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展望
——以中老年女性為例

封 婷，鄭真真，馬仲雁

（1.中國社會科學院 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710；2.謝菲爾德大學 社會學院，謝菲爾德S10 2TN）

一、研究背景

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正在加速，預計2020-2050 年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7.8%增長至38.8%，老年人口總數將超過總人口的1/3，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重度老齡化的突出特點是老齡人口高齡化，中國80歲以上高齡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將由2020年的2.3%增長到2050年的10.3%。［1］未來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多，高齡老年人照料需求強，社會支持系統將面臨嚴峻挑戰。與此同時，提供老年照料的人數不足，少子化和人口流遷削弱了家庭的養老能力。此外，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開始下降，以家庭為單位的養老模式可能需要有勞動能力的家人離職照料老人，造成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失。因此，需要發展規?；?、專業化的社會養老，統籌調配養老資源，提高勞動力利用效率，加強應對老齡化的社會支持系統建設。

老年照料行業對勞動力有剛性需求且從事照料的工作人員性別與年齡分布有鮮明特點，中老年女性是主力軍。澳大利亞直接照料者的中位數年齡為46 歲，87.0%為女性。［2］日本直接照料者中女性占80.3%，平均年齡達到50.3歲。［3］上海市養老護理員93.3%為女性，50-59歲占62.2%，40-59歲合計接近九成。［4］

目前我國老年照料行業人員短缺，中長期來看供不應求的狀況會加劇，成為制約老齡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5］我國女性退休年齡相比男性和其他國家女性偏低，部分退休女性仍有較強的勞動能力，開發和利用的潛力大。［6］因此，將老年照料行業以中老年女性為主的巨大勞動力需求和有待挖掘利用的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源進行匹配，不僅有助于解決該行業勞動力供求缺口，也能為延遲退休、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等積極應對老齡化的政策提供借鑒。本文將對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源供給和老年照料行業對中老年女性的需求兩個方面分別進行測算，并討論促進供需匹配的對策。

二、定義和數據來源

（一）研究對象

在中老年女性勞動力供給方面，本研究關注的中老年女性年齡在45-64 歲之間，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目前這一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偏低，開發利用潛力大。

在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方面，本研究的測算關注老年照料行業的直接照料者（Direct worker）。他們直接面對老年人并提供照料服務，以中老年女性為主的年齡和性別特點鮮明。直接照料者需要擔負老人的日常護理和情感溝通工作，工作環境和內容復雜多變，不容易被信息和機器人技術取代，［7］人員配置水平在二三十年間很難降低。從國際經驗來看，對直接照料者的需求巨大，但報酬偏低，再加上照料工作對體力和精神的要求較高，因此各國的老年照料行業都面臨人手不足、隊伍不穩定等問題。［8］

（二）資料來源

1.中老年女性勞動力供給

中國未來人口預測使用2022 版世界人口展望數據集，［1］主要利用2020-2050 年45-64 歲中老年女性數量和年齡結構的中方案預測結果。我國中老年女性的就業、教育等數據來自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年鑒，［9］未就業原因等數據來自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集。［10］

2.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

我國未來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總量預測使用封婷等的最佳預測情境，［5］該方案綜合考慮了2014-2050 年我國老年人口規模、性別和年齡結構、健康改善以及家庭照料傳統等因素。使用澳大利亞2016年“老年照料機構普查”資料，［2］將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總量預測折算成直接照料勞動力需求。參照澳大利亞2016年“老年照料機構普查”和日本2019年“護理人員實際狀況調查”中直接照料勞動力的年齡和性別結構資料，［2-3］分解獲得直接照料工作需求的中老年女性數量。

澳大利亞“老年照料機構普查”對所有老年照料機構寄出問卷，按機構規模大小事先確定每家機構受訪的直接照料者數量和選取方式，確保了抽樣的隨機性，推斷全國直接照料勞動力隊伍整體特征。日本“護理人員實際狀況調查”則是從全國老年照料機構列表中隨機抽取18 000家，要求每家機構填寫32名直接照料員工的基本信息。由于很多機構規模不大（回復的機構平均填寫9.6名員工），因此資料具備一定的隨機性和代表性。

