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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類型異質性視角下牧戶經營規模決策的比較研究

2023-11-02 08:47杜富林
草地學報 2023年10期
關鍵詞:畜群牧戶畜牧業

王 慧,杜富林

(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十四五”時期,草原畜牧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愈加復雜,生態環境與資源約束趨緊,畜牧業亟需加快轉型升級,實現穩產保供、提質增效的重要任務[1]??v觀中國畜牧業發展現狀,牛羊肉市場需求缺口較大,供給趨緊,小規模經營產能有限[2-3],難以實現供需平衡。2022年國內牛羊肉供需缺口分別為322.9萬噸,1 000萬噸,牛羊肉進口量分別為268.9萬噸,35.8萬噸,出口量卻非常有限。畜產品貿易逆差程度逐漸加深,不僅給國內畜牧業發展造成了巨大沖擊,更對畜牧業未來發展方向提出嚴峻的要求與啟示[4]。2022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 883元,同比增長4.9%;全國牛羊肉人均消費量分別為7 和3.97 kg,同比增長6.06%,1.02%。居民收入提高帶動牛羊肉消費需求量持續增長[5],消費需求激增以及外部貿易市場波動對畜牧業產能增加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對畜牧業分散經營、產能有限的現實困境,適度規模經營被認為是實現畜牧業現代化的有效路徑[6-7],不僅有助于提升牧區規?;曫B水平,還能夠助推鄉村振興,為早日實現共同富裕夯實基礎。

作為草原畜牧業發展的代表性區域,內蒙古肩負著建設農畜產品生產基地的光榮使命和重要責任。豐富的草場資源、獨特的區位優勢以及廣闊的畜產品市場為內蒙古發展草原畜牧業提供了源動力[8]。然而現階段內蒙古畜牧業的規?;捷^低,碎片化的經營格局仍占主導,難以適應現代畜牧業的發展要求[9]。截止2021年,內蒙古肉羊年出欄量在100只以下的牧戶共有604 385 戶,占肉羊養殖戶總數的80.52%;肉牛年出欄數在49頭以下的牧戶共計389 390 戶,占肉牛養殖戶的96.34%。高度分散的經營方式不僅限制了產能提升[10],也使得牧戶的抗風險能力較弱,不具備話語權與定價權,難以保障持續增收[11]。另一方面,畜牧業發展受草地資源、氣候等因素影響較大,而內蒙古地域遼闊,地形狹長,草地類型多樣,東西部地區降水差異顯著,使得草甸草原地區的牧草生長茂盛,產草量高,草質優良,而荒漠草原地區的植被分布不均且密度較低,可見不同草地類型適宜載畜量差異明顯。因此推進畜牧業適度規模經營沒有“普適性”的發展路徑[12]。資源稟賦、要素構成和發展水平影響下的畜牧業發展路徑不盡相同[13],因地制宜、分類施策逐步推進畜牧業規?;洜I是關鍵。綜上,準確把握不同草地類型牧戶養畜過程中的要素投入、量化牧戶適度規模經營的具體標準,有助于實現畜產品穩產保供、引導牧戶科學養畜,更是促進牧區振興的關鍵所在。

