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及驅動因素

陳明華，王 哲，謝琳霄，李 倩

(1.山東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2.山東財經大學 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 250014；3.上海財經大學 財經研究所，上海 200433)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并提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作為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城市群對我國高質量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笆奈濉币巹澝鞔_指出，開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要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重點: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重點，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梯隊；在中西部有條件的地區，提升城市群功能，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區域?？梢?，城市群正逐步成為新時代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事實上，國家一直致力于城市群的建設和發展，并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盡管如此，城市群發展依然面臨著嚴峻挑戰——地理條件、發展階段與功能定位的巨大差異使我國不同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的空間異質問題日益突出，這嚴重阻礙了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進程。因此，本文將測度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全面分析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及來源并深入探究其驅動因素，這不僅能夠精準把握我國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現狀，還可以揭示不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及其驅動因素，從而為加速形成區域經濟增長極、促進我國城市群協調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參考。

自黨的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這一概念以來，眾多國內學者對地區高質量發展進行了實證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測度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而考察地區差異的統計研究，其中多以全國范圍內的省際、三區域、四區域和八大經濟區或黃河流域、長江經濟帶等局部地區作為分析對象。聶長飛和簡新華[1]測算了我國各省份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從時間、空間和區域等視角分析其水平差異；馬茹等[2]從我國四大區域入手，衡量各省份和各區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而比較我國區域高質量發展差異；徐輝等[3]從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這兩方面研究了黃河流域九省區的高質量發展狀況，并分析了流域內不同省份的高質量發展差異。另一種則是探尋全國或地區高質量發展驅動因素的計量研究。已有文獻從金融結構[4]、產業集聚[5]、科技創新[6]和環境規制[7]等方面探尋促進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來源。城市群作為當前我國高質量發展關鍵的增長引擎，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已有文獻多從高質量發展的某一側面進行研究。有學者測算了我國城市群的全要素生產率，并考察了群際差異[8]；也有學者通過研究中國城市群金融業聯系網絡進而探尋其演化特征和驅動機制[9]；還有學者通過考察各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和綠色發展效率來分析城市群綠色發展的時空特征及其異質性[10]。此外，一些學者從城鄉發展[11]、能源效率[12]、環境污染[13]等視角出發，考察中國城市群發展差異并提出相應對策。

上述文獻為本文研究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方法支持，但仍存在一些局限:(1)關于高質量發展，統計研究往往只專注于差異比較而缺乏深度的驅動因素分析，大多計量研究局限于計量框架而忽視了對地區差異的全面考察。(2)大多文獻對高質量發展區域差異進行了簡單的比較差異分析，也有文獻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對空間差異予以分解，但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綜合指標概念，少有文獻對空間差異的驅動因素進行深入探究。(3)鮮有研究對城市群內部和城市群間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進行探究。鑒于此，本文基于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權法測度中國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運用Dagum 基尼系數從總體、城市群內、城市群間視角考察空間差異及來源，采用地理探測器從單驅動因素、交互驅動因素分別對城市群內和城市群間進行因子探測，多維度探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為協同提升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提供借鑒。通過以上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分析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揭示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為協同推進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提供依據。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算:熵權法

熵權法是一種客觀的賦權方法，在評價過程中，它通過測算信息熵的大小來確定指標在綜合評價中的權重客觀性和準確性高，也克服了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易受極端異常值干擾的局限。因此，本文使用熵權法測度高質量發展指數，計算步驟如下:①根據指標屬性確定其評價高質量發展式的處理方向，數值越大代表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的為正向指標，反之則為逆向指標，并根據各指標的上、下限閾值計算出單個指標指數(即標準化)，標準化后的值為Zij，如式(1)(2)。②同度量化各指標，計算每年各城市第j項指標的比重Pij，如式(3)。③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ej，如式(4)。熵越大，說明指標間差異越小，指標則越不重要；反之，指標越重要。④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aj，如式(5)。⑤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gj，如式(6)。⑥基于熵權法得到各指標權重，并按權重將各指標合成高質量發展指數HQDI，如式(7)。

