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
——基于115家中國制造業單項冠軍上市企業的實證研究

王偉光,韓 旭

（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一、引 言

作為供應鏈、產業鏈、數據鏈、人才鏈、價值鏈等全球競爭和全球生產網絡的重要節點，各種類型的“專精特新”企業已經成為雙循環體系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和驅動力量?！皩＞匦隆逼髽I是在生產、創新、管理等方面綜合表現突出的一批中小企業，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特征（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主要包括“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可視為單項冠軍企業的預備隊（李平和孫黎，2021）。2021年，《關于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的指導意見》指出“聚焦重點行業和領域引導‘小巨人’等各類企業成長為國際市場領先的單項冠軍企業”。目前，工業和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認定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共計4 762家，制造業單項冠軍848家。這些企業廣泛分布于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中高端產業的某些特定細分產品市場。

細分市場具有狹窄、深入且易變等特點，“專精特新”企業要維持和擴大市場份額，需要借助國際化戰略優化其內部資源要素組合，變革流程或生產工藝，以合適的成本和質量嵌入到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中，延伸其產品市場空間?！靶【奕恕迸c單項冠軍等“專精特新”企業具備“隱形冠軍”企業（Hidden Champions）的特質（葛寶山和趙麗儀，2022），而主動“走出去”的國際化戰略助力“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為更優質的冠軍企業（李金華，2021）?！皩＞匦隆逼髽I國際化速度與程度均比一般企業更快更高（李平和孫黎，2021）。激烈的競爭和有限的市場規模驅動著企業瞄準海外市場，以利基市場為導向的企業往往通過子公司與出口嵌入海外細分市場（赫爾曼·西蒙，2009），而加速國際化有助于企業創造學習優勢與先發優勢（Witt和Carr，2013），提升企業績效。盡管逆全球化和高度不確定性的國際市場可能會削弱國際化擴張“獲取戰略資源”跳板作用（Luo和Witt，2022），但是在生產、管理與創新等方面的高標準目標追求，能為“專精特新”企業突破國際市場進入壁壘、獲取戰略性資源，進入國際市場提供新機遇（葛寶山和趙麗儀，2022）。從外部產業分工看，高精細度、高差異化的產品屬性為“專精特新”企業嵌入與融入國際生產網絡及其價值鏈提供了專有優勢?！皩＞匦隆逼髽I加速國際化戰略是驅動企業績效的主要動因，其內在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分析與檢驗。

“專精特新”企業中的“新”代表“新穎化”，即創新能力（李平和孫黎，2021），是實施產品差異化戰略的重要保障（葛寶山和趙麗儀，2022）。依據新穎程度不同，可以將創新活動分為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Danneels，2002）。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分別以不同程度塑造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Lisboa等，2011），促進“專精特新”企業實現高水平績效?！皩＞匦隆逼髽I通過探索式創新開發新產品與新技術，開辟新的市場渠道；通過利用式創新積累相似性高的知識，改進現有產品或服務（March，1991），以更好地響應客戶需求。較高水平的雙元創新有助于企業國際化擴張過程中超越競爭者，但要付出大量的協調與管理成本（付丙海等，2015）。高水平的探索式創新尤其需要時間進行長期知識積累（Lin和Si，2019），高水平的利用式創新則容易陷入能力陷阱（Bertrand和Capron，2015）。在加速國際化過程中，資源矛盾與路徑依賴將制約“專精特新”企業對海外細分市場機遇的識別與響應能力。

本文以國際化速度相關理論和雙元創新理論為基礎，探究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影響機理與效果，以及雙元創新在兩者間產生的調節作用?；?15家中國制造業單項冠軍上市公司樣本，運用2010—2020年期間樣本企業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關系呈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關系。雙元創新顯著促進了“專精特新”企業績效。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對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關系具有消極影響，過高的探索式創新、利用式創新與加速國際化戰略的資源矛盾可以將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關系逆轉為倒U型。