澳大利亞在發達國家中老齡化進程相對較晚，發展較慢，2030 年后我國很多指標會接近甚至超過澳大利亞，且澳大利亞養老機構以公立為主、薪資大部分由政府補貼，適合我國參考。［5］同處東亞的日本老齡化進程領先，家庭養老的傳統與我國類似，在老齡化制度安排等方面可資借鑒。

三、中國中老年女性勞動力資源的現狀和未來變動

中國快速的人口轉變不僅帶來老齡化迅速發展，也使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出現下降。近年來中國勞動參與率水平整體降低，受教育年限不斷增長，工作年限明顯縮短，隨著壽命延長，工作年限占壽命的比例進一步下降。［11］為了維持老齡化社會支持系統良性運轉，應充分利用中老年勞動力資源。相比男性，中國中老年女性壽命長，而退休年齡和勞動參與率低，勞動力資源利用潛力大。以下預測和分析顯示未來二三十年我國中老年女性規模處于高位，受教育程度提升，撫育和照料負擔相對減輕，成為勞動力供給的機會窗口。

（一）中國中老年女性勞動參與現狀

目前我國中老年女性過早退出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圖1 展示了經合組織（OECD）估算的實際勞動力市場退出年齡的性別差距，［12］即男性實際勞動力市場退出年齡超過女性的年齡差。整體來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OECD 國家平均的性別差距均表現出逐漸縮小的趨勢，在2015 年之后性別差距都低于2 歲。中國實際勞動力市場退出年齡的性別差距曾經高達8歲，近年來雖然有所下降，但仍在5 歲左右。

圖1 中、日、韓、澳和OECD實際勞動力市場退出年齡的性別差距（歲）

中國女性過早離開勞動力隊伍，既源于退休年齡偏低這一制度安排，還涉及產業結構、家庭制度、性別角色等方面的原因。圖2 展示了2020 年中國40歲以上男性和女性以5 歲年齡分組的職業狀況。職業大類為“農、林、牧、漁生產及輔助人員”（以下簡稱為務農）的就業人口占所在年齡、性別組人口的比例變化不明顯，在50-69 歲的四個年齡組，均有約1/5的男性和1/6左右的女性仍在務農。兩性就業狀況的年齡別差異主要表現在非農就業人口的比例上，具體來說，女性非農就業比例從50 歲以上年齡組開始快速下降，而男性的急劇變化則出現在60 歲以上，女性較早離開非農就業崗位顯示出離退休制度的年齡剛性特征。

圖2 2020年不同職業的就業人口占所在性別、年齡組人口的比例（%）

分析未工作原因可以提供進一步的信息（見圖3），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集包含失業人口的比例和非經濟活動人口分年齡、性別、未工作原因的情況①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和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均未提供失業人口比例和未工作原因匯總表，涉及非就業人口的分析仍使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在40-65 歲各年齡組中，兩性在喪失工作能力、失業及其他原因的比例相當，并不能解釋就業比例的較大差距。女性因料理家務而不在勞動力隊伍的比例在各個年齡組保持穩定且大幅高于男性。兩性未就業差異的年齡別變動主要表現在離退休比例上，女性50 歲及以上年齡組離退休比例躍升至較高水平。由此，較早退休和料理家務是當前中老年女性勞動參與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不過接下來的測算表明這兩個因素都將發生改變。

圖3 2010年分未工作原因的非就業人口占所在性別、年齡組人口的比例（%）

（二）未來中國中老年女性勞動力資源變動特征

未來二三十年我國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源潛能豐沛，主要體現在規模處于高位、受教育程度提升、隔代撫育負擔減輕三個方面，此外，在健康狀況和家庭照料負擔方面也存在有利因素。

