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形成的邏輯進路

季春芳

摘 要：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理念、智慧、氣度和神韻，為形成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提供了豐厚滋養。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博學廣聞和深度學習，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積淀了厚實基礎。毛澤東幼年時期即接受了傳統文化的啟蒙和熏陶，青少年時期進一步強化了對傳統文化的學習，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繼續研習并積極運用傳統文化。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明辨慎思和科學分析，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把握了正確方向。毛澤東高度重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也深度批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并注意將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辯證結合，在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同時，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篤行踐履和靈活運用，為其國家治理思想中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徑。毛澤東不斷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尋求治國安邦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從中國傳統人學中尋求治國安邦的思想啟迪，從中國古代文學中尋求治國安邦的豐富智慧，充分發揮了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實際效能。深入探究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形成的邏輯進路，對于更好地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以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國家治理；傳統文化意蘊

中圖分類號：D6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3）05-0001-08

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為政之理、治吏之道的豐富智慧。毛澤東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其國家治理思想亦彰顯出了濃郁的傳統文化意蘊。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博學廣聞和深度學習、明辨慎思和科學分析、篤行踐履和靈活運用，是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形成的重要邏輯進路。一、博學：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博學廣聞和深度學習，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積淀了厚實基礎毛澤東一生酷愛學習，博覽群書。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毛澤東孜孜不倦的學習中，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毛澤東的思想意識。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博學廣聞和深度學習，使其積累了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這也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幼年時期的毛澤東接受了傳統文化的啟蒙和熏陶

毛澤東出生于1893年，此時正是清朝光緒十九年。鴉片戰爭后，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幼年時期的毛澤東就生活在這個新舊雜糅、但又以舊文化為主的時代。湘楚大地的湖南湘潭韶山沖，是毛澤東的出生地。在這里，毛澤東開始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

斷斷續續的私塾教育使少年毛澤東積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功底，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后來有關于國家治理的思想。毛澤東曾在接受西方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說：“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里讀的?！?sup>[1]122出生于封建社會末期的毛澤東，在年少時接受了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的熏陶，并從中大獲裨益。后來，周恩來也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并言：“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sup>[^2]國家治理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作，中國傳統文化無疑給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提供了最初的滋養。

1902年，8歲的毛澤東第一次踏入私塾大門，在韶山南岸私塾識讀了《三字經》《論語》《孟子》等傳統蒙學經典。1904年至1906年，毛澤東又先后學習于韶山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等私塾。輾轉于不同學堂、受教于不同老師，某種程度上也拓寬了毛澤東對于傳統文化學習的視野。

1906年夏，時年13歲的毛澤東停學在家。作為家里的長子，他應其父要求，承擔起了繁重的農田勞動和與父親生意相關的土地抵押、糧食運輸等方面的記賬事務。但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學習，四處籌書?！胺彩窃谏厣經_能夠借到的書，他都借來讀了，連和尚的經書也讀?！?sup>[3]5^-6《盛世危言》《列強瓜分之危險》等就是毛澤東停學期間閱讀的書籍，這些書籍對于喚起毛澤東的愛國情懷有著重要的啟發作用。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澤東成功說服其性格執拗的父親，重回私塾，繼續學習。

（二）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進一步強化了對傳統文化的學習

1910年秋，毛澤東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在此期間，“歷史是他特別喜愛的課程”^[4]。同時，他也開始接觸康有為、梁啟超的著作，如《飲冰室文集》《新民叢報》等書籍期刊。此時，17歲的毛澤東已成長為一名立志報國的少年，并萌發了對于國家治理的早期見解。在他讀過的《新民叢報》原件上，留下了他對國家、憲法和君主等論述的批注，彰顯了他對傳統封建王朝的批判和對未來新國家管理形式的期待。

