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互關系的一點思考

楊揚

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一般談得比較多的，是從國際關系角度，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彼此尊重，相互學習，互惠互利，而從文學角度來論述，一般想得到的，是一些共同性的問題，譬如各國文學中相似的表現主題以及影響文學的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而從文學的審美屬性角度來闡釋這一問題，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在的審美邏輯關系、情感關系，似乎不多。我覺得文學的審美活動對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有積極意義的，并且也是應該引起人們重視的。因為文學從最根本的屬性來講，是審美的。文學審美，除了有民族、地域、歷史、文化、國家、階級階層以及社會諸多面貌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面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非功利性和超越性。這里所謂的非功利性，不是說文學審美沒有現實效用，而是這種效用不像經濟活動、政治、外交活動等，目的性那么直接可見，工具特征那么明顯突出，利害關系那么一目了然。人們喜歡用“潤物細無聲”、熏染、熏陶、潛移默化來形容文學的審美影響力。與此同時，文學的超越性也是可以在閱讀作品時明顯感受到的。所謂超越，不是說人的思想情感不受時代、民族、文化傳統的限制和影響，而是指文學審美有一種精神上的深層需求，這種需求是以民族文化積累以及人的自由想象和審美創造潛能為基礎的。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解釋，這一解釋常常被一些美學家用來論述審美活動特性的理論依據。我在這里用一些篇幅說明文學審美的非功利性、超越性等屬性，不是要討論文學的美學問題，而是想說明文學在國與國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和使命擔當，這種文學交流的作用是其他人類活動所難以替代的，其內在審美關系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

既然文學審美有自己的規定性，那么這個規定性的重要特點在哪里呢？我以為文學審美與其他人類活動相比，是比較注重個性的，甚至可以說文學審美是一種極具個性的人類活動。文學不能沒有個性，沒有個性的文學便沒有生命氣象。在文學審美活動中，幾乎所有優秀作品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這是我們判斷一個作家作品區別于另一個作家作品的首要條件。如果說，在國際政治關系中，還有一種現實主義理論，強調國與國之間憑實力說話的話，那么，在文學審美領域，尊重差異，尊重各民族的審美個性和傳統，可以說是一條基本準則。如果失去了這種基本認同，便不會有當今世界如此豐富多彩的文學審美。但這種認知對當代很多作家而言，也不是一下就意識到的，而是經過摸索，走過一段路程之后，才逐漸意識到。像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球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它受到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最初這批拉美作家是到法國去學習，希望模仿西方現代派進行自己的創作，后來像其中的代表人物阿萊霍·卡朋鐵爾意識到一味地模仿現代派創作，不可能有自己創作上的前途。于是，這些拉美作家開始自己的創作探索。像卡朋鐵爾結合拉美的文化傳統，創作出了震驚世界的長篇小說《國王》。哥倫比亞的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小說、詩歌寫作，也差不多是這一時期的成果。他們堅持自己的創作個性，探索本民族文化的審美特色，這樣的作品不僅獨特、驚艷，而且照亮了世界文學的天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當代作家幾乎沒有不讀他們作品的。拉美作家對于民族文化深層結構和價值的尊重和挖掘，對很多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具有啟發和幫助，像莫言、陳忠實、余華等，都談到他們由此獲得啟發，受到觸動，開始關注民族文化深層結構和審美情感的獨特形式，探索新的文學出路，并形成了自己創作上的某種轉機。這種轉機，確切的時間，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像莫言的創作，《紅高粱》等開始與山東高密建立了聯系，另一位山東作家張煒的作品，像《古船》《九月寓言》等，也與膠東大地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其他像陳忠實也差不多同時期在陜北關中黃土高原的深厚土壤中，獲取了《白鹿原》的創作靈感。還有像余華的《活著》等，與浙東大地之間建立起了某種聯系。這種建構關系的獲得，使得他們的創作與此前的創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說此前他們也有所謂的寫作的話，那應該是他們的文學見習期，而此后他們的創作就慢慢進入到屬于他們自己才有的文學創作期或是成熟期。這種成熟期的作品基本上都可以用作者自己的名字來命名，通過他們的名字，讀者們接觸到一個新的文學世界。由這些作家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更熱烈的響應，我們從這些熱烈的響應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審美基礎。如果沒有各民族文學、文化獨特性的創造，何來彼此之間的交流和欣賞呢？

