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就業：傳導路徑與結構變化

張慧智，孫茹峰

（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一、引言

在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搶占數字經濟發展制高點的背景下，國務院于2013年起相繼推出《“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等文件，致力于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塑造國家發展新優勢與打造國際競爭力數字產業集群。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多次指出：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是構建網絡強國，牢助國家網絡安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現代化的強勁推力。中國政府至今已經啟動三批“寬帶中國”示范城市，逐步推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2014-2016年期間共有120個城市入選為“寬帶中國”示范點，同時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3）》，截至2022 年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5.6%，網民規模達10.67 億人，5G 基站總數達231萬個。

以網絡基礎建設為引領的新基建將重塑中國經濟結構，賦能經濟內生增長，對投資、生產以及流通等領域產生影響。而各城市和行業面臨以新型網絡技術為主導的生產結構，需在發展理念、經營模式以及技術工藝上做出調整與適應。與此同時，城市各行業的就業者將面對由此帶來的崗位競爭。一個重要且亟待解答的問題是：中國在持續推進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是否影響了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城鎮就業數據，相較于2021 年，2022 年城鎮就業人口下降842 萬人。雖然就業人口數量下降是由于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但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其中一環是否對就業人數造成了影響？已有研究表明摩爾定律的存在使信息通訊產品價格持續下降，進而出現對勞動力大規模替代現象。［1］也有文獻認為以信息流動為基礎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減少職業選擇的不對稱性，催生新業態，創造新崗位。［2］但現有文獻并未充分回答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就業水平間的關系。

目前，除了在理論上需要回答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是否會對城市就業水平造成影響之外，還有以下問題有待解決：如果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會影響就業，那么其影響機制是什么？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的影響在不同城市區位、規模、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普及程度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在中國網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科學嚴謹地回答上述問題對深入了解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揭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效應具有理論價值，進一步對發展新基建過程中解決好民生問題，保障居民就業與穩定宏觀經濟具有現實意義。

本文以“寬帶中國”戰略為準實驗，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其邊際貢獻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就業相結合，豐富了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效應內容，為全面了解“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效果以及影響提供依據。第二，分析了“寬帶中國”戰略對城市就業水平影響的理論機制，實證檢驗了勞動配置扭曲與創業活躍度兩種傳導途徑的存在。第三，本文就該政策對就業的影響在不同地理區位、城市規模、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互聯網普及程度的差異性進行了檢驗。第四，進一步分析考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就業結構的影響，這些探索和檢驗有助于在理論上拓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社會經濟影響的認識。

二、文獻梳理

本文研究涉及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的影響及“寬帶中國”戰略城市試點的評估。因此，通過梳理與分析現有相關文獻，將與本文研究目標相關的文獻劃分為如下兩部分：

（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就業的研究進展

促就業是增進民生福祉、穩定經濟發展與保障社會穩定的關鍵環節。自“十二五”規劃中首次談及就業優先戰略以來，黨中央便對如何深化就業戰略內容與強化就業戰略實施這一問題進行不斷調整。如何改變就業現狀促進就業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多數學者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變動、工資水平、教育結構以及宏觀政策等視角研究其與就業水平間的關系。［3-6］隨著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發展，互聯網技術已在多個領域發展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對各行各業也帶來了較大沖擊。多數學者也展開了以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系列研究，但關于網絡基礎設施對就業的影響并未得出一致結論。

一些文獻認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城市就業水平提升，如Yang在對比2011-2014年美國州級數據后得出寬帶覆蓋范圍擴大和性能提升能促進就業率的增加。［7］Federico 和Martin 基于微觀企業與中觀產業數據，證明了電子商務、ICT 等信息網絡技術的滲透并不會對就業產生替代現象。［8］得出同樣結論的還有Smaranda 基于歐洲七國面板數據的分析。［9］與上述專家不同，也有學者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的影響持消極態度。Virgillito 認為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的進步會對城市就業帶來負向影響，引發失業現象的發生。［10］Graetz和Michaels表示偏向性技術進步會替代低技能勞動者的生產性任務，造成技術性失業。［11］王俊和蘇立君也指出互聯網的普及會加劇去工業化問題，引致就業崗位的減少。［12］方建國和尹麗波認為技術變革所引致的產業結構變動會在短期內引起就業總量減少。［13］