1912年春，毛澤東考進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1912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他“貪婪地讀，拼命地讀”，“就像牛進了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樣”^[3]52。1913年，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閱讀了《楚辭》《昭明文選》《讀史方輿紀要》等大量古文典籍。由于知識的積累和社會的動蕩，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知識結構和社會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拔业恼嗡枷朐谶@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里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sup>[1]135從他在長沙求學期間的筆記《講堂錄》可以確切地了解到，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4年，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與湖南公立第一師范學校合并組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刻苦鉆研了先秦哲學、唐宋古文和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許多著作，并試圖從中尋找救國救民的路徑和方法。

1917年夏，毛澤東和學友蕭子升一起，以“汗漫九垓，遍游四宇”的豪邁氣概，赴長沙、寧鄉、安化、益陽和沅江五縣游學，以達“知”“行”統一。1918年夏，他又和蔡和森赴濱湖（洞庭湖）地區游學。這種讀“無字之書”的社會調查實踐，深化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1918年8月，為組織湖南青年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來到全國文化中心——北京，成為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名助理員，并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大家。在新文化運動沖擊下，毛澤東開始反思傳統儒學對于國家前途命運的影響。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毛澤東毅然離開了風起云涌的北京，回到湖南長沙領導發動了湖南的五四運動，積極配合北京。自此，毛澤東逐漸走上了政治斗爭的舞臺。

（三）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學習并運用傳統文化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年28歲的毛澤東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了會議。8月，毛澤東與何叔衡開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努力研究致用之學術，從而為社會改造做出必要的準備。由于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毛澤東學習時間被迫縮減，但在戎馬倥傯的歲月里，毛澤東依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學習，且更多地將學習與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結合起來。

第一次國共合作激發了毛澤東的革命熱情，然而，當時極度動蕩的中國社會也影響了毛澤東的生活軌跡。1925年3月，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病逝。心灰意冷的毛澤東從廣州返回上海，帶著妻兒經長沙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韶山。此時，“毛澤東有了大量的時間可以埋首于他的業余愛好——閱讀”^[5]。但心系國家命運的毛澤東，不久后又毅然走出了韶山。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并講授多門課程。為此，毛澤東翻閱了多部中國古代有關于史學、教育學和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大大擴展了他的知識儲備量。

在艱難困苦的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的學習意志也絲毫沒有被磨滅?！斗段恼肪褪敲珴蓶|在這一時期閱讀的書籍，在閱讀過程中，他還以書中描繪的北宋江西剿匪的史實對比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處境，笑稱“蔣介石占京為王，我們占山為王”^[6]123-124。1932年1月，毛澤東因病住進瑞金東面的東華山古廟，重讀了《水滸》《三國演義》《孫子兵法》等書籍，力求在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為反“圍剿”尋找突破口。長征途中，生活更為艱辛，但毛澤東依然不放棄學習，甚至生病騎在馬上的時候，也在稍微清醒之際抓緊時間讀書，并以學習指導實踐，真正做到了學以致用。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基于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研究指導戰爭的需要，毛澤東研讀了多部古典著作。毛澤東高度重視《孫子兵法》對革命斗爭的借鑒作用。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時寫就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毛澤東又為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寫就了《論持久戰》。上述文章多次提到《孫子兵法》，并肯定了它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結合戰爭形勢和建立新中國的需要，毛澤東不遺余力、不失時機地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1949年3月，毛澤東與柳亞子討論了《登池上樓》《昔昔鹽》《惠崇春江晚景》等詩篇，并作答詩鼓勵柳亞子以革命事業為重，為中國共產黨團結進步人士、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做出了貢獻。此外，毛澤東還以其他多種形式學習研究傳統文化。1949年4月，在北平戲劇界為歡迎黨中央遷到北平而組織的晚會上，毛澤東觀看了程硯秋的《法門寺》劇目，并點評劇里劉瑾這個角色，反對奴才思想，提倡獨立思考^[7]。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日理萬機中繼續堅持學習，以“擠”和“鉆”的精神，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時間博覽群書，力求為新中國國家治理尋求借鑒參照。為系統梳理中國歷史發展脈絡、探究社會發展規律，毛澤東于1952年特地購買了一部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反復閱讀，深刻揣摩，且作了大量對當時乃至現在都意義重大的批注。直至1976年逝世前，毛澤東都在閱讀和學習。毛澤東的一生都是在讀書中度過的，正是廣博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積累，鑄就了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的厚重根基。二、明辨：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明辨慎思和科學分析，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把握了正確方向毛澤東在深度學習傳統文化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了理性審視。尤其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科學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并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把握了正確方向。

