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需沖擊、經濟再平衡與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

文/陳斌開 趙扶揚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是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超大市場規模優勢。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關鍵是要打破國內市場分割。然而，目前我國的國內市場建設仍然存在較大不足，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分割造成經濟循環受阻，甚至形成各種封閉小市場、自我小循環，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難以發揮，影響到經濟高質量發展。

長期存在的市場分割降低了國內市場效率，導致中國經濟過度依賴于外部需求。金融危機前，外部需求強勁，國內市場分割的負面影響沒有充分凸顯。2008年金融危機后，外部需求疲軟，但市場分割使得國外需求難以有效向國內轉移，造成經濟增長率下滑。外需沖擊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還可能對中國經濟結構產生影響。金融危機之前，外需強勁造成貿易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持續擴大，外部失衡對國內經濟結構有深遠影響。出口的持續擴張導致產業結構呈現“工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發展滯后”的失衡格局。貿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工業部門超前發展導致國民收入分配從居民部門向企業及政府部門傾斜，從而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進而造成居民消費不足。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呈現出“再平衡”趨勢：第二產業占比和國民儲蓄率開始下降，勞動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費率開始回升（見圖1）。

圖1 典型事實與模型擬合

本文研究外需沖擊和國內市場分割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影響，進而探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在作用。本文認為，國內市場分割和國際市場疲軟是理解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關鍵，外需疲軟是造成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長率下滑和結構變化的直接原因，國內市場分割放大了外需萎縮的負面影響。本文進一步量化測算了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程度下降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潛在影響，發現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對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再平衡有巨大潛力。

研究設計與研究結論

（一）模型設定與校準

為了同時研究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作用機制，本文構建了一個多地區、多部門、開放經濟下的動態量化空間均衡模型。模型空間結構對應中國大陸的各省級地區，在區域間互動中引入了產品貿易和勞動動態遷移。模型假設單個家戶每期提供一單位勞動，并決定下一期的工作居住地。模型設定了可貿易品部門與不可貿易品部門，可貿易品部門的產品可以在國內或國際間進行貿易，但面臨貿易成本；不可貿易品部門相較于可貿易品部門勞動密集程度更高、資本密集程度更低。兩個部門的企業不僅生產產品，還進行“分紅—投資”決策，分紅轉移支付給家戶，而投資形成資本積累，且資本在不同地區和部門間不能自由流動。

本文基于中國2002—2017年九組省級面板數據和三組省級交互矩陣數據（不包括港澳臺）對模型進行了匹配、校準和估計。模型可以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下較好地復制出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多個重大宏觀經濟現象：經濟增長率、第二產業比重和國民儲蓄率先升后降，勞動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費率先降后升（見圖1）。同時，圖1（a）—（g）中模擬結果與數據的相關性系數依次為0.9392、0.8357、0.6371、0.6371、0.7927、0.9142、0.7496；除了宏觀加總數據外，本文還考察了模型與數據在空間區域維度上的一致性，2002—2017年除西藏外的30個省份對應圖1（a）—（g）中的七個變量，模擬結果與數據的去除個體均值后的相關性系數依次為0.7461、0.3786、0.2210、0.2210、0.2749、0.4794、0.1561。因此，在趨勢和方向上，模型對現實經濟數據實現了較好的擬合。

（二）外需萎縮的經濟影響

本文認為，外需萎縮是理解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的直接線索。為了證明這一觀點，本文對主要宏觀變量2002—2017年的變動路徑執行了歷史沖擊分解，發現外需沖擊對產業結構、勞動收入份額和居民消費率的解釋力達到了約58%～72%的水平，對可貿易部門投資回報率的解釋力達到了42.88%，對國民儲蓄率（投資率）的解釋力達到20.55%；盡管外需沖擊對實際GDP的解釋力度弱于技術沖擊，但也達到了11.95%的水平。相比其他沖擊，外需沖擊對上述六個變量的總體解釋力是最強的。

外需沖擊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具體機制如下：外需萎縮對可貿易品部門帶來直接沖擊，使可貿易品部門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降低；由于可貿易品部門的資本要素密集程度高于不可貿易品部門，產業結構變化導致勞動收入份額的上升；同時，經濟增速下滑和投資回報率降低抑制了國民儲蓄，推動了居民消費率的上升；從而，外需萎縮推動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再平衡”。

盡管上述再平衡過程中勞動收入份額和消費率雙雙出現了明顯的上升，但需要警惕的是，外需萎縮推動的中國經濟“再平衡”是以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為代價的。本文發現，勞動收入份額上升的背后，實際勞動收入卻相比于無外需沖擊的反事實模擬下降0.37%～0.41%。此外，消費率的提升是投資回報率下降的“被動”結果。本文也進行了福利分析，發現盡管勞動收入份額和消費率有所提升，但這種“被動”的經濟再平衡造成了社會福利下降。