1.中老年女性群體的規模處于歷史高位

圖4a顯示中國45-64歲女性規模從2010年起快速增長，［1］2020-2040年基本保持在2億以上，其后逐漸下降，到2050 年降至1.7 億，2060 年繼續降至1.5 億左右。而50-59 歲女性數量預測期間內波動較大，2023 年達到近1.2 億的最高點，到2060 年降至0.7 億，相比2023 年下降38.2%。如果考慮占勞動年齡人口（15-64 歲，男女合計）比重，2020-2050 年45-64 歲中老年女性占比保持在二成以上，50-59 歲女性占比也基本在10%以上（見圖4b）。在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的背景下，中老年女性群體積蓄了過去幾十年人口的增長勢能，成為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不過，預測結果也表明這一數量方面的機會窗口集中于未來二三十年間，需要盡早開發。

2.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本不斷提升

中老年女性受教育程度處于快速提高過程中。2020 年50-59 歲女性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的比例為18.7%，初中為44.7%，相比2010 年分別提升了4.7%和14.3%，而小學及以下的比例由2010 年的55.6%降至36.6%。隨著年齡由高而低，更晚出生的女性教育水平不斷提升，性別差異不斷縮小，在40 歲以下兩性受教育程度已經相當接近。［9-10］

假設2020年20-29歲的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再改變（這一假定將導致預測結果偏低），將她們隊列外推至2050 年，50-59 歲女性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的比例將達到68.8%，小學及以下的僅占3.6%。將教育水平提升與人口規模變動累加，［1］預計高中及以上的50-59歲女性人數在2050年將達到5 642.6萬，是2020年的2.8倍。

除教育水平提高之外，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本也受益于健康資本提升。［13］健康狀況的普遍改善有助于中老年女性持續工作，［6］還會以其他方式增加她們的勞動供給，如中老年女性往往承擔著在家庭內部照料長輩和配偶的職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長輩和配偶健康水平的提升會減輕她們的照料負擔，有利于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利用。

3.家庭結構變動對中老年女性家庭職責的影響

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即將進入高齡階段，獨生子女也開始進入中老年階段，這些家庭內部的中老年女性將承擔沉重的老年照料職責。而少子化進程長期持續，未來中老年女性的子女數將不斷減少，孫輩減少更快，中老年女性撫育孫輩的負擔將會減輕。

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照料負擔問題表現在能分擔照料職責的親人很少，更可能出現因照料家人而無法工作的情況。未來一段時間內，未受計劃生育影響的出生隊列因年齡增長將逐漸退出勞動年齡人口，取而代之的是包含相當比例獨生子女的隊列，中老年女性中自己身為獨生女或其配偶為獨生子的比例會越來越高，而當他們的父母出現照料需求時，將成為中老年女性勞動力供給的不利因素。

在照料老人之外，中年和低齡老年女性往往還會幫助子女“撫幼”，［14］對于多子女的中老年女性來說，撫育孫輩可能要持續較長時間，部分解釋了女性在中老年階段因料理家務而不工作的高比例。然而，未來中老年女性隔代撫育的負擔可能會減輕，中老年女性存活子女數已下降到較低水平，并且近20 年低生育進程還將持續，這些存活子女的生育數也較低。

對此，可以從直接需求端出發，分析需要撫育的兒童與中老年女性這兩個群體數量的相對變動。按簡略生命表的年齡分組，“撫幼”需求最強的是0-4 歲嬰幼兒①本研究也測算了0-3歲嬰幼兒、0-6歲學齡前兒童和0-12歲少年兒童與中老年女性相對數量的變動，結果與0-4歲基本一致。，目前我國嬰幼兒托育服務不完善，主要靠家庭承擔。而相比同年齡段男性以及其他年齡段的女性，45-64歲中老年階段的女性更可能為自己的孫輩提供隔代撫育，也可能從事“撫幼”的有酬勞動。因此，二者數量的相對變動能反映撫育負擔的變化。