本文主要貢獻是：首先，豐富了“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戰略的相關研究?！皩＞匦隆逼髽I發展的相關研究已經興起，已經有學者注意到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的國際化擴張特點（李平和孫黎，2021），但是影響“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微觀機制仍缺少相應的關注與探究?；趪H化速度相關理論，結合“專精特新”企業特點，本文探究了國際化速度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影響機理，為理解“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其次，拓展了“專精特新”企業創新的相關研究?！皩＞匦隆逼髽I的新穎化特點突出，本文將雙元創新引入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關系研究中，以調節變量的方式構建了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機理模型，這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制造業細分領域中企業多樣化創新活動的規律。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為研究“專精特新”企業的提供了一種新思路?，F有文獻主要集中于理論闡述與案例分析（李金華，2021；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通過實證方法檢驗“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仍然較少。本文基于中國工信部發布的《制造業單項冠軍示范（培育）企業名單》篩選出樣本企業，客觀反映“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以及績效的實際情況，為研究“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與績效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具有客觀性和可靠性的數據基礎。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盡管直接圍繞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相關研究比較少，但是依然可以透過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與企業績效相關的研究成果發現某些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與現有研究結論是否有較強的一致性或差異性，以剖析“專精特新”類企業成長的某些規律。

（一）文獻綜述

國際化速度是表征國際化活動的重要維度，反映著企業每年學習國際市場知識以及獲得國際承諾水平的狀態（Chetty等，2014）。國際化速度多維度內涵已經成為國際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階段性的動態過程（Prashantham和Young，2011）與持續的動態過程（Chetty等，2014）。漸進國際化是一個需要經歷多個發展階段、緩慢推進的過程，而加速國際化有助于企業在短時間內拓寬市場范圍適應激烈國際競爭，提升企業效益（Kontinen和Ojala，2012）。

關于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結論可分為正向、負向和非線性關系。中小企業在加速國際化過程中獲得優于競爭對手的成本優勢（Freixanet和Renart，2020），通過客戶基礎和直銷市場形成規模經濟，國際化的速度越高企業業績就越好（Hilmersson，2014）。由于資源開發中的時間壓縮不經濟（TCD）會影響競爭優勢的持久性，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生存之間存在負向關系（Jiang等，2014）。但是，多數研究認為，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呈非線性關系。企業通過快速國際化獲取的國際戰略資源、先動優勢彌補了部分時間壓縮不經濟的負向效應，國際化速度對企業績效具有倒U型影響（Wagner，2004）。隨國際化速度提升，遞增的學習成本導致企業績效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黃勝等，2017）。關于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結論的差異化，與國際化速度、企業績效選取的衡量指標差異性有關，也與兩者之間關系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賴性有關。兩者關系的復雜性與企業特征息息相關，如家族所有權（周立新和宋帥，2019）、高管特征（黃勝等，2017）等。

綜上，“專精特新”企業受限于有限的國內細分市場，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與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比一般企業更傾向于實施快速國際化擴張戰略（李平和孫黎，2021），本文試圖探究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深層的作用機理。

（二）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

“專精特新”企業在國際化擴張過程中聚焦有限的細分產品市場，國際化速度提高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有正向影響。知識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支撐，隨著國際化速度加快，企業知識吸收、積累速度也同步增長（Autio等，2000）。在知識吸收方面，“專精特新”企業將聚焦海外銷售和競爭等相關的專有知識，以維持市場份額。在知識積累方面，供應鏈下游企業是“專精特新”企業重要的知識來源（李金華，2021），國際化速度的提高能夠增加企業與客戶的交互頻率，將多樣化知識更快地轉化為差異化產品，顯著改善企業績效。在網絡資源方面，利用國際化戰略的跳板作用有利于快速地拉近企業與客戶距離，提高專業化水平，提高客戶轉換成本（Chang和Rhee，2011），鞏固“專精特新”企業的市場進入優勢。國際化速度緩慢的“專精特新”企業可以與國外客戶、合作伙伴、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逐步組成聯盟塑造競爭優勢（Freixanet和Renart，2020）。在市場機會方面，對所在細分市場的機會窗口的關注，是“專精特新”企業實現成功追趕的重要支撐（吳曉波等，2019）。尤其在高速國際化階段，“專精特新”企業及時捕捉技術范式轉變機遇和市場需求機遇，搶占互補資產、特定資產（Chang和Rhee，2011），能夠在短時間內與多個海外細分市場或下游細分市場企業加強聯系，實現規模經濟，建立市場進入壁壘（Autio等，2000）。當“專精特新”企業以較高速度進行國際化擴張時，其品牌在國際市場的認可，為“專精特新”企業提供了嵌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機會，有利于進一步實現持續增長。

