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關于對外貿易戰略地位重要論述的意蘊及啟示

〔摘要〕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突破以往對對外貿易“調劑余缺”作用的傳統認知，重新認識和界定對外貿易的戰略地位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從政治維度上，擴大對外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補充，它不僅不會損害社會主義，反而會因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改善人民生活而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有利于更好地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從經濟維度上，擴大對外貿易有助于發揮世界各國的比較優勢，發展互惠貿易關系，提高經濟效率，推動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和“翻兩番”等經濟戰略目標；從外交維度上，對外貿易既是中國與發達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的先行者，又是求同存異的緩沖帶，有助于緩和國際關系，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南南合作”還有助于破解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進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關于對外貿易戰略地位重要論述，對新時代新征程中國發展對外貿易、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借鑒和啟示作用。

〔關鍵詞〕鄧小平；對外貿易；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A8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921（2023）05-0079-12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項目“新中國‘復關’‘入世’的歷史考察及其基本經驗研究（1986-2001）”（581121116121）

〔作者〕林凡力，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建設貿易強國”①。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中國改革開放面臨如何破局等問題，鄧小平在統籌謀劃改革開放事業的過程中，突破以往對對外貿易“調劑余缺”①作用的傳統認知，重新界定和認識對外貿易的戰略地位，系統闡釋了對外貿易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方面的深刻意蘊和重要戰略地位。這些重要論述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順利打開對外經濟合作新局面奠定了理論基石，對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學術界關于鄧小平對外貿易思想或更廣義的對外開放思想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鄧小平提出的關于擴大對外貿易的具體政策和原則，如設立經濟特區、領導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等等②，鮮少對其關于對外貿易戰略地位重要論述進行深入系統的剖析。本文擬從政治、經濟、外交三個維度對鄧小平關于對外貿易重要論述所蘊含的思想意蘊進行梳理和歸納，以期豐富和深化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認識。

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出發，明確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對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創造性地發展了社會主義對外貿易理論。他認為要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就要“發展社會生產力”③，“把實行開放政策當作社會主義發展的補充”④。這樣不會損害、更不會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反而會因為對外貿易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改善人民生活而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一）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真正體現

一是貧窮不等于社會主義。鄧小平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歸根到底是要發展生產力”⑤，“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要靠發展生產力”⑥。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通過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體現，相較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就在于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他明確提出，“窮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⑦，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使國家和人民一步一步富起來”①。因此必須重視發展生產力，這才是不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所在。

二是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社會主義存在著錯誤理解，認為“越窮越是社會主義”②，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出現了“寧要貧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③等荒謬觀點，導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長期處于貧困狀態。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時強調指出，我們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④，但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⑤。在鄧小平看來，只有促進生產力發展、扎實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才能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更加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則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因為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發展都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之外。

（二）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是發展社會主義的重要補充

一是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不會損害社會主義。針對外界關于對外開放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爭議，鄧小平堅定地認為，對外開放不會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他指出：“大量吸收國際先進技術，也利用它們的資金。這沒有危險，本身不會損害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能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雹?一方面，中國的國家機器具有為社會主義制度保駕護航的能力，有辦法克服對外開放帶來的消極因素。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機器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有能力保障社會主義制度?！雹?加上新中國成立后，國內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不復存在，這些都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輕易被改變。另一方面，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在工業、農業、商業和其他方面已經建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⑧。無論是與外國公司進行補償貿易還是外國廠商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所增加的收入都歸全民所有，屬于社會主義性質。此外，相較而言，“外資所占的份額也是有限的”⑨，社會主義經濟所占比重更大，等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更加強大了，就更不怕對外開放的沖擊”①，因此不必擔心發生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二是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補充。改革開放后，中國積極主動地同資本主義國家開展貿易往來，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這被部分人批評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對此，鄧小平強調，搞對外開放政策不是“對資本主義投降”，而是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補充”。② 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并非與以往的傳統政策相悖。對于傳統，要一分為二地辯證看待。過去行之有效的優良傳統一定要堅持，但必須結合新的形勢實事求是地制定新政策。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引外資和先進技術、歡迎中外資合作和外國獨資在中國開設工廠等等，“只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補充”③，最終目的是服務于更好地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三是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要以社會主義為目標和導向。在強調對外貿易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時，鄧小平十分強調發展對外貿易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由蒂爾曼·德丁等十九位美國新聞界人士組成的“重訪中國團”的談話中提出：“從我們制定戰略目標起，就把我們的建設叫作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經常講四個現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詞：社會主義?！雹?1986年4月，他在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指出：“我們的改革，我們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雹?在鄧小平看來，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絕對不能動搖的前提下，用何種方式實現更多、更快、更好的發展，這并不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相悖。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非但不會因吸收外資、合資經營等受到損害，反而會得到進一步發展。他強調，中國的“對外方針是服務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⑥，“中國不會放棄社會主義”⑦。

