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的解析
——評郭海燕的“國企改革三部曲”

葉立文

一

在一次演講中,李敬澤曾用“北京雨燕”來比喻“理想作家”。他說,如果雨燕是一個作家,那么“他就是將天空、飛翔、遠方、廣闊無垠的世界認定為他的根性和天命。作為命定的飛行者,他對人的想象和思考以天空與大地為尺度”。這樣的作家,“必定會成為心懷天下的人,心事浩茫連廣宇,無數的人,無盡的遠方都與我有關”。因此,“一只孤獨的北京雨燕抗拒著、承擔著來自大地之心的引力”①。不知何故,這段話總會讓我聯想到郭海燕——一位雖然稱不上是“理想作家”,但總能超拔于現實之外的獨行者。在我的閱讀記憶中,這只搏擊風浪,無意于屋檐筑巢的“海燕”,一面由實入虛,將殘酷現實置于永恒大荒;一面無中生有,憑借著虛構之力御風飛翔,生生將國企改革這樣的現實題材,寫出了不同于主流敘事的萬千異相。事實上,與我們耳熟能詳的改革文學相比,《理想國》《世紀末》與《異物志》這三部國企改革小說,幾乎悖反了這類作品所有的敘事模式:它們既是青春物語和成長小說,也是女性主義、新寫實和新市民小說,甚或是基于現實變形的先鋒小說,但唯獨不是塑造改革英雄、表現新舊觀念斗爭、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觀念原則的傳統意義上的改革小說。吊詭的是,很多論者,甚至包括郭海燕本人,都愿意從現實主義和改革題材這一角度闡釋作品。而我想說的是,這三部曲小說,既未全景式地再現國企改革的歷史進程,也未傳遞“分享艱難”的道德主題,反倒是以作家的個人經歷為基礎,在國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寫盡了浮華世界里的人事擾攘和生命困境。因此,它毋寧可以說是新時代的人情小說。不過,海燕的根性和天命卻是彼岸,它注定要翱翔虛空,當小說敘事轉入幽微曲折與隱秘呢喃時,便牽連起了無數的人和遠方。而作品的魅力就在于,縱使國企改革已成如煙往事,但像你我這樣的旁觀者,卻仍能借著海燕的翼風扶搖直上、凌空蹈虛,在另一維度重新品味那五味雜陳的人生。毫無疑問,這是我在閱讀中所經歷的蝴蝶效應,掀起颶風的那只翅膀,正是《異物志》奇特的命名方式。

按房偉的看法,“異物志”原是一部記載中國古代奇異物產的典籍,作家化用的目的,是為了塑造“新改革敘事”下的“新人形象”②。因此作品寫到的異物就有虛實兩義:實義指沉香,虛義則以異物為喻符,喻指異人異事。前者是名物學意義上的敘事方式,而后者托物言志,借名物以樹人。簡言之,郭海燕從名物入手,通過敘寫沉香之異,由小見大,由此及彼,于左右逢源、前后補綴中,漸次呈現了因國企破產所造成的社會面相。其間喧囂雜沓的人事糾葛和生命際遇,讀來常令人唏噓不已。雖然這種借物抒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寫法本屬尋常,但郭海燕的異質書寫,卻讓國企改革的現實題材倍受牽扯。我感興趣的是,那些青春物語和成長疼痛,還有詭譎世相與莫測人心,究竟會如何與改革敘事雜糅共生,以至模糊了這三部曲小說的類型標識?隱含其中的越界書寫,又怎樣讓這些看起來實實在在的現實主義作品,獲得了一種“奇異的尺度感”,從而完成了“海燕”獨具的敘事飛翔?