適度規模經營目標確定與評價標準關系著草原畜牧業規?;c集約化的發展方向。目前,學術界從生態保護、產出、收入等多個視角[14],針對適度規模經營展開測度。就產出視角而言,經營凈利潤與土地畝均產出被作為確定畜牧業適度規模的標準之一,其中經營凈利潤用畜牧業收入與成本的差額表示[15],土地畝均單產最優用農作物總產量與播種面積的比值表示,該目標約束下河南省小麥種植的適度規模為13.33~26.67 hm2之間[16]。但反對該標準的學者認為以增加糧食單產為目標探討適度規模經營意義不大,對于規模報酬處于不變狀態的作物而言,擴大規模無法實現產量增加,且現階段農業發展戰略已由“增產”調整為“穩產增效調結構”,盲目追求單產增加不符合未來發展規劃[17]。為了避免傳統畜牧業落入“小規模、低效率”的陷阱,曾令果等[18-19]認為將效率最大值對應的經營規模確定為適度規模水平更符合規模經濟的客觀規律[18-19]。目前學術界常用的畜牧業效率測算工具主要有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20]、DEA-Malmquist指數[21]、超效率EBM模型[22]等。DEA模型能夠確定一段時期內某決策單位的靜態相對效率水平,較為常見的有BCC模型和CCR模型,例如錢貴霞等[23]采用DEA-BCC模型測算不同牧戶的技術效率,將實現較高效率的經營規模確定為適度規模。而DEA-Malmquist模型側重于各個決策單元不同時期數據的動態效率分析,包括綜合效率變化以及技術進步指數。超效率EBM模型能夠實現徑向與非徑向的結合,增強了決策單元的相對可比性。囿于土地資源供給缺乏彈性,以郭慶海為代表的部分學者主張收入才是衡量適度規模經營的合理尺度,效率尺度下的最優規模需要較強的土地供給以及大規模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配合才能實現[24]。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大規模經營在現實中難以推行。關于收入最大化,已有研究的具體做法不盡相同,例如以單位勞動力利潤最優作為評價標準[25]、以家庭勞動力務農收入與外出務工收入相等作為目標約束[26-27]或將邊際利潤最優點對應的規模確定為適度規模[28]。

從研究結果來看,針對適度規模經營學術界尚未取得統一結論。以糧食經營規模為例,張亞軍等學者運用直觀分析法測算得出河北省農戶糧食生產的適度規模為3.6~6.8 hm2[29];在農業利潤最優目標下,中國東北、東部、中部、西部的適度規模分別為2,3.13,1.53和0.8 hm2[26];以糧食生產的經濟效益最優為約束,長江中下游地區水稻種植的適度規模在6.67 hm2左右,而東北平原地區玉米種植規模應超過13.33 hm2[30]?;谏鷳B保護視角,劉志強通過構建畜牧業宏觀調控模型,確定了肉牛、奶牛、生豬、羊類以及禽類的最優養殖規模分別為1 468.1 萬頭,1 352.6 萬頭,11 727.8 萬頭,7 285.7 萬只,67 015.7 萬只[31];張檬兼顧牧民收入最大化與生態破壞程度最小化,測算得出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的畜牧業適度經營規模分別為731.19和811.07 hm2[23];劉桂英等[32]通過分析耕地經營規模與化肥施用強度的U型關系,確定了耕地的適度規模為4.6 hm2。

通過梳理現有文獻可知,適度規模經營問題依然是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主題,但針對草原畜牧業領域的研究仍存在尚待完善之處。第一,關于適度規模經營的度量尺度仍然存在爭議,不同度量尺度得出的經營規模存在明顯差異。效益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牧民的經濟收入與生活質量,不僅是驅動牧戶調整經營行為與擴大飼養規模的主要源動力,也是適度規模經營的邏輯起點之一,因此本文將經營效益作為適度規模經營的判斷標準之一具有現實可行性。另外,在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引導下,草原畜牧業發展從產量導向轉變為質效導向,研究綜合效率最大化尺度下的適度規模經營標準體現了落實畜牧業提質增效與穩產保供的重要意義。第二,研究結論暫不統一。即使在相同的目標約束下,運用不同區域的調研數據也會導致研究結果有所差異。由于各地區的資源稟賦、生產對象特征、經營方式存在差異,且畜牧業經營具有復雜性,容易受地形條件、氣候、技術水平、勞動力等多項自然因素以及社會經濟因素共同影響,因此決定了各地區的經營規模難以達到一致。分地區、分群體的制定合理標準,因地制宜逐步推進適度規模經營更加符合現實情況。綜上所述,效率與效益最優目標下牧戶養畜的要素投入水平如何?位于不同草地類型的牧戶該如何調整經營決策?小牧戶與規模戶應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經營目標?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分別將經營效益與綜合效率作為衡量適度規模經營的兩種尺度,通過比較分析進一步豐富該主題理論層面的探索,深化對于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解,旨在實現畜牧業提質增效與牧戶持續增收。