圖5 展示了1990-2060 年中國0-4 歲人口數與45-64 歲、50-59 歲中老年女性人口數的相對比值，［1］兩個比值從1990 年達到較高水平后迅速降低，在2010 年后兩個比值的變動出現差異，嬰幼兒人口與45-64 歲中老年女性人口的比值繼續緩慢下降，2025 年之后在低水平保持穩定，2060 年達到最低水平23.9%；而嬰幼兒與50-59 歲女性的比值變化波動更大，在2026 年到達最低點46.6%，相比20世紀90年代300%以上的水平，已減至1/6以下，其后比值在低水平波動起伏。如果將家庭結構分布考慮在內，未來撫育負擔更輕的將是少子女或只有獨生子女的中老年女性。

圖5 1990-2060年中國0-4歲嬰幼兒人口數與45-64歲、50-59歲中老年女性人口數比值變動趨勢（%）

從中老年女性勞動力供給端來看，作為中國快速人口轉變的后果，中老年女性規模將處于歷史高位，存活子女數下降以及需要撫育的嬰幼兒數量相對變少使這一群體隔代撫育的負擔處于最輕的階段，可利用的人力資源豐富。中老年女性受教育程度將大幅度提高，再加上健康狀況持續改善，共同提升了她們的人力資本。然而，第一代獨生子女開始進入中老年階段，獨生子女家庭的老年照料問題將制約中老年女性的勞動參與，顯示出對女性勞動力開發利用的緊迫性。

四、未來中國老年照料行業對中老年女性勞動力的需求預測

隨著中國老齡化向高齡化發展，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將持續快速增長，老齡化同時伴隨著勞動力資源不足，供需缺口可能長期存在。中老年女性作為從事老年照料的主力在未來二三十年間人力資源供給充沛。本節從需求端出發，借助日本和澳大利亞全國性調查資料，結合我國人口預測，測算未來我國直接照料工作需要的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數量。

（一）日本和澳大利亞直接照料行業勞動力的年齡和性別特征

根據2019 年日本“護理人員實際狀況調查”，［3］提供直接照料的勞動者平均年齡為48.8 歲，其中女性占80.3%，平均年齡為50.3歲，男性平均年齡為42.7歲。直接照料勞動者的性別和年齡分布見圖6。45-64 歲女性占全部直接照料者的41.9%，仍有部分65 歲以上女性繼續從事老年照料，使45 歲及以上女性占比達到53.8%。由于日本資料是5歲分組，下文將提供按照日本標準測算的50-59 歲女性直接照料者的數量需求，這一年齡段與我國女性延遲退休政策密切相關。

澳大利亞“老年照料機構普查”按機構和社區兩類分別統計（見圖7），［2］2016年機構照料的直接照料者中位數年齡為46歲，87.0%是女性，社區提供直接照料的勞動力平均年齡更高，達到了52 歲，女性占89.1%。將兩類照料合計，年齡在45-64歲之間的直接照料者占66.3%，接近2/3。

圖7 澳大利亞2016年“老年照料機構普查”中機構與社區直接照料員工的年齡結構（人）

澳大利亞直接照料勞動力資料沒有年齡和性別交叉的信息，為了估計45-64 歲女性所占比例，本研究假設其性別和年齡分布獨立。從日本資料可以看出（圖6），［3］女性直接照料者年齡集中在45-59歲，而男性則集中于30-44歲，女性平均年齡比男性高7.6歲，女性化和中老年化高度相關，照料者中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形成了年齡與其他屬性上的互補關系。因此，性別和年齡獨立的假設會低估直接照料者向女性和中老年年齡段極化的程度，使下文計算出的澳大利亞標準很可能低于直接照料者的中老年女性實際比例。

本研究參照的澳大利亞標準為45-64 歲中老年女性占直接照料勞動力的50.4%，而參照的日本標準則是45-64 歲中老年女性占41.9%，50-59 歲中老年女性占21.8%。2021 年上海市養老護理員93.3%為女性，年齡位于50-59 歲之間的占62.2%，［4］與上海的情況相比，本研究參照的比例標準偏低。