（二）“寬帶中國”試點城市評估的研究進展

自2014 年第一批“寬帶中國”試點城市推行以來，學者們對該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展開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內容集中評估政策所產生的經濟、環境與社會效應。

經濟效應層面：劉傳明和馬青山評估了“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認為該政策可以通過緩解資源錯配、促進技術創新渠道增加城市全要素生產率。［14］曹躍群等基于效率性、異質性和空間性視角探討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區域經濟間的關系，發現兩者間具有倒“U”型關系，同時基礎設施的產出彈性值在西部最高，東部最低。［15］張杰和付奎以“寬帶中國”戰略試點為準自然實驗，發現政策實施可以通過產業聚集與結構優化效應促進城市創新水平的提升。［16］環境效應層面：李廣昊和周小亮基于2005-2018 年城市面板數據，發現“寬帶中國”戰略政策通過使工業化生產方式轉型和居民生活線上化轉型兩種方式促進城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低，該效果具有“厚積薄發”的特征。［17］牛子恒和崔寶玉同樣以城市數據為樣本，探析了“寬帶中國”政策實施對大氣污染的影響，發現該政策可以通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城市技術創新能力降低城市大氣污染。［18］同樣，陳波等得出“寬帶中國”政策的實施可以顯著降低城市碳排放程度，推動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的結論。［19］社會效應層面：胡浩然和宋顏群以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得出“寬帶中國”戰略能夠提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促進我國收入分配公平化。［20］王進等從產生信息、交際以及就業效應三個層面解釋農戶貧困脆弱性，并認為“寬帶中國”戰略可以通過提升社會資本、增加互聯網使用度有效緩解農戶貧困脆弱性。［21］溫永林和張阿城基于2005-2019 年城市面板數據，得出“寬帶中國”戰略政策可以促進城市創業活躍度提升的結論。［22］

梳理文獻可以發現關于影響就業因素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考慮研究視角與內容的差別，關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就業間的關系，學者們并未得出一致結論。在有關“寬帶中國”城市試點政策的影響評估中，學者們討論了政策實施對大氣污染、低碳發展、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城市創新等方面的影響。關于該政策對城市就業水平的研究較少，而缺乏“寬帶中國”政策對就業的傳導路徑研究。因此，本文利用城市面板數據，重點考察“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及傳導路徑。此外，本文還細致分析了不同地理區位、城市規模、傳統基礎設施及互聯網普及程度方面的政策差異性。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水平的直接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就業問題本質上是信息的一種“匹配”與“搜尋”問題，即勞動力買方與賣方在就業市場上相互尋找合意者并完成匹配的一個過程。若就業市場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勞動力買賣雙方便可達成“最優”匹配。但現實問題是就業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了雙方“最優匹配”難以實現，進而對城市就業水平造成不利影響。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本身是一種信息交流的媒介，就業者對于崗位尋找以及就業匹配的信息溝通均離不開網絡基礎設施的作用。第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強化了就業市場模式的開放性和創新性，通過促使各行業順利開展數字化轉型而產生大量的職業需求，深度拓展了市場就業崗位與領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應用為新興商業模式的運作提供平臺基礎，借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將傳統行業知識以數據形式進行儲存、連接與整合，挖掘了新的市場就業領域。第三，網絡基礎設施在替代傳統勞動力執行任務時也會衍生出更為復雜的知識密集型生產任務，且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維護和發展本身就會產生數據分析、編程以及傳感技術等生產性任務。網絡基礎設施的應用也提升了運作的生產效率，進而擴大了傳統性任務生產規模，拉動尚未實現智能化產業的工作崗位需求。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促進城市就業水平的提高。