二

既然“異”的閱讀感受來自《異物志》,因此即便它不是三部曲的開端之作,我們仍可從中尋覓郭海燕異質書寫的話語淵源。我相信一位作家的寫作習慣,或者說潛隱的創作觀念,總會在某一時間節點集中呈現。而《理想國》和《世紀末》里并不顯眼的“異”,雖然如草蛇灰線般時隱時現,但到頭來也會聚合于此。從這個角度說,解析郭海燕國企改革三部曲小說的入口,或許正在《異物志》的名物敘寫里。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么一部旨在“敘述和反思40多年改革開放中‘陣亡’國企故事、精神不死的國企人另類命運的《異物志》”,會花大量筆墨去書寫沉香?按作家的解釋,沉香當然是一個隱喻符號,它是“時間深處的香”。國企改革作為一切故事的緣起,它“接受時間的熟漚,直至一切成為創作的綠肥”。而喧嘩與騷動的往事,如今也“散發出微微土腥味”,于是“那沉悶、執著的味道”便被郭海燕稱之為時間深處的香——“它該叫‘沉香’”③。按說這一解釋已十分清楚,寫沉香就是設喻,比喻國企改革影響下各色人物的存在境遇。但作者意圖并不等于文本意圖,作家的觀念輸出,即便是用沉香的結香過程進行列題寫作,也未能完全解決喻符和喻指的斷裂問題?？梢栽O想,假如取消有關沉香的段落,這部作品的情節仍然成立,人物也同樣豐滿。然而一旦我們接受了沉香是隱喻符號的設定,那么閱讀活動就會陷入一種指證式的闡釋游戲:蔚小壯因國企改革而下崗,被未婚夫拋棄,樂于助人卻惹禍上身,種種不堪際遇,究竟該算哪一種結香?是土沉、水沉還是倒架?甚至我們還會追問,蔚小壯、李純這些人物,應該屬于哪種類型的沉香?像越南沉香的甜涼雙性,又暗指了哪位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此糾纏下去,作為隱喻符號的沉香終將宰制我們的閱讀方向。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該質詢作家設喻和解題的能力?還是換一種思路,重新考量這段名物敘寫的其他含義?

如果只從敘事進程來看,小說在此處轉入名物敘寫其實是一次敘事的中斷:蔚小壯在等待前夫和孩子時,順便參觀了一下沉香檀木展,那里滿目琳瑯、馥郁芬芳。緊接著作家便對沉香展開了詳盡描寫,從沉香定義、種類劃分,直至結香過程,事無巨細、娓娓道來。若以這段敘事和主線情節的關系而論,它顯然是一種閑筆和一次離題?；蛟S作家的本意是為了設喻,但她耽于名物敘寫的興趣卻更為濃厚,以致這段敘事變得物大于人,名物敘寫撕裂了現實主義作家所推崇的進程、章法與結構。

然而換個角度看,閑筆也好、離題也罷,其實都未必是小說的敗筆。這是因為中國小說原本就包含了名物敘寫的偉大傳統。在“文學是人學”的現代性觀念確立之前,歷代小說家都流連于八卦秘事和饾饤見聞,他們接受小說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不僅把“文以載道”的責任丟給詩文,而且還熱衷于用小說的奇異美學去尋幽探勝,于是傳奇、演義和筆記小說便蔚為大觀。不過時至近代則大有不同,由于啟蒙文學推崇人學觀念,主張任何敘事內容都必須服務于人的主題,因此名物敘寫也就成為一種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段,此即為名物以觀時,觀時以樹人。當名物敘寫和其他敘事話語都開始追求功能性價值時,小說也就變得有序而不亂?？墒?這樣的“正體小說”又何嘗不會禁錮作家的個性與才情?遠的不說,近如新時期的改革小說,只要是出現新舊沖突的敘事模式,就與此前十七年文學傳統里慣用的斗爭套路相距不遠。因此《異物志》里的名物敘寫,既見證了郭海燕對主流文學的偏離,也反映了她對“異”的好奇。我以為前者是一般意義上的創作個性問題,而后者才是作家推陳出新的內在動力。如果追根溯源,那么《異物志》的名物敘寫只是郭海燕異質寫作的一個片段,往大了看,即便是回到情節主線之后,她也仍然保持著這份對“異”的熱情:比如像“螺絲刀樣挺進、層層花樣翻新”的李純,簡直就是當代社會的奇人異士,他的奇思妙想、懷才不遇和壯志難酬,無不與過往改革小說里的英雄人物形成了鮮明對比。當然還有主人公蔚小壯,單從她對待愛情和婚姻的態度,以及急公好義的品行來看,都堪稱那個混亂時代里的異端人物。這意味著在《異物志》中,名物敘寫因其隱喻功能的欠缺,反而制造了敘事的分岔:作家對物的耽溺,既是其異質書寫的反映,也是締造“新改革敘事”的武器,由此衍生和播撒的“異”的蹤跡,最終使《異物志》獲得了一種“奇異的尺度”,它就像翱翔的海燕,把我們的目光“拉得更遠”,在數不盡的異物、異人和異事中,讀者會暫時脫離國企改革這一沉重的地心引力,將目光聚焦于人物和自我的人生,甚至是生命的意義等抽象命題。而作家這一由實入虛的寫作策略,正與她念茲在茲的青春敘事有關。