（二）我國老年照料行業對中老年女性勞動力的需求預測

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驟測算我國直接照料工作需要的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數量。首先，確定老年照料行業中直接照料者的比例。本研究以及澳大利亞和日本的調查重點關注直接照料行業勞動力，而封婷等的預測結果為未來中國老年照料行業需求的勞動力總數，［5］需要先折算成直接照料勞動力數量。2016 年澳大利亞“老年照料機構普查”顯示直接照料者占全部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的65.7%，這一比例在機構照料（65.3%）和社區照料（66.4%）中相當接近，也與筆者調研的國內各類養老機構的情況相近（約占七成）。［2］本研究使用65.7%的比例將我國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總量的預測結果折算成直接照料勞動力數量，即假設未來中國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中直接照料者的比例與2016年澳大利亞的比例相同。

其次，按照澳大利亞和日本直接照料者的性別和年齡結構資料分解我國直接照料勞動力預測值，測算出未來中國該工作需求的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數量（見圖8）。盡管參照標準和年齡范圍不同，但總體來說直接照料需要的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數量在預測期間均保持快速增長，且在2030 年之后速度加快。按照澳大利亞標準，我國直接照料工作需要的45-64 歲女性勞動力將從2020 年63.8 萬人增長到2050 年的1 077.3 萬人，而按照日本標準，2020 年需求為53.1 萬人，到2050 年則需要896.3 萬人，其中50-59 歲女性勞動力需求從2020年27.6萬人增長到2050年的465.2萬人。

圖8 2020-2050年中國老年直接照料工作需要的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數量（萬人）

最后，將測算的直接照料需求的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數量與人口預測結果相結合，計算出需求占相應年齡段女性人口的比重（見圖9）。預測期內，按三種標準和年齡范圍測算的占比均快速升高，按照澳大利亞的標準，需求占45-64歲女性人口的比例將從2020年0.31%增長到2050年的6.2%，而按照日本標準將從0.26%增長到5.2%。進一步細分到日本標準下50-59歲女性，在2035年之前其需求占比變動與45-64 歲女性占比的變動類似；2035-2045 年由于我國1990 年前后出生高峰人口進入50-59 歲年齡段，推高了人口基數，占比的增長勢頭放緩；而后出生高峰人口移出該年齡段，占比又出現加速增長，到2050年升至5.7%。

圖8 中三種數量測算來自同一總需求預測結果乘以不同的占比系數，因此三條曲線的趨勢一致，預測期年均復合增長率也相同，為9.9%。而圖9 的比例預測將圖8 需求數量預測與圖4a 相應年齡段女性人口的規模預測相除，后者的變動帶來新的特征。其中45-64歲女性勞動力需求占比的兩種預測有相同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0.5%，而日本標準50-59歲女性勞動力需求占比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0.9%，增速均高于數量預測。原因在于中老年女性規模在2020 年已相對較高（見圖4a），其后雖略有增長，但在2040 年前后45-64 歲和50-59 歲女性規模相繼到達頂點并進入單調下降的階段，到2050年分別比2020年減少了14.8%和24.1%，使需求占比的增長快于數量增長，且50-59歲女性勞動力需求占比的增長更快。兩類預測結果的比較提示：面對不斷增長的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當未來二十年內中老年女性規模仍處于緩慢增長階段時，需求占比的增長速度低于需求人數的增長，需求相對容易滿足；自2040年起中老年女性人口規模出現較快下降，需求占比將更快增長，滿足需求的難度增大。

