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省級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探究——基于fsQCA的實證研究

程　荃

我國省級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探究——基于fsQCA的實證研究

程荃

（中共中央黨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數字政府建設是推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改善政務服務供給質量的有力抓手。在加速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中，科學有效測度各省數字政府建設水平，進而探索研究區域間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因果關系與作用路徑顯得重要而緊迫。以“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為基礎，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對31個省級政府的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展開實證研究。發現省級政府的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受到技術、組織、環境三個層面共七種因素的影響，其提升路徑可以歸納為技術—組織驅動型、全面驅動型和技術—環境驅動型等三種類型。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層面要重點推動省級政府技術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快完善數字治理的政策體系、及時關注和回應公民數字治理需求，進而加快提升我國各區域數字政府建設水平。

省級政府；數字政府；定性比較分析；TOE框架

數字化給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變化的同時，也塑造著政府治理的新樣態，對政府治理的要素、載體和方式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在政府數字化轉型中，融合了數字循證決策、技術嵌入和組織重構的數字政府治理范式正悄然掀起一場不可逆轉的治理革命[1]。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一直在探索如何通過數字政府建設來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這是“數字政府”首次出現在黨中央的政策文件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標志著數字政府建設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2022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成為第一份國家層面專門針對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性文件。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數字中國，而數字政府則是建設數字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以上政策折射出黨中央、國務院已經把數字政府建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這必將開辟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新征程。

近年來，我國數字化公民規模愈來愈大，進一步帶動了數字化服務多層次、多維化的新需求。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5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4.4%。滿足網民的數字化服務需求必須不斷提升數字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但是，各地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參差不齊，數據資源和信息基礎設施區域配置不均衡，“數字鴻溝”和“數據孤島”嚴重阻礙著數據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共享和應用，數字政府建設支撐能力不足。因此，本文嘗試回答下列問題。什么因素造成了省級政府間的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差異？是單一元素決定，還是多維元素共同影響？數字政府建設水平較高的省級政府是否表現出共性的特點？綜上，本研究以“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為基礎，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對31個省級政府的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展開實證研究，探索區域間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復雜因果關系與作用路徑，以期在理論建構和方法論層面豐富數字政府建設影響因素的研究，在政策實踐層面加快推進我國省級數字政府建設進程和均衡發展。

一、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一）數字政府：內涵與影響因素

數字政府是一個多維的復雜概念，學界從各角度對數字政府的內涵進行了解讀。有學者基于歷史變遷的視角，認為數字政府是“信息技術革命的產物，是工業時代的傳統政府向信息時代演變產生的一種政府形態”[2]。有學者基于過程視角，認為數字政府是通過建立數字技術驅動的政務新機制、新平臺，從政府組織內外部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過程[3]。有學者從技術和組織兩個層面來定義數字政府，認為數字政府是政府利用數字技術等工具治理社會、提供優質政府服務的過程[4]。有學者從整體層面來定義數字政府，認為推進治理現代化是數字政府的核心目標，數字政府的頂層設計遵循數據范式，將“對數據的治理”納入政策議題[5]。關于數字政府建設的內在邏輯，學界也有諸多探討，整體性治理作為數字政府內在價值導向逐漸被認可[6]。20世紀90年代末，Perri 6和Patrick Dunleavy建構起數字治理理論的“骨骼”，提出了數字治理理論的理論框架。整體性治理理論的代表人物Perri 6認為，數字政府建設是信息時代實現整體性治理的必由路徑，整體性治理反過來又成為數字政府建設的價值導向，二者在信息時代實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梳理以上文獻發現，諸多學者對數字政府的定義、內涵、外延、理論框架等方面均有全面系統的研究，為本文進一步研究“影響數字政府建設的因素”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借鑒。