（一）毛澤東高度重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

毛澤東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承者和發揚者。毛澤東對傳統文化合理內核的剝離和提取，是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影響到其國家治理思想的重要基礎。

廣博的文化知識是毛澤東繼承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必要前提，而舊中國風雨飄搖的特殊時代，更是激發了毛澤東從歷史文化中尋求救國出路的決心。在早期私塾教育中，毛澤東便對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新文化運動開始后，毛澤東亦是立足于對中國歷史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倡導新興文化。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我們豎看歷史。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最大的運動，必有最大的聯合?！?sup>[8]338上述言論透露出毛澤東對歷史文化的深刻理解，體現了他對歷史與現實緊密關系的深度認知，這對其充分利用歷史文化給養現實社會的國家治理有著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更加注意吸收和借鑒歷史文化來指導革命斗爭，而每當從歷史書籍中學習到有資于現實的寶貴經驗時，他亦感到“這真是撥開云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6]103。1936年12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就曾以《水滸傳》中林沖以退為進踢翻洪教頭的案例論證了戰略退卻的問題^[9]203。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10]860，要求我們努力利用優秀文化成果，從而更好地為中國的現實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進入了新的時代起點。毛澤東以國家治理的站位，更加注重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1954年10月，在《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從中國陸、海、空軍的長遠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視角，意味深長地指出，“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們白手起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11]，要求在國防軍隊建設中既要重視培養新人，又要重視向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學習。對于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毛澤東珍愛有加，并在繼承的基礎上積極推廣發揚。1964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幾位哲學家談話時指出：“《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于宇宙，關于自然，關于歷史?！?sup>[12]1973年5月，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講話中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要有知識?！?sup>[13]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并對其精華部分進行繼承和發揚，深度總結我國古代治國安邦的豐富經驗，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態度和做法。

（二）毛澤東深度批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

毛澤東亦是傳統文化的重要批判者和創新者。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形成于封建社會經濟基礎之上，其在包含優秀人民文化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因此，毛澤東有辨別、有分析地對待傳統文化，剔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為優秀傳統文化涵養國家治理思想創造了重要條件。

毛澤東具有強烈的革命精神，對于舊時代文化中的消極部分，他自始至終堅決批判。還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毛澤東就指出：“吾國古學之弊，在于混雜而無章，分類則以經、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數千年而無進也?！?sup>[8]82^-83這一評判敏銳揭示出了古學中長期存在的弊端。在批判的同時，毛澤東還不忘對傳統文化進行積極改造，以期最終為國家的進步發展服務。1917年8月，毛澤東在致其歷史老師黎錦熙的信中，明確提到要改造東方思想^[8]86。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進一步反思中國文化的走向，批判孔學對國人的思想禁錮，反對將孔子思想教條化。1919年7月，毛澤東發表了《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其中論及：“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sup>[8]368隨著知識的積累、閱歷的擴展以及實踐的深入，毛澤東更為深刻地意識到：要改變中國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現狀，必須要進行堅決徹底的革命，而對舊文化舊習俗的批判，則是革命的重要內容。1927年3月，為答復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毛澤東在經過一個多月的農村實地考察后，寫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指出：“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而“至于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系之破壞，乃是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勝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9]32-33。該文竭力批判扼殺個性、摧殘婦女的封建禮教，對于大力宣傳解放思想、破除封建家族主義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談到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時，明確要求“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10]1083，表達出了毛澤東意欲改造傳統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堅定決心。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各方面建設發展的客觀需要，毛澤東對傳統文化有了進一步的思考和認識。1957年3月，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就繼承文化遺產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要清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并言“文化遺產中有許多毒素和糟粕呢”^[14]2。但基于國家穩定發展和人民生活安定的考慮，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亦持謹慎態度。1960年12月，毛澤東在會見古巴和厄瓜多爾代表團時談道：“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sup>[15]225這一理性認識和嚴謹表達，體現出一名大國領袖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權衡利弊、深思熟慮的審慎態度。

