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中的生態文學實踐

黃發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環境保護變得日益迫切，成為備受人民關注的熱門話題。改革開放進程為生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在1983年12月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保護環境被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以1978年黃宗英的報告文學《大雁情》為開端，環保題材的文學創作逐漸興盛起來，一方面以文學形式強化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提升讀者的環保意識，另一方面，生態文學發展為一種自成一體的文類，將現實性與藝術性融為一體，立體地表現人與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復雜關系。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成效卓著，塞罕壩造林、毛烏素治沙、京津冀大氣污染治理都交出了優異的答卷，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向好，青山碧水藍天漸成常態。當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理念成為共識，生態文學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在20世紀80年代，環保題材的創作以報告文學為突破口，其他文體應者寥寥。如今的生態文學已經覆蓋了幾乎所有的文學體裁，生態小說、生態散文、生態詩歌佳作迭出，網絡文學的生態題材創作成為生態文學新的增長點。

儒家對于生命與環境的關系具有自成體系的理解，并且對中國生命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山東作家在思考生態問題時不應忽略起源于本土的優秀文化資源?？鬃诱f：“天地不合，萬物不生?！保ā抖Y記·哀公問》）“天地合”才能為萬物化生提供適宜的外部環境?？鬃尤绱嘶貞獮槭裁淳次诽斓肋@一問題：“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保ā抖Y記·哀公問》）孔子認為創生沒有止境，而且遵循其內在的規律，這正是天道的魅力。儒家視野中的“生生”就是生生不息，而且充滿變化，日新月異。新儒家的代表性學者方東美認為“生生”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并高度肯定中國藝術的“生命之美”，他認為“生生”是生命與創造的有機融合。山東大學的曾繁仁教授是當代中國生態美學的奠基人之一。2018年1月7日，曾繁仁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解讀中國傳統“生生美學”》一文。他認為“生生美學”是具有中國氣派與中國風格的生命哲學，也是產生于中國大地的生態智慧，其文化背景是“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其基本內涵是陰陽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學，其思維模式是“太極圖示”的文化模式，其藝術特性是線型的藝術特征。山東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扎根齊魯大地，對儒家的生命哲學與生態智慧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使得山東生態文學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也為其帶來多種可能性。張煒的創作貼近大地，膠東半島的自然萬物在他的筆下皆有情有義，它們以自身特殊的生命能量，為世界帶來微小而美好的改變。從《九月寓言》到《河灣》，作家始終堅守理想主義和人文精神，探尋建構健康的精神生態的文化路徑。在趙德發的長篇小說《人類世》中，焦石師徒、穆麗兒堅定不移地獻身于環保事業，“要做第一批火星人”的阿姆斯特朗殫精竭慮地給人類探尋新的棲息地，木魚法師堅持不懈地繪制三十年來的城市天際線，田思萱更是像精衛一樣填埋大坑，他們以不同方式守護脆弱的生存環境，立足現實，面向未來。從20世紀80年代的《環湖崩潰》到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雪山大地》，楊志軍對生態問題的文學表達獨辟蹊徑，其中既包含對青藏高原深沉的愛意，又灌注了一種低調的憂患意識?！堆┥酱蟮亍芳葟哪撩翊旨c的生活方式中發現樸素的生態智慧，即在索取面前有所節制，又重視以科學方式解決草原超載、生態危機、移民搬遷等問題，讓草原自然修復，逐漸恢復生物多樣性。最近幾年，山東作家發揮地緣優勢，在黃河題材創作中持續向前推進，張中海的《黃河傳》、朵拉圖和逄春階的《家住黃河灘》、孟中文的《大河平野》從不同側面展現黃河的歷史軌跡與現實面貌，顯得厚重而鮮活。深深扎根于齊魯大地的山東生態文學積極回應人民關切，在整體性的時代進程中講述美麗中國美麗山東的生動故事。