在數字政府建設影響因素研究方面，學者們認為，相比于冰冷的信息技術，制度、人員、文化才是推進數字政府發展的重要保障。加拿大學者Jeffery Roy研究發現，跨部門協同和人力資源會對本國的數字政府治理產生影響[7]。之后，美國學者Jane E.Fountain進一步拓展了該理論，認為信息時代的政府治理需要改變的不僅是信息技術與政府傳統管理體制的聯系，還是政府組織架構、體制機制、組織文化等非信息技術因素的介入[8]3—14。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央地關系、部門關系、條塊關系、公務員素質、組織文化、數字基礎設施等影響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因素受到重視[9]。學者們普遍認為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各影響因素間并非孤立割裂而是交互作用的關系，強調從系統綜合視角進行分析。在方法論層面，比較案例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成為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影響因素的主要研究方法，但定性比較分析法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如，對省級政府政務數據發展水平、政府數字治理績效、數字治理等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對城市政府運用大數據提升治理效能進行的評價研究[10]，對省級政府電子政務服務水平差異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11]。通過上述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學界對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經從“信息技術決定論”向技術邏輯、組織邏輯、政策邏輯等多維邏輯并舉的方向轉變，但仍然呈現碎片化樣態。

綜上所述，學界有關數字政府建設的研究異彩紛呈，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鑒，但仍有一定改善空間。在研究對象上，既有研究對數字政府建設的微觀層面關注較多，例如政務服務績效、政務服務水平等，有必要從宏觀視角整體把握影響數字政府建設的因素。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獻的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制約了研究的深度和科學性。此外，已有文獻更側重定性研究，實證研究相對較少。而且，既有數字治理實證研究文獻大多針對某一具體影響因素采用回歸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展開研究，對影響因素間的協同作用路徑探究較少?；诖?，進一步拓展研究方法，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方法（fsQCA）來整體把握影響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各類因素，是對既有理論研究的進一步完善。

（二）基于TOE模型的組態分析框架

由Tornatizky和Fleischer提出的TOE框架認為，技術、組織、環境是影響技術創新實施和應用的三大因素，其應用擴展性較強，可廣泛用于管理學、經濟學等研究領域。在TOE框架中，技術因素指的是技術資源、技術能力等因素；組織因素指的是組織機構、制度機制等內部因素；環境因素指的是基礎設施、需求壓力、競爭氛圍等外部因素[12]1。數字政府建設可以視為政府層面對于新技術應用的一種采納和創新，已有研究充分說明TOE框架對分析我國數字治理、電子政務發展有較強應用價值和解釋力。例如，運用TOE框架和QCA方法分析造成政府數字治理績效地區間差異的原因[13]，運用TOE框架對數字治理影響因素進行定性比較分析[14]。參考既有研究，本文從技術、組織、環境三個維度分析影響省級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因素也具有一定適用性。

在技術維度上，本文選取技術創新基礎和技術管理能力作為條件變量。數字治理理論與其他理論的最大不同在于技術維度，數字治理理論強調通過技術賦能、賦權改造政府部門流程、提升政府治理效能。Patrick Dunleavy認為，技術是數字治理的重要力量，認識和應用數字技術對推動數字化進程至關重要[15]227—229。我國電子政務實踐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技術管理能力較低，專業技術人員和項目管理經驗不足，嚴重制約著我國政府信息化建設進程。在本文的分析中，技術創新基礎是指省級政府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即地方的科技創新能力、創新氛圍、研發投入強度等；技術管理能力是指技術對于優化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轉化程度，也可以理解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實現程度。

在組織維度上，本文選取組織領導機構和制度支撐體系作為條件變量。技術的一大特點就是“改造組織”，其影響甚至塑造著組織的結構與形態，同時組織也會對技術的發展產生反作用。從實證研究來看，組織是公共部門信息技術創新與應用的最重要因素[16]?？陀^的信息技術只有通過組織這一中介因素才能被感知和應用，進而轉化為被執行的技術。如，近年來各地成立了大數據管理局、政務辦、電子政務辦等領導機構，統籌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發展。此外，數字政府建設是政府管理模式層面的一場基礎性、系統性、全局性變革，需要完善的制度體系作為支撐。因此，制度體系也是數字政府建設的有力保障，其主要包括各地數字政府相關政策文件的頒布情況。

