原始積累”過程，以打造圍剿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島鏈，這就是“自由民主陣營”從歐洲到亞洲工業化起飛和現代化發展的秘密——這兩個陣營正是今天美國發起“新冷戰”的聯盟。蘇東劇變之后，與非洲和拉美經歷了新古典自由主義浪潮下嚴重的“去工業化”現象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再工業化”過程，需要與正在形成的新冷戰局勢結合起來分析，這也是考量亞洲發展中國家不同于拉美和非洲工業化道路的政治路徑。

正是在參與蘇東劇變之后的經濟轉軌“休克療法”過程中，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發現美國對待波蘭和俄羅斯的區別是決定各自轉軌成功與否的關鍵，也就是西方社會能否愿意提供足夠多的貨幣穩定基金，并減免外債——這些是“市場自由化”的前提。波蘭的成功轉軌與南斯拉夫、蘇聯的區別就在于此。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經設想美國會為俄羅斯改革的成功打氣喝彩，正如美國為波蘭的成功所做的那樣。后見之明，我甚至懷疑這一切不是真的。波蘭被美國的戰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內的那些戰略家）視為西方聯盟的東翼。波蘭毫無疑問是歐盟的候選成員國，事實上它也是北約（NATO）的發展對象。支持波蘭毫無疑問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俄羅斯身上，但我現在懷疑切尼和沃爾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俄羅斯注定不會成為歐洲共同體（歐盟）的成員，更不可能成為北約的成員國，它仍然是一個擁有2萬多件核武器的國家。在切尼和沃爾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羅斯經濟和政治的快速恢復被喬治·布什的白宮和國防部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盵5](p.124)

七國集團拒絕減免俄羅斯承擔的蘇聯外債，并警告俄羅斯如果停止償付，緊急食品援助將被推遲?！拔鞣狡邍鴮ν鈧鶅敻兜膱猿质菤埧釤o情的、短視的，它使得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到1992年早期出現枯竭，具體發生的時間是1992年2月份?！盵5](p.124)

作為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奔走的發展經濟學家，薩克斯發現阻礙第三世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巨額債務危機，因此需要一種“新的發展經濟學”即“臨床經濟學”：發達國家的援助要解決問題，即幫助建立內外結合的綜合調整體系并減免債務，以區別于里根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把問題推給貧困國家自身?！安⒉皇秦毨颐鎸Φ拿恳粋€問題都是本國造成的，這些問題的答案也不僅僅是從好的治理結構、緊縮預算或者進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于進一步減免債務、提供更多的發展援助以及發達國家對這些國家開放貿易?！盵5](p.72)薩克斯起初并不能理解為什么美國不愿通過支持俄羅斯轉軌而盡快結束冷戰，但他寫于2006年的上述觀察，其實已經預告了俄烏沖突的爆發：雖然社會主義蘇聯已經解體，但美國對俄羅斯的敵對沒有也不會改變。在這樣的情形下，冷戰轉化為熱戰也就是必然的。

薩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個問題是：市場經濟并不是自生自發的，它需要的政治條件更重要，也更嚴酷——即必須順從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訴求，而國家制度則是這些內外因素聚合的結果。在最近講話中，薩克斯憤懣地批評美國不僅不關心世界上的窮人，現在連自己國家的窮人也不關心了。這位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2000—2015）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15—2030）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終于發現，訴諸富國的道德和良心發現，無助于解決世界貧困與發展問題。俄烏沖突以來，薩克斯在各種場合不斷發表演講，已經是著名反美反戰人士，他發現“全球發展問題”被美國視為“零和博弈”而不是“正和博弈”，不僅使美國成為世界發展的敵人，也成為自己的敵人。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薩克斯批評美國被軍工復合體綁架下的債務危機，美國發動的戰爭是天量債務的根源，戕害了美國自身的發展，軍工復合體正在摧毀美國和整個世界。①參見Jeffreyd Sachs，America’s Wars and the US Debt Crisis，https://jordantimes.com/opinion/jeffrey-d-sachs/americas-wars-andus-debt-crisis。這一觀點其實并不新鮮，新鮮的卻是現實正不斷驅使更多人走向認同這一論斷，薩克斯不再相信這個時代可以“終結貧困”——這本是他上述2005 年出版的書名，一個后冷戰時代樂觀主義的普遍信仰。