2.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分解:Dagum 基尼系數

本文采用Dagum[14]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來考察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Dagum 提出的子群分解方法把總體基尼系數分解為區域內、區域間以及超變密度貢獻，有效解決了地區差距的空間來源問題。該方法將基尼系數G分解為城市群內高質量發展差異貢獻Gw、城市群間差異貢獻Gnb以及城市群交叉重疊貢獻Gt，分別表示城市群間的交叉重疊效應、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的差異來源、城市群內高質量發展的差異來源。具體公式見楊騫等[15]。

3.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探測:地理探測器

本文使用地理探測器探究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空間分異的驅動因素。作為探測研究對象的空間分異性并揭示其空間驅動因素的統計學方法，其核心思想為，若影響某事物變化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空間分異性，這些因素與該事物的空間分布存在顯著的相似性或一致性，這說明這些因素對該事物的空間分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6]。其模型如式(8):

其中，q為高質量發展驅動因素探測力指標，取值范圍為 [0，1]，q越大表明該因素對總指數空間分異的作用越大，反之越小。q＝0 表明該因素不對總指數空間分異產生影響，q＝1 說明整體空間分異完全受該因素影響。N為全部城市的樣本個數；h＝1，2，…H為總指數和各因素的分區；Nh為h城市群的樣本個數。和σ2分別為h城市群和全部城市的方差。

(二)研究區域概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指出的城市群規劃，同時參考方創琳[17]關于城市群分類的研究，本文選取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中原、晉中、成渝、關中平原、遼中南、哈長等10 個城市群作為中國城市群樣本展開分析，具體見表1。

表1 樣本城市群概況

(三)數據來源

利用2006—2019 年我國10 個城市群134 個城市的指標數據，構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指數及其所含六個維度的類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份及城市統計年鑒。采用插值法補全缺失數據。

三、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

(一)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

已有不少學者對高質量發展內涵進行探討:田秋生[18]指出高質量發展是我國轉變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以質量為核心目標的經濟發展理論創新；任保平和文豐安[19]認為高發展質量可以從投入產出的有效性、經濟結構的協調性、影響發展潛力的創新性、可持續發展的持續性、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性以及經濟健康發展的穩定性等指標綜合衡量；李金昌等[20]認為高質量發展應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根本理念，以“高質量”為根本要求，以“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持續”為根本路徑。本文認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應從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共享性和穩定性六大維度展開:①經濟運行效率對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每單位經濟資源的投入產出比越高，經濟資源的產出效率則越高，這說明經濟發展更加有效，發展質量也就更高。②經濟結構的協調程度作為評價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標準，對整個經濟系統的整體協調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③科技創新是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不僅對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生產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也是衡量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準。④在城市群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把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考慮在內，生態可持續發展是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⑤民生發展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刻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使更多人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好處，實現發展成果共享。⑥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能夠維持國民經濟穩定運行，也是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有力保障。綜上，立足于新時代背景，高質量發展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們“質量追求”的發展，是生產質量提高、經濟結構協調、創新成為第一動力、綠色成為普遍形態、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社會穩定和諧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高級形式和經濟社會綜合發展的帕累托改進狀態。

(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借鑒任保平和文豐安[19]、李金昌等[20]、魏敏和李書昊[21]等學者對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在遵循系統性、客觀性、易獲取性和代表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基于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共享性、穩定性六個維度選取了27 項指標作為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見表2)，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數及六個類指數，進而測度2006—2019年我國10 個城市群中134 個城市的高質量發展及其涵蓋領域發展水平。