在環境維度上，本文選取公民需求壓力、府際競爭壓力、數字基礎設施作為條件變量。從環境需求角度來看，數字政府的價值導向是以人民為中心，目的是回應公民需求、更好為人民服務，目標是緊跟第四次工業革命潮流、變革政府職能和流程。從政府間關系角度來看，地方政府間的“晉升錦標賽”反映了中央政府為激勵地方政府所實行的錦標賽式績效考核體制，意在通過同級政府間的競爭達到刺激地方經濟增長的目的。故此，地理區域臨近的同級政府競爭是影響當地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17]，同級政府間的競爭壓力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各地數字政府建設積極性。此外，數字基礎設施能夠反映數字政府治理的技術資源環境，主要考察地方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情況。

二、研究設計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簡稱QCA），又名組態比較方法，由美國學者拉金于20世紀80年代研發。該方法將案例看作條件的組態，進行“必要”“充分”等因果關系的分析。區別于以演繹邏輯為主的定量分析，定性比較分析以溯因邏輯為遵循，結合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優勢來解決社會現象中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根據變量類型，QCA分為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csQCA）、多值集定性比較方法（mvQCA）、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三種類型。單一因素很少是結果產生的充分條件，多種因素的組態分析比單一因素對結果的影響更為重要，組態比較方法具有比較明顯的優點。一是能夠立足整體和系統的視角分析具有“組合”特征的現象。社會科學的案例具有復雜性、多面性的特點，單案例可以使人們深入理解和掌握，但局限性在于普適性較差、無法解釋現實存在的多種案例。二是組態分析可以更好地回答因果關系中的非對稱性問題。社會科學的因果關系更多表現為非對稱性，即原因和結果是一種集合關系而非一一對應關系，例如我們無法用組織高績效的原因去分析組織低績效的成因。與傳統的以對稱性為主要特點的權變分析視角不同，組態分析可以描繪出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變量間相互依賴、共同產生結果的過程。

本文擬采用fsQCA方法，有以下原因。一是fsQCA方法對案例數量的要求較低，并且在10—60個案例數量的中小樣本分析中具有突出優勢，本文所選取的案例樣本為31個省級政府，符合fsQCA的樣本數量要求。二是csQCA的變量校準后可以完全賦值為0或1，mvQCA的變量也可以被校準為0—1之間的多個類別；相較于csQCA和mvQCA只適用于研究分類變量，fsQCA可以分析連續變量，將校準后的變量賦值為0（完全不隸屬）與1（完全隸屬）之間的任何數值。本案例中主要為連續變量，故采用fsQCA更具有可操作性。

（一）結果變量

本文關注的結果是省級數字政府建設水平，采用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院發布的《2021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中的“省級數字政府發展指數”作為衡量依據。這一指數包括組織機構、制度體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部分，綜合吸收了國內外有關數字政府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能夠較為科學和客觀地代表數字政府治理效能。

（二）條件變量

第一，技術創新基礎。省級數字政府建設與該省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密切相關。當地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氛圍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政府是否會及時優化新型基礎設施的布局。本文選取各省的研發強度（研發投入占該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技術創新基礎的強弱，數據來源于各?。ㄗ灾螀^、直轄市）2021年統計年鑒。

第二，技術轉化能力?！坝脭祿f話、用數據服務、用數據管理”是數字政府建設的理想治理模式。本文選取省級數字政府治理能力得分來表示技術轉化能力，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數字政府發展研究報告》。省級數字治理能力的測評設置了平臺管理、政務服務、政民互動、數據開放四項二級指標，對于政府數字治理的各種數字化平臺的安全性、便民性、全面性等進行了較為客觀的衡量。

第三，組織領導機構。數字治理的參與主體主要包括黨政機構系統內成立的有關數字治理的職能部門和領導小組，也包括如電子政務協會、大數據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力量。采用省級政府組織機構得分來衡量數字治理組織體系的完善程度，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數字政府發展研究報告》。

