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院校校企合作資助育人模式的構建與實施研究
——以四川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為例

佘利蘇

四川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 （四川省綿陽市 621700）

扎根區域、促進就業、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助力脫貧攻堅是當前我國高職教育的重要使命。2020 年全國學生資助工作要點明確指出：“要加強資助育人工作，推動各校形成全員參與，各部分配合，各教育環節統籌協調的資助育人機制，對受助學生身心發展，道德品質培養，學院幫扶，就業指導等各方面給予更多的關懷和幫助，促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成長成才?！保?］四川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將企業資源引入學校資助育人工作，更有針對性地結合市場需求，提升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實踐技能，為企業、行業培養出更多的符合崗位需求的人才。

1 四川幼專資助結構配置現狀

四川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學生資助主要由國家資助、學校資助和社會資助三大類型組成，國家資助包括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省政府獎學金、省政府勵志獎學金等；學校資助包括校級獎學金和校級助學金；社會資助目前只有綿陽商業銀行助學金。

1.1 學校近三年困難學生基本情況

2019 年至2021 年，學?？側藬祻?1268 人增加到13063人，困難學生從3220 人增加到4186 人，受資助學生從2616人增加到3800 人。雖然困難學生的人數占比稍有上升，分別為28.6%、33.6%、31.3%，但資助比例大大提高，分別為84.2%、83%、93%。

1.2 學校近三年學校資助金額情況

從近三年數據來看，國家助學金占資助金額最多，2019年國家助學金總金額為1120.1 萬，占學院總資助額的85%；2020 年撥款1130.44 萬，占82.8%，2021 年撥款1200.2 萬，占比80.3%。國家助學金金額逐年增加，占比略下降的原因是國家獎學金和勵志獎學金撥款增加，同時綿陽商業銀行助學金2020 年啟動，普惠了更多困難學生。

圖1 2019-2021 年學校困難學生受資助人數占比

圖2 2019-2021 年學校資助金額情況

2 資助育人工作存在的問題

2.1 資助投入有限且形式單一

從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數據統計來看，全國普通高校每年約3700 萬學生能夠獲得資助。高職院校困難家庭學生的資助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少部分有事業單位中提取的收入、金融機構提供的助學貸款，社會團體和個人捐助微乎其微。資助形式上，高職院校主要按照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要求的資助程序給予困難學生發放助學金減免學費，幫助學習解決暫時的學習與生活問題，但很少關注學生心理，資助形式單一化，降低了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在主觀上限制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從而影響了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養成。

2.2 資助認定不精準

現階段，高職院校確認資助對象時主要以《教育部關于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為標準，并以學生生源地民政部門出具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戶》、《扶貧幫扶手冊》或《家庭經濟困難調查表》為基本條件，在此基礎上經過班級民主評議，學院審核，學校評定，就基本完成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的工作[2]。四川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結合實際制定了《家庭經濟困難情況量化分析表》，涵蓋了孤殘學生、烈士子女、殘疾學生及殘疾人子女、兩年內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災害或遭受重大意外事件、戶籍所在地屬國家級貧困縣或革命老區或中央蘇區或省定貧困縣等各方面綜合因素，但在實際認定過程中仍然存在困難學生識別不精準的問題：一是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少數民族地區及貧困地區，生源地民政部門相關辦事人員偶有存在缺乏責任心，審核不力，出現不予辦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戶》、《扶貧幫扶手冊》或《家庭經濟困難調查表》情況，或者存在人情因素，未核查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就直接辦理的情況，而實際家庭經濟條件并不符合資助標準；二是學校資助工作人員通常是通過學生提供的基本條件材料和《家庭經濟困難情況量化分析表》了解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缺少實地走訪調研，難以獲得資助對象的準確信息；三是部分家庭困難學生由于心理抗壓能力弱、性格敏感、自尊心較強等原因不愿意提出資助申請。這些都會導致貧困生數據失真，出現“應助未助”的現象。

2.3 育人成效不明顯

隨著國家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力度不斷加大，高職院校資助體系逐步完善，大部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都享受了國家的政策，并能正確認識自我，努力成長成才。高職院校開展的資助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困難家庭學生的經濟問題，但是缺乏對于受資助學生的心理和精神問題關注，部分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還有依賴心理，“等、靠、要”思想比較嚴重，主觀能動性不足，缺乏感恩情懷，導致他們的個性特征在資助中不能得到改善，甚至還會加劇演變，出現不良價值取向，滋生不勞而獲心理，感恩意識和奉獻精神缺位、誠信意識匱乏、集體意識及團結意識欠缺等現象，致使資助成效并不是十分理想。