在當下的國際關系中，科技實力、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是一種顯實力，也正因為這種顯實力過于搶眼，以至于一些人誤以為文學、文化的實力，也是直接捆綁在科技、軍事和經濟實力之上的，而忽略了文學、文化自身的邏輯關系。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類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發展之間具有某種不平衡的現象。換句話說，一些看似經濟落后、科技實力也不怎么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其文學、文化資源和審美創造力并不一定薄弱。我們看到目前一些不發達國家的作家作品，其社會影響之大，恐怕遠遠超過其所在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像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作品中，有一部分就來自貧窮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在中國文學中，這種現象似乎也同樣存在，以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為例，有相當一部分作家作品，來自經濟欠發達的地區，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像北京、上海、廣州等未必在這方面占據先機。這當然不是要抹殺各地作家創作的成績，也不是以獎項來衡量一個地區的文學、文化成就，而僅僅是說明文學、文化有自己的傳統和發展邏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審美關系上考慮，首先在文學上就是要意識到文學審美具有自己的傳統特色和獨特的發生、發展邏輯。我們還是以文學為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習慣以西方的文學發展模式和價值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民族民間文學，這造成一種偏差，認為中國沒有成系統的長篇民族史詩。但事實上，中國是有自己的長篇民族史詩的，像《格薩爾》等，現在已經被世界廣泛認同。這些中國民族史詩有它自己的創作和傳播方式，也有自己的文學審美系統，只是與古希臘的《伊利亞特》《荷馬史詩》等不一樣而已。所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不僅僅是從道義和主權角度，強調各國、各民族之間，應該相互平等，互鑒互惠，事實上，文學審美的歷史和實踐明確無誤地告訴和提醒人們，文學審美是有自己非常獨特的方式、方法存在著、發展著并影響著當今世界文明的進程。

承認文學審美的獨特性、差異性，是建構當今國與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認識、理解和尊重作家創作個性的一個出發點，不認同作家創作的獨特性，以其他生產方式來要求文學創作，結果一定是導致國家文化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的偏差和失誤。與此同時，文學創作的獨特性和差異特征，也提醒人們注重文學、文化價值的多元共存、多元共生的重要性。如果說每一個優秀作家的創作都有自己的文學之根，都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生活基礎的話，那么這種大地一樣的創作土壤以及文學視野，從來都不是狹隘、封閉、僵死的，而是開闊、開放和流淌著生生不斷的生命氣象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作家作品涌現出來，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所謂的文學的“黃金時期”，這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總結的文學史經驗和創作經驗。我個人認為，最近這40多年來的中國文學經驗足以表明，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在尊重創作個性、尊重創作自由方面，作家、批評家的意識有了新的提高，對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融匯程度達到了新時代的新水平。不僅創作的主體意識在不斷深化，而且文學創作的樣式之多，吸收的元素之多都是空前的。如網絡文學，這是伴隨著高科技而孕育而生的文學產物。網絡文學不只是一個網絡空間的文學傳播問題，它在寫作方式、閱讀方式和作品形態等諸多方面都豐富、充實著當今的文學世界。曾有文學評論家將20世紀90年代作為中國“后新時期”來界定，那么，網絡文學應該是這種“后現代”的文學象征物。還有像科幻文學的異軍突起，也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很長一段時間，科幻文學作品主要是面向中小學讀者或向社會大眾科普一下新知識的手段，但新世紀中國的科幻小說《三體》《北京折疊》等，以嶄新的面貌，講述著高科技時代人的困境和困惑，改變了人們對原有科幻文學的認識，以至于人們將新時代的中國科幻文學當作一種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學樣式來理解，因為它帶給人們一種新的想象世界、理解世界的視野，也展示出高科技狀態下人性內涵的復雜性、多樣性和潛在可能性。當然，新世紀也有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在文學作品中有所顯現，人們通過中國故事來了解和理解中國當今的社會狀況以及當代文化的發展走向，譬如扶貧問題、生態問題、城市化問題等。所有這些文學作品呈現的問題和表現樣式，都將新世紀中國文學推向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面向未來的新世界新境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會讓人聯想到一個和諧共存的世界發展遠景，而文學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體現方式、傳遞方式和理想方式，它的獨特性將會讓人們意識到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在保持彼此的個性的同時，那種相互交流和彼此之間的互鑒互學，是保持和豐富我們今天這個世界命運共同體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