三

在分析《理想國》和《世紀末》時,陽燕用了青春敘事與改革敘事的“縫合”這一說法④。而蔡家園在概括郭海燕的愛情小說時,也說她“擅長描寫滾滾紅塵中的情感故事。男女間的偷情、背叛、報復、隱忍、幻想,經由她細致入微的描寫,活色生香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靵y不堪的現實、光怪陸離的夢境、糾纏不清的情感與無可遏制的欲望混雜在一起,散發出這個劇變時代渾濁而肉欲的氣息,那一幅幅錯位、分裂乃至荒誕的生存圖景,讓人體味到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⑤。兩位評論家的判斷自然是切中肯綮,郭海燕最為擅長的,也確實是對身處情愛關系中的人心的揣摩。套用一句俗語,正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像早年《單雙》這樣的作品,恰逢“私小說”盛行之時,于是人物的隱秘情感和張揚欲望,以及張愛玲式的婚姻斗獸場,就鮮明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印記。而此時的郭海燕,因其情愛書寫疊合于70后作家的代際特征,所以在異質書寫上并不特出。及至其筆觸由內而外,轉向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時代巨變時,青春敘事也就與改革敘事完成了話語形態的跨界融合,并由此讓郭海燕的國企改革題材小說有了更為復雜的思想底蘊和藝術質地。

需要說明的是,郭海燕的青春敘事,并不完全是聚焦于成長疼痛的青春物語,因為比起年輕一代的80后作家,她并不過度沉溺于私密的情緒陷阱,而是在更大的家庭婚姻維度內記錄著成長的艱難。這種具有社會學價值的青春敘事,既有別于狹義的青春寫作,也能在跨界進入國企改革題材領域的同時,制造現實主義小說稀缺的文本異相。比如《理想國》和《世紀末》這兩部作品,都是從客觀敘述國企改革的進程中,轉向了對蔚小壯們和李純們這些“異人”的精神世界的書寫。這既是郭海燕青春記憶的復現,也是雨燕式作家不甘就事論事,目光追逐遠方的產物。如果按蔡家園的說法,作家從情愛故事轉向改革小說,是“重建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血肉聯系”,是由內而外的創作轉型的話,那么她在改革小說里由外而內的青春敘寫,就是恪守私人化寫作原則,為傳統改革小說重新賦予了建構在個人記憶、情感和經驗之上的“文學性”品格。我的看法是,這種在題材領域由外而內,同時話語層面又由外而內的變化,充分彰顯了異質書寫的價值:就表層文本而言,《理想國》與《世紀末》反映壯志集團由盛而衰的艱難歷程,雖未像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小說那樣追求全景式地再現,但無數片段化的書寫,也足以從側面折射國企改革的困境。與此同時,郭海燕的敘事重點,并不在壯志集團的運營、破產和清算等事務性問題上,雖然她對此十分熟悉,也通過蔚小壯整理賬目等細節做過現實描寫,但對那些初出校門、投身國企的“八百壯士”的命運沉浮,郭海燕卻傾注了更大的熱情。尤其是在書寫蔚小壯、李純和他紅強等人的故事時,作家基于青春敘事的異質書寫,逐漸導致了小說與改革主題的分離。因此與《異物志》一樣,《理想國》和《世紀末》盡管想表現國企改革的艱難,但隨著人物命運的展開,作品也出現了意義的分岔。接下來,我愿借用中國詩學的“賦比興”一說對此略做解釋。

