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考古以鐘情 考古報我以柔情

□ 莊電一

在新聞界，像我這樣對考古報道一往情深的人可能不多，像我這樣寫了這么多考古報道的人可能也不多，而將考古報道貫穿職業生涯始終、且延續到了退休之后的，也許更少。這幾句話，可能會讓人反感，因為有王婆賣瓜之嫌，但我相信：如果有耐心讀完這篇文章，就不會這樣認為了。

《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能夠成書，源于我對西夏考古和西夏學研究的密切關注和持續報道。這方面的報道，幾乎貫穿我30余年的職業生涯

新聞報道要真實，要用事實說話。在這里，我也想用事實說話。2020年9月，以“追蹤西夏研究、探尋西夏文明”為主要內容的《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史金波先生應邀為本書作序。序言一開篇，他就寫道：“在西夏學界，提到莊電一先生無人不曉?！本o接著，他給出了理由：“因為他已‘成為西夏學前行的鼓手，也成了西夏學專家們的知心朋友’?！痹谛蜓缘哪┪?，他寫道：“他這種濃烈的歷史文化情懷和對傳統文化矢志不渝的堅守，值得我們學習?！?/p>

史金波先生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著名西夏學專家，在西夏學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學術界也頗有影響。他給予我如此之高的評價，確實是我愧不敢當的。不過，他稱我是專家學者們的“知心朋友”，在我看來倒也貼近實際，因為我自己一直是以此為定位的。

《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的出版發行及隨后召開的座談會，說明相關專家、學者也是把我當做知心朋友的。

盡管此時我已退休四五年了，但大家并沒有忘記我、更沒有冷落我，大家對這本書的重視程度也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我此前出版的幾本書都沒有舉行過任何活動，所以這次我也沒有類似想法。令我感動的是，甘肅文化出版社與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竟然主動提出要聯合舉辦出版座談會。座談會上的那些鼓勵、那份熱情，令我十分感動、久久回味，當《光明日報》記者的自豪感、成就感，也油然而生。

我效力的《光明日報》，在文化界、知識界具有廣泛的影響。作為《光明日報》記者，我不僅長期受惠于它，而且也因它的影響而放大了所寫文章的影響。我明白：這些東西如果不是刊載在《光明日報》上，就不會有這樣的影響。我只說一件事：走進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科研成果展示廳，人們可以看到一張被裝入鏡框的報紙，那是2010年6月10日《光明日報》的頭版，因為這張報紙的報眼刊登了我的一篇報道：《寧夏大學研究成果再次印證：“西夏在中國，西夏學也在中國”》。因為精心裝裱并懸掛在顯著位置，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 2017年8月，本文作者在內蒙古額濟納旗考察西夏黑水城遺址

我對西夏考古和西夏學研究最早的報道可以追溯到20個世紀80年代，也就是我當記者之初。從那時起，考古就成為我一直關注的領域，即使在退休之后，我也不顧鞍馬勞頓，趕到內蒙古阿拉善參加西夏學論壇，其間還穿越無人區考察了額濟納旗境內的西夏故地黑水城，先后發表了4篇報道。對這次活動，我傾注了很高的熱情，在賓館連夜趕稿，一直寫到深夜兩點多。

30多年來，我對考古報道一直樂此不疲、不遺余力。也許，我如此重視西夏學、如此理解專家學者，也是他們反過來同樣重視我的原因？

除了西夏、西夏學，我對其他考古發現及相關研究，也投入了同樣的熱情：不僅密切關注，而且及時報道，幾乎沒有遺漏。其中，對賀蘭山巖畫、水洞溝舊石器遺址、吳忠市發現隋唐墓葬群、固原南塬雙擁合葬墓、海原縣菜園新石器遺址、同心縣古生物化石、西吉縣古錢幣、賀蘭縣宏佛塔、鹽池縣“骨簡”，我都做了充分的報道，有的還做了連續報道。這些大篇幅、多側面報道，引起了廣泛關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何時有了考古發現，我就何時發出報道；哪里的文物遭受破壞，我就出現在哪里，從未懈怠過

其實，在《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出版之前，我出版的《悠悠我心》《藝苑飛鴻》《這方水土這方人》《滿眼風光》《勝日尋芳》等書中，都收錄了文物考古的報道。有些報道還成為一些專家學者援引、研究的資料。

寧夏文化考古研究所曾為此專門投書光明日報社，在對光明日報表示感謝的同時，對我的報道也給予了肯定。

從圖2(a)低倍掃描電鏡可以發現，水熱和氮化后，在CNTF表面生長了白色TiN附著物。由圖2(b)的高倍SEM顯微結構觀察表明，這層TiN以納米陣列的形式均勻生長在CNTF表面，取向一致性好。已知納米結構的獨特排列可以提供大的表面電化學活性和用于快速離子擴散和電子傳輸的短路徑，以提高比電容和能量密度。由圖2可見，TiN納米陣列之間擁有豐富的空間，這有利于電解質的滲透；納米陣列的表面可以附著溶質離子，極大提升了電極對溶質離子的吸附面積，有利于電容量的提升。