第四，制度體系支撐。省級政府頒布的有關數字治理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規等，是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數字政府的制度保障。采用省級數字政府制度體系得分來表示，數據來源于2021年《中國數字政府發展研究報告》。該指標主要側重于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將數字技術應用于政務服務優化方面的政策文本，二是政府頒布的鼓勵和推進數字經濟、大數據產業成長的政策文件。

第五，公民需求壓力。數字政府建設應強調“以公眾需求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們將公民需求壓力列為影響數字政府發展的變量之一。參考學界相關做法，公民需求壓力采用地區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量占地區總人口比例表示，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如果一省的移動互聯網用戶比例較高，我們可以認為該省有較強的動力進行數字化轉型。

第六，府際競爭壓力。經濟實力處于相近水平的相鄰省份的數字治理水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省對于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采用處于同一經濟地帶（國家統計局將我國劃分為八大經濟地帶）且接壤的省份的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平均得分來表示府際競爭壓力，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

第七，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資源匱乏是制約公眾獲取政府信息的重要因素。據此，選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指標，數據來源于2020年《中國新型基礎設施競爭力指數白皮書》。所有變量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基本情況

（三）校準

校準是進行組態分析的第一步，是將案例中的變量概念轉化為組態分析中的集合概念。fsQCA采用直接校準法，首先需要定義集合，之后根據理論和實際知識設定三個錨點，也叫臨界值，分別是完全隸屬閾值（賦值為1）、完全不隸屬閾值（賦值為0）、交叉點閾值（賦值為0.5）。參考學界已有研究，本文案例校準的三個定性錨點分別為樣本數據的95%、50%、10%。具體校準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各變量校準錨點

三、實證分析

（一）必要條件分析

對各個條件進行“必要性”檢驗，即明確各條件是不是構成結果的必要條件，是進行條件組態分析的前提。通常認為，當變量的一致性大于0.9時，該條件是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即如果有結果發生，則一定存在該條件。當變量的一致性小于0.9時，該變量不是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即該變量無法單獨作用導致結果發生，需與其他條件變量進行組合分析。本文運用fsQCA3.0軟件對各條件變量進行了必要條件分析，所得結果如表3所示。高技術管理能力、高公民需求壓力、高府際競爭壓力的一致性大于0.9，是構成高政府數字治理效能的必要條件；其余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不能單獨決定政府數字治理效能的高低，需要對這些變量作用于政府數字治理效能的過程進行綜合考量。

表3　必要條件分析

（二）條件組態分析

通過真值表分析，本文得到可以解釋省級政府數字治理高效能產生的五種條件組態，如表4所示。表中的每一列代表了一種可能存在的條件組態?？傮w一致性為0.888，表示在滿足這五種條件組態的省級政府案例中，有約88.8%數字治理效能是高水平的?？傮w覆蓋度為0.819，表示這五種組態可以解釋約81.9%的省級政府數字治理效能高水平的案例。由于樣本的總體一致性和總體覆蓋度均高于臨界值，因此該樣本的五種組態能夠充分代表數字治理高效能的前因組合，具有較強解釋力。

表4　省級政府數字治理高效能的組態分析

注：●表示核心條件存在，×表示條件不存在，·表示輔助條件存在，空白表示該條件既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核心變量是指同時出現在中間解和簡單解的變量，輔助變量是指僅出現在中間解的變量）

1.條件組態1、2概括為“組織—環境驅動型”。制度體系支撐和公民需求壓力是實現數字政府建設高水平的核心條件，即組織條件和環境條件的相關變量對于省級政府數字治理高效能存在有較大貢獻，此時的數字治理作用機制主要受組織—環境驅動。

貴州省是這一路徑的代表。2014年，貴州省抓住了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機遇，逐步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一是成立領導機構，統籌管理數字政府建設。成立由省長擔任組長的大數據產業發展領導小組，系統推進數字產業發展。2017 年，貴州將省公共服務管理辦公室更名為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隸屬于貴州省政府），將與大數據有關的職責一并歸入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將省公共管理辦公室的職能劃入貴州省政府辦。貴州在各市、州實行“云長負責制”，“云長”由當地一把手擔任，推進電子政務云、電子商務云等“七朵云”工程。二是搭建統一平臺，協同推進數字政府建設。與阿里巴巴合作，搭建“云上貴州”系統平臺，通過各政務部門的信息集中化實現了數據賦能和數據牽引，成為全國最早建成貫穿五級的省級政務服務數據共享平臺的省份。通過職能增減和機構撤并，為推動數字化轉型提供有力組織保障。近年來，貴州省的政務數據公開和在線一體化政務服務指數一直位居全國第一陣列。2015年6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到貴陽市考察大數據應用展示中心，感慨“貴州發展大數據確實有道理”。