3 校企合作資助育人模式構建及其優勢

3.1 聯合培養模式

高職院校和企業共同為貧困學生出資，采用聯合培養、聯合資助的形式，解決學生的學習生活問題。同時，企業參與學校的教學目標和培養方案制定，研究和企業人才需求相對應的育人方案。學校和企業可以共同出資構建實訓基地，通過聯合培養，企業和學校實時對接育人工作，為學生安排實習等實訓活動，促進學生的專業技能不斷強化。此外，企業為家庭困難學生提供一定的資助，學生選擇企業發展需要的專業，并到企業實習，既能獲得一定報酬，又能把握市場需要，有效完成專業技能訓練，提升崗位競爭能力。學生畢業后企業可以擇優錄取，解決自身的人才招聘問題，學校亦能提升就業率和就業質量，促進企業和學校的雙贏。

3.2 訂單式模式

高職院校和企業結合現階段的市場需求狀況，選拔在校生組成“訂單班”，學校根據企業要求融入企業文化和職業道德制定人才培養目標、修訂教學計劃、組織教學。雙方簽訂協議，確定雙方在資金、設備以及師資等方面開展多項合作，“訂單班”學生在完成學業后進入企業工作?！皩０鄬Ｖ啤?，訂單式育人模式既能提升學校教育水平，又能傳遞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幫助學生提前熟悉企業文化，培養正確的職業道德，提升學生的責任感，解決企業人才短缺問題。

4 高職院校校企合作資助育人模式構建實施策略

4.1 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引領校企合作資助育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講話中指出：“我們緊緊扭住教育這個脫貧致富的根本之策，強調再窮不能窮教育、再窮不能窮孩子，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努力讓每個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盡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3］進一步提升教育公平，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加強貧困生扶貧資助工作力度，是國家對于教育扶貧的重視。

高職院校校企合作資助育人工作的深入實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行政主管部門應從頂層設計出發，統籌引領，制定相關的利好政策，完善相關法規，加大政府支持，鼓勵高職院校積極搭建平臺，與更多企業進行合作，共同推進校企合作資助育人工作。另一方面，鼓勵企業設置資助獎學金，企業資助的支出成本，政府從其他端口提供稅收優惠或減免；對于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政府可進行獎勵，以此激勵更多的企業主動作為，積極參與高職院校資助育人工作。政府主導，能促使校企合作資助育人工作規范化、標準化、制度化、長效化，確保校企合作資助育人效果最大化。

4.2 學校豐富資助形式，做到“精準資助”

高職院校要避免資助形式單一化，做到精準認定、應助盡助，首先要以規范為基礎，出臺并不斷修訂《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辦法》，充分發揮輔導員作用，深入調研，核實學生實際家庭經濟情況，進一步推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精細化、科學化。其次，要以發展為目標，就加大勤工助學經費投入力度和實習兼職機會，強化學生的“自助”意識和“助人”能力。同時，可設立臨時困難救助資金，對遭受自然災害、重大疾病或家庭變故等突發情況的學生予以救助。高職院校應不斷探索并構建“助、獎、貸、勤、減、緩、補、救”的發展型資助服務體系，多措并舉，多元發力，提升資助育人水平。

4.3 校企合力，注重資助學生“精神脫貧”

高職院校應遵循校企合作資助育人工作自身發展的訴求——追求物質滿足前提下的有尊嚴的生活和學習[4]。在給予學生物質幫助的同時，注重給予學生全方位的指導。一方面，資助工作部門要注重引導學生思想，指引學生樹立正確的三觀與生命追求，正確判斷各種觀念和思潮，增強社會責任感；要注重激發學生情感，鞏固愛國愛黨之情，懷抱感恩情懷；要培育學生心理，提高他們自立自強的意識、決心與信心；要注重塑造品德，樹立誠實守信的品德，真實反映家庭情況，讓國家有限的資源落入真正需要的學生手中；要注重鍛造素質，提高競爭上崗，優質服務的思想意識。

在校企合作機制下，可以將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融合。企業可以為高職院校開展相關校園文化活動提供支持，促進企業文化和精神的滲透，也可以通過設立的見習、實習基地給予學生更多的機會，使學生了解多元文化并存的現實，學會辯證看待不同的價值觀，逐漸學會正確的自我認知和評價，完善人格，真正實現“精神脫貧”[5]。

5 結語

校企合作資助育人工作能發揮企業的資金、技能與管理人員經驗等優勢，既可以調到企業資源參與高職院校教育工作，又可以提高被資助學生的綜合素養，為企業培養更多優秀人才。這是一個政府-高職院校-企業三方共同努力的循環漸近、不斷革新的過程。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給予大力支持與指導，積極出臺和完善政策，鼓勵企業參與校企合作資助育人，高職院校與企業密切合作，深化產教融合，精準認定，豐富資助形式，關注學生的心理成長等，通過多樣化措施應用，切實提升高職院校校企合作資助育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