國際化速度的提升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可能產生負向影響?；跁r間壓縮不經濟理論，特定時期內企業國際化速度越快，對管理能力和組織制度等的要求越高，企業競爭和外部市場壓力越大，導致收益隨之遞減（Dierickx和Cool，1989）?！皩＞匦隆逼髽I可以通過較低國際化速度來增加海外擴張戰略的可控性、穩定性，但需要承擔被競爭對手占據先機的風險，信息和互補性外部資源的時效性也使得低速國際化得不償失。企業在加速國際化擴張過程中需要在較短時間內配置必要的資源，以滿足知識吸收、人員培訓等方面需求（黃勝等，2017）。對于某些規模和實力有限的“專精特新”企業而言，較高的資源機會成本會負向影響企業潛在績效水平。作為跟隨者進入海外市場時，“專精特新”企業消耗的管理成本與營銷成本會加劇“外來者劣勢”（趙奇偉和周瑩，2021），難以準確評估和迅速應對加速國際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風險，對企業績效產生不利影響。

面對知識吸收、能力積累、產業分工以及企業自身資源要素稟賦條件，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存在著復雜關系。伴隨著國際化速度變化，“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將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即在低速國際化擴張時，“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隨國際化邊際成本的增加而減少；在高速國際化擴張時，“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隨國際化邊際收益的增加而遞增。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呈U型關系。

（三）雙元創新能力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

創新是“專精特新”企業“新穎化”的體現，決定了企業能否獲得市場領導地位，是企業在細分產品領域制勝的必要條件（赫爾曼·西蒙，2015）。根據雙元創新理論，探索式創新具有風險大、周期長的特點，將聚焦高端細分市場的破壞性和顛覆性知識納入組織內部（孫永磊等，2014），可以變革組織內部知識基礎和知識結構?！皩＞匦隆逼髽I獲得獨特技術訣竅，最大限度地減少單一產品被低成本復制的風險（Lisboa等，2011），甚至能夠主動創造出新的利基市場（Jansen等，2006），獲取超額收益。利用式創新具有積累性、穩健性和針對性的特質，能對企業原有知識及其基礎進行整合與改進，優化知識庫效能（March，1991），促使產品與服務向高質量、高技術和個性化解決方案轉變?！皩＞匦隆逼髽I利用現有知識與資源響應客戶偏好進行產品定制，與客戶的緊密關系促進企業在細分市場取得較高收益。

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的互動與平衡狀態影響著“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企業雙元創新之間存在協同效應，較好地平衡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行為有利于銷售收入增長（Martin等，2017）?！皩＞匦隆逼髽I可以通過探索式和利用式學習演化驅動機制實現對行業領導者的追趕（彭新敏等，2017）。借助于探索新資源和利用舊資源的復合戰略行為，“專精特新”企業搜尋、學習、吸收技術與市場知識，更靈活地引入新產品，利用差異化產品與服務快速響應客戶需求，形成競爭優勢。雖然雙元創新互動與平衡消耗會消耗大量資源，但是這兩種類型的創新及其復合行為有助于強化“專精特新”企業的利基市場位置和競爭優勢。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a：探索式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呈正相關。

