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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造假民企在擔保圈中的信息不對稱研究

2023-11-02 03:34于謙龍李文卿
中國林業經濟 2023年5期
關鍵詞:圈內山東信息

韋 葉,于謙龍,李文卿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1 引言

民營企業對帶動社會就業、助力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推動力。截至2023年3月底,民企占比已達92.3%,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隨著民企的逐步擴張,其融資需求也愈加強烈,但相比于有穩定經營保障和可靠信用保證的國企,部分民企的償債能力、資信條件等指標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標準仍有差距;此外,出于對風險的規避,銀行也在逐步收緊放貸標準,因此民企融資難的現象愈加嚴重。為了開拓民企的融資渠道,金融創新產品——“互保聯保模式”應運而生[1]。不同企業借助互保、聯保的形式獲得信貸支持,緩解融資難題,進而形成以擔保關系為聯結紐帶的利益群體,隨著企業數量增多與擔保的多向發展,擔保圈逐漸形成。擔保圈的存在有助于緩解企業的融資壓力,但也增加企業陷入債務危機的可能性,過高的擔保金額會加大代償風險,進而蠶食企業現金流、加劇企業的資金壓力。在擔保圈事件中,新疆擔保圈、湖南擔保圈和溫州擔保圈等風險事件警示著企業要重視擔保圈的風險隱患。

擔保圈危機也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當前學術界對擔保圈的研究集中在成因、風險傳染影響與風險防范等方面。在成因方面,吳堂保等、劉科等認為,擔保圈風險的內因是企業內部管理存在漏洞;外因則來自金融機構與相關法律制度,金融機構規避風險的偏好使得他們注重擔保形式卻忽略潛在風險,而且相關法律法規制度不完善,使得金融監管難以發揮效力[2-3]。擔保圈成因是復雜多向的,企業內部、企業所處擔保圈、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等多方的不協調因素易導致擔保圈危機的產生,通過研究成因,有助于提出更精準的治理對策。風險傳染方面,劉海明等認為,在擔保網絡的傳導機制中,負面沖擊會提高企業的訴訟風險與再融資風險[4];呂靜等通過研究擔保網絡的關聯結構,發現負面沖擊對關聯性較高企業的影響更大[5];通過對負面沖擊的深入研究,擔保圈風險不僅影響企業自身發展,也逐步蠶食擔保鏈上其他企業的利益。有學者認為風險傳染可以通過提高風險認知水平來防范,王磊等通過建立并分析企業擔保網絡風險傳染模型,認為在擔保網絡中,當企業風險認知水平提高時,違約企業數量逐步減少,其對制約企業間的信用擔保風險傳染能力也會提升[6];風險防范方面,鞏志強提出建立全面評價擔保圈風險的方法,以企業經營狀況與劃分擔保圈風險等級作為考慮要素,進而提高識別與評估風險的準確性[7];趙存東等提出一種新型風險預判方法,利用矩陣法對識別互保圈并進行風險分級,然后根據網絡脆弱性分析法計算企業風險值,找出可能性最大的企業對其進行風險防范[8];通過劃分等級標準、選定衡量指標、構建精準模型等措施,可以減小識別風險的誤差,形成直觀的可比數據,進而更有助于企業根據確定的風險參數來判斷風險與防范風險。此外,也有學者在擔保圈與信息不對稱方面進行了研究,劉新海等認為擔保圈貸款起到信用增進作用,并對信貸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起到緩解作用[9];而吉玉雪等認為擔保圈企業與銀行存在信息不對稱,并認為這是擔保圈風險的誘因[10];徐攀發現,復雜擔保不僅負面影響參與公司的價值與盈利能力,也會加劇傳播的負面影響,其中較差的信息質量會加重風險傳染[11];費揚文提出,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能減輕民營企業對外的信息不對稱[12]。雖然從不同角度看待擔保圈形成后果的正反效應,導致學者對擔保圈與信息不對稱之間關系有不同看法,但可以確定的是,擔保圈與信息不對稱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以信息不對稱對擔保圈的影響研究為切入點,研究山東勝通危機案例,從中得出結論:擔保圈中的信息不對稱會為企業進行負面行為提供土壤,企業則能利用擔保關系繼續進行違規操作,進而加劇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通過該項案例研究,在理論層面,有助于豐富信息不對稱對擔保圈影響的相關內容;在實踐層面,一是能幫助其他擔保圈企業提高警惕性、規避違規行為;二是能形成典型案例,有助于監管部門對現有規章制度查漏補缺,從而制定更有效的防范措施。

