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供養人形象考辨

齊 然 姚志薇 牟 銳

(1.敦煌研究院 檔案館,甘肅 敦煌 736200; 2.敦煌研究院 編輯部,甘肅 蘭州 730000;3.敦煌研究院 石窟監測中心,甘肅 敦煌 736200)

一、問題的提出

敦煌西魏石窟繪塑中的人物和神像著裝,是研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朝服飾的珍貴資料。莫高窟第285窟北壁有七鋪世俗供養人,其著裝風格包括兩類:東起第七鋪為三身大袖袍服、頭戴籠冠王公朝臣形象,根據時代和服飾規格判斷,很可能是來自西魏大統年間敦煌統治者北魏宗室元榮家族;東起第一至第六鋪中的男供養人,為上身交領窄袍、下身小口褲袴褶裝,辮發,戴氈帽或巾,佩蹀躞帶。根據題記,第一鋪是滑黑奴家族,第四鋪是滑□安家族,第六鋪是陰安歸家族,各家族女性有史姓、何姓、丁姓等,其余幾鋪題名漫漶,無法辨識。兩類人物中,前者著典型漢式傳統服飾,后者游牧民族服飾特征明顯,因此研究者普遍將東起一至六鋪供養人服飾認定為鮮卑服飾,民族定位為胡族(1)參見石松日奈子《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供養人像和供養人題記》,筱原典生、于春翻譯,載《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22頁;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敦煌莫高窟的營造年代》,賀世哲《敦煌石窟論稿》,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593頁。。如姜伯勤、張元林先生結合敦煌地區粟特人活動史料和供養人題記,考證其中的滑、何、丁、史諸姓供養人為嚈噠人、粟特人(2)參見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08頁;張元林《粟特人與莫高窟第285窟的營建——粟特人及其藝術對敦煌藝術貢獻》,云岡石窟研究院編《2005年云岡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403頁。。在對此窟人物的服飾專題研究中,研究者逐漸注意到前六鋪人物著裝亦胡亦漢的雙軌并存特征(3)參見周曉薇、王菁《三至九世紀流行的袴褶服與南北文化的融合》,載《浙江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第109頁;周方《北朝晚期莫高窟壁畫中世俗人物服飾研究》,東華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第133—134頁;武瓊芳《從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管窺袴褶的流行與演變》,劉元風、賈榮林、陳芳主編《敦煌服飾暨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學術論壇論文集》,東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264頁。。對照正史文獻分析,經孝文帝改革和胡漢文化長期融合,北朝社會胡漢之別已讓位于階級、階層之別,此時期袴褶裝是否仍屬胡族服飾?同一家族內為何男供養人著袴褶裝,女供養人漢式著裝?幾位供養人是否可能為漢族?這些問題仍有必要研究商榷。

二、北壁世俗供養人服飾反映出的衣冠制度

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源搜灾?右衽應是?！崩€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1]1998

掩衣法的變化意味著北魏鮮卑貴族統治北方百余年以后,不斷接受北土未南遷世家大族的儒學禮樂精神,游牧與農耕兩種文化融合逐漸大于差異,在服飾上,具體表現為統治階層的中原漢族儒風,以及平民尤其是軍戶的鮮卑化。胡服不如漢族傳統服飾更能體現朝堂禮儀和等級,漢族傳統褒衣博帶著裝無法滿足騎行、戰爭、勞動需要。從實用角度,孝文帝服飾改革應是保留騎射便利袴褶著裝的胡漢混一衣冠制度,禁胡服可能只限朝堂之上或者祭祀慶典,因漢族儒風服飾完全不能適應騎行的普遍推廣:

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弈弈,馳驟于風塵之內,出入于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2]1950

傳統儒生和文官服飾在騎行時的狼狽不便,北朝史書亦有記載:

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1]2718

胡漢服飾分別適合乘車與騎行,適合高車緩行、廟堂威儀的漢族朝臣衣冠無法滿足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騎行需求,因此不可能阻止便利騎射的袴褶著裝得到推廣。南北朝時期經過改進的袴褶裝,正如285窟南壁壁畫中的盜賊形象著裝,多數右衽、大袖、袴腿肥大,膝蓋處以繩扎縛,既順應了中原人喜歡寬衣大袖的習慣,又保持了袴褶服原有的行動便捷特性[3],能夠滿足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需要,是北朝后期戰爭、狩獵、騎行時的正式著裝,也是平民勞動服裝。因此,285窟北壁男供養人所著袴褶中的戎裝元素應大于胡服。