在寧夏，我密切關注文物、考古及相關研究，從未放松；走出寧夏，我同樣關注文物、考古，見縫插針搞“副業”。1988年，我奉命到河南省采訪一起事件，抽空采寫了多篇考古報道；1994年，我被選入報社重點報道組，在完成指定選題之余，還到在北大紅樓辦公的國家文物局采訪，先后發出了5篇報道；2002年，我參加中宣部主題采訪活動來到陜西、河南，“順手牽羊”采寫了5篇文物、考古報道。2004年，我去青海省采訪來自清華大學的青海大學校長李建保，抽空采訪了青海省博物館和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相關專家，發出了4篇文物、考古報道；2006年，參加中宣部“建設新農村”主題采訪，又一次踏訪西北5個省區，我趁機采訪了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長達三四小時的采訪之后，發出了5篇“獨家新聞”。其中，《莫高窟北區洞窟神秘面紗被揭開》，是對這個考古成果的首次披露?！蹲尪鼗蛧鴮氂袀€“喘息”》則以半個版的篇幅刊登，反映了文物保護與利用中的突出問題，被報社評為好稿。不僅如此，我還抽時間到敦煌市博物館采訪，抓到了兩條重要新聞線索，其中，《敦煌發現寫有漢字的西漢麻紙》在《光明日報》頭版刊登，不僅被評為報社年度好新聞二等獎，而且引發中央、地方多家媒體的跟蹤報道。2023年，我自費到中亞三國旅游，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踏訪了詩仙李白的出生地碎葉城，在《光明日報》國際新聞版發出了《大詩人李白在這里留下了童年的足跡！》的報道，傳遞了有價值的信息。

對文物考古方面卓有成就的專家和具有強烈奉獻精神的學者，我都不吝紙墨、大力褒獎。其中，對曾獲得畢昇獎的西夏學專家牛達生，對復活西夏文泥活字的孫壽嶺，對民族史學專家、在西夏學方面頗有建樹的陳育寧，對年近八旬、身體多病仍然堅持野外考察古跡的周興華等學者，我都滿腔熱情地做了充分的報道。

除了報道考古動態、研究成果，我還不留情面地披露了文物保護中的問題、旗幟鮮明地批判破壞文物的現象，其中，有的報道喚起人們保護文物的意識，有的報道制止了破壞行為，扭轉了事態。這方面的稿件有《沒有庫房，沒有措施，缺人管理：基層館藏文物受損、被盜嚴重》《古都洛陽大量文物流散民間，應盡快劃撥專項經費征集收購》《洛陽盜竊和走私文物犯罪為何禁而不止？》《警惕對文物的“建設性”破壞》等。對西夏古塔被炸案、吳忠城建古墓破壞案、青銅峽盜墓者被壓埋案，我都及時做出了客觀報道。2002年，我到陜西省子長縣采訪，看到鮮為人知的鐘山石窟破損嚴重，立即發出呼吁：《鐘山石窟在呼救！》；到河南省看了三國受禪壇和“三絕碑”，發現同樣的問題，也發出同樣的呼吁。對旅游開發中如何兼顧文物保護的問題，我做過長篇報道。2003年，寧夏某地在城市改造中發現大量隋唐墓葬，文物部門下達停工指令項目卻不停工，逼得文化廳廳長、文物局局長親自前往協商，我以記者的身份應邀到會，結果不歡而散，協商毫無結果。在文化官員都一籌莫展的情況下，我“摸了一下老虎屁股”。我的獨家報道，引來了中央電視臺的跟蹤報道，氣焰囂張者最終“繳械投降”，文物保護從此納入正軌。

我對文物考古的報道，引起業內、業外的關注和重視，也成為我繼續鉆研業務、進一步做好報道的動力

我到國家文物局采訪時意外地發現，相關部門多個負責人都知道我、讀過我的報道，其中一位負責人說：“你采寫的考古報道，我幾乎都看過！”他們還熱情地接待我、向我提供多條新聞線索，我也因此發出了多篇報道。2006年，在敦煌研究院采訪樊錦詩院長，我完全沒有想到，她還記得我20多年前曾在甘肅工作過并到敦煌采訪過。也許是出于對我的信任，她對我的采訪，和盤托出，干貨滿滿。也正因為如此，我才能在一次采訪中發出了5篇報道。

在寧夏，我與相關專業人員的聯系則更為密切，也建立了互信關系。舉辦相關活動、發現新聞線索，他們首先會通知我，有時甚至只通知我一個記者，這也讓我發出了許多獨家新聞。

在所有的文物考古報道中，我一直實事求是，旗幟鮮明，直言不諱，從不討好誰、也從不懼怕誰，更沒有看任何人的臉色。

毋庸諱言，文物、考古屬于冷門，專業性比較強，外界對相關詞語也不感興趣；考古報道，一般也枯燥、乏味，讀者不會太關注，常常被邊緣化。就連評選好新聞，也難有文物考古報道的一席之地。也許是這些原因，考古報道一直是個短板，許多媒體很少涉獵，即使發些考古報道，也很簡略，放在不起眼的位置。

