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及結構性因素分析

尚曉曄

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及結構性因素分析

尚曉曄

文章首先定量分析了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結果顯示：2003年以前我國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較平穩，從2004年起發生了明顯的向下跳動，之后勞動收入占比在低位徘徊，同時模型調整后的勞動收入占比保持了更為平穩的變化趨勢，且總體上呈現微弱的“倒U型”變化特征。然后定量分析了出現這種變化特征的結構性因素，結果顯示：勞動者收入的內部結構變化引起了總體勞動收入占比變動，而且政府、企業、住戶三大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變化總體上是趨同的，總體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在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及部門結構變動共同影響下而變得相對平穩。

勞動收入占比；變化；結構性因素

一、問題提出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一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3.6萬億元，相比21世紀初期提高了500%左右，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近35倍。從要素貢獻來看，低廉的勞動成本一直成為推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大比較優勢，但是隨著經濟水平不斷提升和經濟發展方式不斷轉變，勞動要素的地位相比資本、技術等要素有明顯下降。同時，低勞動成本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社會安全風險隱患，勞動收入低增長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不斷顯現。

經濟結構的不斷演變，使得我國國民經濟收入中的勞動和資本要素的分配結構也不斷發生演變。近年來，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已成為社會各界非常關注的問題。目前已有較多學者研究表明，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如錢誠、馬寧（2014）［1］研究表明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對勞動生產率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從而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李中建、金慧娟（2014）［2］研究指出，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動，對于經濟轉型具有一定的倒逼作用，他們從反面論述了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研究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特征也具有重要意義。而當前勞動收入占比降低的事實，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新常態”下經濟的轉型帶來一定的壓力。如何突破勞動收入占比降低的瓶頸約束，通過有效的經濟體制改革扭轉這一局面，成為“新常態”下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勞動收入占比的相關研究領域較廣，國內學者熱衷研究的領域包括勞動收入占比測算、勞動收入占比變化的影響因素、勞動收入占比與宏觀經濟增長關系等方面。在勞動收入占比測算方面，張車偉、張士斌（2012）［3］、孫文杰（2012）［4］、呂光明、李瑩（2015）［5］等人分別基于一定的視角給出了相關結論；張車偉（2012）［6］、李中建、金慧娟［2］等從定量角度描述了我國勞動收入的變化態勢。但對于模型方法至今尚未達成共識，勞動者收入指標的統計口徑也一直是討論的焦點，同時也鮮有學者能從定量角度探討致使這種變動的深層原因。選取合理可靠的模型方法和樣本，是有效測算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兩大關鍵。而剖析我國勞動收入占比變化的結構性因素，將是深入挖掘這種變化背后存在機制的關鍵?；诖?，筆者決定選取較合理的方法，對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進行重新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結構性因素等相關問題。

二、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分析

（一）勞動收入占比的兩種測算方法及結果比較

目前，國內學術界有多種方法測算勞動收入占比，其中使用較多的有收入法GDP測算勞動收入占比、資金流量表測算勞動收入占比兩種［張東偉（2012）［6］；趙秋運、張建武（2013）［7］］。對于第一種方法，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對勞動者收入、生產稅凈額以及其他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從而可以通過將勞動者收入與收入法GDP作比值，得到勞動收入占比。對于第二種方法，也可以用資金流量表中的實物部分所核算的勞動者收入與最終支配總收入的比值測算得到。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所提供的范圍包括按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部門以及住戶部門等的分配數據。為了比較以上兩種勞動收入占比測算方法，以進行測算方法的優化調整，首先根據這兩種方法，分別測算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紤]到統計數據樣本不一致，筆者將這兩種方法所選擇的樣本均統一為1993-2013年。

表1給出了收入法GDP、資金流量表測算的1993-2013年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當然，為了更直觀地描述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根據表1的數據，給出了1993-2013年用兩種方法測算的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表1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測算的勞動收入占比以及調整后的勞動收入占比

根據計算結果可以明顯地發現，兩種方法計算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其中資金流量表測算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明顯高于收入法GDP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這顯然與兩種方法不同統計口徑有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用兩種方法所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趨勢存在較大的相似性。首先，觀察1993-2003年兩組數據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總體上兩組勞動收入占比都保持了平穩趨勢，其中收入法GDP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基本維持在50%附近，而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基本維持在58%附近。其次，再觀察2003-2013年的數據可以發現，無論是收入法GDP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還是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自2004年起都發生了明顯的向下跳動，而且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下跳程度較高，從47.228%一直下降到42.985%，下降了近4.2個百分點，而收入法GDP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則下降了約5個百分點。同時，自2004年起兩種方法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都保持在低位徘徊，其中收入法GDP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基本維持在47%附近，而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基本維持在50%附近?？傮w而言，兩種方法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都滿足“平穩——顯著向下跳動——低位平穩”。由此可見，即使勞動者收入的統計口徑發生改變，但是以上兩種方法對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趨勢的影響是相一致的，也進一步顯示了這些測算方法的可靠性和通用性。

