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人民幸福感: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價值

吉木拉衣 李濤

摘 要：幸福是人類的永恒追求，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個體持有不同的幸福觀。本文從歷史維度回顧了中西方先哲們對幸福的認識和論述，從理論維度探討了國內外學者們為幸福感所開創的相關理論及其淵源，從實踐維度闡述了個體幸福感影響因素的變遷歷程。研究發現，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來看，個體幸福感的主導因素已然從物質層面轉變到精神層面。因此，人民幸福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外在表現形式，提升人民幸福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價值。

關鍵詞：人民幸福感;中國式現代化;精神文明

一、引言

改善國民經濟收入、提升國民幸福感，最終實現國家富強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初衷。他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理念，主張集體主義幸福觀、奮斗幸福觀和現實性幸福觀，提出“要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薄靶腋６际菉^斗出來的”等關于幸福的觀點。

2022年10月16日，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偏向于物質文明的現代化，與精神文明現代化失衡，一個典型的特征就是經濟增長未能提升民眾幸福感，陷入“Easterlin悖論”①。

鑒于此，本文首先從歷史維度回顧了中、西方先哲們對幸福的認識和論述;在此基礎上，從理論維度探討了國內外學者們為幸福感所開創的相關理論及其淵源;然后從實踐維度系統闡述人民幸福感影響因素的變遷歷程;最后再總結，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論證，人民幸福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外在表現形式，提升人民幸福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價值，并對提升人民幸福感展望未來。

二、歷史邏輯：中西方幸福觀的哲學意涵

中、西方先哲們均對幸福做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不同學派圍繞外在幸福與內在幸福、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現實幸福與長遠幸福等進行了思辨性闡釋。從西方看，邊沁等功利主義者強調追求幸福是人生的唯一目標和基本行為動機，判斷一切事物或行為的好與壞、善與惡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增進了個體的幸福。費爾巴哈則認為幸福應該立足于人的動物性和自然性，為充分論證生命幸福的命題，他還列舉了幼蟲的艱苦流浪只為尋覓適宜的植物、浣熊需要足夠的水維持特有的潔癖、蝴蝶在性交時或性交后即死亡等現實例子[2]。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摒棄了宗教神學幸福觀、唯心主義幸福觀等西方傳統幸福理念，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幸福異化鏡像，建構了現實、實踐和集體主義幸福觀。

從中國來看，在儒家思想中，“樂”可以被視為幸福的雅文化表述，并且儒家安貧樂道，如“孔顏之樂”所描述的“簞食”“瓢飲”“陋巷”;孔子認為人可以通過“學之樂”進而達到形而上的“道之樂”;孟子更是主張“天人合一”的幸福觀，認為人可通過“盡其心”而“知其性”，最后達到“知天”的超越性境界。在幸福觀這一問題上，道家則用“道”一以貫之[3]。莊子認為幸福是一種至樂的人生體驗與態度，認識道的內涵特點、體悟道的基本規則、順應道的發展、踐行道的規律，才能達到幸福的狀態。孫中山則從個體感性經驗出發，將道德標準體驗歸類為“幸?！迸c“疾苦”，并且認為追求幸福生活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始動力[4]。實際上，在《尚書·洪范》中也有關于“五?！钡年U述，分別是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這是對幸福古老而通俗的解讀。

上述先哲們對幸福的研究總體屬于思辨性質的規范探討，隨著歷史演進與時代變遷，對幸福本質的探究逐漸發展出了幸福經濟學和積極心理學。事實上，幸福經濟學和積極心理學都超越了傳統效用理論范式和哲學領域思辨性質的規范探討，其以幫助民眾提升幸福感作為核心目標，將幸福確定為研究對象，充分應用經濟學和心理學中講究科學性的新方法，使關于幸福的討論成為一門顯學，不僅回應了時代關切，還從以往在哲學領域規范探討擴展到實證研究層面，重視人民精神層的豐富與演化。