本文以2022年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三個地區的牧戶調研數據為研究基礎,分別以綜合效率與經營效益最優作為目標約束,結合三階段DEA與門檻模型探索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與荒漠草原牧戶適度規模經營的要素投入,并針對性的提出對策建議,期望為牧戶經營行為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規范引導散養戶的改進方向,為畜牧業高質量發展探尋較為合理的模式選擇。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截止2022年,內蒙古自治區肉牛、肉羊存欄量分別達到820.4 萬頭,6 124.1 萬只,形成了百億級產業集群;牛、羊肉產量達到71.9 萬噸,110.2 萬噸,分別占全國的1/10與1/5。因此,本文數據來源于2022年內蒙古部分地區牧戶實地調研,調研范圍涵蓋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三個地區,采用隨機抽樣調研的方法共獲取809份牧戶的生產生活資料,其中呼倫貝爾市牧戶數據173份,錫林郭勒盟調研數據410戶,阿拉善盟調研數據226份。由于內蒙古草地類型多樣,同一地區內草地類型復雜,本文結合內蒙古植被類型生長時空特征,并借鑒錢貴霞等[23,33]的研究,將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作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與荒漠草原的典型代表區域展開研究。調研問卷具體內容包括牧戶個人特征、草場面積、固定資產、家庭生產經營情況、畜產品銷售、生產成本支出、家庭全年收支情況、借貸情況等信息。通過分析調研數據能夠全面了解牧戶畜牧業經營相關問題。

1.2 投入產出變量

由于畜牧業經營是一個多投入多產出的經濟活動,結合三階段DEA模型的應用特點,本文借鑒杜富林等[34-35]的研究,選取4個投入變量,2個產出變量,3個環境變量測算牧戶的綜合效率[36]。其中,投入變量包括草場、勞動力、資本、能繁母畜數量;產出變量為牲畜出欄數量與畜牧業收入[20];環境變量有牧戶居住地與旗政府距離、補貼收入與畜牧業經營性貸款,分別用于衡量牧戶的交通環境情況、政策對畜牧業的扶持力度以及牧戶所處的金融環境。

表1 三階段DEA模型指標體系構建Table 1 The indictors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ree-stage DEA model

1.3 門檻模型變量選取

1.3.1被解釋變量 為了確定效率與效益最大化目標下牧戶的適度經營規模,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設置為綜合效率與經營效益,其中綜合效率水平由三階段DEA模型度量得出;考慮到不同區域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經營效益用羊單位效益表示。

1.3.2解釋變量 牧戶適度規模經營是指在當前畜牧業生產條件和技術水平下,畜牧業經營過程中的各類生產要素投入的最優組合和有效運行。本文選擇畜群規模、勞動力投入、資本要素投入與草場投入作為解釋變量。其中畜群規模用年中牧戶飼養牲畜的存欄數量表示;草場面積用牧戶經營過程中的實際投入草場面積表示,綜合考慮牧戶草場的租入與租出情況;勞動力要素投入用牧戶家庭勞動力與雇傭勞動力總和表示,將1個雇傭勞動力按0.5個家庭勞動力進行折算;資本投入既包括畜牧業生產成本也包括各項固定資產與機械設備的折舊,其中畜牧業經營成本中的網圍欄修理費是指牧戶每年針對破損網圍欄進行修補的費用,而固定資產中的網圍欄費用是是指牧戶初始購置網圍欄的費用,見變量統計表2。

1.3.3控制變量 為避免遺漏變量導致的模型可信度不足問題,在實證模型中添加6個控制變量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分別用牧戶的受教育年數、年齡、養畜經驗年數、距離旗政府遠近、補貼收入以及畜牧業貸款,其中補貼收入具體包含草畜平衡補貼、禁牧補貼、休牧補貼、牧草良種補貼、牲畜良種補貼、燃油補貼、農機購置補貼、圈舍建設補貼等。樣本及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續表3