2.條件組態3概括為“全面驅動型”。在該組態中，制度體系支撐、公民需求壓力、府際競爭壓力是核心條件，技術創新基礎和數字基礎設施是輔助條件。這一路徑的作用機理是各要素均衡發展，技術、組織、環境三方共同作用于政府數字治理。組態3的原始覆蓋度為0.542，唯一覆蓋度為0.272，表明這類路徑能夠解釋約54.2%的省級政府數字治理高效能的案例，且有27.2%的案例能被這一路徑解釋。

從實踐來看，廣東省、浙江省、上海市的數字治理屬于這一模式。以廣東省為例，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每年發布的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網上政務服務調查評估報告中，廣東省連續三年位居全國省級政府第一名。貫徹落實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是廣東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的外在契機。以數字政府建設為著力點，進一步優化廣東省營商環境、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政策體系方面，廣東省近年來連續每年發布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工作要點，在頂層設計的指引下推進政府數字治理。廣東省在2018—2020年的“數字政府”建設規劃中將其定位為推動“數字中國”建設、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和抓手。在組織機構方面，廣東省成立了“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統籌協調大數據發展，由省長擔任組長。廣東還成立了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作為數字政府改革的組織保障。同時，各市縣也相應成立了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建立起上下貫通的數字管理隊伍。在大數據管理方面，采用整體性政府理念統籌推進，實行政企分開的模式。在技術方面，廣東省利用云平臺技術，構建了全省一片云平臺?？偟膩砜?，廣東省立足于整體，自上而下對數字政府建設進行系統性謀劃，從技術更新、組織管理、業務運營等方面對數字政府建設搭建起了全方位保障。

3.條件組態4、5概括為“技術—環境驅動型”。技術管理能力、公民需求壓力、府際競爭壓力是核心條件，即技術條件和環境條件的相關變量對于省級政府數字治理高效能存在有較大貢獻，此時的數字治理作用機制主要受技術—環境驅動。

這一路徑的代表是湖南省。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的數字治理為例，湖南省地理位置毗鄰湖北省，且二省都屬于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湖南省有較強的府際競爭壓力和任務壓力倒逼政府積極利用大數據開展防疫工作，加快數字政府推進步伐。另外，湖南省常住人口眾多，位居全國前列，數字治理的公民需求壓力也較強。湖南省衛健委于2020年2月19日就利用數字技術生成了電子健康碼，時間上位居全國第六。湖南省研發了小程序和APP，提供在線看診、智能查詢患者同小區居民、疫情實況等服務。數據賦能下，長沙市率先啟動復工復產，復蘇經濟，2020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2.2%，位居萬億GDP城市增速第一。2020年在國家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第三方評估中，長沙首次躋身全國重點城市第十。在環境壓力的倒逼下，輔以技術力量的支撐，使湖南省的數字政府建設得以加速推進。

四、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TOE模型這一理論框架，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了31個省級政府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與行動路徑。研究發現：一是省級政府的數字政府建設受到技術創新能力、技術管理能力、組織機構領導、制度體系支撐、公民需求壓力、府際競爭壓力、數字基礎設施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均不能單獨構成數字政府高水平的必要條件，需要與其他因素相結合發揮作用。二是不同影響因素間的組合效應顯示，共有五條行動路徑可以產生高水平的數字政府建設。這五條行動路徑反映了不同類型數字政府建設的多重推進模式，歸納起來可以有三種類型，即技術—組織驅動型、全面驅動型和技術—環境驅動型。