其實，我們可以借助薩克斯發展經濟學的視角去理解：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起飛需要資本積累和世界市場準入這兩個條件，而它們并不能從內部自由自發地產生。19世紀以來，以英國工業化為代表的歐美各國，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奴隸制供養工業化和現代化，并由此形成工業化壟斷發展的霸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北方福利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離不開冷戰條件下對工人階級的收買和讓利，而蘇聯解體則終結了這一過程——新古典自由主義全球化殺死了福利資本主義，跨國資本的全球逐利抽空了福利資本主義的民族基礎，斷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冷戰紅利庇護下第三世界右翼民族主義買辦的“依附式發展”。蘇聯則代表了另一條道路：在突破以北約為代表的北方帝國主義霸權過程中最終失敗?！疤K聯”這一超越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基于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聯邦的政治構想和實踐，最終退守為以族裔為邊界的俄羅斯大民族主義（以及一系列以民族為邊界的政權）——這是社會主義失敗的悲劇，即便如此，“制裁”與“追殺”并未終結。在這個意義上，對蘇聯誕生與解體的世界史考察，離不開其與帝國主義“貼身肉搏”關系的視野。

以1929 年處于工業化發展關鍵期的蘇聯為例。由于蘇聯出口資源嚴重不足，主要靠農產品，而美國恰在此時爆發經濟大蕭條，世界糧食市場價格急劇下降，蘇聯每得到一臺機器的代價需要比原計劃翻倍的原料和農產品，但蘇聯的農業總產值卻在下降。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左右搖擺，最終倒向托洛茨基等人主張的強制工業化路線。普利奧布拉斯基在《新經濟學》中認為，工業化生存在原始積累的“鐵蹄”之下，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是最危急的時刻，因為無法得到資本主義支持，只能依靠農民，國家與農民的劇烈沖突是必然的，這是無法抗拒的“客觀力量”。斯大林在1929 年發表的講話《大轉變的一年》中闡述道，不發展重工業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工業落后國的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量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正是根據這一點才拒絕給我們借款和信貸，他們以為我們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資金積累問題，我們在改革重工業問題上必定失敗，因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受他們盤剝”。②參見《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2—120頁。斯大林終于在1929 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向農民征收糧食的數量，加速農業集體化和加快工業化步伐，但卻伴隨大清洗以及烏克蘭大饑荒——今天俄烏沖突其實是蘇聯工業化悲劇的世紀回響。[1]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悲劇，既有后發國家工業化的縮影，也是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延伸與后果。在大饑荒悲劇的背后，是先發工業帝國主義遏制的陰影。忽視這些陰影，正是今天世界史失真的表現。對斯大林個人的譴責并不能真正解釋歷史。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20世紀歐洲工業化的重新起飛依靠的是馬歇爾計劃的資本輸血。而羅斯福對斯大林的允諾，即蘇聯紅軍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美國為蘇聯的戰后重建提供援助，因杜魯門上臺而撕毀。①參見Oliver Stone，Peter Kuznick：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S tates，Ebury Press，2012，pp.181-226。杜魯門以廣島核威懾和蘇聯不可接受的附加條件取消了馬歇爾計劃對蘇聯的援助，以冷戰的遏制方式迫使蘇聯困守在極限軍備競賽壓力下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蘇聯農業現代化的失敗已經勢所必然。糧食短缺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背后的資本短缺和外債問題成為戈爾巴喬夫與老布什談判的重要議題。在美國答應北約不東擴，愿意給蘇聯一筆口惠而實不至的貸款后，戈爾巴喬夫答應蘇聯從東歐撤軍、東西德國合并，以徹底結束冷戰。②參見喬治·布什、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301頁。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最終失敗的確是美英帝國所強加的冷戰勝利，但這卻不是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勝利，而是帝國主義霸權遏制的勝利。