三、理論邏輯：幸福感的相關理論淵源

傳統的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認為，個體幸福與財富同方向變化，即個人財富的累積必將引致幸福的提升。隨著國內外學者對幸福深入研究，逐漸興起相對剝奪理論、隧道效應理論、幸福飽和理論、收入門檻理論、適應性理論等，從各自的角度對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機制進行了解釋，形成了眾多理論流派。比如，社會心理學的社會比較理論和期望理論。195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首先提出社會比較的概念并發展了相關理論[5]。根據他的觀點，民眾在將自身的實際獲得與其主觀認定的參照標準進行比較時，倘若發現自己與對方比較時處于弱勢地位，將心生相對剝奪感（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進一步爆發出各種負面情緒，阻礙獲得感、幸福感等積極情緒的轉化。期望理論則認為期望值和實際努力結果之間的差異可能與幸福感有關，其中期望值是個體判斷自己達到某個既定目標以及這一目標滿足某種需求的可能性，它其實是一種或然性，即概率[6]。

除了社會比較和期望理論外，相對剝奪理論從相對效用角度出發，強調基于橫向比較理解個體幸福感受，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不僅與他人在收入、階層等領域進行橫向比較，還會把當下與過去進行比較，從而影響其幸福感[7]。與相對剝奪理論相反，隧道效應理論認為，個體幸福感不僅取決于現在的滿意度，也受未來預期的影響，激勵作用與羨慕和嫉妒一樣重要，最佳的收入分配取決于一個社會和不同群體的比較、嫉羨和對未來的期待文化[8]。此外，幸福飽和理論認為，收入將在一定范圍內影響民眾幸福感，但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即收入的邊際效用為零時，個體便達到了“幸福的飽和點”（Happiness Satiation Point），絕對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將下降甚至不再產生影響[9]。

收入門檻理論（Income Threshold）與幸福飽和理論有相通之處。收入門檻理論也認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存在門檻效應，當個體的收入超過一定門檻之后，收入的增加對個體幸福感便不再產生顯著影響[10]。此外，適應性理論也認為，人們的心理認知通常會根據外界的刺激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從而使其主觀情感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即短期內個體收入的增加對幸福感有促進作用，但由于適應性的存在，個體逐漸適應既有生活方式，期望值也日漸趨于穩定，幸福感就回歸原來的狀態，因而個體絕對收入的增加對幸福感無顯著性影響[11]。

顯然，從理論邏輯來看，關于幸福感的理論從傳統福利經濟學的基于財富量的效用理論逐漸發展到積極心理學的基于個體比較心理感受的社會比較理論和期望理論等，個體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有個發展過程，從低層次因素轉變為高層次因素、從客觀因素轉變為主觀因素、從物質因素轉變到心理因素。

四、實踐邏輯：人民幸福感主導因素從物質到精神躍遷

經濟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耦合關系是經濟學領域爭論不休的命題。長期以來，古典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都將幸福視為個人收入的累積結果，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收入的幸福效應逐漸分化為絕對收入論、相對收入論、收入不平等論三種不同觀點，人民幸福感主導因素已然從物質到精神躍遷。

（一）基于物質收入的絕對收入論

絕對收入論來源于“Easterlin悖論”。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Easterlin利用12個國家的調查數據對各國民眾幸福感做了比較研究[12]。研究發現：首先，在一國內，相比于富人，收入對窮人幸福感有顯著促進效應;其次，從國家之間比較看，各國經濟水平差異對國民幸福水平沒有顯著影響;最后，從宏觀維度看，任何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都沒有增進國民幸福感的提升。雖然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文化、制度設計、自然環境等差異較大，但“Easterlin悖論”在日本、西歐等諸多國家都相繼得到證實?；谥袊榫车亩囗椦芯恳沧C實了“Easterlin悖論”在中國的適用性。

然而，也有很多研究發現與“Easterlin悖論”相悖。從跨國比較看，Diener et al.（1995）通過調查55個不同國家，發現國民幸福感與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特征相關，即使在基本需求滿足得到控制后，國家物質充裕程度與國民幸福感之間仍然顯著相關[13]。從歷時效應看，Veenhoven & Hagerty（2006）對印度、巴西等多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研究，發現這些國家民眾的幸福感在過去50年中均顯著提升[14]?；谥袊鐣榫暗恼{查研究也對“Easterlin悖論”提出了質疑。劉軍強等（2012）借助2003—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評估過去10年宏觀經濟和政策變化對中國民眾生活的影響，分析近10年國民幸福感變化趨勢，發現國民幸福感在過去10年內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并未存在“Easterlin悖論”[15]。此外，“Easterlin悖論”在中國城鄉、地區間表現出了異質性[16]。以往學者趨向于從宏觀經濟增長和微觀絕對性質的收入來理解“Easterlin悖論”在中國的發生機理，忽視了相對性質的收入的影響，而基于社會比較和自我期望機制的相對收入以及由收入差距引致的階層定位（Class Identity）差異是影響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17]。