勞動力“配置扭曲”是相對于“有效配置”而言的，勞動力的有效配置是指就業市場上的勞動力自由流動，進而實現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狀態，而勞動力配置扭曲是偏離勞動力自由流動狀態下，未能使社會產出最大化的勞動力配置方式。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方面，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了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信息流動，求職者可以依據市場上所釋放的工資、崗位供需等信息實現勞動力在低工資與高工資區域間的流動，勞動力的有效流動緩解了區域內的勞動力配置扭曲問題，也減少了區域內的摩擦性失業。同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催生出如遠程辦公、線上教育等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型商業模式，使勞動者在不改變空間位置的情況下開展工作，該模式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成本，通過提升勞動力的配置效率來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另一方面，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了知識溢出效應，強化了城市勞動力間的交流與學習，通過帶動城市勞動力技能提升而縮小與周邊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差距，進一步通過優化勞動力結構來提升城市就業水平。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進而促進城市就業。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網絡基礎設施為創業者突破時空約束、打破信息不對稱提供了高效的對話平臺與交易工具，極大便利了創業者在獲取外部經濟環境、地方政府政策以及市場變化方面的信息，進而降低了創業者在信息獲取與搜集層面所付出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創業意愿，同時節約的成本可以敦促創業企業將更多資金投入技術、產品研發等能夠增加企業利潤來源的環節中。第二，依托網絡基礎設施為平臺的創新技術可以有效吸納市場中更多的資金供給方，通過拓展傳統市場金融服務來緩解創業企業的資金約束問題。此外，網絡基礎設施作為數字金融、智能顧問供應鏈金融的重要載體，可以通過改善資金錯配、提升資金配置效率，有效地將市場金融資源轉換為資金供給。第三，寬帶網絡覆蓋面積擴大，信息傳遞效率的提升可以加快整合產、學、研部門信息，通過便捷式的互動交流也增強了創業者的機會感知能力，提高了創業者將所掌握的新知識、新技術與創業崗位的匹配程度，良性的互動交流也極大提高了市場上的創業氛圍。

以創業帶動就業已然成為我國現階段發展促進就業的一項核心戰略。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增加創業活躍度進而促進城市就業。

四、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構建

截至目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共遴選出120 個城市作為“寬帶中國”示范點。雖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三批次示范點通知時所側重的階段性任務不同，發展目標具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增強寬帶網絡提速、擴大寬帶用戶規模、推進寬帶網絡覆蓋范圍是三批次示范點通知的基本目標。示范點城市在面臨全方位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時，其城市勞動力就業可能會受到影響，同時考慮不同城市獲批“寬帶中國”戰略示范點時間不同，參考王鋒和葛星研究，［23］本研究構建多期雙向固定效應雙重差分模型：

被解釋變量laborit為城市就業水平；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μi為城市固定效應；γ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treati×timet表示“寬帶中國”戰略政策虛擬變量，用以表示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外生沖擊，其含義是城市在樣本期間內入選“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同時觀測時間在入選當年及之后，取值為1，否則為0。系數β反映了“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是否影響了城市就業水平效應。

（二）變量選取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城市就業水平：參考王鋒和葛星的做法，用城市在崗職工平均人數的對數值表示。［23］

2.解釋變量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為更好反映“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對城市就業水平的直接影響，本文根據城市在不同時間入選“寬帶中國”示范點為外生沖擊構建虛擬變量。同時李宏和喬越認為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當年“寬帶中國”專項行動意見會在次年公布城市入選名單，致使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效應存有滯后性。［24］因此，在個體層面上，若該城市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則賦予treati為1，否則為0；在時間層面上，對戰略實施當年及之后的年份賦予timet為1，否則為0，兩者的交互項構成了網絡基礎設施的代理變量。

