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男性附屬到女性共同體

俞茉 許慶紅

摘 要：作為黑人女性文學的先驅者，佐拉·尼爾·赫斯頓對黑人女性身體進行了描寫，將黑人女性身體視為她們重構主體身份的載體。艾里斯·沃克繼承了赫斯頓的寫作手法，以更為細致的筆調呈現了黑人女性的身體創傷和精神覺醒。與赫斯頓關注男性影響不同，沃克聚焦于黑人女性群體成員之間的互相影響，強調女性共同體對身體覺醒的作用，是對赫斯頓女性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豐富了女性主義研究。從婦女主義角度來看，沃克的女性共同體同樣涵蓋對男性的尊重，體現了對和諧兩性關系的構想，對當代社會兩性關系問題也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赫斯頓；沃克；身體寫作；女性共同體；婦女主義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1101（2023）05-0047-08

收稿日期：2021-05-12

基金項目：2019年度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十九世紀美國女性文學中的女性共同體研究（AHSKZ2019D015）

*通信作者：許慶紅（1968-），女，安徽祁門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美國文學與比較文學。

作者簡介：俞茉（1997-），女，安徽蕪湖人，在讀博士，研究方向：英語文學與英語文學理論。

From Male Subordinates Power to Womens Community

——An Analysis of Walkers Inheritance and Surpassing of Hurston Based on Body Writing

YU Mo1，XU Qinghong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As the pioneer of black women literature，Zora Neale Hurston depicted the female bodies in her works and regarded their bodies as the medium of reconstructing subjective identities.Having inherited Hurstons writing technique，Walker presented the body trauma and spiritual awakening of black women in a more detailed way.Instead of imitating Hurstons attention to mens influence，Walker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black female community，stressing the effect of womens community on body awakening，which i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urstons feminist thought and enriches the field of feminism.In the angle of womanism，womens community also contains the respect for men and thus expresses Walkers appeal to harmonious gender relationship，which is also instructive for gender iss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Hurston; Walker; body writing; womens community; womanism

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是20世紀著名的美國黑人作家，因描寫黑人女性意識覺醒和傳揚黑人文化聞名于世，被布魯姆（Harold Bloom）譽為“最有個人激情和生命力”［1］的非裔美國作家。然而，在“黑人抗議文學”主流話語陰影下，赫斯頓的作品一度無人問津，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黑人權利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興起，才在一片荒冢中被重新發現。20世紀80—90年代，“黑人至上”的宣揚與女權運動的興起推動更多學者關注赫斯頓其人其作，其中，艾里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的貢獻最為突出。沃克是當代美國黑人作家，擅長以自然又富有力量的語言描繪黑人女性自我價值尋求之旅，展現出一個在非自然社會分級的基礎上運作的、集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于一身的美國社會［2］。在文學創作上，沃克深受赫斯頓影響，在她看來“再也沒有比這本書（《他們眼望上蒼》）更為重要的書了?！保?］212

國內外批評家常從文化研究、空間理論、精神分析、敘事學等角度分析赫斯頓和沃克的作品。如，在赫斯頓小說《他們眼望上蒼》（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研究方面，琳達·徐穎在文章《〈他們眼望上蒼〉中黑人女性的空間拓展》中借女性的物理空間擴展分析了女性意識的成長；高蘭在《論〈他們眼望上蒼〉的敘事語言》一文中聚焦小說中的自由間接話語、黑人布道詞、黑人英語獨特的拼寫和語法表達形式，以及黑人英語的運用四個方面，研討小說的獨特魅力與由此而體現出的黑人性。在沃克小說《紫顏色》（The Color Purple，1982）研究方面，沃瑟曼（Jerry Wasserman）的論文《〈紫顏色〉與布魯斯音樂》（The Color Purple and the Blues）分析了小說中的布魯斯音樂，側重黑人的文化元素與文化意識；杜業艷的文章《論〈紫顏色>的生態社會思想》從生態社會理論入手，分析了《紫顏色》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反宗教迫害的主旨思想，文中雖然提到了共同體概念，但未深入展開分析。此外，也有學者從身體政治角度展開研究，如劉彬的《暴力、愛欲與書寫：〈紫顏色〉中的女性身體政治》，但尚未發現從身體寫作角度對比分析赫斯頓和沃克作品的文獻。赫斯頓和沃克在各自作品中都用大量筆墨描寫了黑人女性身體之美，通過身體寫作表現對黑人女性意識覺醒和黑人文化傳承的關注。不同之處在于，赫斯頓筆下的黑人女性是在男性的目光下緩緩覺醒，就其本質而言，黑人女性依舊是男性的附屬；沃克則另辟蹊徑，通過呈現黑人女性之間的相互影響，構建了黑人女性共同體，彌補了赫斯頓女性主義思想的空缺與不足。本文擬從身體寫作角度入手，對比分析《他們眼望上蒼》和《紫顏色》中黑人女性身體困境和黑人女性意識覺醒的具體表征，探析身體的意指意義，追尋沃克對赫斯頓文學思想的的繼承與發展。