選取山東勝通作為案例主體,不僅因其案例具有過度擔保、民企財務造假和擔保圈風險傳染的三要素;而且深層次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擔保圈的存在加劇了企業與圈內第三方企業、外部金融機構的信息不對稱,使得外部監管機構難以察覺其中的風險(見圖1)。從結果上看,該信息不對稱導致擔保圈對山東勝通形成“保護傘”——山東勝通利用擔?;ダP系隱瞞財務造假、持續對外擔保,為后續危機爆發埋下隱患;這導致山東勝通申請破產重組、證監會調查之后,山東勝通的真實經營情況才被大眾熟知。在山東勝通的擔?;ダP系中,一方面是形成擔?;ダP系。企業通過對外擔保與尋求第三方擔保,不僅加深與受擔保企業、提供擔保企業的擔保聯系,而且可以獲得信用背書和穩定的融資渠道;另一方面是維持擔?;ダP系。擔?;ダ那疤嵝枰p方都能提供各自所需,因此即使經營不善,企業也要利用財務造假維持經營狀態與既有資信狀況,借助互助擔保保持穩定的融資渠道,保證資金來源,繼而通過重復操作來維持自身經營與維系擔保關系。這種透支企業未來信用的做法,在企業正常運營、面臨風險較低時,尚能撐住企業發展,而當企業債務危機逐步爆發,該做法就難以掩蓋企業的真實情況。

因此,通過研究該案例,探尋擔保圈對山東勝通形成“保護傘”的原因,即探究擔保圈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圈內企業、其他擔保圈、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能更有效地應對擔保圈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2 案例介紹

2.1 案例背景

(1)山東勝通。

山東勝通是東營市的全國企業前500強的民營企業,下有三家高科技產業園區和多家子公司,并涉足金屬制品、化工、新材料和房地產等行業。旗下以鋼簾線為優勢經營產品,產品銷售遍及亞洲、歐美等地區,山東勝通也因此被稱為“山東鋼簾線大王”。

(2)東營擔保圈。

在東營市,優越的黃河三角洲地理條件和豐富的石油資源,促使當地出現一批以地煉和上下游配套產業為主的民營企業。企業發展需要資金支持,而民營企業常因缺少合格抵質押品、償債能力不滿足銀行預期等因素而難以達到該門檻[13],融資難的問題促使當地企業逐漸形成擔保圈——通過擔保鏈將多家企業進行風險綁定[14]。東營擔保圈以山東萬達控股、山東勝通、東辰控股、墾利石化和大海集團等企業為核心,其中,山東萬達控股、東辰控股和墾利石化是山東勝通對外擔保份額較高的企業,近幾年對外擔保份額之和超過90%(見圖2)。

圖2 山東勝通在擔保圈內涉及的主要企業(2018年)數據來源:企業年報 wind數據庫

2.2 山東勝通危機案例

在2019年3月,山東勝通申請破產重組之后,經過證監會的調查,證實該公司存在財務造假行為,并被列入2021年20起典型違法案例之一。

自2018年起,山東勝通披露的公告中陸續出現重大訴訟公告,企業陷入多重債務危機。其中有山東勝通及子公司發生的逾期債務訴訟,也有山東勝通作為擔保方所涉及的訴訟事項。根據其披露的公告,截至2018年12月24日,山東勝通發生銀行逾期債務合計高達 39 817.06萬元,與其他公司之前的借款協議欠款 2 000萬元、工程欠款 2 541.18萬元等。在2018年12月27日,大公國際將山東勝通主體信用等級調整為A,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這使得山東勝通在沒能處理好債務危機的情況下,融資范圍進一步受限。