對外貿易是世界各國公認的經濟加速器，在經濟建設中起著重要作用。鄧小平認為要重視和發揮對外貿易在發揮比較優勢、促進民族工業發展、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只有實行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翻兩番”等戰略目標，增強中國綜合實力。

（一）封閉導致落后，貿易自主才能使民族工業得到真正的發展

一是封閉導致落后。鄧小平深刻總結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①?；厮輾v史，中國自明朝中葉開始閉關自守導致落后。新中國成立后，起初是向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敞開大門，但迫于西方國家的制裁和封鎖，隨后又關起門來，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②。以史為鑒，無論國家發達與否，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市場，閉關自守、關起門來搞建設是行不通的，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沒有任何好處。歷史是向前發展的，而中國卻由于封閉孤立而導致停滯落后，要想迎頭趕上或者彌補損失絕非易事。1989年5月底，鄧小平在同李鵬、姚依林談話時指出：“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F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雹?此后，他多次在講話中劃定紅線，強調堅決不能重蹈覆轍、退回封閉的老路。他尖銳地指出：“切不要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④

二是貿易自主才能使民族工業得到真正的發展。1987年1月，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指出，“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而要擺脫貧困，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雹?反觀近代中國被列強強行打開國門，貿易自主權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所攫取，所有生產和貿易行為無不是為帝國主義侵略、為封建階級掠奪和為官僚資產階級剝削而服務，很多設備、原料乃至產品的銷售都要靠外國來完成，根本無法做到獨立自主地發展外貿，民族工業也就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早在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所謂“經濟合作”和“國際分工”的名義維持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被剝削國家的民族工業沒有獨立的對外貿易主權，得不到真正的發展，最終使得貧國愈貧，富國愈富。因此，中國一貫支持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經濟，支持“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基礎上”⑥發展國際貿易。只有這樣，發展中國家才能不斷提升民族工業的發展水平，不斷推動民族經濟發展，進一步鞏固政治獨立。

（二）發揮比較優勢，在國際范圍內取長補短更能提高經濟效率

一是國際分工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1982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塞塞·塞科的談話中提出，中國決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目的就是為了“加快建設步伐，提高生產發展的速度”①。要加快發展速度，“擺脫貧窮和落后”②，就要正確認識和運用馬克思的國際價值規律論，發揮世界各國優勢互補和國際分工的作用。生產力水平不同的國家通過交換彼此的優勢產品，雙方都可以節約社會勞動，獲得更多使用價值。因此，鄧小平主張“各國在尊重國家主權、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條件下，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取長補短”，認為這“對于發展民族經濟，是有利的和必要的”③。事實上，鄧小平這些觀點的形成由來已久，早在1974年12月他就在和毛澤東談話時提出：“現在國際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脫離國際范圍，都是取長補短，包括美國?！雹?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有利于發揮世界各國的比較優勢，優化資源配置，從而加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發展。