表2 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選取指標的依據具體說明如下:①有效性維度。包含技術效率、勞動效率、資本效率等3 個二級指標，分別用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表示。②協調性維度。包含產業結構、金融結構、消費結構等3個二級指標。使用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反映產業結構優化程度，用投資率反映金融結構，用消費率代表消費結構。③創新性維度。包含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創新環境等3 個二級指標。通過科技和教育的財政支出占比反映創新投入水平，發明專利授權比表示創新產出水平，選擇城市高校比、高校學生占比和外商直接投資額占比共同反映創新環境。④持續性維度。包含資源利用、環境代價、環境規制等3 個二級指標。選擇單位GDP 電耗和單位GDP 水耗反映資源利用情況，單位GDP 廢水排放量和單位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環境代價，用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表示環境治理水平。⑤共享性維度。包含人民生活和公共服務2 個二級指標。采用人均GDP、人均道路面積、每萬人互聯網用戶數表示人民生活水平，用每萬人擁有公交車數、每萬人醫療床位數、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每萬人擁有小學教師數、每萬人擁有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分別代表公共交通、醫療水平、城市綠化、教育水平、文化水平，這些指標共同表示公共服務情況。⑥穩定性維度。包含經濟波動和就業波動2 個二級指標。使用經濟波動率代表經濟波動水平，計算方法參考詹新宇和崔培培[25]；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代表就業波動水平。

(三)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客觀事實

基于上述評價指標體系，本文測算了2006—2019 年中國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圖1 展示了各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的演變態勢。

在樣本期內，各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都明顯呈上升趨勢，但城市群間差異顯著，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為珠三角，其高質量發展水平不僅明顯高于其他城市群，且仍穩定上升，年均增長為2.52%；第二梯隊包括長三角、晉中、京津冀、遼中南和哈長等城市群，其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樣本后期與第三梯隊拉開顯著差距，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18%、2.66%、2.46%、3.18%和3.46%，具有明顯的趨同現象；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和成渝等城市群屬于第三梯隊，其中各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成渝城市群水平最低，但其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同梯隊的其他城市群，年均上升3.44%。由此可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空間非均衡性，但在不同梯隊內部存在趨同現象。

四、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及其來源

為揭示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及其來源，該部分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將總體差異分解為城市群間差異、城市群內差異及超變密度，并考察各部分貢獻大小。

(一)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

表3 報告了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總體、城市群內、城市群內差異以及超變密度大小。

表3 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

由表3 可知，從演變趨勢來看，總體、城市群間差異的樣本期均值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平均下降速率分別為0.88%、0.89%，而城市群內差異和超變密度在樣本期內波動幅度較小，基本保持穩定水平。

對于城市群內差異，珠三角、晉中內部的高質量發展差異遠大于其他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的差異最小。珠三角城市群內差異上升明顯；中原上升幅度較??；而其他城市群內部差異有所下降，其中遼中南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長江中游下降幅度最小。具體來講，珠三角城市群存在明顯的發展不平衡現象，城市群內部資源集中流向廣州、深圳兩個中心城市，產生“虹吸”效應，加之兩個城市的帶動能力較弱，加劇了珠三角高質量發展不平衡程度；中原城市群根據區域比較優勢和環境條件逐步進行產業結構優化與空間重組，縮小內部的發展差距，實現經濟社會健康協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城市群內部的高質量發展差異處于較高水平，且仍呈現繼續擴大的態勢；中原城市群內差異最小，但城市群內差異近年出現上升趨勢。而遼中南、哈長和成渝城市群在保持內部差異水平較低的同時，也在繼續縮小內部差異，說明這些城市群內部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異質性在逐漸縮小，其縮小差異的政策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正反饋效果。因此，應加快轉變城市群內差異較大的空間格局，針對不同城市群的差異情況，提高城市群的協調協作水平。

對于城市群間差異，珠三角與成渝、關中平原城市群之間的高質量發展差異遠高于其他城市群間，長江中游與中原城市群間的差異最?、傧抻谄?，其他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結果不在文中匯報，留存備索。。長江中游與中原城市群同屬中部地區，自2004 年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以來，兩城市群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形成了良性互動，從而減小了城市群間的發展差距。而珠三角與成渝、關中平原產業結構、發展階段差距較大，難以形成產業承接、資源共享的協同發展局面，因此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較大。