3.控制變量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發展水平與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水平發展相關。因此，參考齊秀琳和江求川研究選取控制變量。［25］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值表示；公共預算支出：用地區公共預算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表示；固定資產投資：用地區總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對數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資：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對數值表示。同時參考李磊等和孫偉增的研究，選取控制變量。［26-27］人口規模：用城市年末常住總人口數表示；城市工資水平：用城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表示；消費水平：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對數值表示；城鎮化率：用城鎮常駐人口與地區常駐人口之比表示。

（三）數據來源與分析

1.數據來源

本文將“寬帶中國”戰略作為準實驗，利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發布的2010-2020 年城市在崗職工平均人數考察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水平的影響?！皩拵е袊背鞘袛祿碓从谥袊I和信息化部所發布的2014-2016 年“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入選名單。關于城市發展與城市就業水平層面控制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就業水平的均值為3.516，標準差為0.842，這一城市就業水平值與已有研究基本一致，一定程度上說明本文所選擇的測度方法和提取的樣本是合理的。同時，城市就業水平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6.649與1.099，說明城市就業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均值為0.226，表明城市樣本中有22.6%的城市入選為“寬帶中國”戰略示范點。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3 124）

五、計量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多期雙向固定效應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由表2 中列（1）結果可知“寬帶中國”示范城市系數為正，在逐步加入城市發展水平層面與城市就業水平層面相關系列控制變量后系數為0.035 5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相較于非“寬帶中國”示范城市而言，“寬帶中國”城市建設可以增加城市就業水平，提升幅度為3.55%，說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就業效應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了就業市場的信息流動，緩解了就業崗位資源匹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其先進的網絡技術也有利于打破就業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時空壁壘，通過降低求職者線下溝通成本與需求，為潛在就業者提供了機會識別與資源獲取等優勢。同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能夠催生出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內容的經濟活動集合，進而催生出更多的新職業與新崗位，伴隨著的結果是城市就業選擇范圍的提升與就業規模的增加。

表2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的影響（N=3 124）

（二）平行趨勢檢驗

采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寬帶中國”示范點建設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須滿足平行趨勢檢驗，即控制組與對照組中的結果變量應在無政策干預時表現出的發展趨勢相一致。因此，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具體估計模型如下：

式（2）中didit為一組虛擬變量，即城市虛擬變量與年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其賦值方式與解釋變量選取中的描述相一致，βt表示交互項系數的大小，該值反映了“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第t年，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的就業水平差異。同時考慮“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前3 年與后3 年處理數據較少，本文將政策實施的前3 年匯總到-3 期，將政策實施的后3 年匯總到3 期，同時以2014 年（即政策實施當年）為基期（t=0），圖1報告了平行趨勢的檢驗結果。

圖1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影響的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由圖1 結果可知：在2014 年之前，虛擬變量的系數值所在的置信區間均與0 有交點，表明βt在“寬帶中國”政策實施之前3年時間均不顯著，在“寬帶中國”政策實施之后的3 年時間中，就業水平的系數出現了分叉，表明政策實施對城市就業水平帶來了顯著影響。進一步觀測可以發現估計系數在政策實施當期便通過了檢驗，表明以“寬帶中國”戰略所推進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就業的影響效果在政策實施前幾年最為明顯。該結果也表明雙重差分模型的檢驗結果滿足平行趨勢檢驗。

（三）時間安慰劑檢驗

為避免時間差異引起的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的就業程度差異，本文運用時間安慰劑檢驗法，將“寬帶中國”政策實施前1年和前2年的數據分別以treat×time-1與treat×time-2來表示，同時納入回歸模型（1）中進行分析，結果見表3 的列（1）與列（2），顯示政策實施前1 年和前2 年的變量系數均不顯著，即城市就業水平效應并非是由于政策實施的時間差異所引起。

表3 時間安慰劑與穩健性檢驗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會對城市就業水平帶來正向效應。為了避免其他因素對核心研究結論的干擾，本文又從異常值敏感性檢驗、剔除直轄市、政策排他性及傾向得分匹配模型四個維度再次檢驗“寬帶中國”戰略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