H2b：利用式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呈正相關。

H2c：雙元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呈正相關。

（四）國際化速度變化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雙元創新的調節作用

創新與國際化戰略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在促進加速國際擴張中，企業創新、主動和冒險行為發揮著重要作用（McDougall和Oviatt，2000）。雙元創新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企業國際競爭力和海外經營績效（Lisboa等，2011）。探索式創新水平較高的企業更傾向于獲得新穎的產品與技術解決方案，抓住海外市場上的商業機會（Silva等，2021），降低 “外來者劣勢”的市場進入成本，削弱低速國際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負向影響。然而，探索式創新的高風險也會侵蝕國際化進入過程（Lin和Si，2019）。開展高水平探索式創新所需的大量資金、人力、設備等資源限制了企業對國際化人才培訓的資本投入，影響企業加速國際化過程的決策效率（陳初昇等，2020），弱化“專精特新”企業高速國際化帶來的先發優勢。企業進行高度探索式創新面臨大量的時間成本與更高的風險，這不利于企業進一步擴張海外市場與國際聲譽（Chetty和Campbell-Hunt，2003）。資源矛盾加劇了時間壓縮不經濟效應，提高了國際競爭不穩定性，高速國際化的收益隨之降低。因此，探索式創新水平的不斷提高會削弱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的U型關系。

高水平的利用式創新情境下，“專精特新”企業重復利用和改進現有知識和資源持續滿足客戶需求偏好，提升“專精特新”企業海外銷售收入（王生輝和張京紅，2021）。穩定的上下游關系也有助于“專精特新”企業逐步積累國際影響力，增強低速國際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然而，過高利用式創新導致的路徑依賴阻礙了企業獲取國際化決策所需信息（Bertrand和Capron，2015）。管理者對海外市場規則與文化差異的有限認知，將影響企業在海外細分市場中的適應能力與戰略調整能力，延緩企業國際化速度（任鴿等，2019），“專精特新”企業高速國際化對企業績效的時間壓縮不經濟效應更加突出。在快速國際化擴張和高度市場競爭過程中，當“專精特新”企業進行較高程度的利用式創新時，其他企業可能會采取跟隨策略更快地占據細分產品市場，從而負向影響“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在此情境下，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的U型關系將變得更加平緩。

隨著雙元創新水平提升，企業運用利用式創新維持現有的市場地位，借助獲得的短期收益提高探索新市場、開發新產品的成功率（Buccieri 等，2020）。維持利用式創新與探索式創新平衡幫助企業保持和開拓細分市場，提升海外銷售收入（彭華濤等，2022），增強了加速國際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正向影響。由于高水平雙元創新更加需要對復雜組織的協調與管理能力（付丙海等，2015），劇增的管理成本以及無形資源占用等將減弱企業高速國際化擴張的意愿（宋鐵波等，2017）?！皩＞匦隆逼髽I無法獲得高速國際化的先發優勢，進而降低了高速國際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正向影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a：探索式創新會負向調節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關系。

H3b：利用式創新會負向調節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關系。

H3c：雙元創新會負向調節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關系。

上述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關系機理如圖1所示。

圖1 國際化速度、雙元創新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關系機理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企業篩選

本文研究樣本企業選取的主要來源是工信部2016—2019年間發布《制造業單項冠軍示范（培育）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和單項冠軍產品》名單中的514家企業。單項冠軍企業根據市場份額、細分產品收入占比以及從業時間將細分領域企業劃分為三種類型：單項冠軍示范企業、單項冠軍培育企業、單項冠軍產品企業。這些企業聚焦于某一細分產品市場，其市場份額占據世界前列。作為國際貿易的參與者、創新活動的積極實踐者，單項冠軍企業的戰略邏輯明確而統一，并且依靠難以被復制和模仿的特點嵌入全球產業鏈，具有較高的品牌價值，非常適合作為實證研究的樣本。

為進一步獲得相關企業財務、專利等更為豐富完整的數據，本文利用國泰安數據庫所包含的企業名稱，配合國家工商總局信息查詢系統，查詢了全部A股企業全資總公司名稱和以及控股子公司名稱，再利用名稱匹配代碼，將上述公司名稱與《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和單項冠軍產品》名單中列舉的企業名稱相匹配（王澤宇等，2019），獲得全部在深滬證券市場上市企業的基本信息。根據前述篩選結果，進一步遴選上市年份在2010年之前的企業數據，以確保獲得10年以上的相關數據，共獲得124個樣本企業。最后，結合企業國外主營業務收入與海外子公司信息，判斷樣本企業是否進行了國際貿易活動，樣本企業最終確定為115家。

