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深度融合下新聞傳播的“理性-情感”共融范式

□ 李曉鵬 范靜涵

美國社會心理學奠基人查爾斯·庫利在《社會組織》一文中認為，“傳播是人際關系借以成立的基礎，也是傳播得以發展的機理”。在媒介技術不斷演進，媒介融合持續深入的大背景下，媒體和傳播機構反復強調的“用戶意識”成為一條主線，其目的便是突出貼近受眾情感需求的重要性，以期建立人際聯系?！靶旅襟w用戶作為關系網絡中的節點，一方面通過自我塑造獲得存在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通過情緒表達謀求情感支持和獲取社會資本，這些行為特征和心理需求應得到重視”。[1]“情感正在成為新聞生產和消費方式中更重要的動力”。[2]

但在傳統媒體時代，大眾媒介在增強其社會功能屬性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弱化遮蔽了其人際屬性的本質。而實際上，情感一直是新聞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業不應僅僅依賴于客觀性戰略儀式的概念，新聞業中也存在情感的戰略儀式。凱倫·沃爾-約根森（Wahl-Jorgensen K.）對普利策獎獲獎文章的分析表明，這些所謂的新聞實踐典范在所有新聞類型中都注入了情感，并采取了類似于文學新聞的敘事形式，包括個性化的故事講述和軼事線索；作者引用了蓋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客觀性戰略儀式，稱這種做法為“情感的戰略儀式”，即情感成為新聞行文闡釋的前提條件，繼而與受眾建立情感聯結社區。

本文認為，媒介技術塑造了媒介形態，每一代媒介形態都有相對應的傳播范式，在當下的媒介深度融合時代，同樣發生了傳播范式的變遷，傳統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更接近于理性傳播，而融媒體時代則更重視以情動人的情感傳播，但兩種范式之間并非二元對立，而是相互統一同存共融的關系。因此，與媒體深化融合的時代背景相匹配的傳播范式的研究，就成為融媒體深度發展道路中極為重要的問題，也是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過程中的關鍵指引。

一、傳統媒體理性傳播的范式源流

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將范式定義為：“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從本質上而言，這是一種理論體系，指的是科學領域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方面的集合，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3]在傳播學研究視域中，傳播范式作為一種“元模式”，為新聞傳播領域共同體劃定了統一的價值體系、方法論與實踐觀。理性傳播是指與傳統媒介技術所塑造的傳統媒介傳播特性相匹配的一種傳播范式。在理性傳播范式下，傳統媒體所有傳播活動均按理性認知和模式來建構，表現出來的特點是：其一，以追求價值理性為傳播訴求；其二，以高度理性的生產流程進行傳播活動；其三，以新聞專業話語為傳播的表達方式。

理性傳播范式的第一個特點，是理性主義的價值取向。在傳統媒體的價值訴求當中，理性是第一位的。理性主義是一種主張用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哲學思想，認為知識來源于理性。理性傳播的價值訴求來自理性主義，其源頭可追溯至希臘理性哲學。德謨克利特認為，感性認識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理性認識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這一觀點確定了理性在認識論上的地位。亞里士多德則使古希臘理性主義發展到了頂峰，把理性主義對事物確定性的追尋提高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

哲學層面的源流之外，傳統傳媒產業的產生與發展，從起始便帶有傳播知識、理性啟蒙的色彩，各種理論、發現、發明、新的知識、信息都刊登在報紙上，報紙也經歷了知識紙、信息紙到政治紙、市民紙的變化。從文藝復興以來的報紙新聞，大眾傳播時代以來的電臺、電視臺，傳統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的時候，一直秉承著理性傳播的訴求。

理性傳播范式的第二個特點，是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理性化流程?，F代傳播是基于媒介技術的理性傳播活動。工業革命是理性傳播范式確立的技術—經濟基礎。技術的本質是理性的，人們甚至認為“在大工業時代，人并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技術物體（機器）的意向性根源。更確切地說，人僅僅執行技術物體自身具備的‘意向’”。[4]在高度理性的機械化的生產方式變革下，人類的整體生產活動按照技術原則進行高度切割、科學分工、流程再造，對當時的新聞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像今天傳統媒體需要面對的“重塑、改造”一樣。無論是早期的新聞業還是現代新聞業，均“跟隨”高度理性的機器運行，設置了大眾媒介運作的生產流程框架。在這過程中，構筑成為“獨有的新聞編制流程和傳遞范式；以特定的篩選標準、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呈現媒介產品”。[5]這種高度理性的生產方式，在最大的可能上確保了傳統媒體內容生產上流程的標準化、產品的一致性和價值的理性化，并在組織架構上形成了一種科層制的金字塔形的理性結構，按照記者—編輯—主編（部主任）—總編的序列組成基本的生產組織鏈條，從下到上層層上報，從上到下逐級授權，最終完成新聞傳播內容生產。