1.異常值敏感性檢驗

考慮原始數據中存在部分數據厚尾性現象，為排除極端值對基準回歸結果的影響，參考王鋒等的做法，對全部原始連續數據進行1%與5%的雙側縮尾處理后對式（1）再次回歸，［23］回歸結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城市就業水平系數分別為0.033 7 與0.018 8，且在1%與10%水平下顯著，表明剔除極端值后，結論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2.剔除直轄市

鑒于直轄市城市屬性及行政等級的特殊性，相比于其他城市而言，直轄市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就業吸引力層面都有較大優勢，為避免其對基準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剔除北京、上海、重慶與天津四個直轄市樣本，對式（1）再次回歸。表3列（5）估計結果系數為0.032 3，t值為2.53，再次表明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3.傾向得分匹配

“寬帶中國”政策分批次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選擇性偏誤，使示范城市與非示范城市間在網絡化水平及就業資源間存在差異性。因此，為了加強示范城市與非示范城市間的樣本可比性，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PSM-DID）對式（1）進一步分析，以緩解選擇偏誤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具體而言，選取一系列控制變量為協變量，根據所得到的傾向得分，按照1∶1近鄰匹配法將對照組樣本和實驗組樣本進行逐年匹配，匹配結果見表4。匹配后各變量標準化偏差絕對值在10%以內，P值大于0.05，說明匹配效果較好，最后利用匹配后的樣本對基準結果再次估計（見表5），結果顯示解決樣本選擇性偏誤后，“寬帶中國”戰略政策對城市就業水平的提升作用依然成立。

表4 平衡性檢驗結果

表5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的穩健性檢驗結果（N=3 124）

4.政策排他性

為避免樣本期間內其他政策對城市就業水平產生影響，造成“寬帶中國”政策實施影響的偏誤。本文借鑒紀祥裕和顧乃華的做法，進一步控制智慧城市與國家創新城市試點政策，［28］在基準回歸中加入該政策的虛擬變量（當年入選后為1，否則為0）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5 列（1）、列（2）所示，控制兩種政策后，“寬帶中國”示范點建設對城市就業水平的提升作用依舊顯著。

（五）影響機制檢驗

1.勞動力配置扭曲效應檢驗

以提升互聯網水平、加速數字信息傳播為目標的“寬帶中國”戰略可以緩解就業市場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勞動力流動所產生的信息搜尋及遷移成本，消除城市勞動力流動的現實障礙，實現勞動力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所引起的產業聚集效應不僅可以擴大區域勞動力規模，增強區域勞動力競爭，競爭機制使生產效率低的勞動者不斷遷移至周邊區域，周邊生產效率高的勞動者不斷流入聚集區域，進而提高了勞動力配置效率。因此，本文圍繞“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進而促進城市就業水平提升的影響機制研究。參考張慧智和孫茹峰的做法，［29］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lait表示勞動力配置扭曲，la×treati×timet表示勞動力配置與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交互項，交互項系數為β3。勞動力配置扭曲參考白俊紅和劉宇英的做法，用勞動力配置扭曲指數表示。［30］計算勞動力配置扭曲指數中的產出以城市國內生產總值表示，折舊率按照國內文獻一般做法取值為9.6%，資本投入量參考張軍等的做法，用永續盤存法進行測度。［31］通過對模型（3）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 列（2）所示，結果顯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勞動力配置交互項系數為正，表明“寬帶中國”戰略實施能夠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進而促進城市就業水平提升。