基于“專精特新”樣本企業數據及《中國火炬統計年鑒》中高技術產業制造業企業數據①《中國火炬統計年鑒》中，2013年之前高新技術企業以技術領域分類，2013年后高技術產業制造業企業數據按照行業類別分類。因此，高技術企業研發投入與產出數據從2014年開始。的比較，可以發現，“專精特新”企業的國際化和創新性表現得更加突出（如圖2所示）。

圖2 “專精特新”企業與高技術企業的國際化與創新水平對比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115家單項冠軍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獲取2010—2020年的相關數據。數據來源于CSMAR國泰安數據庫、CNRDS數據庫、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以及各年度上市企業年報等。通過深、滬證券交易所網站以及企業官方網站手工搜索年報信息，獲取國外主營業務收入數據。通過CSMAR國泰安數據庫獲取企業績效、研發、海外子公司等數據。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CNRDS數據庫收集專利申請數據，對原數據進行篩選、清洗、標準化，最終得到2010—2020年115家公司共1 265個非平衡面板數據。

（三）指標選擇與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

企業績效（CP）?？傎Y產收益率與凈資產收益率是解釋中小企業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標（許靜，2020）。根據《專精特新上市公司創新與發展報告（2022年）》，總資產收益率與凈資產收益率是“專精特新”上市企業盈利能力的重要體現。由于國際化速度變化的影響具有滯后性，本文選取滯后一期的總資產收益率衡量“專精特新”企業績效（CP），取滯后一期的凈資產收益率作為穩健性檢驗的替換變量。

2. 解釋變量

國際化速度（IS）。為了全面更全面展現“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速度現狀，本文使用基于廣度與深度國際化速度的綜合指標衡量“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速度（宋鐵波，2017）。具體方法是，計算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百分比與海外子公司數量占總子公司數量的百分比的算術平均數，并采用一年內企業國際化程度的增長率測量企業國際化速度。

國泰安數據庫“財務指標文件”中含有企業歷年的主營業務收入數據，但未區分國內與國外主營業務收入這一數據。針對這一問題，本文通過巨潮資訊網獲取上市企業各年度報告，根據主營業務收入的地區劃分，計算各年度國外主營業務收入占比。本文通過國泰安數據庫獲取上市公司子公司數據后，根據子公司名稱與注冊地，經人工篩選統計出了企業每年海外子公司名單，并計算出各年度海外子公司數量占比。

3. 調節變量

雙元創新（IC）包括探索式創新（TC）和利用式創新（LC）。近年來，專利數據客觀性與代表性較強的特點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其中專利產出是衡量創新的有效指標（Dang和Motohashi，2015），可以利用不同類型專利數衡量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張慶壘等，2018）。探索式創新產出更具突破性的技術或產品，與發明專利相關性較強，利用式創新是對現有產品質量、功能的改進，與技術或外形改善的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相關性較強（陳紅等，2019）。本文使用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量表示利用式創新（LC），使用企業發明專利申請量表示探索式創新（TC），企業的雙元創新（IC）為以上三種專利申請數量的總和。

4. 控制變量

本文參照任鴿等（2019）、趙奇偉和周瑩（2021）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規模較大的企業有更多的資源實行國際化戰略，不同規模企業的國際化模式選擇具有明顯區別，本文選取企業期末總資產加1后取自然對數衡量。企業年齡（Age），指公司成立年限，企業成立時間越長，對細分市場的機會把握能力越強，本文選取企業成立年份數加1后取自然對數衡量。企業研發投入（R&D），企業研發投入表明企業對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影響企業經營業績，本文使用研發投入加1后取自然對數來衡量。資本結構（Leverage），反映了企業經營風險程度和償債能力，影響企業的經營效益，本文選取資產負債率來衡量?？傎Y產周轉率（Total）體現了企業的經營能力，是影響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股權性質（Private），國有企業面臨更大的制度壓力，影響企業的國際化速度，本文國有控股企業則取值為1，否則為0。

此外，本文還控制了年度效應（Year）和行業（Industry）的影響。以上變量設定的詳細說明，如表1所示。

（四）模型設計

鑒于研究樣本時間跨度為2010—2020年，屬于短面板，因此不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經Hausman模型檢驗后，P值為零，即拒絕原假設，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首先提出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基礎模型，參見式（1）。