袴褶在南朝亦為武人正式著裝,兼具實用與禮儀,進一步證明袴褶與游牧民族已無必然關聯。南朝帝王和貴族武事著裝,如南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拜潘氏為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后,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槊。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盵4]151再如軍事活動中的名士風流:“三十年,元兇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韋绔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愿為盡命?！盵5]1606可見無論南北,著袴褶者的官品地位涵蓋各類衣冠貴族乃至士人,已經納入朝廷著裝禮儀。袴褶也是武官、普通士卒著裝,指代武官,如《南史·呂安國傳》:“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后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盵4]1155作為南朝普通士卒著裝,如《南齊書·王奐傳》:“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襤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盵6]在莫高窟第285窟營造之時代,南朝政權對服飾制度中的袴褶規格、等級已有嚴格規定:

梁制云,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纘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舄用皮。服冠衣朱者,紫衣用赤舄,烏衣用烏舄。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2]1954-1955

南北政權長期對峙,但始終保持文化交流,相互吸取衣冠禮儀、戰略戰術等各方面長處,衣冠胡漢之別逐漸消融,不同等級的袴褶裝應用于南北社會各個階層。莫高窟第285窟恰好體現了中原、南朝、敦煌三地的多元文化特征,供養人服飾包括寬衣大袖廟堂緩裝與袴褶袍靴戎事急裝,可以證明孝文帝改革后的朝服與袴褶不是簡單地推行漢族朝廷服飾,否定游牧服飾,而是融合胡漢民族之長,在完善朝堂風儀的同時,適應現實騎射戰爭需要。此時期北朝衣冠服飾胡漢兼用之特征,正如時人褚緭所言:“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盵7]第285窟以外,莫高窟西魏第288窟供養人為寬袍大袖貴族與紅黑色袴褶裝侍從組合,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第296窟佛傳故事畫中,君王、大臣、侍從亦是分別著漢服和圓領窄袖服,均是以緩服與戎裝劃分等級尊卑。敦煌是接壤突厥、柔然、吐谷渾的邊地軍鎮,285窟之供養人服飾呈現游牧之風,更能代表的應是騎射嫻熟的武人身份,而非胡漢民族之別。

太宗又制翼善冠,朔望視朝,以常服及帛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與平巾幘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2]1937-1938

三、第285窟北壁供養人身份、民族辨析

依據題記,北壁可以辨認的東起一、四、六三鋪供養人來自三個家族:滑□安與丁愛、滑黑奴與何□、陰安歸與史崇姬,各家族男性成員均著袴褶,女供養人均著漢裝。如前所述,姜伯勤、張元林等研究者根據人物姓氏、袴褶裝,結合敦煌地區粟特人活動史料,認為其中包括來自中亞昭武九姓滑國、何國、史國粟特人?？紤]到袴褶裝為南北朝后期武人通用服飾,而陰姓、丁姓為漢族姓氏,滑、史、何幾個粟特姓氏同時也是漢族姓氏,在主要由鮮卑統治者和敦煌本土漢族大族支配本地權力的情況下,以商業聞名的粟特人成為洛陽宗室元榮親隨武官并隨其建窟是否合理,仍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

首先是滑姓人物。姜伯勤、張元林等研究者認為是來自滑國的西方胡人,依據是《后漢書·西域傳》班勇出擊北匈奴的記載:

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后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為后王,八滑為后部親漢侯……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于勒山,漢軍不利。[8]

盡管此滑國史料涉及敦煌,但在南北朝時代,“滑國”是南朝時的稱呼,北朝史書中均稱此國為“嚈噠”,其中以《魏書·西域傳》的撰寫時間最接近西魏: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人兇悍,能斗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萬俟丑奴反,因留之。丑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后,朝獻遂絕。[9]2278-2279