圖1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的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走勢（1993-2013年）

（二）勞動收入占比的調整結果

由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在以上兩種方法測算的勞動收入占比均出現局部顯著跳動的特征，因此有必要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進行調整，便于對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進行更為科學的分析。2003-2004年之間勞動收入占比出現顯著跳動的主要原因在于個體經濟的勞動者數量對勞動者總數進行調整，因此需要以此為突破口進行模型調整（白重恩，錢震杰，2009［8］）。在《中國統計年鑒》中，按照登記注冊類型，統計了城鎮和農村的個體經濟就業人數。但是在《中國經濟普查年鑒》中又存在較多的未登記注冊的個體經濟就業人數。因此，如果簡單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數據測算勞動收入占比顯然偏低。以勞動收入占比跳動幅度較大的2004年為例，登記注冊的個體經濟就業人數為4587萬人，但是《中國經濟普查年鑒》中該指標數值卻達到了9422萬人，相比登記注冊的個體經濟就業人數提高1倍以上。

借鑒Gollin（2002）［9］等學者的研究方法，采用以下模型對勞動收入占比進行調整。

St=［Labort×（Employt/Indemployt）］/GDPt（1）其中，S為勞動收入占比，Labor為勞動者收入值，Employ為總就業人數，Indemploy為個體經濟的就業人數，GDP為收入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下標t代表年份。通過式（1）進行調整的原理在于，如果在統計口徑上將個體經濟的勞動者收入忽略，那么可以通過該模型將個體經濟的勞動者收入重新計入整個勞動者收入范疇，從而得到一個可比的勞動者收入數據。將此勞動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作比，便可得到調整后的勞動收入占比。

利用式（1），計算調整后統計口徑后的勞動收入占比（即2004-2013年），結果如表1所示。為了更直觀地描述調整后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并與未調整的勞動收入占比數據進行比較，在圖1中還給出了2004-2013年用兩種方法測算的調整后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趨勢。

由圖1可知，無論是采用收入法GDP還是資金流量表測算，調整后的勞動收入占比都明顯高于未調整的勞動收入占比，而且調整后2004-2013年的勞動收入占比數據變得更為平穩，與2004年之前的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趨勢更為吻合。但是觀察調整后1993-2013年整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兩種方法得到的結果均表明我國勞動收入占比沒有得到實質性提高，反而呈現一定的下降態勢。由于資金流量表統計的數據中包含了不同部門的勞動者收入，在勞動者收入的內部結構特征方面表現得更為明晰。下面，首先根據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進行分析。

在1993-2013年期間，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調整值并沒有出現較大的波動，且基本呈現了較微弱的“倒U型”變化特征。2000年勞動收入占比的調整值達到最高（60.285%），除了2004年該指標值為樣本期最低（54.691%）以外，其余最低值分別在兩端的1993年和2012年取到。但是，總體上我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并不高，仍低于世界多數國家55%～65%的平均水平，并且近年來又存在不升反降的趨勢。未來如何扭轉這種局面，保證勞動收入占比能有一定提升，是政策選擇的一個重要導向。

三、我國勞動收入占比變化的結構性因素分析

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可分解為各個行業內部勞動收入與各個行業增加值變動的變化趨勢。勞動收入總占比可采用各個行業勞動收入占比的加權平均值來衡量，其中權重用各個行業在GDP中的比重來計算［Lee&Jayadev，（2005）［10］］。假設Sit表示第i個行業在第t年的勞動收入占比，wit表示第i個行業在第t年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則t年份總體勞動收入占比St可表示為：

其中，k表示我國各個行業的總數量，其他字母含義同上。

從資金流量表的部門來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動主要由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部門、住戶部門以及政府部門四個部門決定的。為了集中考慮實體經濟勞動占比的結構性因素，將非金融企業部門與金融機構部門兩個合并成為企業部門。因此，影響資金流量中勞動收入占比變動的部門變為三個，企業、住戶、政府三部門具體的勞動收入占比及其變化趨勢見表2和圖2。

表2三大部門內部的勞動收入占比

在1993-2013年期間，在勞動收入占比的三大部門中，呈現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勞動收入占比高于企業部門。政府部門作為行政主管部門，其增加值主要用于支付行政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與福利；住戶部門的增加值主要來源于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和勞動收入。因此，這兩個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較高。在1993-2003年期間，住戶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一直長期保持在90%左右；2004-2013年期間，住戶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存在一定的下降趨勢，基本維持在70%左右。在1993-2003年期間，政府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也存在上升的趨勢；在2004-2013年期間，政府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超過住戶部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政府提高了公務員福利待遇。企業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波動趨勢較大，在2002年跌破36%，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平穩”的變化趨勢。企業部門的上升幅度要低于下降幅度，尤其是1996-2002年期間下降幅度較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要素分配向資本收入傾斜。