二是優勢互補，發展互惠貿易關系。鄧小平深諳西方看重中國市場體量大的優勢，準確抓住西方國家遭遇經濟危機急需打開中國市場的迫切需求，一再強調“膽子要大一點”⑤，要抓住難得的時機，加強技術合作，雙方各取所需，建立互惠的經濟合作關系，并強調“這是一個戰略問題”⑥。一方面，中國擁有較大的市場潛力和需求。鄧小平指出，“中國這個市場大得很”⑦，只是“潛力還沒有挖掘出來”⑧。1979年5月，他在同馬來西亞總理侯賽因會談時指出，“中國的貿易額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分量太小”，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口也相應地會有很大增長”。⑨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鄧小平對中國對外貿易充滿信心，堅信中國的貿易額肯定會擴大，對外貿易的前景十分廣闊。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市場。通過對國內國際局勢的準確研判，鄧小平認為國際形勢對中國非常有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需為資金、過剩商品等尋找出路，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也愿意借錢給中國，讓中國變得更強大一些。1986年9月，他會見以齋藤英四郎為最高顧問、河合良一為團長的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時指出：“從實際情況來看，日本有的，中國缺乏；中國有的，日本缺乏。中國的問題是還沒有開發出來，所以希望日本能從長遠出發幫助中國發展起來，這樣對日本也有利?！雹?在鄧小平看來，中國具有廣泛的市場需求和潛力，絕對不能錯過利用資本主義危機這一有利形勢，要更大膽地同外國做生意、搞買賣，雙方各取所長、互惠共贏。

（三）對外貿易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和“翻兩番”等戰略目標的重要路徑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只具有初步的工業化基礎，經濟發展面臨資源不足、技術落后、資金不足等問題。只有實行對外開放、擴大對外貿易，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才能逐步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翻兩番”等戰略目標。

一是對外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實現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懈追求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新明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鄧小平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實行對外開放。1979年5月，他在會見日本時事通訊社代表團時明確提出：“所謂開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國資金和技術來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雹?這給開放作了明確定義，指明了實行開放的目的，即開放就是為了更加穩妥和更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時，他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對外開放政策”③。具體來說，就是要從當下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國內條件，爭取獲得更多國際援助，善于吸收、使用和管理西方的資金和先進技術等，要以世界的先進成果作為中國發展的起點，這樣才不會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變成空話”④。

二是對外開放有助于實現“翻兩番”的目標。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翻兩番”⑤的具體目標。鄧小平指出，要達到這一目標絕非易事，“講大話，講空話，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確的對內對外的方針和政策”⑥，必須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政策。1984年10月，他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只有四百多億美元，這點進出口額很難實現翻兩番，如果“沒有對外開放政策這一著，翻兩番困難，翻兩番之后再前進更困難”⑦。這些論述表明，鄧小平是從實現“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的高度來認識對外貿易的重要作用的，他認為擴大對外貿易是實現“翻兩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在鄧小平看來，對外貿易“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①。中國制定對外開放政策不僅是為了加速自身的發展，也要在世界上盡量多交朋友。因此，中國考慮和處理問題不僅是從自身利益維度上考慮，也是“從國際戰略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②出發的。

（一）經濟貿易先行有助于緩和國際關系

第一，對外貿易是中國與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的先行者。在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尚未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前，可以先用經濟貿易打開局面，從而為后續開展多領域、多維度的合作，實現雙邊關系正?；蛳禄A。鄧小平在會見法國、日本、比利時等外賓的一系列講話中指出，中國同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并不單純是經濟問題，還應“從政治角度來考慮”③。中國市場具有很大潛力，未來合作前景廣闊，經濟合作是國與國之間開展合作的良好開端，有利于促進“政治關系和人民之間友好關系的發展”④。他認為合作“單單在政府間還不夠，民間也要進行”⑤；合作“看一兩項不行，看短期也不行，要看長期”⑥。

鄧小平積極推動和鼓勵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盡快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爭取實現雙邊關系正?；?。1978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時明確談道：“在貿易問題上，對同中國關系正?；臀凑；膰?，我們的政策還是有區別的?！雹?言下之意就是在同等條件下，中國會優先選擇雙邊關系正?；膰?。因此，他希望盡快實現中美關系正?；?，并指出這一問題不解決，美國“政府也受約束，而且相互取得優惠地位來解決問題的條件就差一些……總之，沒有實現關系正?；?，我們受限制，你們也常受限制”⑧。只有實現雙方關系正?；?，才能擴大兩國各個方面的交流，推動兩國經濟貿易順利發展。