理性傳播范式的第三個特點，是新聞專業精神的表達方式。新聞專業精神的核心理念，一是“客觀性新聞”，二是新聞媒介和新聞工作者的獨特作用。記者的組織和整個職業也要求將這種工作身份塑造成智力和情感超脫的理想，該行業將其編纂為“客觀性”，這是基于科學方法論中挪用的原則[6]。作為保持客觀和展示“專業精神”的一部分，記者的“情感表達受到編輯的嚴格監管和約束”[7]。不僅在新聞實踐行業，研究學者們也認為，新聞專業精神是“解釋性的”[8]，一種“理論理想型”[9]和“元新聞話語”[10]，目的是為了維護專業新聞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可以看出，理性傳播范式受傳統媒體技術所推動和塑造，由傳統媒體為主體，形成了由媒體生態、內容生產原則、組織架構等共同組成的傳統媒體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這種傳播范式與傳統媒體技術相匹配，具有雙重含義：“一是指受眾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即媒介依舊被傳媒集團或政府掌握，受眾的使用權極其有限甚至為零；二是指媒介的屬性是追求社會‘共性’——嚴肅的、理性的、有邏輯性的媒介內容更容易被認為是優質、合理的媒介產品?！盵11]從當下的研究語境來看，根據不同的理論和研究流派，以及顯示在技術直接效果的媒體現實中，原有的范式已經經歷了多重分裂，尤其是在融媒體環境中，新聞傳播范式發生了新的變化。

二、融媒體環境下的傳播范式

20世紀70年代起信息技術獲得巨大突破，計算機、互聯網等新技術逐漸運用于新聞傳播領域，加速了專業與業余界限的崩潰，沖擊著新聞領域的穩定。例如，移動技術和社交媒體推動了“公眾新聞”的發展或“參與式新聞”；第一人稱和沉浸式新聞，新聞制作的“平臺化”的興起，進一步挑戰了客觀性或超然性原則。我們見證了向更加個性化、偶然、不穩定和后工業新聞工作的范式轉變。傳統新聞規范與數字平臺上新實踐的興起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傳媒生態面臨變革。融媒體時代，新聞專業精神、價值觀、規范、角色和身份在不同的參與者之間不斷（重新）構建、（重新）解釋和競爭，包括內部從業者（記者、編輯）和外部社會行為者（受眾）。

（一）賦能大眾，話語權下沉，讓傳播更具情感色彩

隨著移動技術和社交媒體的普及，技術的變革改變的不僅僅是傳播者，同時也改變了受傳者，其最顯著的特征為從以媒體為中心轉變到以受眾為中心，呈現為非線性、交互性、不確定性、靈活性、個性化的傳播模式。

“以前被稱為觀眾的人”對新聞業的變化作出了很大貢獻。記者不再壟斷對新聞制作的控制。配備便攜式信息設備并登錄其社交媒體賬戶，新聞受眾可以與其他受眾分享他們在傳統記者控制之外的第一手新聞事件和信息。我們總是能看到一條清晰的傳播軌跡，即“個人發起—網絡關注—媒體介入—官方表態—淡出視野”?！拔覀円呀洀拇蟊妭鞑r代進入小眾傳播和人人傳播時代，不僅傳播媒介發生了改變，傳播的生態也發生了變化”[12]，受眾個人已經成為證人和記者[13]。他們記錄并發布他們在危機中目睹和經歷的事情。

數字媒體環境為個性化和情感化的新聞話語形式（包括視覺格式）開辟了更多空間。社交媒體不僅是傳播和收集信息的新聞“工具”，還塑造了新聞的風格和實踐[14]。在社交平臺上，內容的制作、選擇和分發受社交媒體邏輯的支配[15]，鼓勵主觀聲音和個人表達，以產生情感參與。話語權的逐步下沉，使得普通受眾都可以獲得傳播能力，從而使得過去以專業新聞機構為中心的傳播格局，轉換為以人際傳播為主要形態的互聯網傳播。每一次傳播都帶有個人的理解和判斷，附帶著個人對事件的情感價值，傳播過程中的情感因素比事實因素更加重要。