在山東勝通對外擔保風波中,較為嚴重的是對東辰控股的擔保事項。根據2019年3月8日披露的公告顯示,作為東辰控股的擔保連帶責任人,山東勝通與東辰控股涉及五起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累計金額達到 76 041.29萬元,而在同年3月7日,山東勝通已向法院申請破產重組。在法院公布的裁定書中顯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山東勝通資產總額為86.12億元,而負債總額為156.14億元,資產負債率達到181.31%。

3 擔保圈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原因分析

3.1 東營擔保圈內部缺陷

3.1.1 擔保圈內部缺乏統一有效的監管機制

擔保圈雖然形成了組織的外殼,卻缺少組織框架與約束,也就是缺少統一有效的管理,這導致擔保圈難以在審核和后續監管方面展開有效的管理工作。審核存在漏洞,一些違法經營和資信不良的企業就會渾水摸魚進入擔保圈;后續監管力度缺失,圈內企業的風險隱患就難以被察覺,擔保圈內部的風險傳染可能性就會增加。

3.1.2 擔保圈內企業缺乏風險警惕性

圈內企業風險警惕性的缺乏源于兩方面,一是風險防范意識欠缺、制度滯后,圈內企業重點在于通過擔保獲得穩定融資渠道,卻缺乏維護擔保圈安全穩定的意識。而且,擔保圈內企業在管理經驗、風險監督防范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也導致企業在學習風險管理、建立風險防范機制方面存在滯后性。二是風險防范成本較高,風險調查除了針對企業自身,也要考慮擔保圈內其他企業,但相關數據獲取難度可能較高,而且企業也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去定期追蹤、收集數據并形成報告,這會進一步增加企業的成本。

3.2 企業內部治理缺陷

表1 山東勝通2013—2017年利潤總額及修正 單位:億元

山東勝通連續五年財務造假掩飾連年利潤虧損,且涉案的一家虛假實體已于2013年停業,錯誤的會計信息披露干擾了債券投資人的判斷,損害投資人利益,對投資人和市場都帶來了負面影響。在企業爆發債務危機后的信息披露中,2018年9月30日經營性現金凈流量為0.53億元,環比下降86.13%;2018年各季度披露的籌資性現金凈流量均為負數,說明企業償債壓力較大。

結合證監會公告披露,山東勝通內部缺陷一方面在于公司控制人等高層人員權力過大,組織財務造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切實履行作為高管人員的職責;另一方面,企業內部監管部門形同虛設,不能發揮對企業監督管理的職責。

表2 山東勝通2015—2018年現金流 單位:億元

表3 山東勝通2012—2017年對外擔保金額 單位:億元

3.3 外部環境監管缺失

3.3.1 市場相關機構沒有切實履行職責

在山東勝通案例中出現的會計師事務所,信用評級機構以及證券公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都未能切實履行自身職責與義務。不僅調查工作環節不完整,實施的審計程序存在缺陷;而且未能保持職業敏感性,未注意到山東勝通提供資料中的異常,也未實地考察山東勝通及其子公司的真實經營狀態,進而導致自身出具的相關報告存在虛假記載。

3.3.2 地方政府缺少有效監管

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積累已久,地方政府雖已通過補貼、扶持融資擔保機構等措施來緩解融資難,卻難以根治擔保圈的風險隱患;此外,由于缺乏對擔保圈內各企業數據的及時跟進與定期監管,這導致地方政府的監管部門難以掌握擔保圈內的真實情況,難以對擔保圈發展進行安全引導,進而增加擔保圈出現風險的可能性。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通過分析山東勝通在財務造假與擔保圈內過度擔保的危機案例,研究發現:擔保圈的企業內外存在信息不對稱,并且圈內的違規企業能利用該現象制造信息差優勢——以財務造假維持資信條件、以互助擔保獲得信用背書和穩定融資渠道,進而導致違規企業與其它企業形成并維持穩定的擔?;ダP系;同時,擔保圈內外部監管的缺失也助長了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嚴重性。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危害企業自身、傳染擔保圈內部以及影響外部市場環境和監管機構的良好發展。減小擔保圈的信息不對稱危害,打造透明、有條理的擔保圈鏈條關系,需要各方都加強風險防范意識、建立有效防范機制。