第二，對外貿易是國與國之間求同存異的緩沖帶。新中國成立以后，即使在受到國際制裁的情況下也一直努力同蘇聯、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等繼續搞好關系。因為即使雙邊政治關系鬧僵，保持經濟往來也能為兩國之間的交流保留溝通渠道。1983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大衛·塔潘為團長的美國福陸公司代表團時指出：“政治關系影響到文化、體育方面的交往，我們力圖不使之影響兩國經濟交往的關系。也許兩國之間經濟關系的發展，會給兩國的政治關系帶來改善?！雹?20世紀70、80年代，中蘇關系曾一度出現緊張局面，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仍然保持著貿易往來。鄧小平在談話中指出，對待蘇聯，政治上要“堅持消除三大障礙，不松口，經濟上可以解凍，多做些生意”②，“對蘇聯貿易可以維持一定數額，……但涉及恢復兩國關系的談判就要慎重”③。至于中美關系，早在1978年中美建交前鄧小平就提出，盡管中美兩國關系尚未實現正?；?，但“商務關系是可以發展的”④，可以考慮先采取民間的方式把美國這個門打開，如以航空公司的名義同國外交流、開放通航，等等。在鄧小平看來，加強各種形式的貿易合作有助于增進兩國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同時也能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這對發展中美關系是極為重要的。

第三，對外貿易是世界和平的穩定器。一方面，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鄧小平指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每發展一步，就是為世界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我們發展自己不僅是為了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是對整個國際和平的貢獻，也就是中國對人類的貢獻?！雹?中國為爭取世界和平采取的實際行動之一就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著力進行經濟建設，保持中國自身的穩定和發展。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同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的加深，相互關系只會加深，不會削弱，“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穩定就很有益處”⑥。1986年7月，鄧小平在會見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席時指出，中國同歐洲最大的共同點是“彼此都希望和平，都是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的力量”⑦，“歐洲的政治家也一定看到中國的發展也是和平力量的發展，愿意看到中國的強大。所以，我們同歐洲發展關系是從這個戰略全局出發作出決定的，不是只為撈點技術和資金”⑧。這些論述表明鄧小平非常重視中歐貿易，同時也體現了他對發展對外貿易能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深刻認知和深遠考慮。

（二）“南南合作”有助于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謀求發展，新中國先是選擇對發達國家開放，以此獲得更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對外貿易和開放卻遇到了瓶頸，發達國家依然延續原有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把中國視為低端原料市場和商品傾銷市場，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不肯給中國提供或轉讓核心技術。在此背景下，鄧小平提出“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的合作”①，旨在通過加強“南南合作”，在第三世界尋找出路。

第一，“南南合作”是推動世界共同發展的需要。鄧小平認為，發達國家的持續發展很難建立在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南方國家繼續貧困的基礎上。當發達國家內部已達到飽和時，如果南方國家發展不起來，發達國家自身要面對的市場、資本和商品出路等問題也難以得到妥善解決。因此，他提醒發展中國家不能把命運“完全放在發達國家的恩賜上”②，“歐洲市場有限，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所以我們要在第三世界找出路”③，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相互變成對方的市場，這個市場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場”④。他認為“窮國之間的合作余地還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長處”⑤。以技術引進為例，發展中國家雖然有落后之處，但不是一切都落后，在技術方面各有各的優勢、各有各的特點，合作潛力很大。因此，發展中國家共同合作，互為市場，優勢互補，取長補短，日積月累，南南合作范圍便會擴展至全世界，就會產生質的變化。對此，鄧小平充滿信心地指出：“南南合作有出路，我們要寄很大的希望于南南合作?！雹?/p>