（三）毛澤東注意將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辯證結合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創者，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他積極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深度融合，豐富和發展了其國家治理思想。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如何實事求是地將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用來指導國內革命，是擺在當時國人面前的現實問題。繼1918年8月毛澤東初次入京之后，1919年12月，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此時，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大好時期。毛澤東搜集閱讀了大量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等，這些書籍對當時的毛澤東影響甚大。一個出生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長期接受傳統儒學教育的青年，在時代強音的影響下，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6]。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在思考問題時有了全新的視角，并以更為辯證、更為科學的態度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中國國家走向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雖是異質文化，但卻又有很多共通之處，這也是二者之所以能相互契合的重要基礎。毛澤東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前進，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來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sup>[17]533^-534同時，他還特地提到，“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17]534。其上述觀點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關系，即我們既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從文化的視角，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指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sup>[17]707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新情況新形勢，毛澤東在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為國家治理服務之外，還積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1961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什么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sup>[15]263^-264這一論斷通俗易懂地將馬克思主義與我們國家治理的日常工作緊密結合起來，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亦為后人留下了深刻啟示。毛澤東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深度而靈活地結合，在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同時，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三、篤行：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篤行踐履和靈活運用，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徑毛澤東高度重視將傳統文化的智慧運用到國家治理的具體實踐當中，從而充分發揮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實際效能。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不斷從中國哲學、人學、文學等傳統文化中汲取前進的動力，這也為其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路徑。

（一）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尋求治國安邦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哲學是人類文明活的靈魂，“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18]。中國古典哲學遺產豐富、思想深邃，深深影響到了毛澤東的國家治理思想。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立足于中國國家治理的實際，具體地、歷史地將中國古典哲學中的認識論、方法論納入了新中國的國家治理當中。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如何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底子薄弱的大國順利實現國家治理，無疑是一個系統復雜的客觀難題。毛澤東在把握時代趨勢、回答實踐需要、順應人民期待的基礎上，對中國古典哲學進行了科學挖掘，靈活地將中國古典哲學的精髓運用到了國家治理的具體實踐上。1956年4月，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講話，該篇講話是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的突出表現，亦是指導新中國國家治理的綱領性文件?！墩撌箨P系》貫穿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秉承著唯物辯證法的原則，閃耀著哲學智慧的光芒。它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動體現，亦是對中國古典哲學的具體應用。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靈活地實現了中國古典哲學與新中國國家治理的話語對接，實事求是地指出在分析中國社會的矛盾時，要做到兩點論，“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14]41。為進一步鞏固中共八大的成果，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辯證分析中國社會矛盾的重要性，并以大家普遍熟悉的中國古典哲學中有關于“動”和“靜”的公案為語境背景，指出“我們對問題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決得妥當”^[19]，“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證法：又動又不動。凈是不動沒有，凈是動也沒有”^[19]。隨著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推進，“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14]282，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當時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1957年2月，毛澤東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矛盾的相互轉化問題，毛澤東通過中國傳統哲學中樸素辯證法的思維因子，引用了道家學說《老子》中“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名言^[20]793-794，將中國古典哲學很好地融入了新中國的國家治理當中。1964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說道：“近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至于電子和原子核可以分開，那早就發現了……‘一日之錘，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個真理?！?sup>[21]毛澤東為表達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可分的觀點，還以《莊子·天下篇》中寓意深刻的文字為其詮釋，古為今用，點石成金，在傳承發展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同時，亦為新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英國科技哲學學者T·李約瑟曾言：“辯證唯物主義發源于中國，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改造，而后又轉向了它的發源地?！?sup>[22]毛澤東對中國古典哲學的揚棄與改造，使這個產生于東方古老大地上的中國古典哲學在新的歷史時期大放光彩，指導了新中國攻堅克難、謀篇布局的國家治理實踐。