1.4 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3可知,綜合效率均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為阿拉善盟、呼倫貝爾市與錫林郭勒盟,三個地區效率最小值與最大值相差大,不同牧戶之間的效率水平參差不齊。經營效益反映的是牧戶養畜凈收益水平,呼倫貝爾地區的牧戶養畜獲利水平最高,均值達到598.63 元,阿拉善地區牧戶的經營效益水平最低,均值為424.52元,錫林郭勒盟地區居中。結合畜群規模來看,三個地區牲畜飼養量有明顯差異,呼倫貝爾、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三個地區樣本戶的畜群規模均值分別為960,805和453羊單位。作為畜牧業發展的必要條件,草場質量對畜牧業經營規模與牧戶收入水平有直接影響。上述三個地區的草地類型各異,導致載畜量不同,這也是三個地區牧戶畜群規模差異顯著的原因之一。草甸草原土質肥沃,降水充沛,牧草種類繁多且優質高產;典型草原降水比較充足,牧草種類、密度與產量不如草甸草原;阿拉善盟地區的荒漠草原氣候干燥,牧草種類貧乏,產草量在三個地區內最低。經統計,呼倫貝爾市牧戶畜群規模小于均值的樣本共101 戶,占比達到一半;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牧戶牲畜飼養量低于均值水平的牧戶分別為251 戶與141 戶,占樣本總量的61.22%,62.39%;而呼倫貝爾、錫林郭勒與阿拉善盟三個地區畜群規模超過1 200 羊單位的樣本分別為58,85,10 戶,占比依次為33.53%,20.73%與4.42%,充分說明未來傳統畜牧業經營格局向規?;?、集約化轉型空間較大。就樣本戶勞動力而言,最小值1人,最大值為6至9人不等,投入畜牧業經營的勞動力規模差異顯著,三個地區勞動力均值分別為2.88,2.65與2.41 人,符合夫妻家庭經營外加雇工的現實情況。呼倫貝爾、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樣本戶的資本均值分別為5.69,4.21,4.25萬元,極值分布差異較大,可以看出不同牧戶資本差異巨大。

從牧戶的個人特征來看,三個地區牧戶戶主年齡均值在45.77~49.79 周歲之間,年齡最小的牧戶25 歲,最大的達到80 歲,牧區人口老齡化程度凸顯;與之對應的戶主受教育水平均值為6.24~8.23 年,受教育年數最小值為0年,說明樣本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內蒙古草原畜牧業歷史悠久,是中國北方重要的畜產品基地,因此該地區牧戶養畜經驗比較豐富,均值可達到24.19~28.67 年,最大值達64 年。牧戶的居住地與旗政府距離普遍偏遠,阿拉善盟地廣人稀,平均距離達到109.94 公里,錫林郭勒盟為54.84公里,呼倫貝爾地區樣本戶居住地與旗政府距離均值最近,達到25.86 公里;就極值水平而言,最遠的可達到460 公里,不便的交通條件給畜牧業經營帶來諸多阻礙。就補貼收入而言,呼倫貝爾、錫林郭勒與阿拉善三個地區牧戶能夠獲取的補貼收入均值分別為3.76 萬元,2.17 萬元,2.33 萬元;三個地區牧戶的畜牧業貸款均值分別為4.5 萬元,5.3 萬元和5.8 萬元,補貼收入與畜牧業貸款對牧戶擺脫貧困、增收致富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關鍵作用。

1.5 模型構建

1.5.1三階段DEA模型 與傳統的數據包絡分析相比,三階段DEA模型能夠有效消除環境因素帶來的不利影響,將不同牧戶置于同一環境內進行比較,并調整牧戶投入變量的冗余值,從而使測算結果更加準確;同時該模型也減少了相關隨機誤差,能夠更加真實地評價決策單元生產效率,克服了傳統DEA模型在效率偏差方面存在的不足[37]。三階段DEA模型分析步驟如下:

第一階段:運用傳統DEA模型分析決策單元的初始效率值。

本研究采用Deap2.1軟件,根據規模報酬的可變性選擇DEA-BCC模型評價牧戶的效率值。對于任意一個牧戶而言,投入導向下的BCC模型見(1)式所示:

(1)

其中,j=1,2,…,n表示牧戶,X、Y分別表示牧戶i的投入、產出變量。若θ=1,S+=S-=0,表示牧戶的經營行為DEA有效;若θ=1,S+≠0,或S-≠0,則表示牧戶經營弱DEA有效;若θ<1,則牧戶的經營行為DEA無效。第一階段計算出的綜合效率指標可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并得出各投入變量的松弛值。

第二階段:使用隨機前沿模型分離環境因素與隨機噪聲。

由于環境因素、隨機噪聲與管理無效率會造成決策單元低效率,因此在第二階段運用Frontier4.1軟件重點分離投入變量冗余值,將所有牧戶置于同等環境效應影響與隨機干擾下,計算得出相對準確的效率值。為了有效地將松弛變量分離,第二階段采用極大似然估計的隨機前沿模型將投入松弛變量作為因變量,對環境因素進行回歸,構建投入導向型的SFA回歸函數,見(2)式:

Sni=f(Zi;βn)+νni+μni;i=1,2,…,I;n=1,2,…,N

(2)

(3)

第三階段:針對調整后的投入產出變量進行效率值估計。

在第三階段使用調整后的投入變量值與原始產出變量再次度量各牧戶的綜合效率值,此時各牧戶的經營行為已剔除環境因素與隨機誤差的影響,計算得出的效率值相對真實準確。

1.5.2門檻模型 1999年,Hansen首次提出了研究非線性相關關系的門檻模型,門檻效應是指當一個經濟參數達到某一特定數值后,引發另一個經濟變量的參數發生突然變化,作為原因現象的臨界值稱為門檻值。本研究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構造似然比統計檢驗量LR(γ)檢驗門檻值,RSS*表示不存在門檻效應時模型的殘差平方和,RSS(γ′)為存在門檻效應時模型的殘差平方和,δ′2為原假設下估計得到的殘差方差,見(4)式:

(4)

為了確定牧戶適度規模經營格局下各生產要素的最佳投入數量,本研究分別構建以畜群規模、勞動力、資本和草場規模為門檻變量的實證模型,見(5)-(8)式所示。由于門檻模型針對連續型樣本變量不需要給定非線性方程形式,門檻值及其個數完全由樣本數據自身特性決定,估計結果更加客觀科學;并且該方法不僅能夠運用漸進分布理論建立待估參數的置信區間,還可以運用自舉法驗證門檻值的顯著性。因此,本研究選擇采用門檻模型確定牧戶適度規模經營模式下各類生產要素的投入情況,從而實現畜牧業生產要素優化配置。

yi=α0+I(qit≤γ1)scalei+I(qit>γ1)scalei+α1labori+α2capi+
α3grassi+α4edui+α5agei+α6expi+α7disi+α8subsidyi+α9loani+ε1

(5)

yi=β0+I(qit≤γ1)grassi+I(qit>γ1)grassi+β1scalei+β2labori+
β3capi+β4edui+β5agei+β6expi+β7disi+β8subsidyi+β9loani+ε2

(6)

yi=η0+I(qit≤γ1)labori+I(qit>γ1)labori+η1scalei+η2capi+
η3grassi+η4edui+η5agei+η6expi+η7disi+η8subsidyi+η9loani+ε3

(7)

yi=φ0+I(qit≤γ1)capi+I(qit>γ1)capi+φ1scalei+φ2labori+
φ3grassi+φ4edui+φ5agei+φ6expi+φ7disi+φ8subsidyi+φ9loani+ε4

(8)