第二，“南南合作”有利于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二戰后，世界經濟仍延續不平等的舊秩序，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政治上獲得獨立，但繼續保持著原有的經濟結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和利用。鄧小平指出，現如今有人“還是老殖民主義者的頭腦，他們企圖卡住我們窮國的脖子，不愿意我們得到發展”⑦，想從他們那里獲得資金和先進技術絕非易事。相較之下，最為可靠的還是窮國的朋友們，雖然可能提供不了太大的幫助，但更大方、更可靠，在“政治上、道義上的相互支持更是可以信賴的”⑧。在這種背景下，他提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強烈要求改變“極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①的一切正義主張，號召第三世界國家要團結起來，走南南合作的道路。通過“南南合作可以推動南北合作”②，從而徹底改變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剝削基礎上的舊的世界經濟體系，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以政治家的戰略眼光重新認識和界定對外貿易的作用，并將對外貿易上升到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戰略高度來審視。發展對外貿易事關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和發展，事關經濟發展和戰略目標的實現，事關新中國政治環境和外交環境的改善以及中國能否為世界和平、發展與穩定作出貢獻，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這些觀點不僅對中國外貿事業在新時期邁上新臺階掃除了思想上的障礙，對開創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新局面起著積極指導作用，還對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對外貿易事業的高質量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及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對高水平開放的領導是確保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政治保證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雹?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尊重市場規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屋建瓴地規劃對外開放事業；另一方面又運用教育引導、法紀法規等多種手段堅決清除對外開放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對外貿易保駕護航?；仡櫢母镩_放40多年的歷程，正是因為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國才能成功應對對外開放帶來的消極影響和沖擊，對外開放事業才能取得歷史性成就，這充分彰顯了堅持黨的領導的思想偉力和實踐偉力。進入新發展階段，要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水平開放的領導，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要自覺站在黨和國家大局上，思考謀劃對外開放工作，加快擴大對外開放步伐，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要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深刻領會黨中央關于對外開放決策部署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確保改革開放永遠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世界市場。4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擴大對外貿易、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效率、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目標起著重要作用，能夠使中國在世界發展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當前，中國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多重壓力疊加，高水平對外開放成為破解發展難題的主要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①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這就要求我們重視發揮對外貿易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戰略作用。一方面，要引進更多的國際先進要素，拓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走開放式創新之路，為高質量發展塑造新動能、新優勢；另一方面，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高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質量和水平，實現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三）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壓艙石

對外貿易是經濟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貿易密切往來有助于加強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聯系，拓展國際朋友圈，改善和發展政治關系；有助于在政治關系緊張的情況下保留通話渠道，擴大共識，緩和國際關系；有助于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實現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當前，全球進入新一輪的動蕩變革期，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動頻頻發生，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驟增。在這種背景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②。新時代新征程，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舉措，推動擴大世界開放合作的共識，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和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推進多邊、雙邊和區域合作，共同創造有利于發展的國際環境，在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責任編輯 肖雪蓮）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3頁。

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22頁。

②彭衛：《試論鄧小平對外貿易思想》，《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3期；石廣生：《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賀新元：《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中的幾個關鍵問題》，《紅旗文稿》2015年第4期；等等。

③《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頁。

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30頁。

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91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75頁。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43頁。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43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82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69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頁。

⑧《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51頁。

⑨《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5頁。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05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30頁。

③《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

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35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05頁。

⑦《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51頁。

①《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00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08頁。

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78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6頁。

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67頁。

⑥《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4頁。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827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35頁。

③《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頁。

④《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074頁。

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39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21頁。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43頁。

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54頁。

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511頁。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40-1141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514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3頁。

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69頁。

⑤“翻兩番”指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參見《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90頁。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47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39頁。

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856頁。

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41頁。

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41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40頁。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14頁。

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14頁。

①《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00-901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67頁。

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11頁。

④《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7頁。

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22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47頁。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26頁。

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80頁。

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頁。

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74頁。

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00頁。

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96頁。

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74頁。

⑥《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00頁。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822頁。

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872頁。

①《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頁。

②《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25頁。

③《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55頁。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頁。

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