一、身體寫作：女性語言的飛翔

關于“身體”的討論一直是西方哲學的母題之一。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對身體和靈魂進行了二元對立的區分，提出真正的哲學家應該“盡可能躲開肉體，只關心自己的靈魂”［4］。此后，笛卡爾對精神的單方面強調更是將靈魂置于無上地位，認為靈魂代表著理性，身體則象征著無知和情感。直到尼采果斷否定了這種形而上學論，身體的地位才逐漸提高。而?？聦τ谏眢w的重視，賦予了身體研究更為重要的意義。在女性主義學者眼中，身心二元論的發展是父權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之一。長久以來，男人是靈魂的代言人，擁有著理性和知識，而女人則是身體的代表，是感性和無知的化身。女人是不完滿的人類，她們與身體功能緊緊聯系在一起，比如月經和懷孕，這些功能通常和“惡心”“無思考能力的肉體性”有關［5］。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是一種對女性精神價值的忽視，導致對女性身體物質性的過分關注。

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陽具嫉羨”假說（the “penis envy” hypothesis）中，女孩認為自己的性器官“渺小而普通”，卻將男孩的性器官看作一種“更高級的對應物”［6］。也就是說，男性是完善的存在，女性則是一種“缺乏”（the lack），這是從生理到心理上對女性的雙重否定。為了解構這種二元對立，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露絲·伊瑞格瑞從女性的身體出發，指出與男性身體性器官的“獨一”（one）相比，在數量和形態上，女性擁有性器官群，且多是以成雙成對的形式出現，是多元的、“復數的”（plural）。女性性快感的獲得是一種“自體快感”（autoeroticism），由此體現了女性性征的主動性。此外，女性身體有一種流動特質（fluidity），是“連續的、可壓縮的、可膨脹的、有粘性的、可傳導的、可擴散的”［7］。由此，女性身體擺脫了以往被動、僵硬的刻板定義，成為一種流質般的存在，可以隨著外力不斷變形，卻不會被固定化。通過對女性身體特質的再建構，伊瑞格瑞賦予女性生理和心理新的意義，豐富其內涵，強調其創造性和多樣性。

在文章《美杜莎的笑聲》（“The Laugh of Medusa”）中，西蘇（Helene Cixous）同樣提到了身體的概念，并將身體和“女性寫作”（écriture féminine）緊密聯系在了一起——“通過她的身體，她極大地支持了自己語言的邏輯”［8］877。女人必須要寫自己，將自己的身體融入到文本和歷史中去，這樣才能贏得話語權戰爭的勝利。在創作時，女性主義作家借助身體寫作的敘事技巧，探索了女性身體和意識的雙重覺醒。身為黑人女性文學的先驅，赫斯頓對于女性身體有一種超越時代的注意，此后繼承其女性主義思想的沃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對黑人女性身體進行了深入挖掘和展示，并通過身體寫作探索了婦女主義的深層含義。

二、身體困境：缺席的主體性

正如赫斯頓所言，“白人扔下擔子叫黑人男人去挑……可他不挑走，把擔子交給了家里的女人……黑女人在世界上是頭騾子”［3］16-17。在白人霸權的統治下，黑人男性無法實現自我主體的建構，只能將黑人女性邊緣化，從而獲得優越感。于是，黑人女性面臨著來自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壓迫，如何通過書寫打破這種困境成為黑人女性文學的難題之一。長期以來，對于女性身體的羞恥和避而不談成為一種常態，赫斯頓和沃克卻大膽地從身體寫作入手，書寫了一部部黑人女性的血淚史，通過身體創傷揭露了奴隸制和父權制的罪惡。

