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開發之緣

王綱懷　嚴愛云　嚴亞南　郭瑩　嚴亞南　郭瑩

[口述前記]王綱懷，1941年9月生于上海，高級工程師。曾任九三中央科技委員會委員，現為清華大學顧問教授。自1984年起牽頭執筆《上海的曼哈頓在哪里？》《上海的特區在哪里？》《結合開發浦東建設上海新城》等產生廣泛影響的文章；1986年6月，任上海市政府主持的《浦東新區建設方略》課題的總負責人。曾先后擔任上海城市發展戰略研討會副秘書長、上海市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會務組組長；在任上海聯合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期間，先后負責了《上海環境功能區劃》《上海輪渡發展戰略》《高橋石化發展戰略》《七五期間上?；I措外資決策分析》等10余個重大課題，參與、見證了上海浦東開發早期研究。

談及我和浦東開發的緣份，那得從小時候說起。我出生在上海，小時候就住在黃浦江邊的南市楊家渡地區。在江邊渡口的原木上跳來跳去、抓黃浦江邊岸護坡上的小螃蟹……這些都是我童年的快樂記憶。1955年初中畢業后，我考入剛成立的東昌中學。學校在浦東，從此每天除了需要步行近3公里外，還必須從楊家渡或東昌路渡江往返。整整3年，每天擺渡往返，讓我對浦江兩岸發展的巨大差異有著深刻感受。

一、緣起：由浦江治污引發的思考

1958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64年，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十設計院工作。1979年，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而調回上海，到上海市環境保護局水質管理處工作。離開上海20多年，再回到這座城市，感覺上海比以前更擁擠，居住條件也更困難，生煤球爐、倒馬桶的生活場景隨處可見；南京路附近的很多豪華大樓都辦了街道工廠，煙囪管從窗戶中伸出來，時不時冒著黑煙。

我到環保局第一年的主要工作是每天向上海市政府辦公廳斯大品同志遞交前一天“黃浦江（含主要支流）黑臭指數”。當時，市政府每天都會通過報紙、電臺向社會公布母親河的污染情況。有幾次，我登上延安東路外灘附近的聯誼大廈，每當從高處看浦江，都會被兩岸巨大的發展差距以及當時的環境污染程度所震撼。

1980年，我被任命為“上海黃浦江蘇州河污染治理”總體規劃負責人，經常要陪同有關領導視察，每天都為如何治理水體污染絞盡腦汁。當時我們局曾召集上海的有關職能部門、輪渡公司、大專院校共同研究相關項目，同時組織開展了從松江米市渡至吳淞口全長84公里的“黃浦江水文水質同步調查”，當時指揮部就設在漢口路外灘的上海港監局，同步調查為期3天，主要由我和同處的金嗣聰兩人負責。

在水文水質同步調查的基礎上，我于1981年5月至7月，先后獨立完成了《對黃浦江污染治理規劃工作的初步意見》《黃浦江污染治理五年規劃設想提綱》《關于黃浦江功能問題的幾點意見》，并和楊賢智共同完成了《黃浦江水系污染治理規劃史》等4篇文章，對黃浦江污染如何治理開始進行較為系統的思考。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經過反復磋商，1982年，兩國一致同意，以中美科技合作之“系統分析”作為合作開端。為學習美國在治理特拉華河污染方面的成功經驗，中美雙方確定了“上海黃浦江污染治理”為兩國建交后的首個合作項目。為此，我方專門成立了由清華大學、市環保局組成的工作組，其中有4名政府部門人員，包括市環保局局長靳懷剛、主管科技的副局長陳江濤、市環保局水質處處長王佩寶和我，另有2位專家，他們是清華大學系統工程專業專家鄭維敏教授及其助手楊家本副教授。我作為6人小組中的工作人員，開始頻繁往返京滬兩地。

當時的上?；A設施老化，市政建設滯后，住房緊張、交通擁堵、電話不通、環境污染等“城市膨脹病”嚴重，曾經的國際大都市像個垂暮老人，缺乏生機。這種情況下，上海市政府和老百姓都很著急，社會上開始興起了“上海往何處去？”的大討論，這場轟轟烈烈、全民參與的大討論包括：上海該如何擺脫困境、上海經濟的增長點在哪里、上海城市發展的新空間在哪里等一系列問題。在擔任上海市黃浦江污染治理總體規劃負責人期間，我先后在報刊雜志上發表了《保護上海一泓好水》《上海的一顆明珠——淀山湖》《如何合理開發淀山湖》《制訂排污收費標準的經濟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文章。在研究黃浦江水系污染治理規劃和工作實踐中，我深感黃浦江兩岸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引發了我對上海城市未來發展的深入思考。

二、緣生：因理想、責任與興趣

聚焦研究浦東

1982年，我被調入剛剛組建的上海市國土整治辦公室，開始直面上海城市改造難的問題。剛到國土整治辦公室那會兒，資料很欠缺。為了開展工作，我曾代表上海市政府到南京軍區，調撥了滿滿一輛軍用吉普車的上海市軍用地圖，各種比例的都有。拿到地圖后，我們的工作得以正式展開。