四

“賦”是直陳其事,“比”是“以彼狀此”,至于“興”,則有“舉起、提升、情趣的洋溢、高度理解而浮出的聯想”之意⑥。雖然這些傳統文論的概念屬于詩學范疇,但用于小說敘事似也妥帖。在一般的現實主義小說中,最常見的敘事方法便是“賦”,作家直陳其事,或羅列素材概述情節,或編排沖突制造轉合,敘事的“實”和“有”,最能見出作品的故事品質。而“比”則是小說敘事由實入虛的開端,譬如“以彼狀此”里的這個“彼”,小到一兩個喻符,大至整體性象征,都可以延展故事的長度與深度,因此它是一種穿插于情節線索中的敘事裝置,常被用來拓寬作品的意義空間。但無論是“賦”還是“比”,都屬于小說敘事的“實”的層面,即便有時候因為作家的才情所致,這個“比”往往會變得出人意表,然而因其不脫于喻指,所以仍能令讀者體察到比喻功能。相比之下,“興”則具備自由聯想的特質,極易造成敘事的分岔和主題的偏離。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敘事的翅膀,每當故事發展到“興”的部分,小說敘事便會脫離就事論事的進程騰空飛翔,無論是顧左右而言他,還是上窮碧落下黃泉,“興”都讓小說敘事指向了虛空的遠方。在詩學范疇內,“作為一種詩法,興——喚起聯想的‘此’興‘彼’之間非徒沒有絕對的經驗關系,亦且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⑦。就此而言,小說不該缺少“興”,否則匍匐在地的敘事,終將淪為歷史學或社會學的調查報告。

以上所論,盡管只是泛泛而談,但具體到《理想國》和《世紀末》這兩部作品里,卻頗有助于理解郭海燕的異質書寫究竟是如何由實入虛,以及逐步制造文本奇觀的。先來看“直陳其事”的“賦”。在《理想國》和《世紀末》中,作家正面描寫國企改革的部分比重不小,比如再現壯志集團走向末路的原因,內容涉及急劇擴張、人事亂象、戰線拉扯和貪污腐敗等方方面面,部分戲劇性場景,如南昌分廠工人挾持集團副總的情節,都充分再現了國企改革所面臨的諸多困境。應該說郭海燕的這種“直陳其事”,是建立在客觀真實的歷史之上的。至于“八百壯士”在壯志集團破產后的各奔東西,也同樣反映了新一代青年職工的命運流離。如果只看這一部分“實”的敘事,郭海燕的寫實功力并不輸于前輩作家。更可觀瞻的是,在“直陳其事”的“賦”之后,她又融入了追懷過往、唏噓現狀,以及憧憬未來的青春敘事。那些由記憶、情感和經驗熔鑄而成的創作沖動,不僅以“比”和“興”的敘事方法構成了傳統改革小說稀缺的異質書寫,而且還將小說品質就此超拔于現實之外,并在獲得“奇異的尺度感”的同時,完成了“海燕”獨具的敘事飛翔。那么,作為敘事方法的“比”和“興”,在郭海燕筆下又是如何展開的呢?

在評論《理想國》和《世紀末》時,陽燕注意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她指出兩部小說都有一個沉船的意象,“《理想國》中是‘泰坦尼克’豪華大游輪,《世紀末》中是俄羅斯的‘庫爾斯克’核潛艇”⑧。沉船故事作為一種隱喻,自然是“以彼狀此”的“比”,作家以沉船這個“彼”為喻符,衍生出兩個以上的喻指:其一顯然說的是壯志集團,這個龐大的國有企業,就像泰坦尼克號和庫爾斯克號一樣,縱然無數次地搏擊奮進,最終也抵不住時代巨浪的沖刷席卷;其二喻指“八百壯士”,以及所有被國企改革卷入谷底的青年一代。他們從初出校門的滿懷理想,到沉船之后的命途多舛,處處可見小人物身處大時代的悲劇命運。除此之外,或許還有更多的隱喻。只是我們無從得知,當郭海燕以沉船狀寫同代人的故事時,她的內心是何等的暗潮洶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賦”到“比”,作家對“異”的追求已如海燕騰空,直沖那浩渺無邊的遠方而去。待“興”的聯想、思忖和抒懷出現,我們也終將見識一片更為廣闊而瑰麗的小說風景。