（一）珍妮：被凝視和規訓的身體

在《他們眼望上蒼》中的奴隸制背景下，女性奴隸肩負著雙重枷鎖，不僅被法律規定為一種生產力，還要承擔繁殖勞動力的角色，成為白人奴隸主的繁殖工具。正如托馬斯·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所說，“一個每兩年就生一個孩子的女人要比農場上最優秀的男人更能盈利，因為她的生產是對資本的補充，而他的勞動僅僅在消費中消失了?！保?］作為回報，奴隸主會因為黑人女奴的服務給予其后代自由，但她卻無法實現自己的自由。小說中主人公珍妮的姥姥正是奴隸制的直接受害者，不僅要為奴隸主全家勞動，還成為男主人的欲望客體，如同“干活的老牛和下崽的母豬”［3］18。她為男主人生下孩子后一個星期，男主人最后一次讓她把頭發披散開來，像平時那樣把手埋在她的頭發里，揪了揪她的大拇指，便閃電般隨眾人走了［3］19。頭發是黑人女性身體的象征之一，但男主人對于珍妮姥姥頭發的迷戀是一種欲望的宣泄，不含任何愛意?！熬灸粗浮边@一行為也體現出一種隨意性，其背后是白人對黑人女性身體的暴力支配權。發現真相的女主人憤怒地亂抽珍妮姥姥的嘴巴，威脅要把她跪著捆在柱子上，再用生皮鞭在光背上抽一百下，把她背上的黃皮打個皮開肉綻，甚至揚言孩子一滿月就要把她賣掉［3］20。面對被強暴的女仆，同為女性的女主人卻無法超脫種族的禁錮，肆意地揮霍著支配權和買賣權。黑人女性的身體成為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雙重載體，既是奴隸制商品化的銘刻場［10］，也是父權主義實體化的物理存在。

珍妮雖然出生在奴隸制廢除之后，但種族主義話語殘留仍然阻礙著其主體性的建構，這首先體現在對黑人身體的本質化。正是在珍妮發現自己和其他白人小孩膚色不同時，她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他者”身份。她將自己描述成一個“長頭發的挺黑的小女孩”［3］11，此前她從未注意到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之處，這也引來其他白人的嘲笑。諷刺的是，混血的珍妮雖然被白人邊緣化，但其身上的白人特征卻被同樣是混血的特納太太所崇拜。特納太太“鼻子稍稍突出，她感到很驕傲；她的眼睛一看到自己的薄嘴唇就愜意萬分。就連她那僅是半突出的屁股也是引起自豪的源泉”［3］150。她痛恨扁鼻子和豬肝色的嘴唇，認為自己和白人一樣秀麗，不甘心被人看作和黑人同屬一個民族，覺得自己和黑人來自不同的階級。事實上，這種在身體上賦予政治意義的看法，正是殘余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體現，黑人身體被概念化為一種符號系統，承擔著非自然的社會意義。即使黑人在法律層面上已經獲得了解放，但在文化意指方面，黑人身體仍然是“低級靈魂”的代表，象征著其主體意識的缺失。

此外，珍妮的身體同樣遭受著來自男性的占有和支配。第一任丈夫洛根頻繁向珍妮提出勞動要求，將珍妮當作騾子一樣使用。逃離洛根后，當她以為自己將迎來愛情和幸福時，橫亙在她面前的卻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物化。在第二任丈夫喬的眼中，一方面，珍妮的身體是他賴以炫耀的工具。商店完工當天，喬讓珍妮穿戴整齊，“不打算讓任何人的妻子能比過她。她必須把自己看作系著鈴的帶隊牛，別的女人則是跟著的牛群”［3］44。這并非是對珍妮外貌的欣賞，而是將珍妮看作男人之間競賽的籌碼。另一方面，喬又將珍妮的身體視為他的私有財產，因此總是命令她將長發藏在頭巾之下，而這僅僅是因為他自身的嫉妒之心，“他是多么經常地在想象中看到別的男人沉溺在她的頭發里”［3］58。 作為男人，喬以愛情的名義享受著對妻子身體的支配權，實現了對其的暴力規訓。其結果是，珍妮僅僅淪為身體的符號，失去了作為人的主體權力。