其中，CP代表企業績效，β0為常數項，IS代表國際化速度，Controlsi,t表示本文所引入的一系列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企業年齡（Age）、企業研發投入（R&D）、資本結構（Leverage）、總資產周轉率（Total）、股權性質（Private），α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α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其次，為檢驗國際化速度對企業績效是否具有非線性影響，即檢驗假設H1是否成立，式（2）在式（1）的基礎上引入了國際化速度變量的二次項（IS2）。

最后，構建企業雙元創新對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模型，如式（3）、式（4）、式（5）所示。式（3）中，TC表示企業探索式創新水平，引入交互項IS×TC與IS2×TC，通過系數顯著性驗證假設H2a和假設H3a。式（4）中，LC表示企業利用式創新水平，引入交互項IS×LC與IS2×LC為，驗證假設H2b和假設H3b。式（5）中IC表示企業雙元創新水平，引入交互項IS×IC與IS2×IC，驗證假設H2c和假設H3c。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系數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顯示，企業國際化速度的均值為0.35，說明樣本企業平均每年以35%的速度推進國際化進程，國際化速度標準差為4.6，表明“專精特新”上市企業間國際化速度具有明顯差異①Witt 和 Carr（2013）通過實證檢驗發現隱形冠軍中一些遵循傳統的烏普薩拉模式，而一些追求加速國際化模式，“專精特新”企業的國際化擴張速度也同樣具有差異性。；企業績效均值為5%，標準差為0.05，表明“專精特新”上市企業整體具有較強的盈利能力與抵御風險的能力，這與《專精特新上市公司創新與發展報告（2022年）》調查一致②《專精特新上市公司創新與發展報告（2022年）》指出719家專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ROA）為4.01%，整體在盈利能力上表現良好。差異性較小的原因可能是：①樣本企業都是上市公司，在財務、運營、管理等方面都有規范性要求，也不排除這些嚴格要求或一些制度要求使得“專精特新”企業呈現收斂性特點。②國家關于專精特新類企業的評選標準，使得企業的某些指標也可能出現較小差異性。此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探究。；探索式創新的均值為3.15，標準差為1.63，表明“專精特新”上市企業探索式創新存在較大差異；利用式創新的均值為3.35，標準差為1.70，表明“專精特新”上市企業利用式創新存在較大差異，雙元創新的均值為4.05，標準差為1.58，表明“專精特新”上市企業雙元創新也存在較大差異。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相關性系數矩陣（見表3）顯示，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不存在單一線性關系。方差膨脹因子（VIF）為1.75，遠低于臨界值10，說明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

表3 相關系數表

（二）回歸分析

為確保模型估計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在實證分析之前進行如下處理：①對數據在1%水平上進行縮尾處理以規避異常值的影響；②在構造交互項之前對解釋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縮尾處理；③對回歸模型進行了異方差檢驗（BP檢驗），結果顯示模型的P值約為0，說明不存在異方差問題。本文使用stata14.0軟件對上述數據進行分析，并采用Driscoll-Kraay標準誤進行估計，以規避使用常規面板數據估計方法時會低估標準誤差的問題。

模型1和模型2為檢驗國際化速度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影響的主關系回歸結果（見表4）。首先，模型1的核心變量為國際化速度，該變量系數為正（β=0.0006），但是不顯著，說明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很可能呈非線性關系。模型2中為進一步加入國際化速度變量平方項的估計結果。在模型2中，國際化速度變量（IS）系數顯著為負（β=-0.0043，p ＜0.05），且國際化速度二次項（IS2）系數顯著為正（β=0.0047，p ＜0.01）。這證明了國際化速度先抑制、后促進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即國際化速度的提高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存在負面影響，但是當突破了一定界限后，國際化速度提升能夠顯著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增長。因此，假設H1成立。