因為對城市治理的責任和興趣，我和上海規劃設計院總體規劃辦公室主任陸怡椿以及陳坤龍（后任上海市規劃局政策法規處處長）、劉遠交（后任上海市環保局政策法規處處長）、金嗣聰（后任上海市環保局計劃處處長）、顧澤南（時任上海市公用事業局總工程師）、沈文瑋（后任上海市園林局計劃處處長）、鐘淳昌（時為上海市市政設計院高級工程師）、高柳根（時為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員）、李祥寶（時任閔行區區委副書記）、楊賢智（時為上海鐵道學院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等同事兼朋友，自發組建了一支研究隊。

數年之間，由我牽頭的這個民間研究團隊，完成并發表了多篇有關浦東開發的文章。1982年12月，在我與顧澤南、高柳根、鐘淳昌等共同發表的《開挖浦東運河——綜合解決上海城市改造問題》一文中，我們運用系統工程的思路，借鑒了北宋大臣丁渭在修復皇城失火時運用的開挖溝渠、引汴水入渠的施工方案，提出利用黃浦江在浦東的一些支流河道，經加寬、挖深，新建一條黃浦江運河航道，以疏解、分擔黃浦江航運功能。同時，結合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建設經驗，提出了綜合發展浦東地區，促進城市重心東遷，緩解浦江兩岸發展不平衡的發展思路。1983年9月，我與陸怡椿聯合發表了《綜合開發金匯塘及其效益探討——消解上海市區膨脹病的一項建議》，從“為黃浦江開后門”的思路出發，對綜合開發金匯塘的綜合效益進行了探索，對投資、管理、用地以及咸潮影響等問題作了全面研究。

1983年10月，我被調入新成立的上海市科協科技咨詢中心工作。之后，經常組織同為上海市城市經濟學會會員的金嗣聰、劉遠交、李祥寶、楊賢智、沈文瑋等在南昌路47號的科學會堂，對上海舊城改造和新市區建設進行研究和探討，形成了一批開發浦東、建設新市區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市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此后，上海市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全面展開了浦東開發研究工作。

1984年10月，我牽頭、執筆，與陸怡椿、楊賢智、顧澤南、鐘淳昌、高柳根等城市經濟學會會員，集體發表了《上海的曼哈頓區在哪里？——結合城市改造在外灘建設新的金融貿易中心》，第一次提出了在陸家嘴地區建設金融貿易區的設想。文章受到了汪道涵老市長的關注，他讓當時的市政府副秘書長陸政找到我。在之后的幾年間，我經常受邀去老市長的辦公室敘談、討論。

1985年6月，我又組織陸怡椿、金嗣聰、楊賢智，共同發表了集體成果《上海的“特區”在哪里？——結合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外高橋建設經濟特區》。在撰寫文章的過程中，金嗣聰首先提出了在外高橋地區建設自由港的思路。經集體討論，文章系統提出了在外高橋建設經濟特區的設想。4個月后，我再次組織研究，與陸怡椿、陳坤龍、金嗣聰、楊賢智等人集體發表了《上海應該在外高橋新建一個多創匯的經濟特區》一文，明確提出在外高橋建立自由港——自由貿易區的遠期目標和建設思路。此后，由于研究成果得到各方重視，我被九三中央任命為九三中央科技委員會委員。

1986年10月，在國務院批復同意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概要》中，吸納了上述文章的相關意見，在計劃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方面，確定了“在陸家嘴附近將形成新的金融、貿易中心，成為上海市中心的延續部分”，以及“浦東地區還規劃有外高橋港區備用地”。

我們這個民間研究團體完全是自發組織形成的，活動經費也主要來源于我外出參加環保課題評審所得的一些勞務費。聚會地點一開始是在蘇州河邊的城市導報社，后來隨著我工作的變動，轉到了南昌路的科學會堂和陜西北路九三學社大禮堂。對于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夠被吸納進上海城市發展規劃，我們感覺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我們這些無名之輩的建言獻策能被政府重視并采納；在情理之中，是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三、緣聚：參與浦東開發預可行性研究

1986年2月和3月，由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上海城市經濟學會、九三學社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會等10個單位聯合發起，召開了兩次“上海城市發展戰略研討會”，有120多位城市建設方面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老市長汪道涵和主管副市長倪天增均全程出席會議。作為會議副秘書長的我與陸怡椿、陳坤龍、金嗣聰、沈文瑋、王如山共同提交了《綜合開發浦東 建設上海新城——對城市發展戰略布局的方案和建議》，并在研討會上作了主題發言。