在《他們眼望上蒼》中，赫斯頓也致力于展現女性身體被凝視的困境。特納（Brain Turner）指出，身體“既為個體存活的肉體之軀，也是社會觀念和話語實踐的產物”［11］。對女性外表的過分推崇正是父權制話語的表現之一，年輕貌美的女性往往在婚姻市場中占據最高地位，一旦邁入中年，女性所能享受的性別“權利”則隨之大打折扣。年輕時珍妮美麗迷人，喬大獻殷勤；中年時珍妮“年老色衰”，遭受喬無情羞辱，“別站在那兒沖我轉你的突眼珠，看你屁股上的肉都快垂到膝蓋彎上了”［3］84。被羞辱的女性身體成為陽性權力的話語實踐，陷入精神上的“閹割”狀態。在本質主義觀念統治下，中年婦女的形象總是與負面含義關聯在一起。當埋葬了第三任丈夫回到小鎮以后，珍妮散開了頭發。居民們對此發出了充滿輕蔑的聲音：“這個四十歲的老太婆干嗎要像個年輕姑娘那樣讓頭發披到后背上一甩一甩的？”［3］2 在這番話中，中年女性形象的定義是通過對身體的規約得以完成的。性別并非天生，而是根據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理論（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ory），借助話語的“詢喚”（interpellation）建構出來。自古以來，身體正是性別建構的物質場，是銘刻著文化意義的被動媒介［12］，對于身體的任何指稱都會在某種意義上對其起到建構作用。小鎮居民通過話語對珍妮的身體實施了規訓權力，將女性置于入卑微的從屬地位，成為失語和缺席的群體。

（二）西麗：免費勞動力和欲望載體

如果說赫斯頓對黑人女性身體困境的書寫還略顯克制，那么沃克在《紫顏色》中則將女性身體創傷展現得更為大膽，借用身體訴說了一部黑人女性飽受壓迫的歷史。小說開始于繼父對西麗的強暴，簡短又日?；恼Z言，生硬粗暴地描繪出一幅黑人女孩遭受凌辱的凄慘畫面。西麗的母親因為頻繁懷孕生子，身體遭受到無法恢復的損傷，導致西麗淪為繼父的泄欲對象。沃克在小說第一章就借一個稚氣女孩的口吻，展現出了黑人女性身為繁殖工具和欲望載體的悲慘現狀。更糟的是，婚姻沒有改變西麗的處境，而是延續了她飽受凌辱的命運。在談判婚事時，某某先生猶豫不定，提出要再“看一看”西麗。于是繼父將她叫出來，吩咐她“轉過身子”［13］10。而某某先生一直坐在馬上，居高臨下地打量她。在這場無聲的打量中，男性是高高在上的主體，女性則淪為了被凝視的客體，權力關系通過對身體的監管得以實施。繼父補充說可以送一頭牛作為陪嫁，這誘人的條件讓某某先生最終心動了。由此可見，這場婚姻并非是基于感情基礎上的結合，更像是一場無視女性意志的商品買賣，是對奴隸制度的無聲復制與重現。

對于某某先生而言，西麗的價值首先在于其無償勞動力對家庭生產的貢獻。西麗外表平平，甚至稱得上丑陋。某某先生之所以愿意娶她，除了一頭牛陪嫁的誘惑外，更多是因為她身體強壯得可以像個男人一樣干活，“她不怕干重活……你對她可以很隨便，她絕不會向你要吃要穿的”［13］7 ?；楹?，西麗承擔了大部分家務，還要照顧子女，成為了家庭的專屬勞動力。吉爾曼指出，家庭是一個社會單位，夫妻雙方在創造財富的立場上處于相等地位，是一個經濟聯合體，其中妻子的經濟效益來源于家庭勞動的付出。然而，在菲勒斯中心主義話語中，性聯合取代了經濟聯合，女性對男性的性吸引成為其經濟收益的衡量標尺［14］。西麗成為了免費的勞動力，她的身體勞動被視為本身固有的義務，創造出的經濟價值也受到了男性的無視。