其中,yi表示被解釋變量,當i=1 時被解釋變量表示樣本戶的綜合效率水平,當i=2時,被解釋變量為樣本戶的經營效益水平。α0,β0,φ0,η0為常數項,表示個體效應。I(·)為示性函數,若括號內的條件為真,則取值為1,條件為假則取0;qit為門檻變量,γ表示待估計門檻值,scale表示畜群規模,grass表示牧戶實際使用的草場面積,用承包面積加租入面積減去租出面積度量;labor表示勞動力要素投入,cap表示資本要素投入;edu,age,exp,dis用來衡量牧戶的個人特征,分別表示牧戶的受教育水平、年齡、養畜經驗年數、距離旗政府遠近;subsidyi與loani分別為樣本戶可獲取的補貼收入與畜牧業經營貸款額度。αi,βi,φi與ηi表示待估計系數,i=1,2,…,8;εi(i=1,2,3,4)為殘差擾動項。

1.6 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

本文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來檢驗投入產出變量是否符合同向性假設,檢驗結果見表4所示。各投入產出變量系數均為正,且至少在10%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因此本研究針對牧戶經營的綜合效率評價選擇的投入產出變量合理可靠。

表4 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錫林郭勒盟)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Xilin Gol League)

表5 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呼倫貝爾)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Hulun Buir)

續表5

表6 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阿拉善盟)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Alxa League)

2 結果與分析

2.1 牧戶綜合效率度量分析

經過第一階段對三個地區牧戶綜合效率的測算,阿拉善盟牧戶綜合效率均值最高,錫林郭勒盟牧戶綜合效率最低,僅有0.492。經過第二階段剔除環境因素和隨機誤差項的影響以及第三階段的效率測度,總體來看樣本戶經營效率較低。雖然阿拉善盟牧戶綜合效率均值在三個調研區域內最高,但僅達到0.643,錫林郭勒盟地區牧戶綜合效率均值最低僅有0.320,呼倫貝爾市牧戶居中,表7所示。經過統計分析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與阿拉善盟樣本戶的綜合效率低于均值占比分別達到58.96%,62.20%與55.75%。將綜合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三個地區中,錫林郭勒盟牧戶的純技術效率均值較低,呼倫貝爾市牧戶的規模效率均值較低。

DEA有效是指牧戶的綜合效率水平為1,三個盟市中處于DEA有效狀態的牧戶合計僅有37戶,僅占樣本總量的4.57%,大多數樣本戶的實際經營情況不理想。處于弱DEA有效的樣本戶共計225戶,占樣本總體的27.81%,這些牧戶純技術效率值為1,在實際經營過程中綜合效率值小于1的原因在于規模效率較低,應該適當調整經營規模,以實現規模效率的提升。此外,共有547戶樣本處于DEA無效狀態,占樣本總體的67.61%,這類樣本戶的規模效率值與純技術效率均小于1,不僅應當改善經營管理方式,提高技術水平從而實現純技術效率的提升,還應適當調整經營規模,使自身處于規模報酬遞增向遞減變化的臨界點狀態。三個盟市分別有153,391,189戶牧民實際經營投入不足,分別占樣本總體的88.44%,95.37%與46.10%。這類牧戶均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產出增加比例要大于生產要素投入增加比例,未來應該增加各類生產要素的投入以獲取超額產出。僅有37戶樣本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狀態,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盲目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并不能帶來額外產出,規模報酬遞減反而會引致邊際成本遞增。

表7 三個地區效率水平比較Table 7 Comparison of efficiency levels in three regions

2.2 門檻模型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本研究采用方差膨脹因子檢驗,檢驗結果見表8,表中各個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最大值均不超過10,結果顯示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在此基礎上進行門檻模型回歸。