五

在《理想國》《世紀末》和《異物志》的開篇,郭海燕分別摘錄了三則名言作為“題記”?！独硐雵酚玫氖翘K格拉底的話:“我們甚至于發見同一個演員不能演悲劇又演喜劇?？墒沁@些都不過是摹仿,是不是?”而《世紀末》則是馬克思的名句:“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至于《異物志》,又引用了清代學者王永彬的《圍爐夜話》:“矮板凳,且坐著;好光陰,莫錯過?！蔽覠o意考辨三則題記的原意,如果只是從字面意思和作品的正文關系去理解的話,那么這些題記實則具有起興的敘事功能。一般來說,除了那些有意賣弄才情的人,幾乎沒有哪個作家會毫無來由地給作品加上題記。如果題記不具有指涉正文的敘事功能的話,那么它就永遠不會錦上添花,而只能算是狗尾續貂的敗筆。在很多時候,題記往往具有兩種敘事功能:其一是概括主題,以精簡扼要之語起到畫龍點睛的功效;其二則是起興,即借助名人名言,引導讀者從高度理解正文情節中生發無盡的聯想,它的目的不在準確,而僅僅是為了推動讀者的想象,因此作為“興”的題記,就不一定與正文情節有“絕對的經驗關系”和“必然的邏輯關系”。從這點來看,郭海燕這三部小說的題記雖然也有概括主題的敘事功能,但因其語義所指的含混駁雜和想象空間的遙遠闊大,故而更偏向于后者。那么,這三則具有起興功能的題記,究竟會將我們的想象引向何方?

《理想國》引用蘇格拉底的名言,顯然是暗指蔚小壯和李純等青年職工在國企改革困局中的無地彷徨。如果將初入壯志集團這一“理想國”時的意氣風發,引申為一出得償所愿的喜劇的話,那么破產清算、買斷工齡便是悲劇。這些飽嘗改革之痛的青年職工,其實都只不過是時代巨變這一歷史舞臺上的演員,他們根本無法決定自己的人生,只能聽天由命,被時代的洪流所裹挾。而我之所以說這三部曲是新時代的人情小說,皆因郭海燕借著人物的這種無地彷徨,做到了“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至于《世紀末》里的題記,則隱含了直面現實的意思。馬克思在批評19世紀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時,用這段話喻指革命者面對現實必須迎難而上,而不是做無謂的退讓與妥協。這當然也只能是蔚小壯們的選擇,當“理想國”破滅之后,即便身處喧囂混亂的世紀末,青年一代也必須直面現實,“坦然面對戰車般轟隆隆而來的龐大世界,學會去領悟生命不息、戰斗不已的真諦”。但與此同時,玫瑰花里跳舞又是一種起興,玫瑰的芬芳和舞蹈的柔美,構成了相對于苦難現實的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蔚小壯們無需承受現實之重,而是借此危機重塑自我。這一擺脫精神困境、實現自我救贖的存在命題,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理解與想象,也許其他讀者和作家本人都未必認同,但基于“興”的自由聯想不就是如此嗎?它不僅制造意義的參差與繁復,而且還將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從習見的“可讀性”文本導向了開放的“可寫性”文本。就此而言,小說題記的起興功能,實則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它引導我們由實入虛,不斷克服著現實題材的地心引力。此外還有《異物志》,這篇作品的題記雖然可能喻指主人公們在歷經改革陣痛之后的豁達與升華,但我仍愿從古典美學和存在哲學的維度去理解它。這是因為“矮板凳”和名物敘寫里的沉香一樣,都是國企改革宏大敘事中的“異”,它們以其沉默無言的物性與踏實可靠的在地性,敞開了蔚小壯們的存在境遇。因此“矮板凳”與沉香,實際上類似于海德格爾筆下的“農鞋”符號,具有不可言狀的深邃和神秘。從這個角度說,異物作為一種哲學隱喻,最終無限拓展了作品的意義空間。

綜上所論,我以為郭海燕對“異”的好奇與熱情,不僅讓她的國企改革三部曲突破了傳統改革小說的主流敘事,而且還在名物敘寫和青春寫作等異質書寫中,借由“賦比興”的創作手法,完成了小說敘事的飛翔。我相信這是成為一個“理想作家”的必經之途,也是郭海燕正在行進的方向。

注釋：

①李敬澤:《北京雨燕以及行者——對理想作家的比喻》,《萬松浦》2023年第1期。

②房偉:《青春體驗·改革創傷·成長史——論郭海燕小說〈異物志〉》,《青年文學》2019年第4期。

③郭海燕:《時間深處的香——關于〈異物志〉創作談》,《青年文學》2019年第4期。

④陽燕:《郭海燕的〈理想國〉與〈世紀末〉探析》,《文學教育》(下)2017年第6期。

⑤蔡家園:《重建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血肉聯系——“突圍”中的郭海燕及其他》,《文藝報》2014年6月13日。

⑥張大春:《小說稗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頁。

⑦張大春:《小說稗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8頁。

⑧陽燕:《郭海燕的〈理想國〉與〈世紀末〉探析》,《文學教育》(下)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