嚈噠的族屬、族源問題極為復雜,研究者能確定其為徙居阿姆河流域的游牧民族,進入中亞后獨尊祆教,曾以武力控制粟特,但與粟特商胡并不相同,六世紀初尚以游牧為生[10]109-125。前引《魏書》史料也說明此國仍作為游牧民族與北朝通使,在中土的商業活動和定居情況均少記載。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對安、史、何等粟特姓氏均有考證,但未涉及滑姓胡人,說明盡管此國多次與北朝通使,但其國人在北魏活動有限,并未如粟特商胡那樣大量定居河西地區。敦煌西魏以后的文獻也不見滑姓家族,研究者對十六國至初唐吐魯番地區姓氏資料的考證中,大量粟特姓名里同樣不見滑姓[11],因此很難認定此國人會與來自洛陽的貴族元榮產生交集,并以侍從身份出現于敦煌北朝石窟。而春秋時期為秦所滅的滑國,其百姓以國為姓,世居河洛地區,以下邳、京兆為郡望,與來自洛陽的東陽王元榮有所接觸更有可能?！妒酚洝ぶ鼙炯o》張守節注:“杜預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為秦所滅,時屬鄭、晉,后屬周。事在魯釐公二十年?！独ǖ刂尽吩?‘緱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緱氏縣東二十五里也?！盵12]此姓周代有鄭國大夫滑羅,漢代有滑興、滑延年[13],如《古今姓氏書辯證》載:“《元和姓纂》曰:‘漢有滑伯堪,為齊悼王中尉?！`矣,是人氏滑而名伯堪,非復姓也?！盵14]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時期有武將滑稽:

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眾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余人,于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5]2323

此尚書滑稽可能來自滑臺一帶,因北魏早期有授職當地武官征戰本土先例?；辗鞘兰掖笞?在魏晉時代以軍功拔跡行伍幾乎是唯一出身途徑,北魏早期軍隊和軍鎮的將官多為鮮卑人,軍士則包括鮮卑及鮮卑化之漢人[15]。敦煌是胡漢雜居的邊境軍鎮,滑姓武人自明元帝時已在北魏政權任軍職,則西魏時期此姓供養人之生活方式和衣著佩飾呈現鮮卑化,從民族融合的角度可以解釋,因此,第285窟中滑姓供養人形象首先應考慮是跟隨元榮來自河洛地區的鮮卑化漢人。

第285窟其他供養人中,陰姓為武威與敦煌的漢族著姓,可以認定陰安歸及其身后陰茍生、陰胡仁、陰普仁等人的袴褶裝是河西地區漢族武人衣著,陰安歸妻史崇姬既著漢裝,也不應當來自西域史國,而更接近十六國至北朝河西建康郡(今甘肅張掖高臺縣)史姓,盡管不排除胡漢聯姻的可能性,但河西本土兩大漢族著姓聯姻更為可信。據姚薇元先生對西域史姓、何姓的考證,此兩姓商胡以北齊地域記載較多[16]418-419,與西魏敦煌地區的軍事、文化活動關聯似并不大。東漢皇后、外戚中有陰姓、何姓,如果滑黑奴為漢族,其妻何氏也以出過漢代經學家何休、外戚何進的漢族姓氏更為可信,且姚薇元先生亦考證過《魏書·官氏志》所載鮮卑賀拔氏改何氏并不成立[16]125。另據伯希和記錄,第285窟東壁有何、梁、趙、王、成等姓氏供養人,仍以漢族姓氏為主[17]。因此,從姓氏角度分析,285窟幾鋪世俗供養人均非胡族,也非鮮卑人,而只能是追隨元榮來自河洛和河西地區的鮮卑化漢族軍人。

四、第285窟武人形象與元榮治理敦煌方略

莫高窟第285窟于西魏大統年間營建于戰爭擾攘之際的邊塞軍州敦煌,繪塑中出現袴褶裝武官供養人在內的眾多武人形象,如西壁南、北龕上部持人面盾和托舉做戰斗狀的虎車、鳳車武士,西壁龕外戴寶冠、著金甲戰裙持槍天王,西壁中龕北側四臂持戟戰神童子天,西壁北龕北側神將,南壁“得眼林”壁畫中具裝鎧騎兵與步卒,南北壁的狩獵者、藥叉、力士等,這些武人、神將、力士形象似有意表現粗獷剛健軍風,突出軍功尚武風尚,體現了石窟營建群體身份和北朝游牧尚武精神,與北方長期戰亂中武人階層崛起和敦煌作為防御柔然、突厥、吐谷渾等游牧民族戰略要塞地位相對應。南壁通壁“得眼林”壁畫故事中的戰爭場景也是此時期北方戰亂與盜賊蜂起時局下軍事活動的真實寫照,征戰攻殺場景顯然為造窟者所熟悉,符合建窟者元榮“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的身份以及“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奸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窺路”的邊塞特征[9]997,對285窟的建窟原由、石窟藝術風格、石窟形制功能等均有影響。