為了回應多位學者的質疑，Easterlin提出了“時間周期論”，進一步完善了其幸福悖論。Easterlin et al.（2010）分析多個國家的調查數據，發現國家經濟增長與國民幸福感呈現U型結構，國民平均幸福水平隨著一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先下降，下降到一定的極限值后，將逐步提升，返回原先水平[18]。Easterlin et al.（2012）發現中國民眾的幸福感水平也呈U型變化趨勢，從1990年以來一直下降，并在2005年左右取最小值，隨后開始緩慢地上升[19]。從這個意義上講，劉軍強等人得到的結論與U型結構中的后半截相吻合。實際上，“Easterlin悖論”在當今世界范圍內仍然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各國學者的觀點也是莫衷一是。

（二）基于比較心理的相對收入論

隨著社會經濟大發展，基于“Easterlin悖論”的絕對收入論逐漸與現實不吻合，相對收入論則強調精神力量，由于個體的經濟活動與生計行為都深深地融入社會網絡中，個體的幸福感將受到由社會比較心理機制引致的相對收入的制約，個體絕對收入的增加雖能提升幸福感，但當周圍所有人的純收入都有所增加時，相對意義上個體就無法感受到由收入提升所帶來的幸福效應。相對收入理論是解析“Easterlin悖論”的新視角。

隨著研究的深入，相對收入論逐漸分化成兩種觀點和認識。首先，基于社會比較心理的相對收入對民眾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而絕對收入將隨著比較對象的同步變化而影響力削弱，甚至無影響[20]。其次，相對收入理論可能不具有適用性，無論是否考慮相對收入因素，個體的絕對收入對其幸福感都有正向影響[21]。此外，相對收入理論自身的解釋邏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沒有考慮到影響民眾幸福感的微觀機制內嵌于宏觀經濟發展體系，因而未能建立起包含宏微觀結構的完整解析邏輯，容易陷入幸福永無增長的極端誤區。實際上，從中國居民的行為邏輯看，絕對收入是人們獲得幸福的物質基礎，而與周圍人在收入狀況方面的社會比較則是獲得幸福的心理基礎，這兩者都可能是影響中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民眾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三）基于客觀差距的收入不平等論

在此基礎上，人們發現絕對收入論與相對收入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個體主觀福祉更容易受到客觀的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各國實現了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迅速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制造業開始衰落而華爾街等開始興盛，發展效益在社會上的分配出現了扭曲，西方各國逐漸出現了資源分配不均、階層流動阻礙、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資本流失、“塔西托陷阱”流行等社會政治問題，其中收入差距是最關鍵的問題。

具體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隨著社會的轉型與變遷，中國在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引致了收入不平等問題。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擴大到2008年的0.491，隨后又從2009年的0.490下降至2017年的0.465[9]。城鄉與不同地區民眾之間存在的客觀收入差距，以及基于社會比較心理認知機制所形塑的收入不平等感將交互影響民眾幸福感。收入不平等不僅影響社會弱勢群體的幸福感，而且還會對優勢群體造成一定的影響，富人會因為過大的收入差距而缺少安全感，進一步損害其幸福感。事實上，一方面，由于人際收入比較機制的存在，收入差距將損害民眾幸福感;另一方面，由于參照對象的高收入將作為指引和示范作用，合理的收入差距反而提升民眾未來預期，增加希望，進一步轉化為幸福感。即“攀比效應”和“隧道效應”的疊加決定了收入差距對幸福感的最終影響[22]。國內外經驗層面的研究也證實了上述理論與邏輯闡釋。