(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來源

從樣本期平均貢獻看，城市群間差異是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最主要差異來源，其貢獻率均值為49.89%，城市群內部的差異貢獻為10.54%，超變密度貢獻為39.57%。在城市群內差異的各城市群來源中，長江中游的平均貢獻最大且明顯高于其他城市群，樣本期內貢獻率均值分別為33.22%，此外長三角的貢獻率均值也高達30.37%。其他城市群的平均貢獻按逐級遞減順序可劃分為如下:京津冀、遼中南、中原、長三角、哈長、關中平原、晉中和珠三角，貢獻率均值分別為9.99%、8.48%、4.59%、4.40%、3.21%、2.57%、2.26%和0.91%。在城市群間差異的各城市間來源中，長三角與長江中游、長三角與成渝、珠三角與長江中游的平均貢獻率較高，分別為12.66%、10.00%、7.35%。

圖2 展示了2006—2019 年城市群總體的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來源，包括城市群內差異、城市群間差異以及超變密度。

圖2 城市群空間差異及來源的演變趨勢

由圖2 可知，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的貢獻率在2006—2009 年有緩慢上升，隨后從2010—2019 年逐漸下降，在此期間年均下降速率為1.54%。城市群內部高質量發展差異基本保持不變，而超變密度的貢獻度在平穩緩慢上升，年均上升速率為0.50%。這說明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在共同增長的同時，各城市群存在一定程度的趨同現象。隨著城市群發展成熟，各城市群對自身定位更加明確，落后城市群利用自身優勢向更高水平發展，從而形成了城市群之間的良性合作競爭關系，促進各城市群協同發展。

就城市群內差異的貢獻度而言，中原、珠三角、長江中游的城市群內差異貢獻度有較大提升，中原城市群的增長速度最快，年均上升2.10%。晉中、成渝、哈長和長三角城市群內部差異的貢獻度變化較??；關中平原、京津冀和遼中南城市群內差異貢獻度均明顯下降，且遼中南的城市群內差異貢獻下降速度最快，年均下降速率為1.57%。就城市群間差異的貢獻度而言，長三角與長江中游、長三角與成渝、珠三角與長江中游等貢獻率較高的研究對象的年均下降速率較大，分別為9.04%、7.24%、7.29%；關中平原與遼中南、哈長城市群間差異貢獻率小，但其年均上升速率很大，分別為30.73%和27.97%。這說明隨著長江經濟帶的國家戰略提出，經濟發展從沿海轉向沿江進而轉向內地，產業轉型速度、人才要素流動效率等得到極大提升，從而推進長江沿岸以及其他地區協同發展，這也是長江沿岸城市群之間高質量發展差異下降較快的原因。

五、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

為揭示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該部分使用地理探測器的因子探測與交互探測方法對城市群內、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的單驅動因素、交互驅動因素進行考察。

(一)城市群總體及各城市群內部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

1.單驅動因素

表4 匯報了地理探測器對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樣本期內因子探測結果，包含驅動因素的作用強度及顯著性水平。

表4 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驅動因素的作用強度

由表4 可知，創新性是城市群總體高質量發展差異的最主要驅動因素，作用強度為0.747 6；協調性和共享性為次要驅動因素，其作用強度分別為0.693 5 和0.560 1，遠高于其他三個因素。持續性差異、穩定性差異、有效性差異的驅動力依次降低，作用強度依次為0.189 3、0.131 0、0.097 4?？萍甲鳛榈谝簧a力，關系到城市群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也關系到高新技術產業、民生發展的速度、水平與質量。這意味著高新技術產業正逐漸成為城市群的核心競爭力，而現代化制造業、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將使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因此，提高各城市群科技創新能力是促進城市群總體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對于各城市群而言，按其主要驅動因素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協調為主—創新、共享為輔驅動型城市群，包括長三角、京津冀、晉中、關中平原、遼中南和哈長，其高質量發展差異的最主要驅動因素為協調性差異，這些城市群的協調性差異作用強度分別為0.831 3、0.633 3、0.809 5、0.655 2、0.775 4、0.748 8，這說明經濟結構差異對這些城市群內部高質量發展差異的影響作用最大；第二類為共享為主—創新、協調為輔驅動型城市群，包括珠三角、中原和成渝，其共享性驅動因素的作用強度分別為0.745 7、0.785 7、0.620 1，說明民生發展狀況對這些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作用較大；第三類為創新為主—協調、共享為輔驅動型城市群，包括長江中游城市群，其創新性驅動作用為0.758 0，說明長江中游城市群內部的高質量發展差異主要受各城市創新水平差異的影響。此外，有效性、持續性和穩定性差異在各城市群內的驅動作用相較于其他因素均較小，大多數未超過0.500 0。