五、討論：中老年女性勞動力供給與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的匹配

供給方面的分析顯示未來我國中老年女性人力資源豐沛，然而，她們未必選擇持續工作，即使工作也未必進入老年照料行業。從需求方面，本研究參照的澳大利亞和日本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的年齡、性別分布是既有從業者的特征，作為供需匹配的結果，受到勞動力市場特征的影響，未來我國勞動力市場未必能形成類似的結構。供求匹配的實現需要條件，然而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以女性、中老年為主是各國普遍具有的特點，反映出這種安排的形成并非偶然。分析老齡化先發國家形成現有安排的背景和動態機制，有助于把握我國的特殊性，識別出利弊條件，為促進供需匹配的公共政策提供參考。

（一）老齡化先發國家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形成現有結構特點的一般背景

第一，從人口變化規律看，在短時間內快速高齡化、老年人口照料需求激增，直接驅動力往往是出生高峰人口進入高齡階段。一般來說出生高峰人口的子代隊列規模也會較大（即所謂人口年齡結構的“回響”），形成“嬰兒潮次世代”。因此，當老年人大規模進入80歲及以上階段，其子女正處于中老年時期，并且這些子女在勞動年齡人口中占比也會較高，使家庭內部和社會化的養老服務中都容易形成中老年人照料高齡老人的現象。

第二，從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規律看，老齡化是健康改善、死亡率和生育率相繼降低，即所謂“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后果，并伴隨著以下三方面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中就業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依次轉移；人口向城鎮遷移；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使重體力勞動減少，工作年限延長，退休年齡推遲。這些變化應視為同一經濟社會轉型的不同方面，存在長期復雜的相互作用。在這一轉型中，中老年女性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相對不足、在就業市場處于不利位置的群體，與老齡化催生的對學歷、技能、經驗要求低的老年照料行業，在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互相親和。

第三，從跨國遷移的角度看，發達國家（地區）老齡化程度深、勞動力相對不足，但工資水平高，發展中國家（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但工資水平低。隨著全球化發展，發達國家（地區）的照料工作越來越多地由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移民女性承擔，形成由高向低不斷貶值的照料鏈條，被稱為“全球照料鏈”（Global care chains）。［15］移民之中處于青壯年、學歷和技能等條件較好的女性逐漸轉向鏈條中收入更高或工作條件更好的撫育、家政或其他服務業，使老年照料行業留存的勞動力集中于中老年女性。［8］

（二）中國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開發面臨的特殊背景

從老齡化先發國家的上述背景來審視我國中老年女性勞動力供給與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需求匹配的條件，有助于認識我國的特殊性。

第一，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問題凸顯了優化養老資源配置的必要性。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干預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代出生高峰人口的子代規模受到限制，持續偏高的出生性別比意味著其子代女性所受影響更大。在2030年之后，當第一代出生高峰人口進入高齡階段時，盡管中老年女性絕對數量較高，但相比照料需求者仍有不足。更為嚴峻的是養老資源在家庭之間分布不均衡。從代際結構來看，獨生子女家庭缺口更大；從居住模式來看，大規模人口流動使家庭直系成員地域分割，流動人口所在家庭的資源調配更難。這些特點決定了養老需求數量大，以家庭為單位的養老模式無法持續，養老服務社會化勢在必行。

第二，我國人口轉變和社會經濟發展起步晚，但變化速度快。發展進程晚使我國可以借鑒吸收發達國家（地區）應對人口轉變和經濟社會轉型的政策措施和科學技術。然而，我國轉型速度過快帶來以下挑戰：一方面，城市化速度過快使勞動力屬地化程度不足。社保和家庭福利等方面的差異使大量流動人口的子女、父母等家庭成員留在流出地，致使他們在流入地通常選擇全職工作，不工作時或者退休后回到流出地，而較少兼職；另一方面，產業和制度轉型過快導致社會保障水平低。我國社保制度碎片化且便攜性較差，快速轉型中大量勞動力不斷轉換行職業和工作地點，［16］無法形成穩定的職業發展預期，也難以安家落戶，繳納社保的意愿不足，保障水平偏低。因此，當流動女性面臨撫育子女和照料家人等家庭職責時，非屬地化讓她們很難兼顧家庭和工作，社保福利不足以激勵她們持續就業，不少人會中斷工作回流出地照顧家人，導致女性職業生涯中斷，勞動力利用率低。