四、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還是“人民的全球化”：全球南方現代化與發展問題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場理論作為一種世界市場的規范性理論，或者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可以承認其本身有合理性，但問題在于自生自發市場競爭的“理論”前提并不是現實世界政治經濟的邏輯。筆者引用他激烈批判美國、歐盟的農業高度補貼和干涉，來呈現其理論悖論，闡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現代化農業的“非市場化”才是常態。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對第三世界國家農業的歧視，發展中國家內部經濟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場規則的限制，正是相關國家小農破產和饑餓的原因。猶如發展經濟學理論本身也沒錯，但是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使世界農業市場上發達國家設置的扭曲市場的貿易壁壘始終無法被打破。真正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場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發展主義和現代化需要解決的前提。沒有這樣一個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現代化。

在薩克斯對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論述中，第一條就是中國沒有蘇聯和東歐經濟體那樣的大量外債。[5](p.144)中國道路的核心是獨立自主和改革開放，前者解決的是主權條件下工業化發展的原始積累問題，后者解決的是對外貿易被遏制與制裁的問題，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秘密。新中國用前四十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完成了第一個任務——蘇聯以156項工業項目為代表的十年援助幫助我們進行工業化突破，而1958 年蘇聯終止援助前后，新中國（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業化“大躍進”帶來的代價（這同樣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業化的背景下重新闡述），但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不爭的事實。今天，中國通過四十余年改革開放的內外博弈，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世界，正面臨新的圍追堵截。帝國主義的“制裁”如期而至，迫使中國啟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歷史的螺旋正在尋找上升的勢力，這其中“發展的主動權”是重要考量。這一“主動權”能否獲得，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否持續的關鍵，其中“城鄉融合發展”與“糧食安全”又是關鍵。面臨世界范圍內帝國主義重新集結的千鈞壓力，中國會解體嗎？站在不同的位置，會有不同的答案。但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中國式現代化”都會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

沒有主權的對外貿易只能是依附主義，這是世界體系理論描述的現實，其倡導者曾經提出通過“脫鉤”以“去依附”“去帝國”。但沒有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一國之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并不可能真正完成，這也是世界體系理論面對的現實困境。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需要一個“阿基米德支點”：工業化發展的原始積累，這不可能從傳統農業社會中“自然”生長出來。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協調與平衡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需要改變新老殖民主義遺留的結構性問題以及不公平世界經濟秩序下的債務陷阱，需要國家主權能夠主宰自己的發展道路，并在世界貿易和貨幣決策中擁有發言權——這些20 世紀70 年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依然是，且更嚴峻地成為21 世紀包括中國在內全球南方國家的主要訴求。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債務危機為絞索，逼迫發展中國家采取國內緊縮政策，進行“結構調整”，強制其推動從進口替代到初級原材料的出口轉型，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狀況。同時，歐美主導的世界糧食生產的供應鏈壟斷加劇，發展中國家糧食主權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糧食巨頭迅速控制全球80%的糧食貿易，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淪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主要糧食進口市場——外匯欠缺和小農破產導致自身糧食生產能力逐步被剝奪，第三世界的饑荒和人道主義災難層出不窮?！叭蚰戏健闭窃谶@個意義上作為“全球北方”的對應物被重新塑造出來，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政治意義上的，特別是在全球北方內部也在不斷生產出自身“南方”問題的今天。

地球從來不是平的，只是當20 世紀80 年代之后新古典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浪潮淹沒大地的時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為對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壓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當它如颶風席卷而過后，滿目瘡痍、溝壑縱橫的世界現實就一定會暴露出來，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理解這一格局，需要重新檢討20世紀兩次熱戰和冷戰給這個星球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打破以“歐洲文明論”為核心的自由與專制的帝國二元復式記賬簿，超越冷戰勝利者的視角，重新檢閱世界歷史的資產負債表，把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回來，才能“拯救”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