生態文學不是生態與文學的簡單疊加，如果只是把文學當作一個筐，作家把跟生態有關的東西都往里裝，撿到籃里就是菜，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種配方寫作的模式?，F在文學界經?；煊谩白匀晃膶W”與“生態文學”這兩個概念，我認為“生態文學”更加準確、貼切，包含了一種追求生態平衡的價值取向，而“自然文學”隱含一種將人與自然區隔開來的傾向。最近幾年，個別作家為了突出保護自然的重要性，表現出一種排斥、貶低人的傾向。人定勝天的理念確實會激發人的征服意志，導致對自然的過度改造，違背自然規律，傷害并破壞自然環境，最終招致自然的反噬與懲罰。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矯枉過正。當自然文學不再關注人的生產活動與精神活動時，這樣的創作就成了虛擬的烏托邦，讓自然在原生狀態中自生自滅，表現出一種脫離現實乃至逃避現實的狀態。如果沒有人的自覺改變和積極參與，就無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新世紀以來，有不少作家和評論家都注意到“風景的消失”問題，文學作品對風景的詩化描寫變得越來越稀罕，而偶見的風景又往往是物象的堆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主客體的相互融合與滲透，景物就缺乏一種內在的生命力，也缺乏審美感染力。近年，走馬觀花的“旅游文學”也會冒充生態文學，這種浮光掠影的見聞記錄既缺乏生態意識，審美上也顯得粗疏。

我國生態文學發展已經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在新的文化語境中要實現思想境界的提升和藝術創新的突破，我以為應該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從事生態文學創作的作家應該具有一種整體性視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中觀照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以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為物質基礎。如果缺乏將人與自然進行關聯性考察的整體視野，滿足于對一草一木或某一生態問題的個別展示，就無法發現局部性生態問題與全球生態危機的隱秘關聯。日本核污水危機爆發，讓我們深刻理解了生態問題關乎全人類的未來。為了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生態文學應當擔負起歷史性的使命和責任，以一種全球化視野講好美麗中國故事。

二是應當科學地理解生態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辯證關系，生態保護實踐應當與現代化進程相互協調。在個別作品中，作家將生態環境與現代文明對立起來，甚至把環境的惡化簡單地歸結為現代文明的后果，倡導“回歸荒野”，對前現代社會進行片面的美化。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只有持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才能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態保護要尊重科學規律，個別作家將生態保護簡單地理解為人為干預，甚至認為干預越多效果越好，事實上過度的干預有時會干擾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平衡，進而削弱生態系統自我調節的能力。

三是生態文學應當提升審美趣味與審美價值。生態文學當然應該表達生態關懷，同時應該具有文學性，而不是把生態文學定位為反映生態問題的傳聲筒。在近年生態題材的文學創作中，一些作品寫得太像生態領域的新聞報道。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有些作家為了呼吁社會各界參與生態保護實踐，在描述生態狀況時往往會過度闡釋，在封閉的視野中將生態問題切割出來，用情感渲染來替代科學認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如果僅僅滿足于揭示生態問題，缺乏進一步的發現和深入思考，這樣的“生態文學”就很難具有獨立的價值，它在信息的新鮮度和快捷性方面還不如正式的新聞報道，很容易被替代，可有可無。

四是應該具有一種扎根本土文化、多元互動的國際性視野。中國的儒家與道家都倡導順應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中國各地的民間文化中，以多樣化的儀式與習俗表達對自然的敬畏，傳承了深植人心的生態觀念。古代中國歷代的文學創作中也都有大量反映人與自然和諧互動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當下我們的一些作家和理論家對本土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不夠重視，甚至簡單地移植外來的敘事模式或理論話語。盡管有一些西方的文化界人士，譬如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創作就受到“循環回歸”“陰陽和合”“齊物論”等道家思想的影響，但總體來看，西方世界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較為隔膜。也就是說，中國當代作家應該有一種清醒的文化自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學。另一方面，中國當代作家、理論家應當以生態文學為橋梁，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讓世界更為全面、更為深入地了解中國以及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