圖2三大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走勢（1993-2013年）

由圖2可知，在1998之前，住戶部門勞動收入占比高于政府部門勞動收入占比，政府部門勞動收入占比又高于企業部門勞動收入占比。在1999年之后，政府部門勞動收入占比反超住戶部門勞動收入占比，但住戶部門勞動收入占比仍高于企業部門勞動收入占比。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這兩大部門勞動收入占比在2004年創歷史新低，而企業部門勞動收入占比在2002年跌破谷底。在1993-2003年期間，三大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走勢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在2004-2013年期間，三大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走勢基本一致。綜上可見，三大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走勢存在趨同的現象。

下面，具體分析各部門勞動收入占比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變化趨勢，探究總勞動收入占比變動的內部結構。具體的三大部門內部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情況見圖3。

圖3三大部門內部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走勢（1993-2013年）

由圖3可知，在1993-2003年期間，政府部門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呈現平穩增長的態勢；住戶部門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呈現倒U型變化走勢；企業部門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呈現U型變化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有企業的減少導致企業部門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的下降，同時，一大批下崗工人參加個體經營成為個體戶，從而促使住戶部門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上升。住戶部門與企業部門兩大部門的整體變化趨勢剛好相反且變動恰好抵消，有助于保持三大部門內部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變動的穩定性。盡管三大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動相對較大，但總體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動因部門結構變動而較為平穩。在2004-2013年期間，三大部門內部的加權平均勞動收入占比變動趨勢較為一致，呈現平穩增長的態勢，也就是說在此階段總體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很平穩。綜上，總體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在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及部門結構變動共同影響下而變得相對平穩。

四、結論與建議

筆者采用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兩種方法，定量分析了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特征。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到，兩種方法的測算結果都有一個共同點：2003年以前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趨勢比較平穩，但自2004年起勞動收入占比都發生了明顯的向下跳動，而且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下跳程度較高，2004年以后的勞動收入占比均保持在低位徘徊。這是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化而引起的。因此筆者又設計了一個模型對勞動收入占比進行調整，發現調整后的序列保持了較為平穩的變化趨勢，且總體上呈現了較微弱的“倒U型”變化特征。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并不高，近年來又存在不升反降的趨勢。

基于我國勞動收入占比變化的趨勢，選擇資金流量表得到的勞動收入占比，定量分析了出現這種變化特征的結構性因素。結果顯示，在勞動收入占比的內部結構方面，政府、企業、住戶三大部門的勞動收入占比雖然存在較明顯的局部變化差異，但總體上是趨同的，總體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在部門內部勞動收入占比變動及部門結構變動共同影響下而變得相對平穩。

綜上，筆者認為，如何扭轉我國勞動者收入總體偏低的這種局面，保證勞動收入占比能有一定提升，是政策選擇的一個重要導向。在政策路徑方面，以下幾點是可能值得政府、企業及相關部門參考的：一是支持和規范個體經濟發展，通過個體經濟的活躍，帶動整個勞動收入占比提升；二是完善勞動者工資協調、最低工資制度等政策，促進勞動者收入得到實質性保障；三是注重提升勞動者素質，采取技能培訓、管理指導等方式培養高素質人才，為勞動收入進一步拓展空間；四是協調政府、企業等部門之間的利益，在勞動者收入方面制定更有利于部門和勞動者雙方的政策，促進勞動者收入分配結構更為合理。

［1］錢誠，馬寧.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關系、趨勢及實現路徑［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4，（15）.

［2］李中建，金慧娟.勞動報酬占比變動倒逼經濟轉型機理分析［J］.商業時代，2014，（36）.

［3］張車偉，張士斌.中國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動與問題——勞動報酬占GDP份額為視角［J］.中國人口科學，2010，（5）.

［4］孫文杰.中國勞動報酬份額的演變趨勢及其原因——基于最終需求和技術效率的視角［J］.經濟研究，2012，（5）.

［5］呂光明，李瑩.中國勞動報酬占比變動的統計測算與結構解析［J］.統計研究，2015，（8）.

［6］張車偉.中國勞動報酬份額變動與總體工資水平估算及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2，（9）.

［7］趙秋運，張建武.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及其驅動機制新解——基于國際貿易和最低工資的視角［J］.金融研究，2013，（12）.

［8］白重恩，錢震杰.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J］.經濟研究，2009，（3）.

［9］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110（2）.

［10］Lee K.and Jayadev A.The Effect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on Grow th and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Review ing and Extending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in G.Epstein，eds，Capital Flight and Capital Contro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5.

［責任編輯：劉烜顯］

尚曉曄，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貴州民族大學商學院副教授，貴州貴陽550025

F124.7

A

1004-4434（2015）12-0035-0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科技型初創業的能力陷進與商業模式實驗創新過程研究：基于結構化理論的分析”（731372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