（三）國內市場分割的作用

為什么外需萎縮會對中國帶來如此巨大且長遠的影響？外部需求和內部需求均是可貿易品的重要需求渠道，當一種需求減弱時，給定生產能力不變，價格的下降會推動另一種需求的抬升。本文認為，正是因為國內市場存在明顯分割，使得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后，國內市場無法充分對沖外部沖擊，間接地放大了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空間的視角下，內部需求的內涵多了一個層次：某一地區的產品不僅可以被當地居民消費，而且可以賣到國內其他地區。當外需變動對不同地區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產生非對稱影響時，國內的地區間貿易也必將做出反應。因此，國內貿易同樣會吸收外需萎縮帶來的負面影響。此時，國內市場“體量”又多了一層內涵，它不僅僅表示國內各個地區經濟體量的加總，更代表著國內市場不同地區間的整合程度與連通程度。

本文將基準模擬與國內市場完全分割和國內市場完全連通兩個反事實模擬進行對比，觀察外需萎縮在不同模擬中對GDP的影響（見圖2）。對比來看，基準模擬中GDP下降幅度是居中的，而國內市場完全分割時外需沖擊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完全連通時外需沖擊的負面影響則出現緩解。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基準模擬與國內市場完全分割的反事實模擬接近，卻與國內市場完全連通的反事實模擬相去較遠。這意味著，中國國內市場的分割程度較高，相對于完全分割的極端情況，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在對沖外需沖擊時的作用并不大。而市場完全連通則可以規避60%～70%由外需沖擊帶來的GDP損失，意味著國內市場具有巨大改善空間。

圖2 外需萎縮在不同國內市場分割程度下對GDP 和福利的負面影響（%）

（四）國內市場提質擴容與“高質量再平衡”

當前，外部需求難以再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主要動力，應將國內大市場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基點?！皣鴥冉y一大市場”的概念至少包含兩個內涵：一是產品和服務的區域間流通，二是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優化。

首先，針對產品和服務的區域間流通，本文模擬了降低國內貿易成本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影響［見表1（1）—（2）和圖3（a）］。表1（1）—（2）顯示，貿易成本的降低對實際GDP和總福利的影響均明確是正向的，且還可以看到明顯的“邊際遞增”效果，即國內貿易改善程度翻倍時，對GDP和總福利的影響增加超過一倍。除總量影響之外，圖3（a）顯示，國內貿易的提升還將對經濟結構產生積極影響：雖然消費率會在短期內降低，但這是由于資本回報率上升后帶動國民儲蓄率的結果，其背后本質是經濟增長和福利提高；更重要的是，打破國內市場分割會同時對可貿易品部門和不可貿易品部門的發展帶來積極影響，緩解傳統可貿易品部門產能過剩的局面，提升國內供給體系與需求結構的匹配度，同時通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因此，國內市場規模的提升可以主動推動“高質量再平衡”。

表1 降低國內貿易成本對GDP 和福利的影響（%）

圖3 推動產品貿易與勞動要素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對經濟結構的影響

接著，針對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優化，本文模擬了降低勞動力遷移成本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影響［見表1（3）—（5）和圖3（b）］。表1（3）—（4）顯示，遷移成本的降低對實際GDP和總福利的影響均明確是正向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積極影響逐步擴大。類似地，也可以看到降低勞動力遷移成本后的“邊際遞增”效果，即遷移成本改善程度增加50%時，對GDP和總福利的影響增加超過一倍。除總量影響之外，圖3（b）顯示，推動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還將推動“高質量再平衡”，包括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勞動收入份額偏低的“失衡”狀態得到改善、投資率和消費率同時出現回升。

最后，與國內貿易不同，人口的流動在一定時期內往往呈現出單向流動特征，即人口向實際收入更高的地區遷移?；谶@一現實觀察，表1（5）和圖3（b）展示了東部省份人口遷入成本降低的模擬結果?？梢钥吹?，引導人口遷入東部省份，對GDP的影響明顯高于降低全國人口遷移成本的情況，對經濟結構的優化作用也明顯強于全國總體勞動力遷移成本下降的情況。因此，推動要素向“對的方向”流動，應當在要素市場一體化建設中受到重點關注?！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城市化地區高效集聚經濟和人口”，本文的結論與之形成了強烈呼應。

結論性評述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經濟結構出現了“多重失衡”。金融危機以來，在外部需求萎縮、GDP增長中樞下移的背景下，中國國民經濟結構呈現出新的“再平衡”趨勢，這些現象背后的經濟含義亟待深入分析。本文基于動態量化空間一般均衡模型，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下解釋了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從失衡走向平衡”等重大宏觀經濟現象。研究發現，國內市場分割放大了外需萎縮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負面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讓經濟增長率下降幅度減少2/3。

外需沖擊下的中國增長率下滑和經濟結構“被動”再平衡降低了社會福利，未來中國經濟需要以“高質量再平衡”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暢通國內大循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2022年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了具體指引。文件提出，要“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和“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

全國統一大市場難以形成的根源與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有關。在GDP和財稅收入雙重考核壓力下，地方政府有保護本地市場的激勵，這一激勵機制在短期內可能有利于本地經濟增長，但在長期內可能會造成市場分割，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因此，構建全國大市場需要重視地方政府激勵問題，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地方官員考核機制，推動各地區從“分割”走向“分工”。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是促進地方政府分工合作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需要通過發揮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協同作用，優化地方政府激勵機制，推動商品的順暢流通和要素的高效聚集，穩步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