表4 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

按照表4中模型2的回歸結果繪制了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圖（如圖3所示）。其中，橫軸表示企業國際化速度，從左至右逐漸增加，縱軸表示“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國際化速度的一次項系數為-0.0043，二次項系數為0.0047，理論上U型的轉折點為0.45，位于國際化速度取值區間[-0.99，110.04]內，即當國際化速度達到45%時，進一步增加國際化速度會為企業帶來績效收益，隨后的海外市場擴張會正向影響“專精特新”企業經營績效。結合表2中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國際化速度均值為0.3516，最大值為110.04，最小值為-0.99，中位數為-0.0046。由此可見，大部分“專精特新”企業的國際化速度還未達到理論的“轉折點”，這也表明“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速度仍然處于較低水平，進行國際化擴張還需要較為積極行動以及更多的資源支撐。

模型3—模型8是雙元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直接影響與調節作用的回歸結果（見表5）。在實證分析中，當主效應為非線性關系時，主要根據二次項與調節變量的交互項系數是否顯著來檢驗調節效應（Haans等，2016），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增加入了探索式創新變量，模型4中加入了探索式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一次項和二次方的交互項。模型3中，探索式創新系數顯著為正（β=0.0032，p ＜0.05），說明探索式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假設H2a得到驗證。模型4中，探索式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一次項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β=0.0052，p＜0.1），探索式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二次方的交互項顯著為負（β=-0.004，p ＜0.01）。這說明企業實行探索式創新削弱了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假設H3a得到驗證。

表5 雙元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直接影響與調節作用的回歸結果

模型5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利用式創新變量，模型6中加入了利用式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一次項和二次方的交互項。模型5結果顯示，利用式創新系數顯著為正（β=0.0048，p ＜0.01），這說明利用式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假設H2b得到驗證。模型6中，利用式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一次項的系數顯著為正（β=0.005，p ＜0.1），利用式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二次方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β=-0.0036，p ＜0.05），這表明企業實行利用式創新削弱了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的前半段的負向效應和后半段的正向效應，假設H3b得到驗證。在較高的探索式創新下，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原本呈現的U型關系發生逆轉，成為倒U型，這說明高水平的探索式創新極大削弱了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的U型關系。在較高的利用式創新下，U型曲線方向同樣被逆轉，表明利用式創新也削弱了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的U型關系。

模型7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雙元創新變量，模型8中分別加入了雙元創新與國際化速度的一次項和二次方的交互項。模型7中，雙元創新系數顯著為正（β=0.0045，p ＜0.01），說明雙元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假設H2c得到驗證。模型8中雙元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一次項的系數顯著為正（β=0.0065，p ＜0.05），雙元創新與國際化速度二次方的交互項顯著為負（β=-0.0049，p ＜0.01）。說明企業實行雙元創新削弱了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間的U型關系，假設H3c得到驗證。

實證結果表明，在進行高度探索式創新或利用式創新活動的情境下，“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隨著國際化速度的提高呈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這個結論與以往研究有一定相似性（Wagner，2004）。在不考慮調節作用情境下，實證結論表明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呈U型關系。與以往研究有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細分市場的局限性以及信息的時效性，“專精特新”企業更加關注市場、需求的機會窗口識別與響應?！皩＞匦隆逼髽I不一定按照勻速進行國際化，更可能有節奏地嵌入海外細分市場。實證結果顯示，“專精特新”企業選擇較低國際化速度，能夠將較多精力與資源放到國內市場上，進而實現較好的企業績效。如果“專精特新”企業選擇以較高的國際化速度擴展海外細分市場，國際競爭力以及品牌影響力增強也有助于企業實現更好收益。而在U型曲線低谷附近意味著“專精特新”企業將面臨國內國外市場擴張的兩種選擇（李金華，2021）。在過高的雙元創新情境下，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可能轉變為倒U型關系，這體現出過多關注雙元創新活動會克服低速國際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負向作用，限制高速國際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

（三）穩健性檢驗

（1）更換被解釋變量的測度方式

以凈資產回報率替代總資產收益率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檢驗，結果與前文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實證結果表明（見表6），國際化速度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影響系數絕對值，以及調節交互項的系數絕對值都有所放大，但是變量之間關系并沒有改變。

表6 替換指標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6 （續）

（2）更換樣本法

通過隨機選取子樣本的方法來改變樣本容量從而進行穩健性檢驗。本文參照Li等（2009）的研究，利用stata軟件隨機選取90%的樣本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見表7）表明，雖然國際化速度一次項系數不顯著為負，但是二次項系數仍然顯著為正。關于調節效應，國際化速度和探索式創新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二次項系數顯著為負。國際化速度與利用式創新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二次項系數顯著為負。以上分析結果與前文結果基本一致。