為了確定錫林郭勒盟樣本戶在效率最優化目標下的適度規模經營,本研究首先驗證畜群規模的門檻值是否存在,檢驗結果Bootstrap P-Value值為0,小于0.01,表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即門檻值前后的系數β1和β2顯著不同,證明畜群規模這一變量實際存在門檻值。由于干擾參數的存在無法準確估計門檻值,因此需要進一步運用模型精確估計門檻值。圖1為錫林郭勒盟牧戶的畜群規模門檻值函數趨勢圖,其中橫軸表示門檻值參數,縱軸表示門檻函數LR值,圖中的紅線表示95%的置信區間,黑色曲線表示函數LR。根據圖1可知,在效率最優的目標約束下,當牧戶畜群規模的門檻值為952時,LR值最小,位于黑色曲線最低處,最低點突破紅色曲線,表示門檻值估計合適,結果穩健。在效率最優的目標約束下,錫林郭勒盟牧戶草場面積應當為678 hm2,勞動力投入3人·戶-1,資本投入103 516 元,各要素估計過程同上,在此不再贅述。

圖1 畜群規模門檻值函數趨勢圖Fig.1 Trend chart of herd size threshold function

本研究最終確定了綜合效率與經營效益最優目標下不同草地類型牧戶養畜的要素投入情況,實證分析結果見表9。在綜合效率最優目標下,草甸草原地區牧戶畜群規模為1 280羊單位,應投入草場規模607.33 hm2,勞動力4人·戶-1,資本投入129 273元;典型草原地區牧戶畜群規模為952羊單位,應投入草場規模678 hm2,勞動力3人·戶-1,資本投入103 516元;荒漠草原地區牧戶畜群規模為840羊單位,應投入草場規模851 hm2,勞動力3人·戶-1,資本投入65 212元。在經營效益最優目標下,草甸草原地區牧戶畜群規模為1 020羊單位,應投入草場規模480 hm2,勞動力3人·戶-1,資本投入11 056元;典型草原地區牧戶畜群規模為922羊單位,應投入草場規模654 hm2,勞動力3人·戶-1,資本投入96 622元;荒漠草原地區牧戶畜群規模為740羊單位,應投入草場規模704.67 hm2,勞動力2人·戶-1,資本投入50 528元。

表9 門檻模型實證結果Table 9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threshold model

3 討論

推進適度規模經營要注意“度”的把握,不能盲目追求規模擴大,更不可一蹴而就,應分階段、分區域、針對不同群體有序落實。一方面,通過對比研究結論能夠發現效率最優對應的要素投入量要高于效益最優時的投入水平,這不僅為規模經濟理論提供了畜牧業領域的經驗支持,還為不同規模牧戶的生產決策提供了實證依據。例如,效率最優目標下呼倫貝爾市牧戶畜群規模為1 280 羊單位,而效益最優時該地區牧戶的畜群規模為1 020 羊單位,且這一規律在其他兩個地區同樣得以體現。理論上在規模經濟最優點到來之前牧戶持續擴大經營規模并優化要素配置才能使綜合效率有所提升。但現實中由于要素市場存在摩擦,使得牧戶在擴大經營規模的過程中單位養畜成本下降程度緩慢,反而有可能造成短期平均成本攀升;現階段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像草場這類供給彈性較小的要素流轉成本較高,牧戶需要承擔高昂的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在擴大規模的過程中,小牧戶面臨著資金與勞動力的雙重約束,難以破解經營基礎薄弱的現實困境,在不具備擴大經營規模的前提下,小牧戶應立足自身的養畜條件,以經營效益最優作為目標,在有限的要素投入中尋求更高水平效益。對于規模戶而言,超大規模經營的發展模式雖然具有成本優勢,有利于提高規模效益以及集約化、標準化水平,但固定投資較大且成本回收周期長,過大的飼養密度容易引發牲畜疫病風險,配套設施不完善的情況還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此外,規?;洜I更加應該順應畜牧業發展的客觀規律,超過一定規模后綜合效率反而下降。因此規模戶應以綜合效率最優目標下的要素投入為參考,合理配置資源、規避風險,適當控制經營規模是關鍵。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牧戶的經營決策目標應有所側重,各地區的氣候條件與自然環境有明顯差別,且資源稟賦差異較大,并非所有地區都適合集中連片經營。例如阿拉善盟遠離海洋,雨雪稀少且無霜期短,全年無雨日最長可達到253 天,植被覆蓋率低,天然草場載畜能力不高,以雙峰駝、雅布賴白絨山羊為主的畜種已形成了適應荒漠草原的生物學特征,因此該地區牧戶適合按照經營效益最優為目標投入要素生產,充分挖掘當地特色的畜牧業優勢資源,聚焦畜產品高端消費市場,走畜產品高端化、差異化、精細化的發展道路,提升牧戶增收獲利水平。而位于草甸草原的呼倫貝爾年降水量在350 mm以上,典型草原帶降水量約為260~300 mm,地表徑流較多,水資源豐富,草場茂盛,為大規模經營創造了有利條件。草甸草原與典型草原地區牧戶應以綜合效率最優為指導,追求畜牧業提質增效,通過提升綜合效率進一步增強產業競爭力,實現畜產品穩產保供與牧民增收致富。