第三，我國照料價值鏈鏈條短、梯度大，限制了家庭的照料選擇與照料服務業發展。當前照料服務業發展有限，利用率低、類型少、價格偏高。照料價值鏈主要有城市有酬全職照料工作和家庭成員無酬照料，而兼職照料、鄉鎮就近照料等中間環節欠缺。鄉村、欠發達地區、低收入家庭中的照料者由于外出務工而流失，照料缺口大，需求更為緊迫，卻因為價格貴而無法使用照料服務，只能依靠家庭內部的資源，其中不少是由中老年女性離職照料。由此帶來這些家庭收入降低，中老年女性社保累積不足，未來家庭收入和抗風險能力進一步削弱，加重了城鄉、地區和收入階層的分化。照料服務業用戶群體擴大和照料人手擴充也受到限制，難以實現規模經濟以提高效率并降低價格，產業發展陷入瓶頸。

（三）對策建議

總結上述定量和定性分析，面對巨大的老年人口照料需求，由于子代數量相對不足，依靠家庭養老的小循環已無法持續，家庭養老難題與社會養老發展受限二者互相掣肘。解決老年照料行業供求缺口，需要打破家庭的界線，依靠社會大循環來協調應對。本研究關注作為老年照料行業主力的中老年女性，討論未來幾十年間她們從家庭走向社會的有利條件。而發揮老年照料行業專業化、規?；?、集約化的優勢，養老資源不足的家庭能夠以可承受的價格使用照料服務，也有助于老年人家庭中的勞動力持續工作。

參考老齡化先發國家經驗，從我國國情出發，為實現養老的社會循環，提出以下對策：

首先，從照料價值鏈來說，由于鏈條的各個層次都在我國內部，使跨地區、城鄉、收入水平和代際的統籌成為可能。社保發展能充實和貫通老年照料行業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兩端，平滑個人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收支，轉移分擔單個家庭無法承擔的養老風險。長期護理保險能在需求端保障行業發展壯大，形成穩定的職業發展前景以吸引勞動力加入，養老和醫療保險在供給端是勞動力積極和持續工作的激勵，可增加勞動供給。此外，照料勞動者的工資不高，將他們納入社會保險能發揮社保的再分配作用，促進共同富裕。

其次，從供給端出發，完善女性退休和社保制度，激勵中老年女性持續工作。50歲以上從事老年照料等工作的中老年女性實際上已經推遲了退休，卻不能加入職工社保，這類參保限制不利于女性穩定、持續工作，也不利于社保資金的充實。老年照料全職工作的比例高、工作穩定且職業化程度高，有利于參保，并且為已推遲退休的職工提供相應福利的政策阻力小。因此，實施彈性退休制度，建立和完善彈性繳費、接續、領取的個人賬戶制養老保險，可成為延遲退休改革的先行舉措。

再次，為靈活利用勞動力，發展多種層次和形式的老年照料服務，推動老年照料工作屬地化和兼職化。在社區中鼓勵志愿活動、時間銀行等多種形式的助老服務，形成身邊人提供照料的模式。在鄉鎮設置為老服務兼職崗位，讓返鄉中老年女性繼續利用技能和經驗，“離土不離鄉”，緩解鄉村照料缺口。推行照料者全職與兼職靈活轉換機制，為兼職者提供便捷、優惠、靈活的社保繳存方式。

最后，充分利用我國后發優勢。一方面，借鑒老齡化先發國家的經驗教訓和政策措施，吸收引進老年照料行業技術和設備。另一方面，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轉型升級轉移出大量勞動力資源，可在就業服務中介紹和推廣老年照料職業，對就業困難群體、低保和失業保險等福利的接受者提供免費或有補貼的職業培訓，引導他們從事老年照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