表6 勞動力配置與創業活躍度效應的檢驗結果（N=3 124）

2.城市創業活躍度效應檢驗

一方面，新型網絡基礎設施可以通過高效的數據傳輸與信息匹配能力打破地理局限，實現創業人才、資源等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拓展城市創業市場邊界，增強創業帶動就業水平提升能力。另一方面，新型網絡基礎設施彌補了傳統金融體系存在的信貸資金錯配與運行效率低下問題，通過緩解創業市場的融資約束來提高城市創業活躍度。因此，將圍繞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城市創業活躍度進而提升就業水平的影響機制研究，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trpit表示城市創業活躍度，借鑒葉文平等的做法，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開系統為數據源的啟信寶數據庫中得到城市層面私營企業新建數目，進一步以城市勞動人口為標準化基數得到創業活躍度。［32］通過對式（4）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顯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創業活躍度交互項系數為正，表明“寬帶中國”戰略實施能夠增強創業活躍度進而促進城市就業水平提升。

（六）異質性檢驗

城市區位、城市規模、傳統基建以及互聯網普及程度上具有較為明顯區別，“寬帶中國”戰略政策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可能也存在差別?；诖?，下文將逐步對城市區位、城市規模、傳統基建差異及互聯網普及程度四個方面進行異質性探討。

1.城市區位異質性

從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以及人口分布等特征基礎來看，均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現象。因此區位條件差異可能會對“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城市就業效應產生異質性影響?；诖?，將我國28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以及西部城市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東、中、西部城市的“寬帶中國”示范點均能顯著促進城市就業水平，其影響效果為東部最優、西部次之、中部最后。相較于中西部城市，東部城市憑借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優越的資源稟賦以及充裕的財政支持，有利于寬帶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寬帶中國”示范點建設的就業效應在東部城市更為顯著；西部城市在“一帶一路”及西部大開發戰略下同樣推動了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2.城市規模異質性

基于城市規模視角，參照《2020 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將城市樣本劃分為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其中大城市主要包括一線（新一線）與二線城市，中等城市包含三線城市，小城市主要以四、五線城市為主。相較于與小城市而言，“寬帶中國”對大城市與中等城市中的就業提升效果更明顯。造成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大城市互聯網的配套設施更為完善、成熟，城市居民的網絡意識相對超前，“寬帶中國”政策的實施更容易在該環境下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并加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就業水平的賦能效應。對于小城市而言，互聯網發展起步階段較晚，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足，很難較快發揮“寬帶中國”政策的紅利效應，因此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水平的正向影響較?。ㄒ姳?）。

表7 城市區位與城市規模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表8 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與互聯網普及程度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3.傳統基礎設施異質性

依靠網絡技術發展的新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水平上取決于城市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而在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鐵路、公路、機場等傳統基礎設施在修建時也帶來了就業規模的增加，同時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的地區更容易打破內陸與沿海間的空間限制，［33］加速資源流動效率的提升及資源規模的聚集，更易發揮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就業賦能效應。鑒于此，參考劉傳明和馬青山的做法，按照城市道路面積均值，將我國28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樣本劃分為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與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兩組樣本進行檢驗，［14］檢驗結果顯示完善度高或完善度低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在“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后均能促進城市就業水平，但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度高的城市更易發揮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就業賦能效應。

4.互聯網普及程度異質性

基于互聯網普及率視角，借鑒程明望和張家平的做法，采用互聯網使用人數與城市總人口之比作為互聯網普及指數，［34］同時利用“寬帶中國”政策實施之前（2014）的數據為樣本，按照中位數法將樣本數據分為高普及樣本與低普及樣本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高、低互聯網普及城市的“寬帶中國”示范點均能顯著促進城市就業水平，其影響效果為高互聯網普及城市大于低互聯網普及城市。

六、拓展研究

“寬帶中國”戰略實施對城市就業水平的促進作用是顯著的，那么“寬帶中國”戰略對就業結構的影響如何？從產業間視角來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產業部門間的生產效率和勞動力水平的差異性，加快了不同產業部門間的勞動力流動水平。第一、第二產業中，網絡技術與智能技術的使用可以改變農業、低技術制造業等傳統部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征。在我國，網絡技術對第三產業的滲透率明顯高于第一、第二產業，而服務業目前也正經歷著產業內部的創新與完善，同時網絡技術將催生大量新型服務產業。因此，從產業間視角來看，勞動力將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從“產業內”視角來看：高技能勞動力具有高效低損的生產特征，能夠與網絡技術、智能技術形成互補，推動網絡基礎設施與傳統工業的交叉融合，進一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表現為高技術勞動力在制造業行業所占比重不斷提升，高技術生產任務同時也逐漸實現擴容增產，這一擴產也將產生大量新的就業機會并催生就業崗位，促進勞動力不斷轉移至高技術部門。據此，本文將基于產業視角探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結構的影響，構建如下檢驗模型：