不僅如此，對于某某先生而言，西麗也是用來承載欲望的工具，是被征服的對象，在性關系中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在許多男性作家筆下的性描寫中，男性是統治者，男性身體蘊含著無限的能量，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女性身體被描述成動物般的存在，“即使最完美的女性也只是一塊浮游的肉，一個x，絲毫沒有受到人類思想的玷污?！保?5］在《紫顏色》中，西麗正是這個“x”的體現。某某先生“從來不問我喜歡不喜歡……就是干他的公事”，莎格對此笑著說“你說的好像他在你身上拉屎撒尿”［13］61。話雖粗俗，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女性在性關系中的客體地位。女性的身體雖在場，但其主體意識卻被迫缺席，西麗不得不承認“我假裝不在那兒”［13］61。除此之外，某某先生還常常對西麗拳打腳踢，為便于實施暴行，甚至讓她自己去拿皮帶。每當這時，西麗只能“拼命忍著不哭。我把自己變成木頭。我對自己說，西麗，你是顆樹”［13］20。只有將自己想象成一棵樹，西麗才能逃避眼前的痛苦。通過身體馴化，西麗失去了反抗意愿，被塑造成沉默個體，失去了發聲權利。

除了展示黑人男性對黑人女性的身體羞辱，小說還通過索菲亞這個人物揭露了白人對黑人的身體壓迫。市長太太要求索菲亞到自己家中做仆人，剛強的索菲亞倔強地回答“他媽的，不好”［13］68。 來自邊緣群體的語言回擊使得白人的尊嚴受到了挑戰，對此他們用暴力予以回擊?！八麄兇蚱屏怂哪X袋。他們打斷了她的肋骨。他們把她半個鼻子掀了。他們把她一只眼睛打瞎了。她從頭到腳渾身浮腫……像個茄子似的?！保?3］69-70 面臨強權的威脅，索菲亞只能去市長太太家做幫傭，為白人家庭做苦力，沒日沒夜地聽他們使喚，5年都沒見過自己的孩子。即便如此，在她教會市長太太開車之后，市長太太甚至不允許她坐在駕駛座旁邊，并且強調這是在南方，白人和黑人不可能并排坐在一輛汽車里。在白人的眼中，黑人女性的身體不過是生產工具，可供他們隨意使用和擺布。

三、身體覺醒：從男性附屬到女性共同體

黑人女性長期生活在種族主義和父權主義霸權之下，生理和心理都陷入失語困境，而走出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身體的覺醒。在赫斯頓筆下，黑人女性的身體覺醒來自于男性的誘發，為最終獨立意識的建立埋下了鋪墊。而沃克將黑人女性的身體覺醒更多歸因于同性的教導和影響，展現出一種黑人女性之間的姐妹情誼，形成了一種同性聯盟，即女性共同體。女性共同體中的成員有著相似的被規訓的經歷，情感相連，因而能夠樹立一致的目標，即覺醒主體意識，向主流話語發起抵抗。

在《他們眼望上蒼》中，赫斯頓用詩意的語言建立起黑人女性身體和自然之間的連接。在春天的下午，珍妮躺在梨樹下，那潔白的小花“呼喚她去到那兒凝視一個神秘的世界……這使她激動不已……它和引起她感官的注意又埋藏在她肉體中的其他模模糊糊感覺到的事情聯系了起來”［3］13。梨花的盛開隱喻著欲望的發掘，正當身體即將被喚醒時，珍妮卻聽從姥姥的安排嫁給了洛根。從此她的花不再盛開，第二任丈夫喬也無視她的需求。直到遇到甜點心，她的身體才第一次得到正視。甜點心將珍妮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以純欣賞的目光贊嘆著她的外貌。喬命令珍妮將頭發用頭巾包起來，而甜點心卻溫柔地給她梳頭，稱“我特別想把手埋在你的頭發里。簡直太美了，就像把臉貼在鴿子翅膀下面一樣的感覺”［3］111。在甜點心的幫助下，珍妮對自己的身體建立起正確的認知。她打破了傳統規范，對性別操演發起挑戰，穿起了顏色鮮艷的衣服?！按┥狭烁吒阈?，戴十元錢一頂的帽子！看著像個年輕姑娘似的?！保?］119 珍妮身體的解放不僅體現在穿戴打扮方面，她體內潛藏已久的欲望也隨之覺醒。甜點心不停地吻著珍妮，愛撫她的身體，不僅僅是出于欲望，更是由于深深的愛意。這讓珍妮無比高興，因為這樣的珍愛是她從未擁有過的。