（二）賦能產業，平臺崛起，內容與渠道分離

融媒體的數字技術賦能了整個新聞產業，新聞機構引入新的工作流程，實踐也在不斷發展。相對而言，“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流程較為封閉，從新聞采寫到傳播都是由專業媒體從業人員完成，無論是獲取新聞信息的渠道還是傳播擴散的渠道都是媒體的專屬資源?！盵16]

而當下的新聞業正在轉變為高度多樣化和多元化的實踐平臺。在這樣的多邊市場中，平臺構成了一個技術階層，新聞機構和受眾成員在兩側[17]。這種多邊市場也使記者和受眾之間曾經的二元對立關系基本上成為一種開放的關系。當新聞機構將參與式工具作為其平臺的一部分時，雙邊溝通是媒體固有的。然而，當社交媒體平臺“主持”溝通時，這種互動的方向性不再明確。換句話說，社交媒體允許多對多交流，所有類型的內容都在爭奪觀眾的注意力和參與度。

互聯網平臺已成為受眾獲取新聞的核心，這一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受眾的消費習慣和新聞體驗：傳統新聞媒體不得不進行改革，越來越多地使用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體平臺來傳播新聞并接觸（新）受眾。通過融媒體相關研究可知，社會媒體平臺的發展改變了媒體與受眾的關系。新聞媒體根據平臺推動的邏輯選擇、制作、發布新聞內容。平臺則秉持著流量邏輯，通過大數據技術嗅探用戶的興趣、情緒、關注點，精準推送引發用戶的圍觀和轉發欲望，專業的生產方式向“理性—情感”共融范式轉變。

（三）賦能傳播，全感知傳播，抽象思維讓位于形象感知

融媒體之前的傳播，是按照人的知覺系統進行分類的。原始時期，人類用聲音和肢體進行傳播；隨著文字的發明，使人可以用文字來表達對世界的感知。因為有了文字，人類就開創了一個與自然對立的，由抽象思維所維系的主觀世界。一直到20世紀，出現廣播、電視之前，人類的知覺都是靠文字來得到維系。隨后，廣播發展出聲音媒體，電影、電視發展出視頻媒體，分別滿足了聽覺和視覺的需要，人類的知覺更加豐富，形成了全感知的傳播。融媒體的發展，解決了媒體產業割裂發展的問題。在工業革命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傳統媒體，新聞機構主要以單一介質的特性呈現，如報社以文字傳播為主，廣播以聲音傳播為主，電視臺以聲畫傳播為主等。融媒體打通了底層邏輯，借助技術力量，相同的新聞內容可以用全感知的方式來呈現，目前以文字、圖畫、音頻、視頻為主的“多模態”元素，主要涉及視覺、聽覺，未來很有可能出現融合了嗅覺、觸覺、味覺等的完全沉浸式的全感知媒體，“元宇宙”已經在往這個方向發展。

融媒體的發展重塑了新聞制作的各個方面，從內容本身，到組織目標，再到相關各方的感知規范。受眾獲得了綜合的全感知能力，這使得抽象思維讓位于形象感知，使得新聞傳播可以繞過抽象思維，獲得感覺和知覺，直接作用于情感領域。這種感知的廣泛性是指新聞敘事中包含的感官模式的數量，如聲音（背景音樂、環境噪音、聽覺提示等）和圖像（計算機生成的內容、真實的 360 度鏡頭、攝影等）。隨著新的沉浸式技術的出現，如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和混合現實。新聞業豐富了講故事的方式?，F在不僅可以觀看，收聽或閱讀故事，還可以從第一人稱視角體驗故事，對于情感生成機制有決定性影響。