被解釋變量Empit為就業結構，分為“產業間”就業結構與“產業內”就業結構?！爱a業內”就業結構參考已有研究的做法，用高技能與中低級能的勞動力比值加以表征。高技能勞動力包括擁有大學本科或研究生文化程度，低技能勞動力為中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中技能勞動力為高中和大學?？莆幕潭??！爱a業間”就業結構參考郭東杰等做法，用第三產業就業人數與城市總就業人數之比，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之比兩種方式進行表征。［35］μi為城市固定效應；γ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treati×timet表示“寬帶中國”戰略的虛擬變量；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

表9的列（1）至列（3）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結構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產業內”與“產業間”就業結構的升級，使就業人口由低技能勞動力向高技能勞動力、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間流動。同時，為了回歸結果的準確性，列（4）至列（6）為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替換后的解釋變量表征方式與穩健性中的一致。

表9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內”與“產業間”就業結構的影響（N=3 124）

七、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84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研究樣本，以“寬帶中國”戰略為準實驗，考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效應及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就業水平的影響及傳導路徑，進一步揭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結構的影響，研究主要有以下發現：

整體來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提升了城市就業水平，相比于非“寬帶中國”試點城市而言，“寬帶中國”試點城市入選可以提高就業水平3.55%。在經過平行趨勢檢驗、時間安慰劑、異常值敏感、剔除直轄市、傾向得分匹配與政策排他性檢驗后，該結論依舊成立?；诔鞘袇^位、城市規模、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互聯網普及程度的異質性檢驗表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東部城市和大城市的促進效果強于中、西部及中小規模城市，在互聯網普及程度較高、傳統基礎設施更完善的城市，其網絡基礎設施促進就業的效果強于普及程度低、傳統基礎設施相對不完善的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就業水平的正向影響存在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和促進城市創業活躍度兩種作用路徑，且通過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方式促進城市就業水平的提升效應大于城市就業活躍度的促就業效應。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就業結構的高級化，具體表現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就業人口由低技術制造業向高技術制造業部門流動，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流動。

（二）政策建議

第一，對于城市就業水平而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促進效果不可忽視。我國可根據“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城市建設經驗，不斷推進寬帶網絡、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揮其對社會效應特別是就業水平的驅動，加速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助力“數字強國”建設與居民就業保障。因此，加快籌建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打造智能化產業集群、支持試點城市及網絡平臺賦能城市就業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市就業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第二，鑒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就業效應體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為促進中西部地區就業發展，解決數字鴻溝問題，需要重視不同城市的特質性差異，制定有傾斜的就業政策，提升中、西部地區對于東部地區的產業承接能力，加強中、西部地區的互聯網普及和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特別是發揮以網絡基礎設施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在改善區域不平衡方面的普惠性優勢，提升中、西部地區勞動者的數字化技能，使勞動者充分掌握數字經濟時代的就業及創業機會。

第三，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及矯正勞動力配置扭曲在數字經濟和網絡經濟時代的就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要不斷推進城市寬帶網絡升級，拓大城市寬帶網絡覆蓋面，充分利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在緩解勞動力配置扭曲及提升城市創業活躍度的積極作用，為城市就業提供有利的網絡化與信息化條件。

第四，促進以網絡基礎設施為基礎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強數字化在傳統產業轉型過程中的賦能影響，特別是加快推動農業、醫療等行業的新模式與新業態的發展，進一步增加城市就業崗位，拓寬城市就業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