比如，Turner & Runciman（1967）實證研究二十世紀英國民眾對社會不平等的態度感知，發現當民眾將收入與參照群體進行比較時，收入差距的擴大將強化民眾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進一步削減幸福感水平[23]。何立新和潘春陽（2011）從收入差距和機會不均兩個維度對“Easterlin悖論”在中國的發生機理進行解釋，發現收入差距和機會不均對居民幸福感都有顯著負面效應，而且其負面影響程度在階層、城鄉差異中存在分化效應[24]。楊晶等（2019）進一步通過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的調查樣本，發現基于個體相對剝奪指數測算的收入不平等對農民幸福感具有負面影響[25]。

然而，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反而正向促進民眾幸福感，比較能夠在一定層面促進個體的向上向前的心理。Hirschman & Michael（1973）發現，當周圍人的收入顯著增加時，個體收入與參照群體比較后的差距越大，越容易對個體產生激勵效果，進一步促進個體幸福感。這個觀點也在一些歐洲轉型國家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經驗支持[26]。例如，Caporale et al.（2009）通過調查研究19個歐洲國家的收入對民眾幸福感的影響，發現收入不平等對俄羅斯等東歐國家有正面影響。但該論點還從未在中國情景下得到驗證[27]。

綜上所述，經濟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已不再是傳統效用理論所揭示的那樣線性相關，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變遷，逐漸演化出多個理論觀點與實證論據。實際上，無論是“Easterlin悖論”的歷史本源，還是中國社會的政治與時代情境，都表明改革以來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增長逐漸引致了三個基本的社會變量：其一，宏觀經濟的發展;其二，個體需求的轉型，即社會比較情境下的相對收入感演化;其三，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即社會收入差距的拉大導致個體情緒情感的變化。這三個社會基本變量共同構成了“Easterlin悖論”在中國的發生機理與發展邏輯，在根本上決定了國民幸福感分化與變遷的完整圖式與演進軌跡，從實踐邏輯證實了人民幸福感主導因素已然從物質向精神逐漸變遷。

五、總結與展望

幸福是人類的永恒追求，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個體持有不同的幸福觀。從蘇格拉底“正確的生活”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從亞里士多德的“至善”與“幸?！痹俚劫M爾巴哈的“人本幸?！迸c“德性幸?！?從原始儒家的“孔顏之樂”“君子之樂”到現代新儒家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從傳統“欲望幸?！迸c“感性幸?！痹俚浆F代“理性幸?！迸c“快樂幸?！?，幸福一直是中西方哲人們自覺反思和深入論述的亙古議題[2]。

從學科視角看，經濟學創立的初衷本是增進人類福祉，只是在之后的理論演進與實踐發展中逐漸偏離了既有軌道，從幸福轉向了財富[28];積極心理學也以實現人類美好幸福生活和繁榮為濫觴初衷與研究范疇[29]。實際上，幸福感是新時代中國政府民生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并強調“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為今后中國社會改革與發展提供政策指南。

本文從歷史維度回顧了中西方先哲們對幸福的認識和論述，從理論維度探討了國內外學者們為幸福感所開創的相關理論及其淵源，從實踐維度闡述了個體幸福感影響因素的變遷歷程。研究發現，不管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來看，還是從實踐邏輯來看，個體幸福感的主導因素已然從物質層面轉變到精神層面。因此，人民幸福感作為精神層面的重要表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外在表現形式，提升人民幸福感自然而然成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價值。從政策啟示來看，國家政策方針的制定要符合中國人民的現實境遇和主觀幸福感受變化。

注 釋：

① Easterlin在1974年通過跨國調查研究提出國家財富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帶來民眾幸福感的提升，學界稱之為“Easterlin悖論”，也稱“收入—幸福悖論”，自此興起幸福經濟學范式，也掀起了針對民眾幸福感的研究浪潮?！癊asterlin悖論”逐漸被中國學者所驗證，其在中國情境下也具有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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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四川義務教育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立項課題“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義務教育學生主觀幸福感提升路徑研究”（YWZC-2022-22）;四川省心理學會年度科研規劃項目“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義務教育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研究”（SCSXLXH2022016）

作者簡介：吉木拉衣（1998- ），男，彝族，四川涼山人，中共內江市委黨校教師，盤古智庫特約研究員，碩士，研究方向為人民幸福感;李濤（1962- ），男，江西南昌人，廣西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廣西民族大學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政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