■ 1998年，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王晨為莊電一的第一本書《悠悠我心》撰寫了序言并發表在《光明日報》上

如果機械、膚淺地報道文物和考古，只會寫在什么地方發現了幾件什么樣的文物，沒有對文物價值的介紹、沒有對考古意義的分析，那就不可能激起人們的興趣，這也是許多讀者“避而遠之”、不愿細看、也留不下印象的一個原因。

如何才能讓文物考古報道更有知識性、更有可讀性、更有吸引力呢？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問題?，F在回頭看，這里面的學問真不少，值得探討的東西、在寫作上需要創新的方面有很多。

考古，考的是“古”，也能“考”記者：能“考”記者的興趣愛好，能“考”記者的知識儲備，能“考”記者的學識水平，能“考”記者的文字功力，甚至可以“考”記者的工作作風和職業操守。在文物考古的報道中，記者可以充分“展現”自己，也會大面積“暴露”自己，專業人員和一般讀者會通過記者的采訪活動和所寫稿件，認識記者并做出自己的判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采訪考古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我多次深入到考古工地，現場觀摩、實地采訪，也特別注重向考古專家學習。久而久之，我對考古工作也算粗通一二，對各個時期的歷史文化、對各個時期的文物特征，也有了基本了解，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但我從不敢以內行自居，對拿不準的、摸不透的東西，總是請專業人員把關。所以，我從沒有犯過常識性的錯誤。

■ 1989年7月10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莊電一采寫的稿件《天水放馬灘出土七幅戰國木板地圖》

正因為對文物及考古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對相關專家學者學術研究的意義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我的相關報道才能寫得比較到位

21世紀初，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由一位負責人出任領隊，對西夏陵三號陵進行了系統的考古發掘，我驅車到考古工地實地采訪。由于事先擬定了采訪計劃且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所以我的采訪特別深入，也問到了其他記者問不到的問題。我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提問，問得可能太多了，居然把這位我非常熟悉的領隊問毛了，此人不僅勃然變色，而且毫不掩飾地宣泄不滿：“沒有哪個記者像你這樣，問得這么細、問得這么多！我們就這點東西，如果把什么都告訴了你，我們的考古報告還怎么寫、還有什么可寫的？”我也生氣了，毫不客氣頂了回去：“問不問、問什么在我，你可以不回答，也可以用‘無可 奉告’來應付我，但我想到了這些問題，就不能不問！”后來，這位領隊又提出署名的要求，要在報道中署上一位考古隊員的名字，我當即表示同意。報道寫好后，我特意請這位領隊審定、詢問如何署名、署哪個人的名。結果，這位領隊對稿件未提出任何修改意見，也不再堅持要署名了：“這篇報道，用的都是你自己的語言，我們沒有提供任何文字材料，所以就不署名了?！边@個長篇通訊，對這次考古做了全面、具體、深入的報道，很快就刊登在《光明日報》的二版頭條。

2013年，在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90周年之際，我寫了長篇通訊《水洞溝：揭開了多少塵封的秘密？》。寧夏新聞出版局閱評專家李凝祥稱這篇報道將文學、新聞與考古發現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運用敘述、描寫、抒情、議論等多種手法，具體、生動、形象地反映了考古成果，對史前考古學也進行了科普宣傳，是“硬性新聞軟著陸”“文學新聞巧融合”，她還就改文風問題提出了建議。

一篇考古報道，有專家關注并做出點評，讓我很受鼓舞，也讓我體會到：要做好考古報道，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大概還滿意我的文字吧，有專家、學者還將我的相關文章收入新書內。

這里，還要透露一下《揭開神秘西夏的面紗》出版的“幕后新聞”：開始醞釀出書時，有關人員曾考慮給點出版補貼，畢竟它專業性較強，也不能劃入暢銷書之列，但是，出版社負責人在看了全部書稿之后，改變了原來的設想，不但不要出書補貼，而且要按標準給我發稿費！不出所料，此書問世不久，出版社就沒有存貨了，以致后來參加全國書展都沒有了樣書，不得已，出版社又將寄給我的樣書索要了回去。

不要說哪行是熱門，哪行是冷門。如果不下苦功、不動腦筋、應付了事，寫出來的東西不咸不淡、不痛不癢，熱門也會變成冷門；如果深入進去、搞懂了弄通了，也抓住了亮點、寫出了知識性、趣味性，那么冷門也可以變成熱門。我對固原發現雙擁合葬墓的報道，就有100多家媒體轉發。

我投考古以鐘情，考古報我以盛情；我灑考古以汗水，考古報我以瓊漿；我在考古這塊田地耕耘，考古給我以豐厚的回報。我的探索，都得到了回報；我的付出，都沒有白費。也許，面對考古報道領域的“考試”，我可以壯著膽子說一句：我可以給自己打60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