（二）從中國傳統人學中尋求治國安邦的思想啟迪

人學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的學說包含著豐富的人學思想，對于自幼接受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毛澤東影響很大。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辯證吸收了中國傳統人學思想的合理部分，并將其靈活運用到新中國國家治理上。

毛澤東高度重視“人”。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毛澤東“人民至上”理念的源頭活水，周公的“敬德保民”、孔子的“富民、利民、教民”、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君舟民水”、管子的“修法安民”，以及唐宋明清時期的各種民本論，無不為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奠定了深厚的人學基礎。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一振聾發聵的呼喊，表明了新中國自成立伊始，就是為了改變舊中國人民被壓迫被欺凌的生存狀況，實現人的真正平等和當家作主，從而最終達到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這一思想高度契合了中國傳統人學思想。在讀《二十四史》時，毛澤東曾感慨：“洋洋4000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活情形、生產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這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假話?！?sup>[23]毛澤東透過紛繁的歷史事件，批判了《二十四史》中不符歷史真相的描述，肯定了人民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毛澤東還非常愛護“人”，認為只要做工作，犯錯誤在所難免，但關鍵在改。這與“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中國傳統人學思想的觀念是高度吻合的。還在延安局部執政時期，毛澤東就曾提道：“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sup>[^24]1955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次會議上指出：“對于犯錯誤的同志，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準許他繼續革命?！?sup>[25]1956年4月，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說道：“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于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sup>[14]40上述論斷辯證地指出正確和錯誤可以相互轉化，正確處理問題，消極因素亦可以轉為積極因素。1966年8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再次指出：“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sup>[26]毛澤東從中國傳統人學思想中獲取的思想啟迪，為新中國國家治理的具體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從中國古代文學中尋求治國安邦的豐富智慧

中國古代文學浩瀚廣博，其中不少作品寓意深刻，蘊含著國家治理的大智慧。毛澤東飽讀詩書，文學功底深厚，并主動將中國古代文學的精華與新中國國家治理的實際緊密結合，發揮了中國古代文學在新中國國家治理當中的積極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國家治理進行了艱辛探索，并力求從傳統文化中尋求經驗啟示，努力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古代文學在國家治理方面給了毛澤東諸多啟迪。1953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時，以《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為例，充分強調知識分子在革命與建設中的重要作用^[20]700。毛澤東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對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政策起到了重大影響，也為國家治理的人才隊伍建設把握了正確方向。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以《紅樓夢》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名言來類比當時的國際形勢^[14]321?！皷|風”指的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西風”指的是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類比形象生動地表達出了當時我國的外交戰略，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學對于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的影響。1959年9月，毛澤東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又以《西游記》的典故，來類比黨在處理各方面事務時所應掌握的科學方法，強調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啊段饔斡洝飞显S多故事都講到，開始時不知道是什么精在作怪，是蝎子精，還是蜘蛛精，還是從太上老君那里跑掉的一匹青牛？就是搞不清楚。只看現象，就搞不清本質；搞不清本質，就無法降妖捉怪?！?sup>[27]毛澤東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闡釋神話世界同現實世界同構關系的做法，既使我們從傳統文化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又為我們當前合理利用傳統文化提供了重要參照。

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理念、智慧、氣度和神韻，為形成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提供了豐厚滋養。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博學、明辨、篤行，是其國家治理思想之所以彰顯出濃郁傳統文化意蘊的重要原因。當前，深入探究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傳統文化意蘊形成的邏輯進路，對于更好地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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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g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JI Chunf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The unique notion， wisdom， bearing and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provided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style. Mao Zedongs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in-depth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his na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 He received enlightenment and influence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his childhood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his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his teenage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continued to study and actively apply traditional culture. His clear and prudent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Mao highly value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deeply criticized the dr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and while adhering to the root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e also promoted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Maos commitment to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d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his na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 He constantly sough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governing and ensuring peace in China from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governing and ensuring peace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 studies， and abundant wisdom for governing and ensuring peace from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lly utilizing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his though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Mao Zedong; national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編輯：蔡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