4.2 建議

4.2.1 擔保圈內企業應加強風險防范

一方面,擔保圈內部應建立統一的風險防范小組,對擔保圈內企業的相關資料進行追蹤與梳理,將形成的報告和風險趨勢預測與圈內企業共享,保障信息的透明度與完整性。同時,對經營狀況不良、存在債務危機和代償風險等問題的企業提前預警,避免危機的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擔保圈內企業自身也應加強風險防范意識,通過建立健全風險防范機制來減少風險隱患。在內部監管和風險防范機制的作用下,擔保圈內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能有所緩解,這有助于企業的良好發展。

4.2.2 企業完善內部治理

企業的內部治理,一是需要高層人員約束自身行為、重視自身職責、認真履行自身義務,誠信經營,對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負責,而非濫用職權擅自財務造假。二是需要企業制定統一的規章制度,對于企業未來的經營發展計劃應當有信息公開渠道,同時接受各方監督,以此保障企業經營信息的真實有效。三是企業對外擔保應設置合理的擔保金額,建立合規的對外擔保制度,保證流動資金的穩定,降低企業陷入代償風險的可能性。四是企業需要建立風險防范機制與獨立的監管部門,前者可為企業提供相應的風險應對方案,在企業發生風險時提供一定的緩沖時間,后者通過實施監管,能根據企業當前現狀制定更詳細的改進方案,同時當監管部門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其能對企業內部人員的不法行為形成有效約束,進而為企業平穩運營提供良好的環境。

4.2.3 外部機構環境切實履行自身職責,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有效保障

(1)會計師事務所和金融機構加強風險防范

對于經辦的業務,相關機構不僅要根據工作要求的不同,選取合適的考察方法來提高任務的準確性,避免因自身工作中的漏洞影響業務結果的真實性,同時也要保持高度的職業敏感性,樹立風險意識,認真對待經辦業務,減小工作誤差。尤其是相關金融機構在考察企業資信狀況時,不僅在事前要確定更謹慎的達標標準,選取合適的申貸條件區間,這樣既有助于緩解企業融資壓力,也能保障自己機構的平穩運營,避免過度授信影響自身聲譽。而且,在申貸事后金融機構也要保持對受貸企業的后續追蹤,通過關注企業的財務狀況等方面,對企業的未來發展狀況與資信能力作出實時判定,如果發現企業存在危機的可能性,金融機構應當及時采取防范措施來減小風險的擴散范圍。

(2)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擴大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覆蓋面

地方政府應當強化在風險防范與治理方面的主導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可發揮政府資金增信的引導作用,對民營企業擴大政策性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覆蓋面,尤其是民營企業中存在較多的中小微企業,它們在尋求融資的過程中受到的阻力也較多,而通過政府背書的擔保機構獲得擔保,有助于它們緩解融資難題。另一方面,政府、銀行和企業三體合作的模式產生的防控效果優于單獨模式。地方政府應加強政銀企、政銀擔合作機制,通過政府平臺為民營企業提供可靠的融資渠道。此外,這也有助于從擔保圈回流企業,減輕擔保圈風險對地方政府帶來的治理壓力。

(3)提高監管水平,增強監管力度

在監管范圍方面,地方政府應通過推行健全的擔保監管制度、實行有效的監管措施、普及監管適用范圍以提高融資擔保行業的整體安全水平,進而為民營企業尋求擔保提供安全可靠的市場環境。同時,當前大數據在各領域都得到普遍應用,地方政府監管部門也可與金融機構、相關企業展開合作,通過大數據平臺來實時監管風險,從而有助于監管部門獲得相關數據、掌握企業風險動向,為接下來的風險防范提供有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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