2.交互驅動因素

圖3 報告了地理探測器對總體及部分代表性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因子探測結果。根據圖3，從城市群總體來講，創新性和協調性的綜合作用是總體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主要驅動力，作用強度高達0.891 8。一方面，對于創新性和協調性發揮“正向效應”的城市群，創新性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而協調性有利于市場結構和產業布局趨于合理；另一方面，對于創新性和協調性產生“負向效應”的城市群，創新能力低下和經濟結構不合理會阻礙市場經濟運行且生產效率低下，進而不利于高質量發展順利進行。此外，與協調性、創新性相交互的各驅動因素作用大小均較高，說明經濟結構和創新能力對城市群總體高質量發展差異的影響較大。

圖3 總體和部分城市群內部驅動因素地理探測結果

從單獨城市群來講，各城市群主要的交互驅動因素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對于珠三角城市群，相較于自身城市群內部其他交互因素而言，創新性與共享性的交互作用最高，其強度為0.910 7，協調性與創新性、有效性與共享性的交互作用也較強，其作用大小分別為0.892 7 和0.888 5，說明影響珠三角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主要交互因素是創新能力與人民生活的融合發展。珠三角作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并結合其他因素共同發展是其突破當前發展瓶頸的關鍵。對于京津冀城市群，創新性與協調性的交互作用強度遠高于其他交互驅動因素，說明該城市群內部創新能力與經濟結構的差異對其高質量發展差異有顯著的驅動作用，應在實現產業承接轉移的基礎上提升產業創新水平，建立京津冀城市群內部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新格局；對于成渝城市群，創新性與協調性、創新性與共享性為主要的交互驅動因素，其強度分別為0.865 8 和0.814 6，說明成渝城市群創新能力與經濟結構、民生發展的差異對高質量發展差異具有重要影響，成渝城市群內部亟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而提高其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對于關中平原城市群，主要交互驅動因素集中在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共享性之間的交互作用，說明該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所受到的主要交互驅動因素較多，且強度較高，關中平原城市群的傳統工業較為密集，應兼顧產業優化、技術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民生發展等方面以綜合提升高質量發展水平；對于哈長城市群，與協調性、創新性相交互的驅動因素對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作用強度較大，說明哈長城市群應注重其他各驅動因素與經濟結構、創新能力相結合，進而協調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我國重要老工業基地，傳統經濟結構老化、重工業占比過大、市場經濟活力較低等問題一直存在，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傳統產業創新成為促進哈長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引擎。

本文在該部分選擇了不同類型且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群，其他城市群與總體和各代表性城市群的探測結果特征相似。其中，長三角、長江中游、晉中和中原城市群與城市群總體的主要交互驅動因子探測結果基本一致，遼中南與哈長的驅動因素特征相似，因此不再贅述。

(二)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

由圖3 的探測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的決定性驅動因素存在顯著性差異。表5 報告了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空間異質性的驅動因素分類，所有城市群間探測結果中的主要驅動因素均顯著。