已有關于畜牧業效率的測算分析,針對投入產出指標的選取具有靈活性。就產出指標而言,多以畜牧業收入以及牲畜存欄量為主,其中牲畜存欄量是指一段時期內包括母畜、公畜、幼畜在內所有牲畜的實際數量,該指標難以反映牲畜銷售情況,基于此本研究將牲畜出欄量作為產出變量之一。投入指標中關于草場規模這一變量,現有研究中用承包面積與租賃面積的和來表示[15],為了更精確的度量草場規模,本文以承包面積+租入面積-出租面積來度量草場規模。關于研究視角的選擇,現有研究多以生產成本最低[15]、收入最大化[28]、生態約束、兼業化[40]等作為約束條件構建畜牧業經營決策模型,鮮有研究關注畜牧業增效與牧民增收的目標下的畜牧業經營決策有何差異。政策導向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為目標推進畜牧業向規?;较虬l展,但牧戶常常以收入水平決定經營規模調整生產決策,兩者目標不一致也是造成實踐中規模經營難以推進的原因之一。本文以綜合效率、羊單位效益為目標約束分析不同草地類型牧戶的經營決策,并針對性的提出對策建議。

牧戶適度規模經營是一個長期、動態的綜合概念。本文采用的微觀調研截面數據無法針對牧戶具體經營情況進行動態追蹤研究。由于時間、經費、人力等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只著眼于短期內牧戶的生產決策調整行為,缺乏對牧戶長期經營決策及要素投入調整的行為研究,無法通過時間序列數據或面板數據對研究結論進行驗證,未來關于該主題的研究可以按照這一方向給予完善,長期追蹤牧戶的經營狀況,克服靜態研究的弊端。

4 政策啟示

為推進畜牧業規?;洜I,破除牧戶邁向規?;洜I的現實阻礙,本研究建議: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差異化政策目標。堅持因類施策的根本原則,以試點探索的模式推進多種形式的規?;洜I,尊重牧民意愿,通過政策引導幫助牧戶樹立科學的養畜觀念,避免一刀切追求超大規模經營的誤區。發揮各地區的綜合優勢,瞄準推進畜牧業規?;洜I的著力點,積極探索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有效路徑。

第二,深化牧戶組織化程度,帶動小牧戶共同發展。為了克服小牧戶規?;洜I的現實困境,政府加大政策資金扶持,引導專業合作社通過共同出資、共創品牌、共享利益等方式深化合作,擴大牧區集體股份經濟組織、龍頭企業等主體對牧戶的輻射帶動能力。切實推動龍頭企業深化利益聯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構建“公司+牧戶”等多樣化經營模式將牧戶納入產業化經營鏈條,鼓勵牧戶以土地經營權、資產、資源入股合作社、龍頭企業,緊密連接龍頭企業與小農牧戶的利益。

第三,優化政策機制,為規?;洜I掃除障礙。具體而言,推進草場流轉備案工作,進一步完善草場流轉制度,提高草場流轉效率。在充分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助力草場規模經營,補齊規模小效益低的短板。優化金融信貸政策,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改善牧區的金融服務環境,構建高效的信貸機制,切實降低牧民融資成本,有效緩解牧戶經營過程中的資金約束,為畜牧業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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