甜點心帶來的愛情為珍妮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幫助珍妮實現了從身體到人格的覺醒。她學會了下棋、釣魚，跟著甜點心練習射擊并很快掌握了其中的奧秘，到了“能擊中松樹里的鷹而不把它打得血肉橫飛的程度”［3］141。曾經只為男性開放的大門在珍妮眼前打開，她不再是從前那個只圍著丈夫轉的附屬品，而是擁有了自己的價值。然而，體貼如甜點心也無法擺脫父權社會的影響，在特納太太試圖向珍妮介紹自己弟弟時，甜點心為了顯示自己對珍妮的擁有權，憤怒地打了珍妮一頓。然而，處于覺醒過程中的珍妮不愿再度陷入被動的局面，當被病魔折磨失去理智的甜點心試圖殺死她時，她舉起槍對自己的身體進行了勇敢的防衛，實現了覺醒的最后一步。完成覺醒之后，赫斯頓對珍妮身體的展現更加細致和大膽?！澳腥藗冏⒁獾剿Y實的臀部……粗繩般的黑發在腰際甩動，像羽毛樣被風吹散?！保?］2 珍妮不再在乎世俗的眼光，自信地展示著自己的身體，通過身體的解放建構了主體身份，確定了自己的實質存在。在赫斯頓的筆下，珍妮的身體是隱喻化的產物，重塑了“被西方文化貶低的身體和物理價值”［16］。

值得注意的是，赫斯頓在《他們眼望上蒼》中即使肯定了黑人女性的身體價值，并借此確立了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識，但小說仍然無意識地將黑人女性與黑人女性彼此對立，使她們之間形成一種競爭的敵對關系。面對可以自由主宰自己身體的珍妮，其他女性卻只記住了她“褪色的襯衫和泥污的工作服”［3］2。在黑人女性之間，長期以來的話語規范遮蔽了她們對彼此身體的欣賞和贊美。不僅如此，中年女性和年輕女性也被置于二元對立的局面中。在小鎮居民的眼中，甜點心遲早會為了一個年輕的女孩拋棄珍妮，因為在這種二元對立中，年輕女性無疑處于有利地位。此后，珍妮對一個矮胖的年輕女孩產生了嫉妒，因為后者總是以輕佻的態度撩撥甜點心。在撞破女孩和甜點心扭在一起之后，珍妮陷入了狂怒。年輕女孩的性誘惑讓珍妮產生了危機感，兩代女性淪落到為同一個男性爭風吃醋的地步，這與珍妮姥姥和白人女主人之間的對立關系如出一轍。

與赫斯頓不同的是，沃克將黑人女性的身體解放歸功于女人之間的相互幫助，《紫顏色》更加強調女性共同體的力量。杰拉德·德蘭提在專著《共同體》（Community）中指出“共同體”概念源于古希臘的政治共同體——城邦（the polis）。亞里士多德認為共同體代表著一種“具有共同利益訴求和倫理取向的群體生活方式”［17］。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對于共同體的研究愈發熱烈。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提出，“關系本身即結合，或被理解為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這就是共同體的本質”［18］。而威廉斯則強調了共同體中的主體間性，認為“群體中所有成員有著一套共同的傳統習慣和信仰，這些決定了他們是什么”［19］5?？梢钥闯?，無論共同體如何演變，對個體身份具有塑形作用始終是共同體的核心功能之一。共同體有助于建構成員的主體身份，幫助其找到歸屬感和穩定感。在《紫顏色》中，這種共同體具體表現為一種黑人女性的共同體。黑人女性共同體中的成員擁有共同的特質和身份，都是父權制和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因此相互之間存在著一種親密的情感紐帶。在《尋找母親的花園》（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1983）中，沃克將這種情感包含在婦女主義中，指出婦女主義定義下的女性“愛其他的女人，無論是不是性方面……欣賞和偏愛女人的文化、女人的情感靈活性”［19］7。在情感紐帶的基礎上，《紫顏色》中女性共同體的成員有著共同的抗爭目標，即團結起來，瓦解種族主義和父權主義統治，向市長夫婦、某某先生和哈波發起挑戰。因此，女性角色建立起了和睦的平等互助關系，為集體利益不斷奮斗。