表5 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分類

對于具體城市群間差異，從單驅動因素結果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以單一因素為主要驅動因素:京津冀與長江中游等城市群間影響高質量發展差異的最主要驅動因素為協調性即經濟結構；長三角與珠三角等城市群間的最主要驅動因素在于共享性即民生發展；而京津冀與遼中南為持續性。第二類以雙因素驅動為主:長江中游與晉中城市群主要受到協調性和創新性的影響；長三角與京津冀等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為協調性和共享性；而長江中游與關中平原等城市群的主要驅動因素為持續性和共享性。第三類為多因素驅動型，該類型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由多種因素共同驅動:成渝與哈長城市群主要受到有效性、持續性和共享性的驅動影響；珠三角與中原、珠三角與成渝城市群之間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為協調性、創新性和共享性；長江中游與中原城市群的主要驅動因素為協調性、持續性和共享性；而長三角與成渝、珠三角與長江中游城市群受協調性、創新性、共享性和穩定性的多重影響。

由此可見，絕大多數城市群間受單一因素和雙因素驅動，其中大多城市群間主要受到共享性、協調性和持續性等驅動因素的影響。民生發展有利于社會保障與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是高質量發展的真正落腳點，而經濟結構合理和綠色發展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和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動民生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民生發展在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非均衡問題中起到了重要的決定作用。

從交互驅動因素的探測結果來看，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異質性主要源于多種交互驅動因素綜合影響，這些驅動因素的交互影響在不同城市群之間作用強度雖有較大不同，但各交互驅動因素的作用強度都較高，說明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差異受各種交互驅動因素的影響都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城市群間的共享性、協調性、創新性與其他驅動因素的交互因子尤為突出，這與總體城市群間差異探測結果相一致，說明城市群之間的高質量發展差異主要受到民生發展、經濟結構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影響。這也意味著以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已不適應當前城市群的發展需要，落后地區應借助高新技術促進產業升級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優化城市環境、改善城市群民生發展，從而縮小城市群間的高質量發展差距。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熵權法測度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利用Dagum 基尼系數考察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來源，使用地理探測器探究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研究結果表明:(1)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水平呈明顯上升趨勢，且存在顯著的空間非均衡性。其中珠三角城市群水平最高。(2)在樣本期間，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總體差異和城市群間差異呈平穩下降趨勢，城市群內差異保持穩定。城市群間差異貢獻顯著大于城市群內部差異，其中珠三角與成渝城市群間差異最大。(3)城市群內部的主要單驅動因素為創新性、協調性和共享性，城市群間則為共享性、協調性和持續性，各交互驅動因素的作用強度普遍較高，與強單因素相關聯的交互影響因子尤為突出。

(二)政策建議

基于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根據城市群間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絕對差異來源不同，政府應加強對落后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工作的關注與政策扶持，增強其高質量發展動力，避免高質量發展出現嚴重的極化現象。對于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和成渝等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群，應貫徹新發展理念，因地制宜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利用國家政策與政府支持帶動社會和企業投入，協同提高城市群內部的功能劃分與產業布局，提高整體城市群綜合實力。對于珠三角、長三角、晉中、京津冀、遼中南和哈長等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或居中的城市群，應以創新驅動為核心驅動力，制定有利的創新和創業政策來吸引投資，聚集更多創新型生產要素和創新主體，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其次，根據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差異來源不同，政府需加快推動低水平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縮小城市群間的發展差異是實現城市群高質量協同發展的關鍵。在協調城市群內部發展的同時，建立城市群之間的合作競爭機制減少利益損耗，強化城市群的功能與分工定位，制定合理的城市群功能布局與產業布局，實現城市群科技創新、公共交通、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協同發展，提高城市群間協調度。

最后，根據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驅動因素不同，創新性、協調性和共享性是大多數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主要來源，且對高質量發展差異的單獨驅動作用較強，因此政府需要通過增強創新驅動發展動力、加快產業升級與協作、實現發展成果共享等方式加強各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性，縮小城市群內和城市群間的高質量發展差異。

此外，共享性、協調性、創新性與其他驅動因素相互作用的驅動強度普遍大于其自身的驅動作用，因此在推動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時，政府應將生產效率、經濟結構、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民生發展和社會穩定協同提高，不能割裂任何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強有力的交互驅動作用，形成“1＋1>2”的高質量發展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