世界市場為何而來？世界市場的規則何在？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于規則的秩序”是誰制定的？當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國霸權的武器，也是所謂“新冷戰”的舊邏輯，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美國的“逆全球化”行徑宣告，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經破產，也再次暴露了新古典自由主義全球化背后特殊政治壟斷集體的利益訴求。那么，以世界人民福祉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這樣一種新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濟學是否可能？20世紀70年代作為不結盟運動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曾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現在是否到了重提這一主張的時候？

2023 年3 月，一個來自全球南方的研究團隊發表了分析當今世界帝國主義“基于規則的秩序”的八大矛盾：一是垂死的帝國主義與中國領導下日益成功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二是七國集團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與全球南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精英之間的矛盾；三是全球南方廣大城鄉工人階級、部分下層小資產階級（統稱為大眾階級）與美國領導的帝國主義權力精英之間的矛盾；四是發達的尋租金融資本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大眾階級，乃至與組織工業、可持續農業、就業、發展等社會必要投入資本需求之間的矛盾；五是全球南方大眾階級與其國內政治經濟權力精英之間的矛盾；六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與堅決維護主權國家之間的矛盾；七是全球北方國家被忽略的數百萬貧困工人階級與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八是西方資本主義與地球及人類生命之間的矛盾。①參見https://the tricontinental.org/eight-contradiction-of-the-imperialist-rules-based-order/。他們把這些矛盾視為帝國主義進入新階段的表現，認為由于多重內部矛盾沖突、歷史性不公正以及經濟上的失效，新古典自由主義體系不堪重負，每況愈下。如果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將陷入更大的混亂。今天，反對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霸權體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與平等的全世界廣大人民，以及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國家政權。因此，他們呼吁建立反抗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霸權體系的自發聯合陣線，包括整合希望減少依附帝國主義的政府和國家。

參與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記者維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國應帶頭重振社會主義發展理論——全球南方的歷史宿命與未來選擇》一文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從事實出發，就必須承認債務和去工業化、初級產品出口依賴、跨國企業利用轉移定價等手段榨取出口國特許權使用費的現實、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制定產業策略、提升民眾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諸多問題”是制約發展的桎梏。不過，在他看來，現在的南南合作機構、“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新的機會，不再那么依賴西方控制的金融貿易機構。這些新的現實需要形成新的發展理論和解決社會痼疾的新方法，即通過國家規劃和區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貿易外部環境，他呼吁“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②參見https://the tricontinental.org/dossier-66-development-theory/。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同步提出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的理論，以”刷新“基于冷戰框架下美國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傳播學。

這樣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代表著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權的訴求，也呼應了從拉美和非洲經驗出發闡釋依附理論的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在生命最后階段對中國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把獨立自主、以社會主義為最終歸屬的“脫鉤”道路作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號召組成新的統一戰線應對和抗爭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的系統危機，以大多數來自非洲和拉美、亞洲地區學者的觀點表達：世界期待并需要一個團結強大的中國以領導者角色應對這場全球系統性危機，一個團結強大的中國對全球發展非常重要。2015年，阿明在參加北京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之際接受訪談，再次闡述了“脫鉤”論：

這種“脫鉤論”應當是一種戰略性原則，包含這樣幾個方面：首先，“脫鉤論”極大重視主權國家發展，將主權國家置于優先地位。其次，開放性要求國家向外界開放并參與全球化競爭。應當說是主權國家利用全球化進程滿足自身發展需要，把握發展機遇從而實現一種漸進式的社會變革。因此，我們在探討“脫鉤論”的時候是在利用全球化進程。一方面，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實現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在全球的統治，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利用全球化進程優先滿足國家發展需要。我們應當最大程度地重視這種增長性的內部變革，即持續、不斷進行的變革。①參見張曉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及出路——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訪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6年第1期。