（四）賦能內容，一站式報道，全媒體呈現

新聞內容的格局已經改變，并且仍在變化。當媒體生產的底層邏輯被數字所統一之后，就對內容生產形成了賦能。傳統媒體實施全媒體戰略，整合媒體內部資源，流程再造，打造包括“內容采集—內容編輯加工—內容多次發布—內容數據存儲—內容多次出售”[18]等超級編輯部的搭建以及全媒體生產的產業化鏈條。新聞生產流程以多媒介匯流的方式進行新聞內容生產采集，通過“融媒體大腦”統一指揮，協同生產，按需制作；使得同一新聞內容以不同傳播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傳播。無疑，全媒體實踐最顯著的特征就在于“利用數字化平臺，打破終端輸出的封閉模式”。[19]媒體融合時代，內容為王依舊是發展核心?！懊襟w融合的最終成果‘全媒體’是一種全程、全息、全員、全效媒體，或稱全業態媒體”[20]，形成未來數字傳播的基本格局。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平臺如今可以控制新聞報道的可見性以及平臺覆蓋的受眾規模。因此，平臺算法決定了新聞機構可以獲得的流量及其收入，這些平臺邏輯稱之為“互聯網邏輯”或“用戶思維邏輯”。因此，新聞機構逐漸將其社交媒體內容的呈現與算法偏好保持一致，通過算法策展（受眾能夠通過算法接受定制新聞）、超文本性（受眾能夠直接訪問鏈接信息）、交互性（受眾能夠積極參與新聞）或視覺性（受眾能夠以圖像或視頻格式消費新聞）增強用戶黏性。

三、融媒體時代傳播范式更強調情感傳播

媒介技術的變遷，促使人們越來越個人化和情感化地參與周圍的世界。媒體形態的移動化，并且具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普及和使用頻率的增加，正在迅速成為主要平臺，而不僅僅是一種選擇。新聞機構已經實行移動優先戰略。也正基于移動技術，我們與新聞的物理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人成為網狀傳播鏈上的信息節點，人們的移動設備始終處于打開狀態，并且始終在手邊，隨時在線。這迫使媒體的新聞傳播轉向人際傳播，突出社交屬性，社交網絡平臺越來越多地將獨立網站（包括專業新聞機構的網站）整合到他們的服務中，不少學者恰當地將這一過程描述為WEB（網絡）的持續平臺化。它同時是個人和公共網絡的一部分。用戶可以自定義其模式，例如，使用應用程序，以便在需要時獲得所需的內容，并通過按鈕、附加組件和其他功能將其與社交網絡集成，自己共享和創建內容。作為用戶，隨著媒體平臺變得更加個人化和社交化，用戶黏性增強，更易產生數字依賴。新聞業作為人們媒體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個人信息領域與人際關系的主要組成部分。

新聞業的傳統認知是奠基在理性之上的。在這種數字網絡化的背景下，新聞業的身份和意識形態仍然植根于單向出版思維模式。新聞從業者的客觀性儀式也被視為一種“生存機制”和避免職業風險的策略（例如誹謗訴訟）。然而技術變革驅動著傳播變革，重大的技術變革可以造就新的信息傳播機制。信息傳播機制的改變，導致傳播范式的轉變。[21]“過去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在與社會傳播和溝通時多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表達邏輯，其實這種表達邏輯中忽略掉了能夠有效地整合與激活關系資源的那種內容的表達成分——即非邏輯、非理性信息?！盵22]不少信息評估研究表明，高度的以人為本的情感支持與高質量的建議相結合會產生更積極的傳播結果，并且敘述中包含情感支持，在傳播效果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23]這種范式的轉換，是符合媒介技術發展規律并與當下的融媒體時代相匹配的。

（一）從哲學視角出發，突出情感傳播將回歸人的完整性

本文認為有效的情感傳播的基礎在于——以人為本。西方的理性主義傳統否定人的情感部分，把人看成是理性的產物，人學習知識的目的就是為了弘揚理性，用理性來控制人的欲望，讓人按照理性的指引行事。尼采、斯賓諾莎、弗洛伊德等學者，注意到人的情感才是更加重要的東西。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完整的人”的說法，意在從整體上來理解人及社會的本質。情感是理解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不可忽視的視角?！叭藢κ澜绲娜魏我环N人的關系——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情感、愿望、活動、愛……通過自己的對象性關系（即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而對對象的占有?！蓖繝柛蓪⑸鐣缍橛捎^念和情感結合在一起的復合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社會建設在制度設計上應當充分考慮到情感維度， 以培育積極的共同情感?！盵24]

單向度的、割裂的人重新發現了情感的價值，這也暗合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王陽明強調“心外無物”“心外無理”，要“致良知”，其實就是要從人的本心出發來感受世界。錢穆也認為，人之有情乃為人類一大特點，當代學者李澤厚的“情本體”理論更是以“情理結構”來吸納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精髓。隨著人們認識世界感知世界能力的提升，在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中，人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人最主要的存在價值就是情感。