這些武人形象在石窟集中出現,首先是改鎮為州后北朝軍人地位變化之直接產物。北魏統一北方后的百年安定,以及孝文帝遷都和改革后洛陽禮樂儒風興起,北魏政權立國根本的代北崇軍尚武風尚逐漸消散,輕視邊鎮武人之風氣在洛陽貴族中蔓延。邊鎮軍人肩負邊防重任,卻因遠離政治中心而待遇落后、升遷困難,造成政治隱患,正如尚書令李崇長史魏蘭根所言: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征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18]

盡管安撫武人對鞏固邊防、穩定內政關系重大,但諸鎮武人待遇不公之隱患并未得到統治者重視,直至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導致軍人變亂和六鎮起義,這才迫使北魏政權采取提高武人地位和改鎮為州等措施來緩解矛盾,“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后,靈太后令武人得依資入選”[9]1479。此后的戰亂令武人軍功升遷之途重新拓寬:“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為別將?！盵1]1918內憂外患下,524年敦煌與六鎮一起改鎮為州,是北魏最后一批升格為州的軍鎮。525年左右,元榮以宗室身份就任敦煌,顯然與倚重軍人軍事的政治形勢和政策調整相關。嚴耕望先生考證改鎮為州前的北魏軍鎮政府組織:“置都大將為之長,例加將軍之號,且絕大多數以親王或鮮卑族人為之,持節統軍,兼治民事,鎮攝一方,威權極隆。有副將為之貳。又開府置佐如將軍、公府之制:有長史、司馬為上佐,諸曹參軍分職主事。又下統軍戍,亦各置軍將。大抵一府官員蓋近千數?！盵19]可見在敦煌這個兵事頻繁之邊地的官吏中武人之比例與重要性。從時代看,元榮率領武人建窟,武官供養人形象大量出現在其營建的285窟,既是敦煌北魏末年戰亂中邊塞政治形勢的反映,也是北魏末年殺戮甚重的軍人積極參與佛事活動的表現,與北朝將領奚康生建南北石窟寺、楊大眼在麥積山開窟造碑等活動一致,均反映出軍人地位的顯著變化。

敦煌軍人地位變化和參與第285窟營建的動力,還有逐漸加重的邊防壓力。敦煌所防御的柔然是北魏西北邊境的主要壓力所在,“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1]3250-3251。因此,孝文帝漢化改革逐漸廢除軍鎮制度后,敦煌仍為西北邊境保留的十一鎮之一。神龜末年(520),蠕蠕主阿那瑰、婆羅門,在高車的打擊下歸順北魏,關于如何處置的討論中,涼州刺史袁翻之建議反映了敦煌的地位和作用:

河西捍御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9]1542-1543

此后,敦煌州軍擒討叛亂的婆羅門:

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之。[9]2302

婆羅門姊妹皆嫁嚈噠,證明敦煌州軍擒討婆羅門時,滑國與柔然關系較近?；瑖谕回梳绕鹎翱刂浦饔驈V大地區,為此時期敦煌軍事防御對象之一,這也是敦煌西魏石窟不應出現滑國供養人的證據。蠕蠕主阿那瑰叛亂和六鎮起義后,隨著突厥崛起,敦煌的軍事地位和作用進一步突顯,元榮正是此時期承擔經略河西、整頓瓜州軍政組織、鞏固邊防使命的重臣,敦煌從軍鎮升格為州,刺史御外與安撫邊民職責并重。元榮治理敦煌二十余年,瓜州地界無論高車、柔然、吐谷渾、突厥還是本地大族、流民均無較大規模叛亂,元榮去世后的瓜州卻很快發生鄧彥殺刺史元康奪權和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等變故,至北周時期邊患又起:“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后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御?！盵1]2276可見元榮以宗室身份久任瓜州刺史,成功撫御了內外各種勢力,其政績正符合時人所論之理想邊任人物:

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于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9]1539

這或許也是元榮作為宗室卻久不得遷返洛陽的原因之一。第285窟營建于元榮整頓邊防的多事之秋,南壁“得眼林”壁畫故事為官軍平定寇盜主題,在壁畫藝術上為敦煌首創,很可能取材自元榮整頓邊防與修理武備的講武練兵活動,代表了元榮對武事武將之重視。第285窟北壁布局中,以七鋪八佛為不同家族供養人劃分獨立區域,而非追隨貴族身后禮佛,也體現出元榮對下屬武人的重視。因此,可以斷定,第285窟整窟均有彰顯元榮功勛和敦煌邊塞軍人功績之意圖,有著非佛教的世俗政治意義。