依托（而不是放棄）主權國家，利用全球化進程，通過內部變革實現去依附化，這正是中國道路。阿明告誡中國對現在的狀況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并準確預言了2019年爆發的中美貿易戰。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一書中，阿明就描述了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導致世界體系兩極分化，使全球化處于極端脆弱和危險的境地，而右翼掌權并獲得左翼支持的歐盟，沒有為“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列寧，阿明也把視野投向亞洲并預言：“不言而喻，中國未來的發展將影響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國被中國的發展所震驚的原因。我認為，在未來任何形式的全球沖突中，美國和中國將會成為主要的對手?！盵6](pp.8-9)基于從第三世界立場上的歷史長時段研判，他再三告誡中國如果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歐洲這三大資本主義寡頭都不會接納中國、允許中國崛起。如果中國無條件接受西方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美國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向資本主義屈服，甚至自愿成為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必將迅速摧毀中國。假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能夠達到這一目標，中國就會再度淪落為帝國主義陣營的從屬國和原料提供國。②參見李江靜：《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與中國的應對——訪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9期。如果把阿明的告誡對象換成俄羅斯，這已經成為現實。而對中國來說，這一告誡依然是危機所系。

阿明說：“我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是南方國家一定要實現一種政治上的團結，中國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們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溝通傷害我們共同的利益?！雹蹍⒁姀垥悦龋骸顿Y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及出路——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訪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6年第1期。在這個意義上說，如何促進全球南方的團結與溝通，就是當前的迫切任務?；诖?，2023 年5月，筆者擔任院長的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并舉辦了“傳播為了團結：全球南方國際傳播論壇（2023）”。論壇正式提出“推動構建21世紀‘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上海學術共識”。21世紀的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需要以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為前提，即以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的現代化發展為前提。

其實，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體系下的“三農”問題?！豆伯a黨宣言》描述了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歷史邏輯，即19世紀以來英美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擴張過程。21 世紀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與實踐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越這一邏輯，將決定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的共同命運。

這意味著需要重視不結盟運動和萬隆會議精神，尋求新的不結盟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共識，也必須在理論上闡釋蘇聯和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有成敗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買辦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結盟，這樣才有可能為全球南方21世紀國際“經濟新秩序”與“信息與傳播新秩序”提供真正借鑒。這也正是為什么“工農聯盟”——這一列寧主義的遺產，作為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后發工業國憲法的核心，需要解決的正是工業化過程中“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與農業現代化的危機問題。

五、工農聯盟、“新鄉土主義”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危機

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業與工業化發展的關系就是工農聯盟。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或者說解決第三世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中的“三農”問題，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歷史所展示的探索與經驗。所有對工農聯盟的偏離都是警示，都需要警惕，它表現為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及克服這些危機的過程。這是中國在長時段發展中的中軸線，也是觀察今天中國政治改革的風向標。這也是為什么今天的中國致力于反腐、精準扶貧、鄉村振興以及共同富?！@些可以視為對中國“九十年代”的校驗，也表明新的挑戰不斷涌現，危機視角能夠幫助我們更好探測歷史深度?！艾F代化”這個曾被歸結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動“民主化”的概念與方法，需要依照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的歷史實踐之危機與挑戰重新定義。這也要求我們在一個回望視野中理解中國“九十年代”的危機與轉機，它開啟于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主導的中美建交，在尋求打破美蘇對中國長期封鎖與制裁的戰略布局中，這創造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快速推動并實現現代化發展的有利世界市場環境。

20 世紀70 年代美國與中國的建交，主要基于自身與蘇聯對峙的冷戰需要，是為了克服國內嚴重的經濟通脹問題，并借助中國爬出越南戰爭的泥淖。這也是毛澤東主導的打破世界兩極霸權格局的大戰略，為中國創造出“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①參見朱永嘉：《七十年代初中美關系改善之風雨歷程(草稿)》，未刊稿。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通過對世界市場的突圍，并將世界市場納入處于危機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倒逼”機制，快速提升因遏制而被壓抑的工業化發展水平，持續改造和克服國有企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問題，并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為后發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提供基礎建設——幫助其克服“原始積累”的桎梏，這就是中國四十余年改革開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確的含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