（二）從新聞傳播的本質出發，通過情感傳播實現對人的傳播

傳統媒體時代傳播基本上是單向的，面向抽象的公眾而不是具體的個體。而大眾媒介的實質本身是對人的傳播活動的發展和強化，它應人的需要而產生、為人的服務而存在，“為人并有利于人，是它的出發點和歸宿”。[25]隨著融媒體的不斷發展，不少研究者認為，真正的數字化新聞將導致新聞業的“共同化”，使受眾得以更充分地參與新聞過程。技術平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賦予受眾權力，這使得受眾對新聞價值的理解更加靈活、可移動以及更具參與性。

不可否認，技術確實在新聞范式的情感轉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新聞制作借鑒并進一步發展了游戲和健康傳播等其他領域的情感驅動技術，使其成為日常新聞內容制作的一部分。人民日報客戶端推出的H5作品《快看吶！這是我的軍裝照》吸引億萬受眾參與，央視頻利用8K+VR進行冬奧會報道，再到沉浸式新聞的場景式體驗，無不是圍繞著受眾進行傳播，調動了用戶更多的感知器官，用更加個性化的融媒體新聞作品影響人、塑造人、感染人。在這里，情感再次成為完美的起點。

近幾年，新聞業情感的新興研究領域受到情感驅動的新聞創新浪潮的支持，例如沉浸式新聞和VR新聞。具體而言，沉浸式新聞依賴于一個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記者通過講故事的情感風格來吸引用戶參與，通常以創造同理心為明確目標。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沉浸式新聞是新聞業更大的“情感轉向”的一部分，數字化使更多的情感和個性化的新聞形式成為可能，例如通過采用用戶生成的內容和更多的敘事情感形式的數字敘事。沉浸式新聞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它是沉浸式技術、互動和敘事選項的融合，在情感上讓觀眾參與到新聞故事中，沉浸式技術在用戶之間創造了一種存在感，其結果是增加了情感參與。這些創新之所以新穎，不僅在于形式，更旨在將復雜的社會或政治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并涉及體驗互動，情感驅動型新聞的目標是“重新連接”，目的是在受眾與記者之間建立聯系。數字環境中日益增加的競爭壓力意味著新聞從業人士需要更加認真地對待他們的受眾，這包括對實際用戶傳播實踐的反饋檢查，以及對觀眾在觀看新聞時獲得的情感滿足。

（三）從政治宣傳出發，情感傳播實現“有溫度”的傳播

諸多事實表明，情感因素在引發親社會行為、肯定主導社會價值觀和使現有社會秩序合法化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范式變化與其說是物質的偶然性，不如說是思想的產物。越來越多的研究已經證明，在政治傳播過程中，如何在構建社會團結和包容性時戰略性地采用情感儀式，以及面對擾亂社會秩序的風險事件，情感如何幫助重建社會價值中心。[26]

有學者認為：“主流媒體通過范式修正(paradigmrepair)和建立新的運作常規來回應新媒體的挑戰和沖擊，新的媒介生態和社會傳播環境促使黨媒進行新聞生產常規的改變?！盵27]在重奪“麥克風”的過程中，黨媒在推出的新聞內容中，其話語打破其原有嚴肅的語態制式，越來越多地運用情感傳播策略，重塑“有溫度”的媒體形象以提升其傳播力與引導力。

（四）從深化媒介融合出發，技術進步為情感傳播奠定了物質基礎

融媒體時代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新聞業之間的融合，在這樣一個新的交流生態中，新聞機構與新媒體的接觸“有望為新聞和公眾提供更好、更高效的媒體”。受眾也從原先的受傳者轉變為內容制作者和分發者。記者和受眾之間傳統界限的模糊，對新聞敘事的“客觀”形式提出了挑戰。這些自下而上的參與者的立場不僅為既定的新聞選擇標準增加了新的轉折點，而且同樣挑戰了傳統媒體作為新聞“主要定義者”的長期地位。數字、網絡化新聞推動了更加個性化和情感化的新聞話語形式，使情感變得越來越突出。