在小說中，女性共同體建立的前兆是凱特和索菲亞為西麗帶來的對女性和其身體的新思考。從前的西麗從未注意過自己的穿著，直到某某先生的妹妹凱特出現并提出要給西麗買點衣服?！八€要衣服？”［13］18某某先生看著西麗，就像在看糞土。同為女性的凱特對西麗的遭遇同情不已，帶著她去選衣服，西麗萬分感激，而凱特只是回答“沒什么，西麗。你應該得到更多的東西”［13］19。 此前一直安分守己的西麗終于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也許自己是該得到更多回報。之后，索菲亞的到來讓西麗覺醒的道路更進一步。面對總想馴服自己身體的哈波，索菲亞從未服輸，用拳頭回擊來自權力的管束。在和西麗的談心過程中，她告訴西麗應該“把某某先生的腦袋打開花……然后再想天堂的事”［13］34。這話讓兩人都哈哈大笑，一種無言的默契建立起來。在索菲亞的身上，西麗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原來女性并不一定是暴力的被動承受者，也可以采取自己的方式反抗。

在建立女性共同體的過程中，莎格是幫助西麗身體覺醒的主要人物。莎格對于自己的身體有著清醒的認知，知道如何才能使自己的魅力完全展現出來。她在書中第一次出場時，盡管身體處于虛弱狀態，但仍舊打扮得十分入時，穿著一件紅色的羊毛裙，“一頂耀眼的黑帽子上插了幾根好像是鷹身上的羽毛，羽毛彎下來貼在面頰上”［13］37 。西麗完全被這樣的莎格迷住了，甚至走不動路。西麗給莎格洗頭、梳頭，愛莎格的每一縷頭發，將掉在梳子上的頭發收起來，想著也許有一天可以做個假發“把我自己的頭發打扮得漂亮一些”［13］42。 在莎格的影響下，西麗逐漸建立起了審美意識。最重要的是，莎格也幫助西麗探索了身體的秘密。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的身體是受到男性暴力壓迫最嚴重的靶子，因此女性常常害怕甚至痛恨自己的身體。從前的西麗對身體一無所知，是莎格告訴她，原來身體可以為自己帶來愉悅和愛。西麗第一次感受到愛，這不僅是生理上的覺醒，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新生。與珍妮的反射性愉悅不同，西麗的愉悅是主動的、包容的。通過獲得生理愉悅，西麗脫離了某某先生的暴力掌控，完成了身體的重生。

在莎格的鼓勵下，西麗決心逃離某某先生的勞動壓榨，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她第一次用言語反抗某某先生：“我現在該離開你去創造新世界了。你死了我最高興。我可以拿你的尸體當蹭鞋的墊子?！保?3］153 某某先生再度采用暴力，西麗卻拿起餐刀扎他的手。這一次，她用武器保護了自己，不再是供男性泄憤的工具。幾個世紀以來，在父權話語體系中，女性的身體被視為欲望的客體，是一面讓男人心滿意足的魔鏡［20］。當女性的身體脫離了控制，某某先生的形象一落千丈，只能用言語去攻擊西麗。但西麗靈魂中的自由之心已經完全被激活了，“我窮，我是個黑人，我也許長得難看，還不會做飯……不過我就在這里”［13］160 。這句話擲地有聲地打破了黑人女性長期以來“缺席”的困境，宣告了西麗的獨立。她開始縫制褲子，并以此謀生，創造了屬于自己的經濟價值。從前沉默的西麗消失不見，她變得果敢、大方、坦率，擁有了黑人女性身上一切美好的品質。