（二）政策啟示

本文的政策啟示是高水平建設數字政府的路徑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條路徑。各地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適合自身的數字政府治理發展路徑，科學精準施策，重點抓好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及時關注和回應公民數字治理需求。已有研究表明，數字化公眾參與與政府治理效能呈現正相關關系，而且正相關性的影響程度隨時間推移呈現增高趨勢[18]。政府應以公民需求側為導向，積極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使需求與供給相匹配。一是研發期間應以人性化為導向設計政府數字平臺，注重精準治理，滿足差異化需求。二是注重用戶的后期使用反饋。為增強公民滿意度，在發展技術的同時，政府應關注公民的實際使用體驗，尤其是在民意民情反饋方面，增強政民互動的質量。還要進一步提升數字政府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減少公民對于隱私的擔憂，增強公民的技術認同度。三是為加強公眾對于數字政府的認知，政府應普及宣傳數字政府相關知識，拓寬數字政府的推廣渠道，豐富宣傳形式，增強公民的數字素養，消弭政府與公眾之間關于數字政府的認知鴻溝。四是應關注不同年齡、職業、層次間的需求，尤其要關注弱勢和老年群體，推進適老化的數字政府建設，靈活綜合運用數字治理方式與傳統方式，縮小數字鴻溝。為加速推廣和應用數字化產品，政府可以對公眾采取一定的獎勵機制，增強公民使用數字化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二，加快提升政府的技術管理能力。進一步強化數字治理的意識，對政府公職人員進行相關技能和素養培訓，培養數字治理的思維和業務水平，使公職人員具備數字治理時代所需素養，可將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作為晉升考核的基本要素之一。二是加大對數字企業技術研發和應用的鼓勵，積極開展新型信息技術在政府部門的推廣和應用。省級政府應避免將大量巨額資金投入引進互聯網企業技術中，避免技術無法落地而導致無謂的投資浪費，切實減少政府在招投標中的腐敗行為。三是積極引入數字技術專業人才和復合型人才，帶動政府內部形成對信息技術包容采納的氛圍。四是善于借鑒其它省份在制定相關法律制度、組織機構設置、運營機制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科學施策，加速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五是加強區域間、層級間、部門間的協同治理，優化政府業務流程，精簡大數據管理部門和職能，統籌推進數字政府建設。

第三，加快完善數字治理的政策體系。首先要明晰數字治理的價值導向、目的導向和目標導向[19]，系統性、針對性地建立數字政府相關的政策體系，為建立整體性政府、提升數據資源共享和協同能力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注重政策設計的全面性、系統性、協調性，使政策體系盡可能涵蓋數據管理、數據開放、數據安全、公民信息保護等方面，建立以法律為基礎、各類規章、政策為輔的數字政府制度體系，尤其要注意公民信息的保護，需要對數據、算法等技術應用的基本規則加強監管，對其獲取公民信息的范圍劃定邊界，保護公民隱私，使數字技術的價值與公共利益的價值相符。此外，不同政策文件之間要配套銜接。三是制定統一的大數據標準體系和管理規范，確定數字政府建設的總體規范、數據標準、流程標準等內容，在最大限度挖掘數據價值的同時，實現數據的規范完整和安全可靠。注重標準的實際應用，定期開展標準應用的評估和監督工作，確保標準可以真正落到實處。

（三）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需要未來進一步探究。一是在條件變量的設置方面，因為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中中等樣本的條件變量數量不宜過多，本文只納入了七個條件變量，并不能涵蓋所有影響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因素。為增強影響因素的全面性，未來樣本可以納入更多條件變量。二是在數據獲取方面，本文主要選取第三方評估報告和統計年鑒的數據，之后可以結合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獲取更多一手資料。三是本文主要考察了橫截面數據，沒有展示縱向上各省數字治理效能的動態變化與演變路徑，未來可以作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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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23-39

A

1008-4479（2023）06-0075-10

2023-03-2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超大規模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影響與對策研究”（22BZZ036）

程荃（1997—），女，河北石家莊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數字政府、國家治理。

責任編輯 范瑞光