由此見得，情感可以幫助創造一種參與體驗，從而豐富公共領域的議題討論。因此，情感在新聞中具有信息價值。

情感傳播賦予直覺性語言的情感特征，傳播主體在人與語言、世界的關系中不斷賦予新的價值闡釋，在與人交往中更加增強義務感和責任感，在美好的言談、舉止、思想、風格中產生愉悅和享受的體驗，將人與傳播內容共同帶入審美之境和精神之鄉，使情感傳播更富有道德感和美感。融媒體時代，使得人類的傳播模式從理性傳播轉移到情感傳播，具有了物質的技術基礎。手段上，融媒體擁有音頻、短視頻、中視頻、長視頻、小程序、H5等，用融合的感知，互動的傳播，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情感傳播最主要是人際傳播，是一種面對面的場景傳播方式，以面對面的信息溝通和情感互動來消弭人與欣賞對象間的距離感，尋找對話的共同點和貼近性，消解跨文化傳播中傳播主體與不同受眾交往的盲點。情感傳播內容的主觀性能夠依據傳播活動現場重新調整自己的語境及傳播內容。

四、情感傳播中的理性共融

新聞傳播過程中既要有理性的情感向度，也有情感的理性向度，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和調適。在新聞實踐中，情感與客觀性動態地聯系在一起。如同人們能感覺到人際傳播的物理反應和化學反應一樣，傳播活動也需要情感和理性抑或是法理的平衡。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情感傳播與理性轉播從互補共生，發展到了共融共存的階段。我們不能輕易地在“情感”和“理性”的新聞形式之間做出二元區分，情感傳播并非理性傳播的對立面，而是符合融媒體時代傳播規律的傳播范式，正如麥克盧漢所指出的那樣，新媒介的出現并不必然意味著舊媒介的消亡，而是會將其融入。因此，新聞內容將在以一種基于傳統事實的信息與個人經驗、主觀意見和情感相結合的方式協作構建，并且增加了觀眾參與帶來的“新的真實性”。

（一）情感傳播不是情緒化傳播

情感表達不一定會破壞公共領域的合理性，而是在受眾之間實現新形式的參與和認同的重要積極力量。雖然情感通常是個性化、主觀性的，但依然可以根據性質不同而呈現由本能的欲望到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差序排列。所以，情感傳播并不意味著新聞傳播應該走向滿足或者挑動用戶本能情緒，而應當導向更高層級的精神情感需求，是塑造公眾情感并構成“情緒治理”領域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即新聞情感有助于公眾情緒的管理與塑造。新聞業在危機和創傷事件期間和之后也會產生重大的情感影響。

（二）情感傳播不是迎合傳播

鑒于受眾與技術的親密關系以及他們在移動和個性化媒體帶來的全球環境中的情感參與，“情感正在成為新聞生產和消費方式中更重要的動力”。但情感傳播也并非是后院籬笆原則（家庭主婦關心的軼聞趣事）式對受眾一味地“逢迎”，不能無原則地追求流量邏輯，不能為了眼球效應而迎合受眾庸俗化、價值觀缺位的下沉偏好。

（三）情感傳播不是灌輸傳播

灌輸式的傳播通常會采用倒金字塔引導等敘事方式，即簡單地列出一系列事實，通常按重要性遞減順序排列。而在現實環境下，這樣的信息對接收者來說是無趣的，它需要開辟情感參與的可能性。因此，關于信息的有趣之處在于它的情感內容?！皯腋∈健睌⑹率遣患叭诵牡?，情感傳播應以交互性為基礎，從受眾的心理認知層面切入，建構創新性新聞話語與敘事結構，強調新聞內容與受眾之間的聯結，讓受眾進入敘事，引發受眾的情感卷入。

結語

“情感轉向”為新聞從業者和研究者帶來了新課題，也為如何理解“后真相時代”提供了理論視角。在不挑戰事實性和客觀性的前提下，情感可以促進新聞報道的可理解性。融媒體時代，情感傳播范式正在發生轉換，這種范式轉型帶來更深層次的反思，這將有助于塑造新聞行業的話語和文化，而這些范式價值觀更符合數字媒體和文化的邏輯。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或許應該從更大的文化和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待新聞傳播范式的轉換。在這些變革中，情感賦予了公眾參與的積極形式。事實上，在談論媒體和新聞時，在更加數字化的領域，情感是新聞和信息提供的必要要素。情感推動人們與技術的關系日益密切，推動新聞和信息的互動。與理性傳播的理智、客觀相比，情感傳播的活動主體的思維采用情感邏輯的結構和指向方式，通過情感傳播主體活動影響傳播受體，以情感為基礎和傳播紐帶力求達到傳播活動的目的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