元榮招納武人建窟,其動力還來自瓜州與中原政權關系變動中對地方武力的倚賴。魏末周初,元榮作為北魏宗室,于社稷將傾之際,面臨爾朱榮河陰之變、東西魏分裂和宇文泰鴆殺孝武帝等復雜處境。趙萬里先生推測:爾朱榮入洛,元榮以抗命或他故,一度被奪爵,永安二年復職,原因是其久處瓜州,為眾傾服,加之朝廷西北經略秦隴需要[20]。瓜州與中原變動政權保持往來,爾朱氏擊敗萬俟丑奴平定關西地區后,“于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1]1775。元榮普泰二年(532)所造《大智度論》題記中載有“天子中興,是得遣息叔和,詣闕修受”之事,“中興”應指西魏之建立,與宇文泰拜上柱國之位同時:“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后,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盵1]2153元榮在西魏建立后遣子叔和進京,屬于朝覲宇文泰、輔佐新天子登基之舉,也有觀望時局、祈愿還鄉之意,此事與其寫經、建窟祈?；顒佑嘘P。大統初年,西魏文帝安排大量宗室成員擔任中央和地方要職以強化皇權,對抗宇文泰霸府勢力[21],有重振元魏皇族的意圖,此事可能也會涉及瓜州元榮勢力。在政治斗爭中,北魏宗室勢力被不斷削弱,宇文泰對河西隴右的控制逐漸加強。大統三年(537),宇文泰親信將領念賢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22]。在瓜州擁有軍事力量的元榮,此時面對一系列政治變動,培植部曲觀望時局,倚賴武力應對內外威脅幾乎是必然選擇,其招納軍人建窟和窟內題材的軍將特征,應有籠絡地方軍事勢力以延壽、祈福、避禍的動機。

從以上石窟集中出現武人題材的幾個原因分析,元榮寫經、造窟似非私人佛事活動,而是以神道設教來輔助“文武兼用,威恩并施”的地方治理策略。元榮的治理策略首先表現在與世為西土冠冕、后來進入北周和隋唐政權中樞的敦煌令狐氏之關系上。敦煌人令狐整在幫助元榮處理地方事務上作用殊顯,“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為主簿,加蕩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捍,州境獲寧”[1]2349。敦煌文獻中,P．2189西魏大統三年,令狐休寶書《東都發愿文殘卷》題記:“大統三年五月一日,中京廣平王大覺寺涅槃法師智嚴,供養東都發愿文一卷,仰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齊于受稱之世,流潤與姬文同等,十方眾生同含生,同于上愿。令狐休寶書之?！盵23]大統五年(539)有令狐休寶《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四》題記[24],孫曉林先生考證,令狐休寶為令狐整之弟令狐保,“明王殿下”即元榮[25],令狐休寶洛陽、敦煌寫經時間與元榮遣子入京時間接近,可能屬于同一個活動,反映出元榮家族與令狐氏之關聯,兩者的寫經、建窟等佛事活動都體現出瓜州統治者積極協理軍政。第285窟建窟無令狐氏參與,則此窟似是在發揮本土大族作用之外,撫循層級較低但數量眾多且不可忽視的非瓜州籍中下層武官、將士之宗教手段,充分發揮敦煌升格瓜州后刺史治民、治官兩方面職責,遵循河西地區佛教興盛傳統,以神道設教手段籠絡邊塞將士,在結好鄉豪的同時,對外來武人和不同于敦煌本土大族的元榮私人部曲進行佛教信仰層面之安撫。在敦煌石窟中第285窟首次完整地出現四天王題材,繼承了北涼以來河西佛教天王護國思想,同樣是利用武神類信仰使神佛、武人、百姓、刺史凝聚成一體,實現“文武兼用,威恩并施” 策略下的安人勸農與控邊御盜之穩定局面。因此,對第285窟的研究應從西魏瓜州邊防建設體系的角度,并結合元榮對武人的重視和講武練兵行為來理解。

五、結語

在北朝后期胡漢文化融合、南北差異變小的背景下,莫高窟第285窟北壁男世俗供養人所著袴褶裝是南北政權通用的適宜騎射的武人武事服飾,其民族應為生活方式鮮卑化的漢族,其身份應是西魏敦煌統治者元榮的侍從武官。此窟出現較多武人、神將形象和戰爭題材,證明此窟為元榮率領瓜州武官營建。營建此窟并非出于個人或家族祈福延壽的需要,而是為了以神道設教安撫武人、鞏固邊防,與元榮對敦煌本土大族的籠絡動機一致,是北魏末期政局動蕩、戰事頻繁之背景下元榮治理地方的策略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