這兩次研討會規格高、規模大。會議就如何用建設新區的辦法來帶動老市區的改造，形成了“北上”（沿長江南翼開發寶鋼、吳淞地區）“南下”（在金山區沿杭州灣北翼發展）“東進”（跨過黃浦江開發浦東，振興上海）三個方案。其中，“東進”方案的意見較為集中。經過這兩次會議，開發浦東已是眾望所歸。1986年6月，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向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正式委托了《上海新市區建設預可行性研究》的課題，并直接指派我擔任課題總負責人。這個課題下設三個分課題：“北上”——江灣五角場方案，由王戰負責；“南下”——金山方案，由陳興江負責；“東進”方案，由我兼管。

在此期間，我與陸怡椿、陳坤龍、楊賢智、劉遠交等人，又完成了《加快開發浦東步伐 關鍵方便群眾過江》的文章，提出開發浦東必須以連接浦江兩岸的交通為先導，解決群眾方便過江問題是核心和關鍵。為研究解決資金籌措問題，經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委托，由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和上海國際經濟貿易研究所發起，邀請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市外經貿委、市投資信托公司、上海管理科學研究所、復旦大學等有關部門專家學者組成專題研究小組，由我任課題組組長，于次年1月完成了《七五期間上?；I措外資方案的決策分析》報告。這個報告對日后上海市政府決策成立“浦東開發銀行”一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86年11月12日，在上述研究基礎上，《上海新市區建設預可行性研究》課題的第一批成果匯報會召開。我作為總課題組組長匯報了《浦東新市區預可行性研究成果》。市政府有關委辦領導、九三學社上海市委領導等40余人出席了會議。經匯總各方意見，1987年2月，由我牽頭并組織完成了預可行性研究的總報告《浦東新區建設方略》（簡稱方略）。方略由一篇總報告、八個專題報告和附件附圖組成，對于開發浦東的戰略意義、指導思想、規劃設想、總體布局、近期安排、資金和政策、立法與體制等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從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不同角度提出了開發、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的方案和設想，后為上海市政府浦東開發研究組所采納。

在課題研究過程中，老市長汪道涵給予了大量關心和指導。老市長知識體系全面，待人處事周到。1987年2月11日，他老人家親自出席了《浦東新區建設方略》課題評審會，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浦東新區的開發要依靠老市區，以新市區開發帶動老市區的建設。開發浦東要有指導思想，要有全國觀念，要有創業精神，這樣的浦東開發才有意義?！?/p>

1987年10月，《城市經濟研究》將《浦東新區建設方略》等有代表性的研究報告匯編成《開發浦東研究成果專輯》，作為當年第9、10期合刊編印出版。在為這項研究成果專輯撰寫的《共議開發浦東大計》一文中，汪道涵指出：“開發浦東是上海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愿望。多年來，他們就如何開發浦東寫了大量文章，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特別在經濟研究中心、市科委的組織下，計委、經委等主要委辦，九三學社、社科院、城市規劃設計院、同濟大學等一大批研究人員和實際工作同志，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見解的報告，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浦東開發的預可行性報告提供了基礎?！?/p>

1987年6月，在完成半官方階段的浦東開發研究工作后，有關在浦東建設新市區的設想和方案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共識。為了對已形成的方案進行更為深入、細化地研究。由時任市長江澤民主持會議，決定成立由中外專家聯合組成的“開發浦東聯合咨詢研究小組”，以進一步開展全面、系統的預可行性研究。此后，浦東開發研究由半官方進入了完全由市委、市政府主導的研究階段。

1987年9月，受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委托，我牽頭組織完成了《高橋石化發展戰略》。該課題詳細分析了高橋石化公司現狀以及發展的有利因素和制約因素，提出了發展對策和措施。上海經濟研究中心給予的評價為：“總報告內容豐富，設想的六個方面比較全面，戰略目標明確，具體措施、結論比較科學，為主管部門提供了一個非常及時的決策依據?！?/p>

1987年12月10日，黃浦江大霧鎖江，陸家嘴輪渡站因擁擠失控而發生踩踏事故。事發第二天一早，我就帶領九三學社專家組赴現場進行了調查，形成了一份政策建議。1988年1月21日，由我執筆撰寫的《上海過江問題已成燃眉之急》一文，經有關媒體作為內參直接送到中央有關部門。

1988年4月，浦東開發開放的預可行性研究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重要時刻，研究小組全體人員開始籌劃召開“上海市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1988年5月2日至4日，經市政府批準“上海市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在西郊賓館召開。我除了擔任大會會務組組長外，還與陳坤龍、劉遠交兩人共同發表了《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的文章。在這次國際研討會后，我花費近一年時間，通過民間籌資，完成了《上海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文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編印。

2002年4月18日，在浦東新區成立11周年之際，我將收藏保存了近20年的一大批文獻、資料、照片全部捐獻給了浦東新區檔案館。

看浦東今日之朝氣蓬勃、日新月異，回首30年前的親身經歷，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想起一句名言：“一個人的生命是應該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倍忿D星移，我已入耄耋之年。浦東在過去30多年發展的基礎上，又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新征程。

（責任編輯：周紫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