表7 更換樣本方法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3）反向因果檢驗

由于不同的企業經營情況可能會導致不同的國際化速度，如期望差距會影響企業國際化速度（宋鐵波等，2017），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可能存在潛在的反向因果關系。為了檢驗這種內生性問題，本文通過實證方法來檢驗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見表8），本文中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不存在反向因果問題，表明本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表8 反向因果方法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115中國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基于2010-2020年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國際化速度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影響，以及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對兩者間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

（1）國際化速度與?！皩＞匦隆逼髽I績效呈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關系。在低速國際化擴張過程中，嵌入海外市場的時間壓縮不經濟、風險應對與評估等引致的邊際成本大于細分產品市場開發的邊際收益，“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隨國際化速度增加而降低，但是當國際化擴張加速到一定程度，更新知識基礎、響應機會窗口等帶來的邊際收益超過了伴隨而來的邊際成本，國際化速度提升有助于“專精特新”企業績效。（2）探索式創新、利用式創新正向促進了“專精特新”企業績效。探索式創新水平增加有助于企業生產具有獨創性優勢的細分產品，擴大細分產品市場份額；利用式創新提升有利于企業改進細分產品功能、質量滿足客戶偏好，保持現有細分產品競爭優勢。（3）探索式創新、利用式創新均負向調節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過高的探索式創新或利用式創新甚至能夠將兩者關系逆轉為倒U型。這種逆轉的原因可能在于：在高度的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情境下，“專精特新”企業通過創造出競爭對手難以復制的技術與產品塑造獨創性資源，強化了其專有資源優勢，彌補了低速國際化擴張活動成本。面對國際化和雙元創新兩種活動，“專精特新”企業需要在自身資源稟賦、外部產業生態等條件下找到合宜的平衡點，提高或改善企業績效。具有知識技術密集型特點的“專精特新”企業，其創新性、成長性、高質量性等屬性，為創業者、管理者、投資者、內部員工、政府等諸多利益相關者提供了良好愿景，客觀上緩解了部分資源約束、管理協調成本和風險控制等壓力，調整著國際化速度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

（二）實踐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獲得如下管理啟示：（1）對“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市場戰略選擇具有參考意義。國際化速度戰略與企業績效存在的U型關系，“專精特新”企業更需要立足資源稟賦和市場環境選擇更加適宜的國際化速度來進軍海外細分市場。（2）“專精特新”企業需要重視雙元創新的戰略價值，整合優化研發、生產與市場之間的要素配置，平衡好探索式創新與利用式創新活動，助力國際化健康發展。（3）有持續競爭力的“專精特新”企業需要做好國際化戰略與創新戰略之間的平衡。高水平利用式創新、探索式創新負向調節國際化速度與“專精特新”企業績效間關系，這源于創新戰略與國際化戰略選擇過程中面臨的人力、資金等的資源配置沖突。因此，管理層需要適時地根據創新戰略調整國際化速度，加強管理能力和內部控制，更好地平衡國際化戰略與創新戰略。

（三）研究局限與展望

雖然本文針對國際化速度對“專精特新”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本文仍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本文篩選出115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作為樣本企業，研究所包含的“專精特新”類企業數量有限。（2）本文以海外子公司、直接出口作為衡量“專精特新”企業國際化速度的主要方式，未考慮到“專精特新”企業通過間接方式嵌入全球產業鏈的情況。

本文也為未來研究提供了機會：（1）未來研究可以將國際化速度與范圍、節奏等其他國際化戰略進行整合，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進一步探索上述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2）創新是“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為單項冠軍、隱形冠軍的重要來源。未來可以基于更深入地探究其他創新模式（如開放式創新、商業創新）對“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影響機理以及影響機制。（3）企業隨時間推移通過技術迭代與更新呈現出“專精特新”的特點，形成過程可能是一個螺旋式的、緩慢的上升，也不排除是跳躍式上升的情況。因此，“專精特新”企業未來的成長路徑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