除了西麗的蛻變以外，女性共同體的力量同樣以溫和又堅定的方式輻射到了其他女性身上，瑪麗和索菲亞的覺醒等支線情節就此展開。莎格鼓勵瑪麗去公開演唱，西麗一直在幫助索菲亞的家庭。在女性共同體的影響下，西麗完成了身體的覺醒，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莎格過上自由的生活，索菲亞用拳頭反擊父權和白人霸權，一直被稱為“吱吱叫”的瑪麗找回了自己的姓名，女性共同體始終在向著實現其集體利益的方向努力。在這個女性共同體中，一個重要的建構標志是“女性話語”的產生。伊瑞格瑞將女性的語言稱為“女性話語”（le parler femme），“它試圖破壞或改變基于單一性和男性同一性要求的話語邏輯的句法，以表達女性差異的多元性和互斥性”［7］222 。小說中，當西麗公開反抗某某先生時，索菲亞也斥責了哈潑對她的暴力行為。面對男性的驚訝，“我們（we）縱情地笑了個夠。吱吱叫也開始笑了，然后是索菲亞。我們都笑呀笑呀，笑個不停。莎格說：她們不是很了不起嗎？我們說，嗯，哼！”［13］203 這里的笑聲和女性之間的對話是“女性話語”的具體表現，也是女性共同體的建構標志，體現了女性聯盟的力量。在這一點上，沃克比赫斯頓要走得更遠。她意識到了女性聯合的重要性，重新定義了女性之間的關系，對以往女性主義思想作出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值得提出的是，沃克的女性共同體并非是封閉、統一的，而是具有開放的特點。實際上，在后現代背景下，共同體發展出了多種形式，呈現出“從認同到差異，從確定性到可能性，從封閉到開放”的傾向，是一種“超越統一、擁抱閾限性的共同體”［21］。類似地，沃克的女性共同體具有和而不同的特點，在相似的黑人女性經驗基礎上，又保證了女性個體的差異性。正如莎格強調，女性并非同質化的存在。西麗性格溫順，莎格自由不羈，索菲亞果敢爽快，瑪麗可愛率真，4人展現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與行為方式。然而，差異并不指向對立，反而使得兩種互相敵視的身份得以共存。在父權主義的邏輯里，索菲亞與瑪麗被賦予了世俗意義上的“情敵”關系，原本應該屬于對立的群體。但是，共同受難的女性身份使得瑪麗在索菲亞受到市長一家迫害時為她挺身而出，這正是基于女性共同體這一共同身份為兩人帶來的認同感。在沃克的女性共同體中，相異的女性個體從彼此身上獲得了力量，體現出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并未帶來分裂，而是構建了更為緊密的團結性，成為女性群體反抗父權制乃至種族主義的重要基礎。

此外，沃克的女性共同體開放的一面也體現在對男性的包容與尊重上。不同于激進派女性主義理論，沃克建立女性共同體的最終方向并非是兩性對立，而是實現兩性的和諧共處。小說《紫顏色》的結局是其樂融融的，某某先生一直以來用暴力建構的男性權威轟然倒塌，他開始尊重西麗，甚至與西麗坐在一起縫褲子?？p紉是某某先生隱藏在心中的一項愛好，但囿于“男子氣概”的束縛，一直無法得以施展。重拾這一愛好象征著他對于兩性刻板形象的打破，在此基礎上，他終于和西麗成為朋友，共同塑造了一個和諧共處的兩性共同體。因此，構建女性共同體是構建兩性共同體的前提。沃克的女性共同體正是向著這一方向不斷努力，這一點在其關于婦女主義者的補充定義中可以得到佐證，“（婦女主義者）致力于全體人類的生存與完整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婦女主義者）不是分裂主義者……而是傳統意義上的普遍論者”［19］8 。在強調女性共同體力量的同時，沃克同樣重視與男性之間的聯盟，而非對立。在《世界已改變：與艾麗斯·沃克對話》（The World Has Changed：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2008）中，沃克提到世間存在著一個人類靈魂共同體，“每個人都是調停者和大使，都是治愈者，能夠將另一個圈子的人帶入共同體”［22］。在這個意義上，《紫顏色》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建構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的和諧秩序，必要的前提是將黑人女性從邊緣性身份中解救出來。

四、結束語

赫斯頓和沃克都對黑人女性身體進行了細致書寫，以此折射黑人女性追尋主體身份的艱辛。珍妮最后孤身一人的結局體現出赫斯頓對男性影響的強調，而西麗加入了黑人女性共同體，在對彼此的愛中肯定了自己的存在。沃克既繼承了赫斯頓的思想遺產，又在這場身體和精神的革命中添加了姐妹情誼和婦女主義的作用，豐富了女性覺醒的內涵?！八齻兛偸菆猿肿约旱男拍?，打不倒也壓不垮?！保?3］213這句對莎格和索菲亞的描述代表了沃克對黑人女性的期望，黑人女性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身體，迎來身心的解放和獨立。從身體入手，沃克在《紫顏色》中建構了黑人女性共同體，并以此為途徑來消解種族主義和菲勒斯中心主義的話語影響，向兩性和解的最終目標不斷努力。在這一點上，沃克超越了赫斯頓的女性主義思想，證明了其婦女主義的可貴價值，也為當下兩性關系探討提供了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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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